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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陕西省565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数据，从农民工异质化视角出发，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别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重视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实施，以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代际差异；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5-0090-07；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劳动大军。《2012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然而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为农民工撑起保障大伞，仅有4543万农民工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约占农民工总数的约1729%。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参保率低、覆盖面窄等问题[1] ，农民工养老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许多学者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参保率低的情况并非偶然， 大多学者认为其和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农民工自身等因素有关。姚建平将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系统化为社会人口特征、制度性特征和其他养老措施三大类，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人口特征的贡献较小，其他养老措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一定替代效用，制度性特征对回归模型解释的贡献最大[2]。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充当制度设计者、资金的主要供给者、组织实施者以及监督管理者的多重角色 [3]。由于政府忽视了养老保险制度强制性和政府出资为主的基本特征，造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从而导致养老保险进展缓慢[4]。彭宅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认为农民工社保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民工身处边缘社会地位有关[5]。当前农民工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农民工在获取社会保险上的谈判地位正在逐渐加强，并且在社会保险的获取上有一定主动权[6]。随时间推移和政策推广， 个体特征变量对其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影响也会逐渐显著[7]。但农民工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对社会养老保险不信任以及文化素质低、经济行为的短期性等原因，在微观层面上参保倾向低 [8]。不同农民工群体在个人禀赋、职业分布、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决定了他们参保愿望和能力的差别。胡央娣、郭瑜发现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情况更多受企业性质和岗位特征的影响[1] [6]，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缺乏社会关系资源[9]，工会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要求企业办理公共养老保险的谈判能力增强，提高了农民工参保的可能。
相关成果对理解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问题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忽略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未考虑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10]。已有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已由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开始分化为两代不同的群体[11]——1980年以前出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从农村中流出并进入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出生在1980年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代际差异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12]
因此，依据对陕西省565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利用2012年在陕西省展开的“农民工劳动保障基本情况”实地调研数据，涉及建筑业、各类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55份，问卷有效率为982%。经过统计得出，555位被调查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有347位，新生代农民工208名，平均年龄为378岁，具体分析情况见表1所示。
表1农民工样本统计性描述 （%）
（一）总体分析
在整体模型中，婚否对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而外出时间、劳动合同对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性别、子女个数在90%的置信度下有着显著的影响，男性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高于女性，子女个数越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越低；文化程度、月收入、流动意愿、企业性质以及在单位工作时间在不同程度上均对参保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的分析结果中，以实际值而非分段赋值的变量“年龄”的p值为014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以年龄为标准，故本文假设，由于农民工群体不再是同质体，存在代际差异，导致年龄在不同代农民工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下边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开估计以反映代际差异的影响。（二）老一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7925%的人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影响到对于养老保险的认知；收入整体程度上对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开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1501—2000元的最高水平时，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反而降低。
性别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比女性有更高的倾向参与养老保险；子女人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0%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子女数越多越倾向于不购买养老保险；年龄在95%的置信度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其影响不大；有无耕地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耕地仍然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因素。 在流动意愿因素中，留城在9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0824，返乡在9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1996，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意愿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越大，原因是选择留城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城市生活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倾向于依靠社会方式养老。因此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年龄、婚否、外出工作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在目前单位工作时间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三）新生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显著增加，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只是收入低制约了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性别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且符号为负，表示女性有更强的动机参与养老保险，主要由于外出务工锻炼了女性农民工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强性，增加了养老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子女个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个数统计得知，208位新生代农民工有148位农民工目前尚未有子女，而剩余的农民工多是一个子女，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成为人母抑或人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的牵挂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追求更强烈，因此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耕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无论对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耕地价值不仅仅承担着生产资料的功能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方面表示耕地对保障农民养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健全的时候不宜过分强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另一方面表明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化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村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越轻，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都是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更加向往城镇的生活方式，能接受现代型的养老方式，因而更能体会到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动合同对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抬头。在签订合同中注意维护自己的养老保险权利，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强的参与养老保险的意识。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所在单位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性高于私营企业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高于国有企业的员工，原因可能与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及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有关。
婚否、外出时间、流动意愿以及在目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两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权利意识和对城镇生活的渴望程度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参保意愿较高，但由于年龄不大，参保的迫切性不高；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和权利意识的原因参保意愿不高，但较大的年龄导致参保迫切性比较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此方面的差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程度的增加。
首先，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应根据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及不同的养老需求，对他们进行类别的划分，制定“分层分类”多元化的过渡式养老保险制度。当然，这种“分层分类”的思路并不是要强化我国的二元社会状态，等到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基本覆盖后，根据养老保险的“大树法则”，实现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建立。
其次，由于农民工参保倾向和维权意识较弱，应高度重视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政府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应注意引导农民工了解和学习法律制度，培养和提高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实施，提高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程度。
第三，针对耕地对农民工具有特殊价值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加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弱化土地的社保功能，强化土地的经济资源功能，使得农民实现由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增强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参考文献：
[1]郭瑜.需求与现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7城市数据的考察[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37-45.
