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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以广泛深入的调研，用事实数据作支撑，研究西安市城乡底层群众对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目标的社会认知（自我阶层认同、贫困原因认知、扶贫政策知晓）、社会支持感（对帮扶的感受度、信赖度、人际交往情况）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信心度、目标愿景、努力途径），了解城乡底层群众所思所想所愿，能够为 “精准扶贫”把握“心脉”，为实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凝聚共识，激发城乡底层群众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议高度重视精神扶贫，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促进底层群众的社会参与，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关键词： 社会底层； 社会底层心态； 社会认知； 社会支持感； 生活预期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2.009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with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the fact data support， the paper shows research on social cognition of anti- poverty programs of the masse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Xi'an city ； social cognition contains self recognition， the causes of poverty， policy awar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support is feeling of aid- support， trust and relia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future expectancy of life， that is， confidence， objective visions， and feasible means.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thinking the wish to exactly grasp the “heart pulse” to support precisely the poverty， to achieve the 2020 well-off society， and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level.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subsistence allowances policy， promot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lower strata， and prev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Key words： the bottom of society； social bottom mentality ；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support； expectancy of life
一、研究方法
社會底层是指生活在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的群体，即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处于最低端位置，并且对社会资源的获取途径和能力以及占有量处于没有或者极其有限的阶层群体，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城乡社会底层心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底层群体多数成员表现出的、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愿望或要求，并对其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普遍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态度、行为模式。
社会心理学通常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1]根据这个指标体系，针对“城乡社会底层”这个特定群体的属性以及研究目标，本课题对“城乡社会底层心态”的研究从三个维度九项具体指标展开：社会认知（自我阶层认同、贫困原因认知、扶贫政策知晓）、社会支持感（对帮扶的感受度、信赖度、人际交往情况）、未来生活预期（信心度、目标愿景、努力途径）。
本课题确定的具体研究样本为贫困农民和城市贫困人群，重点为低保对象和低保边缘对象。2016年6月至12月，经过对西安市13个区县22个街办乡镇的207户家庭代表（其中低保对象105户，低保边缘户102 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座谈，并随机入户察看等发现：相比于其他阶层，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在文化教育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2]在207名受访者中，超过九成的人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底层群众的社会认知
1. 自我阶层认同。阶层认同是指阶层成员在阶层互动过程中基于对自己阶层身份的反观和思考，在认知、情感、评价三个纬度上对自己阶层（内群体）和其他阶层（外群体）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接纳感和归属感。
受访者通过和周围不同群体比较，对自己所处阶层定位明确，表现出清晰的阶层意识，见图一。
受访者能明显感知到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并存在对目前悬殊状况的不满情绪，在回答“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属于底层”时，他们往往用这几个词语作答：穷、没文化、被人瞧不起。
83.6%的受访者将自己归为“底层”，其中一部分表现出消极认同的态度，即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16.4%的受访者将自己归为“中下层”，认为自己的情况和周围最差的相比还有一些优势，不像最底层人什么都不懂，自己读书多，有文化，只是命不好。 2. 对贫困原因的认知。受访者对“造成自己生活贫困主要原因”的认知，见图二。
