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尽管“交响乐精品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作曲家唐建平在音乐会结束后平静地表示，他对音乐会获得成功并不感到意外。他的理由是：他一直对当晚上演的六部作品的质量有信心。但当指挥家胡咏言带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以辉煌的全奏结束最后一个音之时，北京音乐厅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和欢呼声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作曲家关峡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那一天是2012年11月24日，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交响乐精品工程”入选作品音乐会如期上演。
一
六部作品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杨勇的《希伯来诗篇——为大型管弦乐队而作》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这首作品以犹太民族的诗歌《Diwan》为灵感和素材来源，全曲分为三个部分，从第一部分自由缓慢的节奏律动过渡到激烈而又奔放的第二部分，并不间断地进入深沉悠长的第三部分。杨勇以一种“局外人”的视野，捕捉到了犹太人历史文化长河中宗教和世俗的情怀，展示了作曲家对非西方音乐的当代观照。上半场第二首曲目是常平的《黑光》，该作品充满了对二元世界辩证的哲理思考：高与低、强与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世界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存在，而作品也在对立统一的张力中，体现出一种精致的平衡，点描技法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令人充满遐想，把《圣经》开篇的首句作为作品简介则进一步突显了哲理意味。上半场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滨扬的《九天——为管弦乐队而作》，该曲是作者用音响对中国古代《太玄》一卷中“九重天”的浪漫想象进行情感描绘。音乐超越单纯的时空概念范畴而表现了厚重的人文情怀，乐曲的九段音乐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
下半场的第一首作品《落叶吹进深谷》，乐曲标题取自北岛的诗歌《走吧》。与充满诗意的标题不同，作曲家贾国平在这首作品中呈现的是对现实人生体验的深刻表达，由五个连续演奏的段落组成的乐曲营造了一种空灵悠远的意境，悲悯与祈福共存，象征与写实一体。所以不难理解作曲家用这首作品悼念“5·12汶川大地震”中罹难的孩子们。第二首作品，董立强的《挽歌》巧妙地将“7·28”、“5·12”、“3·11”等令世人哀痛的历史时刻借由数字转化为音乐语言。以复三部曲式结构扣合“现在—过去—现实”这样的文学构思。作曲家对管弦乐队整体张弛有度的控制，不仅在音响上使人感受到灾难来临时身临其境的恐惧，更让人体会到灵魂的升华与统一。刘长远《第四交响乐〈天地开〉》以宏大的音响和磅礴的气势描写了盘古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场景。全曲分为“混沌时期”、“天地开”、“开拓天地”、“光明的世界”四个部分，全场音乐会也在这首结构庞大的作品中结束。
六部新作同时首演并取得成功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胡咏言所说，要在作曲家、指挥、乐队相互之间取得良好的“协作与平衡”，才能尽可能地让观众理解作曲家透过作品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内涵。这台音乐会的观众构成多少有点特别，它大多是音乐界人士，如作曲家王震亚、金湘、徐振民、王西麟等，从事作品分析和评论的李吉提、宋瑾、高佳佳等。虽然他们对音乐会评价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不尽一致，但基本都表示了对这场音乐的赞赏和肯定。
金湘认为，六个作曲家的水平都很高、“很整齐”、很严谨、“很不容易”，技术能力强，“手法很到位”，非常有“震撼力”。①他尤其对董立强的《挽歌》和刘长远的《天地开》两部作品赞誉有加。他甚至认为，这六个作曲家是当代作曲界“崛起的人”的代表，是对老一辈的超越和推动。王震亚老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这批当代作曲家“走的道路”和老一辈不同，他们思想成熟、技术有积累、对文化有心得，在音乐语言上有“根”，作品普遍精致。他说《落叶吹进深谷》写得精炼、干净、“不肯浪费音符”，并认为其作者贾国平是“前途光明的作曲家”。徐振民则表示，这场音乐会说明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人才济济，显示了年轻一代的实力与成熟，其技术手法达到现代水平，整体水准国内领先。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佳佳除了从技术层面表示了赞赏之外，她还认为“交响乐精品工程”这个项目本身很有价值和意义。当然，对这台音乐会不同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作曲界个性十足的王西麟先生用其一如既往方式的声调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他认为音乐语言陈旧，没有“新鲜的追求”，“同在一个圈子”、“同质化、没有个性”。此外，还有观众认为，当晚乐队演奏个别作品时，音响过于“宏大”、“音量太强”等。但无论如何，这台音乐让人欣喜地眼前一亮、且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震撼和精神享受则是毋庸置疑的。高佳佳的另外一句话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真令人激动，交响乐（创作）往前走了！确实往前走了！
