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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与欧盟热炒“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其实，“再工业化”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四大工业化国家，针对各自的重工业基地（德国鲁尔工业区、法国洛林工业区、美国东北部工业区和日本九州工业区）的改造，就已提出如何重回“实体经济”的问题。面对几乎共同的问题，如工业在各产业中的地位下滑、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以及工业企业与本国资本外迁他国等，这些发达国家有的放矢地提出一系列的“工业回归”战略。
可是，今天的“再工业化”和历史上的“再工业化”，已经是“此马非彼马”了，两者不可混淆与误读。尽管英文还是同一个词“Reindustrialization”，但“再工业化”的内涵早已发生了颇大变化。“再工业化”并非是“去工业化”的简单逆转，而是工业化的再次升级，旨在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因而笔者认为，若将“Reindustrialization”这词翻译成“产业重整”，似乎更加恰当，一则可以避免历史上的“再工业化”和今天的“再工业化”同词异意的混淆，二则由于现在的Industry实际上早已不再只是当年的“工业”之意，外延已经拓展，常有“产业”之意。因此，欧美发达国家近年启动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产业重整”。
目前，中国正陷入欧美国家的“老路”，越来越多的工厂已经或正在从中国本土迁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中国要想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就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启动“产业重整”。那么，中国究竟该如何提前进行“产业重整”？
首先，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补贴”的形式，以弱化乃至制止“企业外迁潮”。其实企业外迁，不外乎是基于成本和市场的因素。随着本国加工成本的增加，既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有人工费的上调，使得制造业部门不堪重负，只得陆续将工厂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同时除了直接成本因素，部分外迁企业也出于“邻近效应”，将加工地点迁到离产品销售市场所在地更近，乃至就地生产，从而降低运输费的支出。如果有了政府的补贴，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企业增加的成本，进而起到鼓励已经外迁企业的“回流”，并挽留住有意向但尚未外迁的企业。
而中国政府对企业的“专项补贴”，既可以是“显性补贴”，也可以是“隐形补贴”。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在补贴方面务必要详细比照WTO的各项规定，从而采取恰如其分的规避措施；同时，还可以使用税收优惠和信贷保障等财税与金融杠杆加以调节。
至于制造业人工成本增长过快的问题，其实，如何确保涨薪的适度性与稳步性才是关键。以前中国南方某城市的几家工厂突然发生工人罢工，地方政府马上下一道行政命令，让所有制造业企业立马给所有员工涨薪25%。提高工人待遇，自然是极为应该的，也是国家与企业发展经济的宗旨之一。但要设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涨薪机制，地方政府要更多地让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非动辄搬用僵硬的行政干预，乃至出现政策前的“拍脑袋”、政策中的“拍胸脯”，以及政策后的“拍屁股”的“三拍”现象。
除了制造业，中国服务业也亟需大力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不能因为欧美国家已经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行业，我们也跟着“因噎废食”。美国之所以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欧债危机”，不是金融行业本身的过错，而是美国人滥用金融行业的各类金融衍生工具所致。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都能达到基本“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尚未完全融入国际金融圈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还是由于中国的金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做法，其中中国政府对金融的有力监管与强力介入是关键。其实金融业，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只有懂其真谛的国家，方能受其裨益。
除了金融业，“行会产业”在中国也亟待迈开脚步。中国不乏行会，但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行会产业”在中国却还是一个新现象。就行会业的重要性，笔者只拿一例即可举证。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极少人知晓其实法国的行会产业部门，对法国GDP的贡献居然要高出农业部门。
法国堪称一个“协会大国”，协会已发展成一个十足的产业。根据索邦大学经济中心的研究结果，2012年在法国6570万的人口中，就有130万个各类协会之多，换言之，每50.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协会；而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更是有46%的人是各类协会会员。“行会产业”去年就实现了法国GDP的3.5%，超过酒店业与餐饮业（2.6%），甚至略超过法国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总和（3.4%）。可见行会产业在法国的发展如火如荼。中国也亟需在协会或联合会的发展中，多加学习法国的成功经验。