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贫困原因是叠加的。一个共同点是：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困，都表现有文化水平低，智商不高，封闭落后，自怨自艾，瞻前顾后，行为麻木，缺乏改变的内在动力。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书面的调查问题看不懂，理解不了，调查者需要对每一个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反复解释，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农村一些贫困户，宁愿院子周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也能心安理得坐下看电视。
16%的受访者认为贫穷是代际传递。不可否认，不同阶层因为经验、资源的传承，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度，决定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极少数底层人能逆袭成功，他们往往都在教育、性格、婚姻、圈子等方面拼尽了全力。教育成就了求知手段，知识让自己目标清晰，手段精准，不服输的性格让自己竭尽所能，再加上择偶，也能成为很大的一个跳板，使自己脱离原来的阶层，圈子则是一种资源分享的方式，身处其中的人，会得到更多机会，同时也通过眼界、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学习，内化成更高阶层的人。但更多的底层群众做不到这样有效的努力和改变，就只能这样一代一代地潦倒下去。
6%的受访者认为缺少资金。当继续追问他们想干什么，需要多少钱，准备怎么干，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让基层干部帮助他们了解有关政策，争取资金支持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明显的退却。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没有能力和勇气真正去做一件事情，只是以“没有资金”为借口而已。
8%的受访者认为政策不合理。调查中一部分低保边缘人对政策有不满情绪，认为认定标准太僵化，自己应该纳入低保而未纳入。
大病救助政策问题。一些受访者反映，自己日子本来还过得去，但家里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申请不到救助，或救助很少，日子就没法过了。目前城乡医疗救助有明确的救助对象和限定的救助病种，没有纳入救助范围的对象和病种，就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已纳入救助范围的对象和病种，救助金额相对需要金额，显得杯水车薪。所以，对于许多底层群众来说，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比较普遍。[3]
致贫原因选择“其他”答案的有68人次，占11%，这里包括了离婚致贫、家人吸毒犯罪致贫等，这些原因给底层家庭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他们不仅因此经济上窘迫，人格尊严也殆尽，这些受访者大多自卑颓废，不会主动求助，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想法。
3. 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贫困群众对兜底保障扶贫政策的知晓程度，决定了整个社会能否营造公众参与、社会支持的良好氛围，也决定了帮扶措施能否得到更好的落实。受访者对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知晓情况，见图三。
90.3%的受访者对扶贫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不了解的不到10%。绝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国家在精准扶贫，但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和具体操作了解不全面不细致，致使个别贫困群众对党和国家扶贫政策及扶贫措施，存在误读误解，进而产生些许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宣传不到位，二是大多数底层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限。
调查中发现，帮扶责任人、基层干部常常进村入户讲解政策，底层群众很感激，但受文化水平所限，使之理解并準确记忆有一定难度。
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对生活救助、医疗救助了解多，关注度高，对技术扶贫、产业扶贫了解少，关注度低，他们不相信靠自己努力能够改变生活。很多底层群众对“鱼”的兴趣比对“渔”大，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更是对自己的能力、毅力无信心的表现，他们严重缺乏成功感。
受访者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见图四。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81%，贫困群众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很高，说明帮有成果，扶有实效，贫困群众对“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带来的实惠给予了广泛认可。同时也说明广大扶贫干部实际工作中不但带着目标、任务、计划，更带着真情、真意、真心，只有倾情投入、真情帮扶，才能换来群众的真正欢迎、真正满意。[4]座谈中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不断地表达着感激之情。
（二）城乡底层群众的社会支持感
社会支持感是指个人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组织关心帮助的感受能力。一个人实际得到的社会支持和他能够感受到的支持相关，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偏差。
社会支持感越强越自信，越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
社会支持感较低的人缺乏归属感，社会疏离感强，容易产生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
1. 对帮扶的感受度。受访者对来自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帮扶的感受程度，见图五。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帮扶援助，经常感受到的占44%，有时能感受到的占36%，很少感受到的占20%。经常感受到关心和帮扶的受访者基本上都是低保人员，感受不明显的多是低保边缘户。
精准扶贫让百姓切实感受到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符合底层群众所想所盼，是一项民心工程。近两年干部驻村入户帮扶，与贫困群众结对子，开展“一对一”、“几对一”、“点对点”式的对口帮扶，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全覆盖，从而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些都让底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温暖。这种感受带给了受访者生活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