二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对一场首演新作的音乐会有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意见不尽相同，但是评议者在评议时无一不体现出他们的真诚和善意，也体现出他们对当下交响乐创作的关注与思考。本文无意对具体的技术细节品头论足，也无意对作品的价值做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认为，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看到这场音乐会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的迹象和信号以及通过这些表象来解读和思考当前国内音乐（尤其是交响乐）创作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走向。所以，问题的焦点在于：这场新作品音乐会反映了和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对当下和今后的音乐创作有哪些意义与启示？或许，还可以进而再探讨国内交响乐创作的发展道路问题——这是个“经典的老话题”了。
尽管在音乐语言个性和审美取向上存在差异，这台音乐会有诸多“亮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也是让众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整体呈现出来的音乐语言风貌和创作形式特征更干净、简洁、务实，不刻意追求为了形式的形式化。更注重听觉的感性体验自身而不以追寻纯粹理性的技法新、奇、异为目标。用现场一作曲家的话来说就是都写得比较“实”。
必须承认，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刻意追求形式化，在作品中强予音乐音响之外的东西，或者玩弄各种“概念”和“噱头”的创作风气很是盛行，使音乐的创作和演奏脱离了音乐作为音响艺术的本质，而沦为一种“行为方式”。而且在很多的时候，这种所谓的“新创作”也不具有本土原创性，而是对西方世界旧历史观念的翻版和模仿——这样的例子多到不需要翻书查资料，去年年底某国际大师在北京再次演绎《4分33秒》，虽然这次把“独奏”钢琴换成了古琴。此前的另一场音乐会也“异曲同工”，用当下时髦的生态概念包装一场音乐会，重复毫无新意的“人与自然”的话题。 所幸，这种情况和走向极端的其他事情一样，引起越来越多业界人士的反思。在喧嚣和浮华过后，理性审慎的内省和思考逐渐成为国内新的主流。作曲界和评论界开始了更为严肃和认真的思索？穴当然，这种反思始终就没有停止？雪。而现在，观众的眼睛越来越亮，耳朵越来越挑剔，玩弄“概念”和“噱头”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博得掌声和喝彩了。当下为数不多的市场也主要是面向商业领域和针对不明就里的看客。毕竟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哗众取宠的东西都是无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
作曲界的“回归”当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但是，这场音乐会的可贵之处在于让观众看到，一群追求艺术性和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学院派作曲家，年龄跨度从“50后”（比如杨勇）到“70后”（比如常平），“齐刷刷”地以一种务实的姿态，让音乐“回归”到“音乐的本身”。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音乐作品中用音响来说话，用声音来征服观众才是音乐创作的根本出路。
不过，千万不要误以为本文所说的“回归”是说音乐语言趋于保守和陈旧。事实上，这场音乐会充满了新鲜的声音。要知道，音乐语言是否新旧，技法是否创新，从来都不能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论。勋伯格晚年不也曾说“还有很多好音乐可以用C大调写成”吗？用大小三和弦可以写出非常“现代”的音乐，而用一大堆“新技法”、“新观念”写就的音乐同样可以是陈腐的。
如果要追问这种整体“回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值得另文再述。不过唐建平的一个非常生动而恰当的比喻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我们在作曲技法的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就好比推开一个殿堂的门，不断学习探索就是这个推门的动作，可当门推开进入殿堂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还重复做推门的动作吗？”
三