[2]姚建平.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问题[N].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5）：18-22.
[3]李强，薛兴利.政府职能作用对农户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N].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25.
[4]于秋华，詹秀丽.浅析政府行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J].地方财政研究，2006（4）：45-47.
[5]彭宅文.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06（1）：45-49
[6]胡央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研究，2009（4）：105-106.
[7]王冉，盛来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9）：26-34.
[8]肖云，石玉珍.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对重庆市954 名青壮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4）：34-39. [9]刘林平，郭志坚. 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J]. 社会学研究，2004 （ 6）：64-75.
[10]刘志英，刘超.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N].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80-88.
[11]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2002（5）：49-54.
[12]祝灵敏.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中国经济增长[J].财经理论研究，2013（3）：20-29.
[13]雍岚，孙博，张冬敏.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J].西北人口，2007（6）：25-28，33.
[14]孙倩，吴平.农民工参与城镇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奉化市的实证研究[N]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0（1） ：110-114.
[15]张红梅，周燕.基于面板数据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分析[N]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0） ：60-64.
[16]许传新.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3）：30-3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in Endowment Insur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Shaanxi Province
LI Ting，GUO Yajun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Shanxi，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565 migrant workers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al migrant workers. The heterogeneity within different migrant workers was considered. then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given to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in the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which include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social insurance policy advocacy，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nsion system and the further policies optimizing of rural land reform.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
责任编辑：吴锦丹吴锦丹萧敏娜常明明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代际差异；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5-0090-07；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劳动大军。《2012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然而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为农民工撑起保障大伞，仅有4543万农民工为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约占农民工总数的约1729%。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参保率低、覆盖面窄等问题[1] ，农民工养老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许多学者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参保率低的情况并非偶然， 大多学者认为其和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农民工自身等因素有关。姚建平将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系统化为社会人口特征、制度性特征和其他养老措施三大类，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人口特征的贡献较小，其他养老措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一定替代效用，制度性特征对回归模型解释的贡献最大[2]。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充当制度设计者、资金的主要供给者、组织实施者以及监督管理者的多重角色 [3]。由于政府忽视了养老保险制度强制性和政府出资为主的基本特征，造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从而导致养老保险进展缓慢[4]。彭宅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认为农民工社保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民工身处边缘社会地位有关[5]。当前农民工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农民工在获取社会保险上的谈判地位正在逐渐加强，并且在社会保险的获取上有一定主动权[6]。随时间推移和政策推广， 个体特征变量对其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影响也会逐渐显著[7]。但农民工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对社会养老保险不信任以及文化素质低、经济行为的短期性等原因，在微观层面上参保倾向低 [8]。不同农民工群体在个人禀赋、职业分布、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决定了他们参保愿望和能力的差别。胡央娣、郭瑜发现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情况更多受企业性质和岗位特征的影响[1] [6]，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缺乏社会关系资源[9]，工会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要求企业办理公共养老保险的谈判能力增强，提高了农民工参保的可能。
相关成果对理解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问题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忽略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未考虑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10]。已有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已由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开始分化为两代不同的群体[11]——1980年以前出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从农村中流出并进入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出生在1980年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代际差异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12]
因此，依据对陕西省565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利用2012年在陕西省展开的“农民工劳动保障基本情况”实地调研数据，涉及建筑业、各类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55份，问卷有效率为982%。经过统计得出，555位被调查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有347位，新生代农民工208名，平均年龄为378岁，具体分析情况见表1所示。
表1农民工样本统计性描述 （%）
（一）总体分析