有一些低保边缘户，实际生活状况未必比低保户好多少，但他们不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常常容易被忽略。
底层群众对来自哪方面的帮扶感受最深呢？见图六。
73%的底层群众对来自政府的帮扶感受最明显最强烈。在他们心里，干部就代表了政府。很多基层干部对辖区困难群众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在不借助任何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就能够给调查人员介绍得清清楚楚，比如家里多少人、身体情况、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家庭关系、有什么想法等等。有受访者说这两年社区干部去他们家的次数比自己的孩子去的还要多。 一直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实施都是政府主导，其优势突出，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一些底层群众对政府过分依赖，容易产生“等、靠、要”的消极思想。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在2014年就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但目前的局面还是“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
2. 遇到困难实际求助对象。受访者遇到困难时，最信任、最可能求助的对象是谁呢？见图七。
53%受访群众生活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社区（村）干部。他们认为求助干部，心里坦然，没有顾虑和包袱，因为干部就是党和政府派来帮助他们的。亲戚邻居如果条件比自己好，担心被瞧不起，害怕被拒绝，何况自己又没有能力回报人家的帮助，当然也就不好意思求助。亲戚邻居如果条件和自己差不多，求助也没有用。
3. 人际交往情况。作为一个社会人，人际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也可以带来经济帮助、情感支持等，还可以开阔眼界，提升自我。[5]然而，很多底层群众却无法充分利用人际交往带来的这些好处，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见图八。
47.3%的受访者表示几乎不主动和他人交往，只有16.4%的受访者经常和他人主动交往。
由于人际交往需要一定的花费，大多数受访者感觉无力承担，过年走亲访友这样的习俗也逐渐被冷落。由于经济窘迫和地位低下等原因，生活圈子较封闭，社会交往资源贫乏，表现为社会孤立与自我孤立并存；底层群众几乎没有机会跨阶层交往，很难受到先进思想和良好行为习惯的熏陶，较少的交往也只限于和自己处境相当的人，表现为交往人群的同质性。
人生活在不同信息圈子里，中上层人们，信息来源广，对社会的了解更全面，眼界更开阔，对生活的判断和选择也就更理性准确；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信息来源单一，眼界狭小，找不到更好的参照标准，也就做不到经常矫正自我，生活中也就更多地表现出固执和狭隘。因此，人际交往的范围和质量直接影响了底层群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隐性的障碍不消除，精准扶贫将停留在“兜底扶贫”，而不能“致富奔小康”。
影响底层群众人际交往的原因是什么呢？见图九。有人说“穷人无社交”，这句话有点极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穷人的无奈。因为穷，怕人瞧不起，所以自卑、敏感、偏执、虚荣，表现在人际交往上被动多疑、斤斤计较、不敢尝试、不受欢迎。
（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改变生活窘况，信心很重要。受访者在回答“你对未来生活有信心吗？”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128人，占到总人数61.8%。
“你想象一下5年后自己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31.9%的受访者认为能保持现在这样就很满足了，23.7%的受访者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把家人或自己的病看好，11.1%的受访者希望自己（或孩子）能成家，还有13.5%的人希望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你和家人准备如何努力改变生活现状？” 53.3%的受访者“不知道”或“没办法”；24.6%的受访者“靠政府”；23.1%受访者“找活干”或“找工作”。
回答“不知道、没办法、靠政府”的受访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老體病者，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这种情况。一位40多岁男性受访者离婚了，一个人带着上初中的孩子生活，经济状况很差，社区多次给其介绍工作，都因活太累钱太少，坚持不了，还抱怨介绍的工作不好，政策也不合理，取消了他的低保。农村也遇到类似的受访者，和别人一起去工地打工，他干两天就跑回家，吃不了苦。
一个人要想改变生活，首先要了解社会了解自己，要有合理的想法；其次要有志气，有毅力；最后要能吃苦。一些受访者之所以生活窘迫，是因为以上三点都做不到。
还有一些低保户也想尽己所能干点零活，却怕因收入增加而被取消低保资格。偶尔干点家政，也担心被清出低保范围。低保户之所以如此在乎低保待遇，是因为他们除了每月固定的低保金，还有各项针对低保户的优惠政策。因为干零活收入并不稳定，一旦被取消低保，再想恢复资格并不容易，所以一些受访者觉得还是“靠政府”比较稳妥。
三、建议
（一）高度重视精神扶贫
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物质匮乏，还包括能力贫困和精神贫困。能力贫困是指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不足，即挣钱能力的缺乏，精神贫困则是缺乏作为人应有的参与社会的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尊严。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和精神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6]
受访的城乡底层群众中明显表现出争做“低保户”现象，进入低保的想永久保住这个待遇，满足于现状；未进入低保的心有不甘，愤愤不平。很多人缺乏自食其力更光荣的思想，缺乏改变现状的志向和勇气，缺乏勤劳苦干的精神。
因此，提高底层群众改变现状的自信心，增强他们的自信力，既是扶贫工作也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
如果未来的精准扶贫只是政府一头热，没有扶贫对象的全身心的参与，缺乏内生动力，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实。因此，重视对社会底层群众精神层面进行帮扶不可忽视。
（二）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