这台音乐会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六首作品都透露出某种人文情怀和哲理思考。纵观全场，尽管语言意趣各个迥异，但还是能看出这些作品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人文关照，体现了作曲者的思考和寄托。它不再是书斋式的自我满足，不再停留于对空泛意义不知所谓的追寻，不再玩弄玄而又玄的概念，而是更多地面对历史人文、面对社会与关照现实——以至于有人说题材过于雷同。确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解构旋律、解构和声、解构调性的创作和没有标题的“现代”音乐，或各种以抽象的、晦涩的、模糊的词汇为标题的音乐作品成为一股美学潮流。这股风潮在近年来逐渐转向，而这场音乐会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贾国平的《落叶吹进深谷》和董立强的《挽歌》自不必说。前者借助诗歌的意象，道出对于现实人生体验的共鸣，并用个别来源现实的声响寄托某种象征以悼念“5·12汶川大地震”罹难的孩童；后者把一些令人伤感的时间数字转化为抽象而富于逻辑的音乐语言，对灾难的不幸者给予哀悼，进而让人思考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刘长远的《天地开》和杨勇的《希伯来诗篇》，一个关注中国古典神话传说，另一个对描绘了古老异族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用音乐穿越时空表达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精神存在的思考。李滨扬的《九天——为管弦乐队而作》和常平的《黑光》恰恰对应了东西文化对世界万物不同的质朴想象。以哲理性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来表达人文情怀，超越了单纯的情感体验。
和一般的管弦乐小品不同，交响乐原本就应该是富于哲理、引人深思、给人力量的。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来思考和批判，对思想、艺术、文化有引导性。也即，对社会人文进行现实观照是这一艺术形式最天然和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其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关于这点广大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无须回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传统，只说近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被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工农兵服务”，“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极端地强调音乐的社会性，以至于使音乐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潮音乐”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时下对其的评价。哪怕是前文所说的注重音乐自身的理性结构逻辑，不注重听觉审美的作品，相比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文化历史的发展真的如同钟摆，在相反的方向来回摆动。现在，看起来又“往回”走了？当然，现在音乐对社会生活进行人文观照的方式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从这次“交响乐精品工程”的入选（征集）作品来看，显然，这些作品蕴含的学术、艺术的比重较多，较好地结合了探索性和音乐性，音乐创作和民族语言也融合得更好、更自然，作品的表现花样、技术更具深度——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和以前迫于政治（或舆论）压力，从而在创作中让音乐承担了本不该属于它的功能的“要我”面对社会生活，到现在作曲家以自在自为的心态主动的发出“我要”关注社会生活的声音，二者的内在本质有天壤之别。作曲家贾国平先生的一番话也许代表了很多学院派作曲家的想法：“作曲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作曲家，要有一份象牙塔内的坚守，这是指对音乐的艺术性追求方面；但同时，也要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发出作曲家应有声音。”确实，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作曲家的声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曲家以怎么样的方式发声？芽发出什么声？如何创作出保有高艺术水准的同时有富于人文内涵的作品，大概是每一个作曲家毕生的追求吧。
四
中央音乐学院的这项“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确定的“交响乐精品工程”始于2008年9月，获得了院长王次炤先生的鼎力支持，由时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先生担纲项目负责人，探索以委约的形式在作曲系教师内部征集作品。除了本文所谈的这场音乐会以外，这个项目于2010年6月和2011年4月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和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了《〈蕊香凝馥〉——中央音乐学院“211”交响乐精品工程作曲博士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光影的素描〉——中央音乐学院“211”交响乐精品工程作曲硕士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同时，还与人民音乐出版社合作推广出版了中国作曲博士交响音乐作品《冰与火的幻想》、《风定云墨》、《打歌——瓦山记忆》、《蕊香凝馥》、《光影的素描》等五个CD系列。此外，“交响乐精品工程”入选及征集作品的乐谱出版工作日前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其他几部作品（含入选卷和征集推广卷）有：《交响序曲》（郭小虎作）、《莲花》交响曲（郭文景作）、《广东音乐组曲》（叶小纲作）、《交响组曲〈精卫组曲〉》（唐建平作）、《第一交响曲〈致极地Ⅱ〉》？穴张丽达作？雪、《交响序曲》（陈岗作）、《九天绿洲》（王斐南作）。
