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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诗无达诂”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与讨论。文章试结合汉代经学背景、董仲舒思想渊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具体引诗情况，分析董仲舒所提到的“《诗》无达诂”的具体含义，并试辨明其与宋代以后所流行的“诗无达诂”的概念的区别。
关键词：董仲舒；《诗》无达诂；“诗无达诂”
作者简介：吴昭君（1993-），女，汉，四川遂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一、董仲舒思想及时代背景
董仲舒，西汉人，横跨四帝，但于汉武帝时所做贡献尤大：回答了武帝的三次“策问”，阐释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些思想在历史发展、学术演变的过程中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主父偃迫害，董仲舒被罢官，后从事教学活动，主要教授《公羊春秋》；后在公孙弘的推举之下，董仲舒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四年后，他称病辞官，仍关心朝廷大事。纵观董仲舒一生，他主要所做的事情，一是“为官”，二是“著书”，始终围绕政治和儒学这两个方面。这和他所处的环境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经历过“文景之治”后的武帝时期，是一个绝对的盛世。但武帝时期已存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董仲舒在此环境下，提出了他的思想，促进“大一统”的形成；从学术环境来看：汉代初年始，就有叔孙通的“设桴鼓而立一王之仪”、贾谊的“定制度、兴礼乐”等思想，说明了儒学思想在政治上已初出头角。并且这时，还出现了一批解释五经的作品，如伏生传《尚书》，胡母生传《春秋》，申公、辕固、韩婴传《诗》等，这些说明了儒家经典与思想，在汉初已经受到了重视。而于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接纳以后，儒学更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另外，“五经”中，《诗》和《春秋》在西汉最受推崇，研究者之多且多为位高权重之人。西汉时期，对于诗经的研究主要分为四派，“鲁诗”、“齐诗”、“韩诗”和后起的“毛诗”。对于《春秋》的研究又有齐学、鲁学之分，董仲舒是“齐学”的代表；另外，董仲舒还吸收了阴阳五行的思想，董仲舒认为“天有十端”，即为“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1]（P212）在此“十端”之中，除去天、地、人三者，其他的为阴阳五行，足见阴阳五行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犹大。
对董仲舒所处的环境和思想源头进行研究、讨论，才能正确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不让其具体思想理论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二、“《诗》无达诂”及董仲舒引诗情况
“诗无达诂”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1]（P91）因这句话关系到“《诗》无达诂”的解释，历来被人所重视、讨论。对于“所闻”的解释，大多是依据苏舆所说的，认为这是一种惯例，“汉世著述，有统称所闻者，亦有举先师名者，如眭弘传称‘先师董仲舒’，潜夫论考绩篇称‘先师京师’郑志‘称先师棘下生’”[1]（P92），以使自己的言论更具有说服力。另外，也有据此推测，“诗无达诂”这一说法，不是董子首创，而是前人所说；诗、易、春秋分别是指《诗经》、《周易》、《春秋》；“达”可解释为“明白的”、“确切的”、“一致的”等意思；对于“诂”字的解释尤为重要。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汉书》中说申培公解释《诗》时，有这样两句话：“申公始为《诗》传”和“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孔颖达在为《诗》作疏时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可以发现，传、训、诂三字在古代是可以通用的。我们可以知道，“诂”的意思就是“解释”，或者是做注释。因董仲舒所处环境和成长经历，他是很少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因而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从《春秋繁露》整本书来看，他仍感受到了言语的有限性，“《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也者”。[1]（P82）对于此种情况，他提出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对于“从变”，苏舆的解释是：“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对“从变”的解释是“例所难拘者，以变通其滞”；根据苏舆的解释，“奉人”应做“奉天”讲，疑为误筆。书中提到“奉天”的地方较多，如：“奉天而法古”、“上奉天施”等。“从变”、“从义”、“以一奉人”都是在讲理解经书的方法：如果文义明了，则要抓住它的要領；如果文义不明，则要学会变通，换一个角度理解。但最终的归宿都必须是符合“天”的意志的，这是符合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
《春秋繁露》中多处引用《诗经》中的原句，多为“雅”、“颂”。“雅”多为宫廷宴会或朝会时的乐曲。“颂”多为宗庙祭祀的乐曲，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而备受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风”，董子较少引用。对于《诗经》句子的解释，大都是符合原义的，董仲舒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喜好而随意篡改意义。而是恰当的引用这些句子，使自己所说的话更具有说服力，或是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诗》当中的句子做如此的处理，董仲舒不是第一个人，在先秦时期，各国进行外交活动时，就常使用《诗经》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董仲舒对《诗经》的具体引用情况可知，他不是在强调，阅读《诗经》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已经看到读者的重要性，亦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也没有认识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的思想还未前进到这一步。在西方“接受美学”兴盛的近代，非要把董子的“诗无达诂”于之类比，是有失偏颇的。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即是，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人为《诗经》做传，从前文所提到的汉时《诗经》作注的情况可以得到印证。对《诗经》的解释，在我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诗经》丰富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诗经》文义隐约这个特征。王国维：“诗书于六艺中最难读”。 黄侃认为《诗经》因其文义训诂复杂难明，建议在治学开端不要读《诗经》，而是去读文义明了的《史记》。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有一篇题为《经学通论·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的文章。 三、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