随着国家对低保资金投入越来越大，享受低保的标准越来越高。西安市从2016年10月1日起，再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现在的565元/人·月，提高到590元/人·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现在的3200元/人·年，提高到3600元/人·年。低保收入相对稳定，且低保制度和多项社会救助挂钩。一些低保边缘人辛辛苦苦工作的收入与那些躺在家里领低保差别不大，他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受到打击。
对低保家庭来说，领取低保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为疾病，有的因为供养学生，有的因为赡养老人，如果可以根据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方面的专门救助，而不是统一发放低保金，或许可以更好地激发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勤劳致富。 （三）促进底层群众的社会参与
底层群众的社会交往严重缺失，他们对各种直接关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信息也缺乏关注意识，常常处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社会活动，包括社区（乡村）活动、政治活动、信息交流活动等，是底层群众联系社会的途径，融入社会的载体，能够帮助他们跨阶层交往，开阔眼界，矫正自我，提升自我。如果能建立制度，保证社区、乡村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各种活动，并督促底层群众达到一定的参与次数与参与深度，才能让他们实现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四）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贫必先扶智，治穷必先治愚。”扶贫政策不仅要让底层群众能够“站起来”，更要让他们能够“走得远”，改变“一代穷世代穷”局面，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计生部门可以把底层家庭人口优生优育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避免因智力、先天疾病等因素导致贫困。[7]另外，政府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促进教育资源向底层群众倾斜，既发挥义务教育在教育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更要广泛开展职业教育，为底层家庭的孩子将来更好谋生打下基础。
总之，对于城乡社会底层群众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政策，没有社会各界的援助，就有可能快速地被边缘化，从而加重他们的生活不安感和挫折感。对于社会底层的帮扶，物质支持和精神提升同样重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把握社会底层群众的“心脉”，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激发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让他们有希望有尊严，并且有能力保持有希望和尊严地努力生活下去，才是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徐永健，吴昊.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青年与社会（上），2015，（1）： 253-254.
[2]黄碧祺.城市底层群体的阶层认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3]胡清平，陈发平.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民政，2010，（4）.
[4]本报评论员.以百姓满意度检验扶贫成效[N].海南日报，2016-10-24.
[5]黄钰婉.城市底层阶级的社会疏离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2.
[6]刘国虎.贫困及其现代性话语表达[D].昆明：云南大学，2012.
[7]辜胜阻.扶贫必先扶智 治穷必先治愚[N].人民日报， 2015-09-16.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社会底层； 社会底层心态； 社会认知； 社会支持感； 生活预期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2.009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with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the fact data support， the paper shows research on social cognition of anti- poverty programs of the masse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Xi'an city ； social cognition contains self recognition， the causes of poverty， policy awar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support is feeling of aid- support， trust and relia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future expectancy of life， that is， confidence， objective visions， and feasible means.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thinking the wish to exactly grasp the “heart pulse” to support precisely the poverty， to achieve the 2020 well-off society， and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level.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subsistence allowances policy， promot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lower strata， and prev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Key words： the bottom of society； social bottom mentality ；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support； expectancy of life
一、研究方法