现在看来，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各类音乐会的演出，还是乐谱的出版与推广，“交响乐精品工程”都为推动当代音乐，尤其是交响音乐的发展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该项目主持人唐建平教授所说，这个工程对当代中国交响乐发展而言是：“重重一笔，独领风骚。”因为目前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由一所音乐学院向教师征集作品的委约机制都是少见的。但是，这种征集机制是不是可持续的机制？中央音乐学院的这种尝试能够普及吗？放在全国而言，有没有更好的制度保障作曲家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些问题都不是能够给出简单明了的答案，但是又必须深入思考的。
占据欧洲国家主流的委约制（委约方以政府和各种基金为主）和美国等国家让作曲家面对市场和票房为主的机制，哪一个更适合中国？这个争论始终存在，在短期内也不会有答案，但是加强版权意识，维护作曲家的权益，同时不以功利的心态来激励音乐创作，整合资源支持作曲家独立自由的创作应该是当下的共识。这个方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探索中前行，所以中央音乐学院的“交响乐精品工程”也算是作为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点借鉴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向前的“一小步”吧。
关峡对音乐会成功感到惊喜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国交”的资深团长和一名多产作曲家，他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发展的艰辛历程。在音乐会结束多日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成功出乎意料，经过长达三年的创作准备，这个方向找得对，我觉得历史的一页终于要掀过去了”——也许只有无比熟知这个领域的人，才能有这种期待和欣喜吧。尽管对这一项目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作品体裁的多样性问题，比如是否该把名字称为“精品工程”的问题等等。但不管如何，这场新作品音乐会所透露出的迹象和信号，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评议综合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它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交响乐精品工程”只是中国近代交响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当代个案，但它迈出的这“一小步”，对当前的国内的交响乐创作而言，兴许是“一大步”。而这种变化如何影响我国今后交响乐创作的发展进程，怎么让后者走出另外的“一大步”，我们谁也无法预见，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交给时间。
黄宗权 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张萌）
一
六部作品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杨勇的《希伯来诗篇——为大型管弦乐队而作》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这首作品以犹太民族的诗歌《Diwan》为灵感和素材来源，全曲分为三个部分，从第一部分自由缓慢的节奏律动过渡到激烈而又奔放的第二部分，并不间断地进入深沉悠长的第三部分。杨勇以一种“局外人”的视野，捕捉到了犹太人历史文化长河中宗教和世俗的情怀，展示了作曲家对非西方音乐的当代观照。上半场第二首曲目是常平的《黑光》，该作品充满了对二元世界辩证的哲理思考：高与低、强与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世界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存在，而作品也在对立统一的张力中，体现出一种精致的平衡，点描技法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令人充满遐想，把《圣经》开篇的首句作为作品简介则进一步突显了哲理意味。上半场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滨扬的《九天——为管弦乐队而作》，该曲是作者用音响对中国古代《太玄》一卷中“九重天”的浪漫想象进行情感描绘。音乐超越单纯的时空概念范畴而表现了厚重的人文情怀，乐曲的九段音乐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
下半场的第一首作品《落叶吹进深谷》，乐曲标题取自北岛的诗歌《走吧》。与充满诗意的标题不同，作曲家贾国平在这首作品中呈现的是对现实人生体验的深刻表达，由五个连续演奏的段落组成的乐曲营造了一种空灵悠远的意境，悲悯与祈福共存，象征与写实一体。所以不难理解作曲家用这首作品悼念“5·12汶川大地震”中罹难的孩子们。第二首作品，董立强的《挽歌》巧妙地将“7·28”、“5·12”、“3·11”等令世人哀痛的历史时刻借由数字转化为音乐语言。以复三部曲式结构扣合“现在—过去—现实”这样的文学构思。作曲家对管弦乐队整体张弛有度的控制，不仅在音响上使人感受到灾难来临时身临其境的恐惧，更让人体会到灵魂的升华与统一。刘长远《第四交响乐〈天地开〉》以宏大的音响和磅礴的气势描写了盘古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场景。全曲分为“混沌时期”、“天地开”、“开拓天地”、“光明的世界”四个部分，全场音乐会也在这首结构庞大的作品中结束。
