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
　　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真实的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战场上的接连失败，不仅令国土大片沦陷，也消解着整个军队的斗志；经济上，大后方的物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剧，更使得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那时，汪精卫叛逃重庆，本身就是一种悲观情绪下的反应。亲日派看来，蒋介石的抵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搞臭蒋的名声，以迫使他辞职，为中日媾和开辟道路。蒋介石的压力不仅来自亲日派，国民党的左派也对蒋的政策感到不满，陈友仁就曾说：“如果我们还以为蒋介石能打赢战争，我们就不能使中国和我们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躏。”也恰恰在那个时候，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人们也慢慢接触到中共地区的情况，那些报道描写了一群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都极为高尚的人物，而与此相对，关于国民党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严重挑战着蒋介石及他所领导下的政权的威信。
　　如果说，在国内，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国际上，世界几大强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犯，又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1940年7月，仍未放弃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蒋介石预期的美国贷款也迟迟未能拿到。北方的苏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扰，也在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国，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战时外交
　　在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依然表现出坚忍的不服输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因而，对于外交的过问，蒋介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审慎。
　　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也开始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 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蒋介石的权力空前强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他说：“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 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 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 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 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来，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很难适应战时外交的特殊情况。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 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 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以蒋介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蒋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与外交特使，又多为孔、宋两家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动能量，反而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废约交涉
　　战时外交，除了在军事、经济上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外，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
　　1940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条约，“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换其租界”。日本放弃在华特权，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在政治上迎合整个民众一直以来的废约梦想，争取更多民意，以瓦解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
　　因而，为了提升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并挽救其日益受到挑战的威望，蒋介石也将废除各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主要内容。
　　1941年7月，蒋介石在和他的美国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长谈时说：“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与此同时，日本却利用这种状况大肆宣扬说，白人依旧把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加以对待，中国尽管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却仍然没有得到民主国家的平等对待，因此她应该另谋出路。
　　蒋介石说：“如果这一现象不加以制止，将会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随即，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两个建议：建议之一是，由罗斯福倡议英国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英美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两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付诸实施，都将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视中国人的感觉。”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蒋介石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但英苏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美国也极力避免过早地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对蒋的建议反应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命运的转机也随之来临。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国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样，中国与日本、意大利及其轴心国同盟的西班牙所签署《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至此废止，而德国从《辛丑条约》中所获得一切权益也早在一战后就被中国收回。
　　不止如此，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中国与其他《辛丑条约》签约国的废约交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二十四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从此，中国与英美正式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从法理上，这些不平等条约依然将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从现实需要讲，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于是，国民政府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到了议事日程。1942年10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维尔基时说：“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
　　当时，在美国商洽军援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向美国提出了废约的问题。10月9日，美国政府通知宋子文及中国驻美使节魏道明：美政府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日，英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双十节后，中国与美、英就废约问题正式展开谈判。
　　
　　《辛丑》终结
　　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大致如下：美国认为1901年9月7日之议定书，应行取消。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美国愿协助中国与其他有关各国成立协定，将北平使馆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移交中国。
　　同一天，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驻华大使薛穆也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条约第三条内容与中美条约第二条规定大致相同。中国与英、美两国之间的《辛丑条约》正式废止。
　　中国与英美交涉的成功，对其他的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3年10月20日，中比条约第二条，1945年5月29日，中荷条约第三条；1946年2月28日，中法条约第三条，均做出同样规定，废除《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原签字国，共十一国。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国外，其余如德、奥、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国，因宣战或改定新约，也已取消。
　　至于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虽非辛丑条约签字国，因有使馆界等关系、于1945年4月5日、1943年11月10日、1946年5月20日、1947年4月1日，先后以条约或换文放弃。至此，《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的约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只剩下使馆界一些房屋的产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