社會底层是指生活在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的群体，即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处于最低端位置，并且对社会资源的获取途径和能力以及占有量处于没有或者极其有限的阶层群体，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城乡社会底层心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底层群体多数成员表现出的、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愿望或要求，并对其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普遍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态度、行为模式。
社会心理学通常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1]根据这个指标体系，针对“城乡社会底层”这个特定群体的属性以及研究目标，本课题对“城乡社会底层心态”的研究从三个维度九项具体指标展开：社会认知（自我阶层认同、贫困原因认知、扶贫政策知晓）、社会支持感（对帮扶的感受度、信赖度、人际交往情况）、未来生活预期（信心度、目标愿景、努力途径）。
本课题确定的具体研究样本为贫困农民和城市贫困人群，重点为低保对象和低保边缘对象。2016年6月至12月，经过对西安市13个区县22个街办乡镇的207户家庭代表（其中低保对象105户，低保边缘户102 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座谈，并随机入户察看等发现：相比于其他阶层，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在文化教育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2]在207名受访者中，超过九成的人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底层群众的社会认知
1. 自我阶层认同。阶层认同是指阶层成员在阶层互动过程中基于对自己阶层身份的反观和思考，在认知、情感、评价三个纬度上对自己阶层（内群体）和其他阶层（外群体）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接纳感和归属感。
受访者通过和周围不同群体比较，对自己所处阶层定位明确，表现出清晰的阶层意识，见图一。
受访者能明显感知到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并存在对目前悬殊状况的不满情绪，在回答“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属于底层”时，他们往往用这几个词语作答：穷、没文化、被人瞧不起。
83.6%的受访者将自己归为“底层”，其中一部分表现出消极认同的态度，即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16.4%的受访者将自己归为“中下层”，认为自己的情况和周围最差的相比还有一些优势，不像最底层人什么都不懂，自己读书多，有文化，只是命不好。 2. 对贫困原因的认知。受访者对“造成自己生活贫困主要原因”的认知，见图二。
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贫困原因是叠加的。一个共同点是：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困，都表现有文化水平低，智商不高，封闭落后，自怨自艾，瞻前顾后，行为麻木，缺乏改变的内在动力。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书面的调查问题看不懂，理解不了，调查者需要对每一个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反复解释，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农村一些贫困户，宁愿院子周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也能心安理得坐下看电视。
16%的受访者认为贫穷是代际传递。不可否认，不同阶层因为经验、资源的传承，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度，决定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极少数底层人能逆袭成功，他们往往都在教育、性格、婚姻、圈子等方面拼尽了全力。教育成就了求知手段，知识让自己目标清晰，手段精准，不服输的性格让自己竭尽所能，再加上择偶，也能成为很大的一个跳板，使自己脱离原来的阶层，圈子则是一种资源分享的方式，身处其中的人，会得到更多机会，同时也通过眼界、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学习，内化成更高阶层的人。但更多的底层群众做不到这样有效的努力和改变，就只能这样一代一代地潦倒下去。
6%的受访者认为缺少资金。当继续追问他们想干什么，需要多少钱，准备怎么干，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让基层干部帮助他们了解有关政策，争取资金支持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明显的退却。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没有能力和勇气真正去做一件事情，只是以“没有资金”为借口而已。
8%的受访者认为政策不合理。调查中一部分低保边缘人对政策有不满情绪，认为认定标准太僵化，自己应该纳入低保而未纳入。
大病救助政策问题。一些受访者反映，自己日子本来还过得去，但家里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申请不到救助，或救助很少，日子就没法过了。目前城乡医疗救助有明确的救助对象和限定的救助病种，没有纳入救助范围的对象和病种，就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已纳入救助范围的对象和病种，救助金额相对需要金额，显得杯水车薪。所以，对于许多底层群众来说，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比较普遍。[3]
致贫原因选择“其他”答案的有68人次，占11%，这里包括了离婚致贫、家人吸毒犯罪致贫等，这些原因给底层家庭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他们不仅因此经济上窘迫，人格尊严也殆尽，这些受访者大多自卑颓废，不会主动求助，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想法。
3. 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贫困群众对兜底保障扶贫政策的知晓程度，决定了整个社会能否营造公众参与、社会支持的良好氛围，也决定了帮扶措施能否得到更好的落实。受访者对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知晓情况，见图三。
90.3%的受访者对扶贫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不了解的不到10%。绝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国家在精准扶贫，但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和具体操作了解不全面不细致，致使个别贫困群众对党和国家扶贫政策及扶贫措施，存在误读误解，进而产生些许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宣传不到位，二是大多数底层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限。
调查中发现，帮扶责任人、基层干部常常进村入户讲解政策，底层群众很感激，但受文化水平所限，使之理解并準确记忆有一定难度。