六部新作同时首演并取得成功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胡咏言所说，要在作曲家、指挥、乐队相互之间取得良好的“协作与平衡”，才能尽可能地让观众理解作曲家透过作品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内涵。这台音乐会的观众构成多少有点特别，它大多是音乐界人士，如作曲家王震亚、金湘、徐振民、王西麟等，从事作品分析和评论的李吉提、宋瑾、高佳佳等。虽然他们对音乐会评价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不尽一致，但基本都表示了对这场音乐的赞赏和肯定。
金湘认为，六个作曲家的水平都很高、“很整齐”、很严谨、“很不容易”，技术能力强，“手法很到位”，非常有“震撼力”。①他尤其对董立强的《挽歌》和刘长远的《天地开》两部作品赞誉有加。他甚至认为，这六个作曲家是当代作曲界“崛起的人”的代表，是对老一辈的超越和推动。王震亚老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这批当代作曲家“走的道路”和老一辈不同，他们思想成熟、技术有积累、对文化有心得，在音乐语言上有“根”，作品普遍精致。他说《落叶吹进深谷》写得精炼、干净、“不肯浪费音符”，并认为其作者贾国平是“前途光明的作曲家”。徐振民则表示，这场音乐会说明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人才济济，显示了年轻一代的实力与成熟，其技术手法达到现代水平，整体水准国内领先。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佳佳除了从技术层面表示了赞赏之外，她还认为“交响乐精品工程”这个项目本身很有价值和意义。当然，对这台音乐会不同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作曲界个性十足的王西麟先生用其一如既往方式的声调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他认为音乐语言陈旧，没有“新鲜的追求”，“同在一个圈子”、“同质化、没有个性”。此外，还有观众认为，当晚乐队演奏个别作品时，音响过于“宏大”、“音量太强”等。但无论如何，这台音乐让人欣喜地眼前一亮、且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震撼和精神享受则是毋庸置疑的。高佳佳的另外一句话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真令人激动，交响乐（创作）往前走了！确实往前走了！
二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对一场首演新作的音乐会有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意见不尽相同，但是评议者在评议时无一不体现出他们的真诚和善意，也体现出他们对当下交响乐创作的关注与思考。本文无意对具体的技术细节品头论足，也无意对作品的价值做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认为，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看到这场音乐会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的迹象和信号以及通过这些表象来解读和思考当前国内音乐（尤其是交响乐）创作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走向。所以，问题的焦点在于：这场新作品音乐会反映了和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对当下和今后的音乐创作有哪些意义与启示？或许，还可以进而再探讨国内交响乐创作的发展道路问题——这是个“经典的老话题”了。
尽管在音乐语言个性和审美取向上存在差异，这台音乐会有诸多“亮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也是让众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整体呈现出来的音乐语言风貌和创作形式特征更干净、简洁、务实，不刻意追求为了形式的形式化。更注重听觉的感性体验自身而不以追寻纯粹理性的技法新、奇、异为目标。用现场一作曲家的话来说就是都写得比较“实”。
必须承认，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刻意追求形式化，在作品中强予音乐音响之外的东西，或者玩弄各种“概念”和“噱头”的创作风气很是盛行，使音乐的创作和演奏脱离了音乐作为音响艺术的本质，而沦为一种“行为方式”。而且在很多的时候，这种所谓的“新创作”也不具有本土原创性，而是对西方世界旧历史观念的翻版和模仿——这样的例子多到不需要翻书查资料，去年年底某国际大师在北京再次演绎《4分33秒》，虽然这次把“独奏”钢琴换成了古琴。此前的另一场音乐会也“异曲同工”，用当下时髦的生态概念包装一场音乐会，重复毫无新意的“人与自然”的话题。 所幸，这种情况和走向极端的其他事情一样，引起越来越多业界人士的反思。在喧嚣和浮华过后，理性审慎的内省和思考逐渐成为国内新的主流。作曲界和评论界开始了更为严肃和认真的思索？穴当然，这种反思始终就没有停止？雪。而现在，观众的眼睛越来越亮，耳朵越来越挑剔，玩弄“概念”和“噱头”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博得掌声和喝彩了。当下为数不多的市场也主要是面向商业领域和针对不明就里的看客。毕竟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哗众取宠的东西都是无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