随着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传入，“诗无达诂”这一概念受到了重视，1922年10月，我国首次举办了“诗无达诂”专题学术研讨会，将“诗无达诂”视为“中国阐释学”的开端，认为这是中国诗学早熟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从董仲舒“《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泛化有一個缓慢的发展过程。并且，有关于“阐释学”、注重读者的能动作用的，即泛化以后的“诗无达诂”，有自己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看到文学作品的功用。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说，这是我国古代文论上重要的两个解诗方法。“知人论世”说强调了作者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要正确的理解作品，必须要知道作者的生平经历、了解作者的思想等；“以意逆志”是说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要尽力去靠近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先秦时期，并未看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而只是重视作者所表达的原本含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汉时董仲舒所提出的“《诗》无达诂”并没有达到，近代所说的那么先进的地步，在此之前，我们目前并没有找到“诗无达诂”的理论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学欣赏的三个困难：“贵远贱近”、“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向声背实”。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出知音难求，艺术欣赏的困难：“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齐知音，千载其一乎”。他们都看到了文学鉴赏是不容易的，想要求得与作者完全一致的想法是困难的。对此，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曹丕认为在文学欣赏中，必须克服上述三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烦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苍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刘勰提出的“六观说”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
宋代解《诗》风气大变，他们把《诗经》视为文学作品，并加以品味欣赏，故“《诗》无达诂”的观念能自然地泛化为“诗无达诂”。它已经不是董仲舒所陈述的一个客观事实，而是说，诗没有确定一致的解释，读者或者进行文学鉴赏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解诗”。宋代之后，无论是文论上还是具体的实践上，都继承发挥了“诗无达诂”的思想。清代叶燮《原诗》卷四：“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忽略古人，粗心浮气，仅猎古人之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古人之字句，有侧见者，有反见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叶燮看到了阅读与读者，是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提出了具体的读诗的方法。此方法是较为恰当的，一方面要尊重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强调不能够局限在原文当中，而要做出自己的解釋。谭献《复堂词话》：“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诗无达诂”这一理论，不单适应于诗歌，还可适用于词、小说等其他文学样式。至此，“诗无达诂”的泛化过程已经完全完成。
综上所述，“《诗》无达诂”和“诗无达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人只是借用董仲舒所提出的这个简明易懂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点，才能对董仲舒及其理论有正确的定位和评价。但另一方面，不可隔断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它们都生长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土壤之上，都与解释《诗经》有密切的关系。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泛化也是必然的趋势。
注释：
[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叶燮.原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关键词：董仲舒；《诗》无达诂；“诗无达诂”
作者简介：吴昭君（1993-），女，汉，四川遂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一、董仲舒思想及时代背景
董仲舒，西汉人，横跨四帝，但于汉武帝时所做贡献尤大：回答了武帝的三次“策问”，阐释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些思想在历史发展、学术演变的过程中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主父偃迫害，董仲舒被罢官，后从事教学活动，主要教授《公羊春秋》；后在公孙弘的推举之下，董仲舒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四年后，他称病辞官，仍关心朝廷大事。纵观董仲舒一生，他主要所做的事情，一是“为官”，二是“著书”，始终围绕政治和儒学这两个方面。这和他所处的环境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经历过“文景之治”后的武帝时期，是一个绝对的盛世。但武帝时期已存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董仲舒在此环境下，提出了他的思想，促进“大一统”的形成；从学术环境来看：汉代初年始，就有叔孙通的“设桴鼓而立一王之仪”、贾谊的“定制度、兴礼乐”等思想，说明了儒学思想在政治上已初出头角。并且这时，还出现了一批解释五经的作品，如伏生传《尚书》，胡母生传《春秋》，申公、辕固、韩婴传《诗》等，这些说明了儒家经典与思想，在汉初已经受到了重视。而于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接纳以后，儒学更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另外，“五经”中，《诗》和《春秋》在西汉最受推崇，研究者之多且多为位高权重之人。西汉时期，对于诗经的研究主要分为四派，“鲁诗”、“齐诗”、“韩诗”和后起的“毛诗”。对于《春秋》的研究又有齐学、鲁学之分，董仲舒是“齐学”的代表；另外，董仲舒还吸收了阴阳五行的思想，董仲舒认为“天有十端”，即为“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1]（P212）在此“十端”之中，除去天、地、人三者，其他的为阴阳五行，足见阴阳五行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犹大。
对董仲舒所处的环境和思想源头进行研究、讨论，才能正确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不让其具体思想理论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二、“《诗》无达诂”及董仲舒引诗情况
“诗无达诂”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1]（P91）因这句话关系到“《诗》无达诂”的解释，历来被人所重视、讨论。对于“所闻”的解释，大多是依据苏舆所说的，认为这是一种惯例，“汉世著述，有统称所闻者，亦有举先师名者，如眭弘传称‘先师董仲舒’，潜夫论考绩篇称‘先师京师’郑志‘称先师棘下生’”[1]（P92），以使自己的言论更具有说服力。另外，也有据此推测，“诗无达诂”这一说法，不是董子首创，而是前人所说；诗、易、春秋分别是指《诗经》、《周易》、《春秋》；“达”可解释为“明白的”、“确切的”、“一致的”等意思；对于“诂”字的解释尤为重要。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汉书》中说申培公解释《诗》时，有这样两句话：“申公始为《诗》传”和“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孔颖达在为《诗》作疏时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可以发现，传、训、诂三字在古代是可以通用的。我们可以知道，“诂”的意思就是“解释”，或者是做注释。因董仲舒所处环境和成长经历，他是很少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因而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从《春秋繁露》整本书来看，他仍感受到了言语的有限性，“《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也者”。[1]（P82）对于此种情况，他提出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对于“从变”，苏舆的解释是：“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对“从变”的解释是“例所难拘者，以变通其滞”；根据苏舆的解释，“奉人”应做“奉天”讲，疑为误筆。书中提到“奉天”的地方较多，如：“奉天而法古”、“上奉天施”等。“从变”、“从义”、“以一奉人”都是在讲理解经书的方法：如果文义明了，则要抓住它的要領；如果文义不明，则要学会变通，换一个角度理解。但最终的归宿都必须是符合“天”的意志的，这是符合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