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对生活救助、医疗救助了解多，关注度高，对技术扶贫、产业扶贫了解少，关注度低，他们不相信靠自己努力能够改变生活。很多底层群众对“鱼”的兴趣比对“渔”大，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更是对自己的能力、毅力无信心的表现，他们严重缺乏成功感。
受访者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见图四。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81%，贫困群众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很高，说明帮有成果，扶有实效，贫困群众对“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带来的实惠给予了广泛认可。同时也说明广大扶贫干部实际工作中不但带着目标、任务、计划，更带着真情、真意、真心，只有倾情投入、真情帮扶，才能换来群众的真正欢迎、真正满意。[4]座谈中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不断地表达着感激之情。
（二）城乡底层群众的社会支持感
社会支持感是指个人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组织关心帮助的感受能力。一个人实际得到的社会支持和他能够感受到的支持相关，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偏差。
社会支持感越强越自信，越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
社会支持感较低的人缺乏归属感，社会疏离感强，容易产生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
1. 对帮扶的感受度。受访者对来自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帮扶的感受程度，见图五。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帮扶援助，经常感受到的占44%，有时能感受到的占36%，很少感受到的占20%。经常感受到关心和帮扶的受访者基本上都是低保人员，感受不明显的多是低保边缘户。
精准扶贫让百姓切实感受到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符合底层群众所想所盼，是一项民心工程。近两年干部驻村入户帮扶，与贫困群众结对子，开展“一对一”、“几对一”、“点对点”式的对口帮扶，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全覆盖，从而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这些都让底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温暖。这种感受带给了受访者生活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
有一些低保边缘户，实际生活状况未必比低保户好多少，但他们不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常常容易被忽略。
底层群众对来自哪方面的帮扶感受最深呢？见图六。
73%的底层群众对来自政府的帮扶感受最明显最强烈。在他们心里，干部就代表了政府。很多基层干部对辖区困难群众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在不借助任何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就能够给调查人员介绍得清清楚楚，比如家里多少人、身体情况、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家庭关系、有什么想法等等。有受访者说这两年社区干部去他们家的次数比自己的孩子去的还要多。 一直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实施都是政府主导，其优势突出，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一些底层群众对政府过分依赖，容易产生“等、靠、要”的消极思想。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在2014年就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但目前的局面还是“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
2. 遇到困难实际求助对象。受访者遇到困难时，最信任、最可能求助的对象是谁呢？见图七。
53%受访群众生活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社区（村）干部。他们认为求助干部，心里坦然，没有顾虑和包袱，因为干部就是党和政府派来帮助他们的。亲戚邻居如果条件比自己好，担心被瞧不起，害怕被拒绝，何况自己又没有能力回报人家的帮助，当然也就不好意思求助。亲戚邻居如果条件和自己差不多，求助也没有用。
3. 人际交往情况。作为一个社会人，人际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也可以带来经济帮助、情感支持等，还可以开阔眼界，提升自我。[5]然而，很多底层群众却无法充分利用人际交往带来的这些好处，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见图八。
47.3%的受访者表示几乎不主动和他人交往，只有16.4%的受访者经常和他人主动交往。
由于人际交往需要一定的花费，大多数受访者感觉无力承担，过年走亲访友这样的习俗也逐渐被冷落。由于经济窘迫和地位低下等原因，生活圈子较封闭，社会交往资源贫乏，表现为社会孤立与自我孤立并存；底层群众几乎没有机会跨阶层交往，很难受到先进思想和良好行为习惯的熏陶，较少的交往也只限于和自己处境相当的人，表现为交往人群的同质性。
人生活在不同信息圈子里，中上层人们，信息来源广，对社会的了解更全面，眼界更开阔，对生活的判断和选择也就更理性准确；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信息来源单一，眼界狭小，找不到更好的参照标准，也就做不到经常矫正自我，生活中也就更多地表现出固执和狭隘。因此，人际交往的范围和质量直接影响了底层群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隐性的障碍不消除，精准扶贫将停留在“兜底扶贫”，而不能“致富奔小康”。
影响底层群众人际交往的原因是什么呢？见图九。有人说“穷人无社交”，这句话有点极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穷人的无奈。因为穷，怕人瞧不起，所以自卑、敏感、偏执、虚荣，表现在人际交往上被动多疑、斤斤计较、不敢尝试、不受欢迎。
（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改变生活窘况，信心很重要。受访者在回答“你对未来生活有信心吗？”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128人，占到总人数61.8%。