作曲界的“回归”当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但是，这场音乐会的可贵之处在于让观众看到，一群追求艺术性和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学院派作曲家，年龄跨度从“50后”（比如杨勇）到“70后”（比如常平），“齐刷刷”地以一种务实的姿态，让音乐“回归”到“音乐的本身”。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音乐作品中用音响来说话，用声音来征服观众才是音乐创作的根本出路。
不过，千万不要误以为本文所说的“回归”是说音乐语言趋于保守和陈旧。事实上，这场音乐会充满了新鲜的声音。要知道，音乐语言是否新旧，技法是否创新，从来都不能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论。勋伯格晚年不也曾说“还有很多好音乐可以用C大调写成”吗？用大小三和弦可以写出非常“现代”的音乐，而用一大堆“新技法”、“新观念”写就的音乐同样可以是陈腐的。
如果要追问这种整体“回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值得另文再述。不过唐建平的一个非常生动而恰当的比喻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我们在作曲技法的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就好比推开一个殿堂的门，不断学习探索就是这个推门的动作，可当门推开进入殿堂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还重复做推门的动作吗？”
三
这台音乐会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六首作品都透露出某种人文情怀和哲理思考。纵观全场，尽管语言意趣各个迥异，但还是能看出这些作品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人文关照，体现了作曲者的思考和寄托。它不再是书斋式的自我满足，不再停留于对空泛意义不知所谓的追寻，不再玩弄玄而又玄的概念，而是更多地面对历史人文、面对社会与关照现实——以至于有人说题材过于雷同。确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解构旋律、解构和声、解构调性的创作和没有标题的“现代”音乐，或各种以抽象的、晦涩的、模糊的词汇为标题的音乐作品成为一股美学潮流。这股风潮在近年来逐渐转向，而这场音乐会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贾国平的《落叶吹进深谷》和董立强的《挽歌》自不必说。前者借助诗歌的意象，道出对于现实人生体验的共鸣，并用个别来源现实的声响寄托某种象征以悼念“5·12汶川大地震”罹难的孩童；后者把一些令人伤感的时间数字转化为抽象而富于逻辑的音乐语言，对灾难的不幸者给予哀悼，进而让人思考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刘长远的《天地开》和杨勇的《希伯来诗篇》，一个关注中国古典神话传说，另一个对描绘了古老异族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用音乐穿越时空表达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精神存在的思考。李滨扬的《九天——为管弦乐队而作》和常平的《黑光》恰恰对应了东西文化对世界万物不同的质朴想象。以哲理性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来表达人文情怀，超越了单纯的情感体验。
和一般的管弦乐小品不同，交响乐原本就应该是富于哲理、引人深思、给人力量的。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来思考和批判，对思想、艺术、文化有引导性。也即，对社会人文进行现实观照是这一艺术形式最天然和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其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关于这点广大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无须回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传统，只说近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被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工农兵服务”，“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极端地强调音乐的社会性，以至于使音乐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潮音乐”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时下对其的评价。哪怕是前文所说的注重音乐自身的理性结构逻辑，不注重听觉审美的作品，相比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文化历史的发展真的如同钟摆，在相反的方向来回摆动。现在，看起来又“往回”走了？当然，现在音乐对社会生活进行人文观照的方式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从这次“交响乐精品工程”的入选（征集）作品来看，显然，这些作品蕴含的学术、艺术的比重较多，较好地结合了探索性和音乐性，音乐创作和民族语言也融合得更好、更自然，作品的表现花样、技术更具深度——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和以前迫于政治（或舆论）压力，从而在创作中让音乐承担了本不该属于它的功能的“要我”面对社会生活，到现在作曲家以自在自为的心态主动的发出“我要”关注社会生活的声音，二者的内在本质有天壤之别。作曲家贾国平先生的一番话也许代表了很多学院派作曲家的想法：“作曲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作曲家，要有一份象牙塔内的坚守，这是指对音乐的艺术性追求方面；但同时，也要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发出作曲家应有声音。”确实，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作曲家的声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曲家以怎么样的方式发声？芽发出什么声？如何创作出保有高艺术水准的同时有富于人文内涵的作品，大概是每一个作曲家毕生的追求吧。