《春秋繁露》中多处引用《诗经》中的原句，多为“雅”、“颂”。“雅”多为宫廷宴会或朝会时的乐曲。“颂”多为宗庙祭祀的乐曲，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而备受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风”，董子较少引用。对于《诗经》句子的解释，大都是符合原义的，董仲舒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喜好而随意篡改意义。而是恰当的引用这些句子，使自己所说的话更具有说服力，或是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诗》当中的句子做如此的处理，董仲舒不是第一个人，在先秦时期，各国进行外交活动时，就常使用《诗经》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董仲舒对《诗经》的具体引用情况可知，他不是在强调，阅读《诗经》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已经看到读者的重要性，亦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也没有认识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的思想还未前进到这一步。在西方“接受美学”兴盛的近代，非要把董子的“诗无达诂”于之类比，是有失偏颇的。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即是，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人为《诗经》做传，从前文所提到的汉时《诗经》作注的情况可以得到印证。对《诗经》的解释，在我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诗经》丰富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诗经》文义隐约这个特征。王国维：“诗书于六艺中最难读”。 黄侃认为《诗经》因其文义训诂复杂难明，建议在治学开端不要读《诗经》，而是去读文义明了的《史记》。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有一篇题为《经学通论·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的文章。 三、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
随着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传入，“诗无达诂”这一概念受到了重视，1922年10月，我国首次举办了“诗无达诂”专题学术研讨会，将“诗无达诂”视为“中国阐释学”的开端，认为这是中国诗学早熟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从董仲舒“《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泛化有一個缓慢的发展过程。并且，有关于“阐释学”、注重读者的能动作用的，即泛化以后的“诗无达诂”，有自己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看到文学作品的功用。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说，这是我国古代文论上重要的两个解诗方法。“知人论世”说强调了作者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要正确的理解作品，必须要知道作者的生平经历、了解作者的思想等；“以意逆志”是说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要尽力去靠近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先秦时期，并未看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而只是重视作者所表达的原本含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汉时董仲舒所提出的“《诗》无达诂”并没有达到，近代所说的那么先进的地步，在此之前，我们目前并没有找到“诗无达诂”的理论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学欣赏的三个困难：“贵远贱近”、“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向声背实”。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出知音难求，艺术欣赏的困难：“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齐知音，千载其一乎”。他们都看到了文学鉴赏是不容易的，想要求得与作者完全一致的想法是困难的。对此，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曹丕认为在文学欣赏中，必须克服上述三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烦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苍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刘勰提出的“六观说”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
宋代解《诗》风气大变，他们把《诗经》视为文学作品，并加以品味欣赏，故“《诗》无达诂”的观念能自然地泛化为“诗无达诂”。它已经不是董仲舒所陈述的一个客观事实，而是说，诗没有确定一致的解释，读者或者进行文学鉴赏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解诗”。宋代之后，无论是文论上还是具体的实践上，都继承发挥了“诗无达诂”的思想。清代叶燮《原诗》卷四：“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忽略古人，粗心浮气，仅猎古人之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古人之字句，有侧见者，有反见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叶燮看到了阅读与读者，是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提出了具体的读诗的方法。此方法是较为恰当的，一方面要尊重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强调不能够局限在原文当中，而要做出自己的解釋。谭献《复堂词话》：“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诗无达诂”这一理论，不单适应于诗歌，还可适用于词、小说等其他文学样式。至此，“诗无达诂”的泛化过程已经完全完成。
综上所述，“《诗》无达诂”和“诗无达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人只是借用董仲舒所提出的这个简明易懂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点，才能对董仲舒及其理论有正确的定位和评价。但另一方面，不可隔断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它们都生长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土壤之上，都与解释《诗经》有密切的关系。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泛化也是必然的趋势。
注释：
[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叶燮.原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