“你想象一下5年后自己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31.9%的受访者认为能保持现在这样就很满足了，23.7%的受访者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把家人或自己的病看好，11.1%的受访者希望自己（或孩子）能成家，还有13.5%的人希望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你和家人准备如何努力改变生活现状？” 53.3%的受访者“不知道”或“没办法”；24.6%的受访者“靠政府”；23.1%受访者“找活干”或“找工作”。
回答“不知道、没办法、靠政府”的受访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老體病者，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这种情况。一位40多岁男性受访者离婚了，一个人带着上初中的孩子生活，经济状况很差，社区多次给其介绍工作，都因活太累钱太少，坚持不了，还抱怨介绍的工作不好，政策也不合理，取消了他的低保。农村也遇到类似的受访者，和别人一起去工地打工，他干两天就跑回家，吃不了苦。
一个人要想改变生活，首先要了解社会了解自己，要有合理的想法；其次要有志气，有毅力；最后要能吃苦。一些受访者之所以生活窘迫，是因为以上三点都做不到。
还有一些低保户也想尽己所能干点零活，却怕因收入增加而被取消低保资格。偶尔干点家政，也担心被清出低保范围。低保户之所以如此在乎低保待遇，是因为他们除了每月固定的低保金，还有各项针对低保户的优惠政策。因为干零活收入并不稳定，一旦被取消低保，再想恢复资格并不容易，所以一些受访者觉得还是“靠政府”比较稳妥。
三、建议
（一）高度重视精神扶贫
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物质匮乏，还包括能力贫困和精神贫困。能力贫困是指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不足，即挣钱能力的缺乏，精神贫困则是缺乏作为人应有的参与社会的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尊严。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和精神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6]
受访的城乡底层群众中明显表现出争做“低保户”现象，进入低保的想永久保住这个待遇，满足于现状；未进入低保的心有不甘，愤愤不平。很多人缺乏自食其力更光荣的思想，缺乏改变现状的志向和勇气，缺乏勤劳苦干的精神。
因此，提高底层群众改变现状的自信心，增强他们的自信力，既是扶贫工作也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
如果未来的精准扶贫只是政府一头热，没有扶贫对象的全身心的参与，缺乏内生动力，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实。因此，重视对社会底层群众精神层面进行帮扶不可忽视。
（二）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
随着国家对低保资金投入越来越大，享受低保的标准越来越高。西安市从2016年10月1日起，再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现在的565元/人·月，提高到590元/人·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现在的3200元/人·年，提高到3600元/人·年。低保收入相对稳定，且低保制度和多项社会救助挂钩。一些低保边缘人辛辛苦苦工作的收入与那些躺在家里领低保差别不大，他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受到打击。
对低保家庭来说，领取低保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为疾病，有的因为供养学生，有的因为赡养老人，如果可以根据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方面的专门救助，而不是统一发放低保金，或许可以更好地激发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勤劳致富。 （三）促进底层群众的社会参与
底层群众的社会交往严重缺失，他们对各种直接关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信息也缺乏关注意识，常常处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社会活动，包括社区（乡村）活动、政治活动、信息交流活动等，是底层群众联系社会的途径，融入社会的载体，能够帮助他们跨阶层交往，开阔眼界，矫正自我，提升自我。如果能建立制度，保证社区、乡村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各种活动，并督促底层群众达到一定的参与次数与参与深度，才能让他们实现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四）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贫必先扶智，治穷必先治愚。”扶贫政策不仅要让底层群众能够“站起来”，更要让他们能够“走得远”，改变“一代穷世代穷”局面，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计生部门可以把底层家庭人口优生优育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避免因智力、先天疾病等因素导致贫困。[7]另外，政府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促进教育资源向底层群众倾斜，既发挥义务教育在教育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更要广泛开展职业教育，为底层家庭的孩子将来更好谋生打下基础。
总之，对于城乡社会底层群众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政策，没有社会各界的援助，就有可能快速地被边缘化，从而加重他们的生活不安感和挫折感。对于社会底层的帮扶，物质支持和精神提升同样重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把握社会底层群众的“心脉”，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激发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让他们有希望有尊严，并且有能力保持有希望和尊严地努力生活下去，才是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徐永健，吴昊.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青年与社会（上），2015，（1）： 253-254.
[2]黄碧祺.城市底层群体的阶层认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3]胡清平，陈发平.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民政，2010，（4）.
[4]本报评论员.以百姓满意度检验扶贫成效[N].海南日报，2016-10-24.
[5]黄钰婉.城市底层阶级的社会疏离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2.
[6]刘国虎.贫困及其现代性话语表达[D].昆明：云南大学，2012.
[7]辜胜阻.扶贫必先扶智 治穷必先治愚[N].人民日报， 2015-09-16.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