总之，此一时，彼一时，现如今“再工业化”或“产业重整”已不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欧美能否从之前长期实行的“去工业化”中直接逆转回来，依旧还是个问题；而中国此番若能提前实现“产业重整”成功，中国未来或可避免欧美今日的逆转窘境。在历史上，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若能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步到位，便定能立于世界之林。
可是，今天的“再工业化”和历史上的“再工业化”，已经是“此马非彼马”了，两者不可混淆与误读。尽管英文还是同一个词“Reindustrialization”，但“再工业化”的内涵早已发生了颇大变化。“再工业化”并非是“去工业化”的简单逆转，而是工业化的再次升级，旨在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因而笔者认为，若将“Reindustrialization”这词翻译成“产业重整”，似乎更加恰当，一则可以避免历史上的“再工业化”和今天的“再工业化”同词异意的混淆，二则由于现在的Industry实际上早已不再只是当年的“工业”之意，外延已经拓展，常有“产业”之意。因此，欧美发达国家近年启动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产业重整”。
目前，中国正陷入欧美国家的“老路”，越来越多的工厂已经或正在从中国本土迁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中国要想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就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启动“产业重整”。那么，中国究竟该如何提前进行“产业重整”？
首先，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补贴”的形式，以弱化乃至制止“企业外迁潮”。其实企业外迁，不外乎是基于成本和市场的因素。随着本国加工成本的增加，既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有人工费的上调，使得制造业部门不堪重负，只得陆续将工厂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同时除了直接成本因素，部分外迁企业也出于“邻近效应”，将加工地点迁到离产品销售市场所在地更近，乃至就地生产，从而降低运输费的支出。如果有了政府的补贴，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企业增加的成本，进而起到鼓励已经外迁企业的“回流”，并挽留住有意向但尚未外迁的企业。
而中国政府对企业的“专项补贴”，既可以是“显性补贴”，也可以是“隐形补贴”。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在补贴方面务必要详细比照WTO的各项规定，从而采取恰如其分的规避措施；同时，还可以使用税收优惠和信贷保障等财税与金融杠杆加以调节。
至于制造业人工成本增长过快的问题，其实，如何确保涨薪的适度性与稳步性才是关键。以前中国南方某城市的几家工厂突然发生工人罢工，地方政府马上下一道行政命令，让所有制造业企业立马给所有员工涨薪25%。提高工人待遇，自然是极为应该的，也是国家与企业发展经济的宗旨之一。但要设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涨薪机制，地方政府要更多地让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非动辄搬用僵硬的行政干预，乃至出现政策前的“拍脑袋”、政策中的“拍胸脯”，以及政策后的“拍屁股”的“三拍”现象。
除了制造业，中国服务业也亟需大力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不能因为欧美国家已经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行业，我们也跟着“因噎废食”。美国之所以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欧债危机”，不是金融行业本身的过错，而是美国人滥用金融行业的各类金融衍生工具所致。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都能达到基本“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尚未完全融入国际金融圈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还是由于中国的金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做法，其中中国政府对金融的有力监管与强力介入是关键。其实金融业，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只有懂其真谛的国家，方能受其裨益。
除了金融业，“行会产业”在中国也亟待迈开脚步。中国不乏行会，但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行会产业”在中国却还是一个新现象。就行会业的重要性，笔者只拿一例即可举证。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极少人知晓其实法国的行会产业部门，对法国GDP的贡献居然要高出农业部门。
法国堪称一个“协会大国”，协会已发展成一个十足的产业。根据索邦大学经济中心的研究结果，2012年在法国6570万的人口中，就有130万个各类协会之多，换言之，每50.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协会；而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更是有46%的人是各类协会会员。“行会产业”去年就实现了法国GDP的3.5%，超过酒店业与餐饮业（2.6%），甚至略超过法国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总和（3.4%）。可见行会产业在法国的发展如火如荼。中国也亟需在协会或联合会的发展中，多加学习法国的成功经验。
总之，此一时，彼一时，现如今“再工业化”或“产业重整”已不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欧美能否从之前长期实行的“去工业化”中直接逆转回来，依旧还是个问题；而中国此番若能提前实现“产业重整”成功，中国未来或可避免欧美今日的逆转窘境。在历史上，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若能搭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步到位，便定能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