四
中央音乐学院的这项“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确定的“交响乐精品工程”始于2008年9月，获得了院长王次炤先生的鼎力支持，由时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先生担纲项目负责人，探索以委约的形式在作曲系教师内部征集作品。除了本文所谈的这场音乐会以外，这个项目于2010年6月和2011年4月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和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了《〈蕊香凝馥〉——中央音乐学院“211”交响乐精品工程作曲博士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光影的素描〉——中央音乐学院“211”交响乐精品工程作曲硕士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同时，还与人民音乐出版社合作推广出版了中国作曲博士交响音乐作品《冰与火的幻想》、《风定云墨》、《打歌——瓦山记忆》、《蕊香凝馥》、《光影的素描》等五个CD系列。此外，“交响乐精品工程”入选及征集作品的乐谱出版工作日前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其他几部作品（含入选卷和征集推广卷）有：《交响序曲》（郭小虎作）、《莲花》交响曲（郭文景作）、《广东音乐组曲》（叶小纲作）、《交响组曲〈精卫组曲〉》（唐建平作）、《第一交响曲〈致极地Ⅱ〉》？穴张丽达作？雪、《交响序曲》（陈岗作）、《九天绿洲》（王斐南作）。
现在看来，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各类音乐会的演出，还是乐谱的出版与推广，“交响乐精品工程”都为推动当代音乐，尤其是交响音乐的发展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该项目主持人唐建平教授所说，这个工程对当代中国交响乐发展而言是：“重重一笔，独领风骚。”因为目前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由一所音乐学院向教师征集作品的委约机制都是少见的。但是，这种征集机制是不是可持续的机制？中央音乐学院的这种尝试能够普及吗？放在全国而言，有没有更好的制度保障作曲家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些问题都不是能够给出简单明了的答案，但是又必须深入思考的。
占据欧洲国家主流的委约制（委约方以政府和各种基金为主）和美国等国家让作曲家面对市场和票房为主的机制，哪一个更适合中国？这个争论始终存在，在短期内也不会有答案，但是加强版权意识，维护作曲家的权益，同时不以功利的心态来激励音乐创作，整合资源支持作曲家独立自由的创作应该是当下的共识。这个方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探索中前行，所以中央音乐学院的“交响乐精品工程”也算是作为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点借鉴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向前的“一小步”吧。
关峡对音乐会成功感到惊喜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国交”的资深团长和一名多产作曲家，他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发展的艰辛历程。在音乐会结束多日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成功出乎意料，经过长达三年的创作准备，这个方向找得对，我觉得历史的一页终于要掀过去了”——也许只有无比熟知这个领域的人，才能有这种期待和欣喜吧。尽管对这一项目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作品体裁的多样性问题，比如是否该把名字称为“精品工程”的问题等等。但不管如何，这场新作品音乐会所透露出的迹象和信号，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评议综合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它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交响乐精品工程”只是中国近代交响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当代个案，但它迈出的这“一小步”，对当前的国内的交响乐创作而言，兴许是“一大步”。而这种变化如何影响我国今后交响乐创作的发展进程，怎么让后者走出另外的“一大步”，我们谁也无法预见，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交给时间。
黄宗权 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