在整体模型中，婚否对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而外出时间、劳动合同对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性别、子女个数在90%的置信度下有着显著的影响，男性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高于女性，子女个数越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越低；文化程度、月收入、流动意愿、企业性质以及在单位工作时间在不同程度上均对参保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的分析结果中，以实际值而非分段赋值的变量“年龄”的p值为014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以年龄为标准，故本文假设，由于农民工群体不再是同质体，存在代际差异，导致年龄在不同代农民工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下边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开估计以反映代际差异的影响。（二）老一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7925%的人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影响到对于养老保险的认知；收入整体程度上对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开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1501—2000元的最高水平时，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反而降低。
性别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比女性有更高的倾向参与养老保险；子女人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0%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子女数越多越倾向于不购买养老保险；年龄在95%的置信度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其影响不大；有无耕地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耕地仍然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因素。 在流动意愿因素中，留城在9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0824，返乡在9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1996，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意愿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越大，原因是选择留城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城市生活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倾向于依靠社会方式养老。因此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年龄、婚否、外出工作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在目前单位工作时间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三）新生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显著增加，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只是收入低制约了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性别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且符号为负，表示女性有更强的动机参与养老保险，主要由于外出务工锻炼了女性农民工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强性，增加了养老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子女个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个数统计得知，208位新生代农民工有148位农民工目前尚未有子女，而剩余的农民工多是一个子女，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成为人母抑或人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的牵挂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追求更强烈，因此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耕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无论对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耕地价值不仅仅承担着生产资料的功能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方面表示耕地对保障农民养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健全的时候不宜过分强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另一方面表明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化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村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越轻，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都是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更加向往城镇的生活方式，能接受现代型的养老方式，因而更能体会到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动合同对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抬头。在签订合同中注意维护自己的养老保险权利，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强的参与养老保险的意识。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所在单位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性高于私营企业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高于国有企业的员工，原因可能与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及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有关。
婚否、外出时间、流动意愿以及在目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两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权利意识和对城镇生活的渴望程度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参保意愿较高，但由于年龄不大，参保的迫切性不高；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和权利意识的原因参保意愿不高，但较大的年龄导致参保迫切性比较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此方面的差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程度的增加。
首先，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应根据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及不同的养老需求，对他们进行类别的划分，制定“分层分类”多元化的过渡式养老保险制度。当然，这种“分层分类”的思路并不是要强化我国的二元社会状态，等到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基本覆盖后，根据养老保险的“大树法则”，实现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建立。
其次，由于农民工参保倾向和维权意识较弱，应高度重视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政府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应注意引导农民工了解和学习法律制度，培养和提高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实施，提高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程度。
第三，针对耕地对农民工具有特殊价值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加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弱化土地的社保功能，强化土地的经济资源功能，使得农民实现由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增强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参考文献：
[1]郭瑜.需求与现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7城市数据的考察[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37-45.
[2]姚建平.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问题[N].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5）：18-22.
[3]李强，薛兴利.政府职能作用对农户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N].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25.
[4]于秋华，詹秀丽.浅析政府行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J].地方财政研究，2006（4）：45-47.
[5]彭宅文.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06（1）：45-49
[6]胡央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研究，2009（4）：105-106.
[7]王冉，盛来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9）：26-34.
[8]肖云，石玉珍.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对重庆市954 名青壮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4）：34-39. [9]刘林平，郭志坚. 企业性质、政府缺位、集体协商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J]. 社会学研究，2004 （ 6）：64-75.
[10]刘志英，刘超.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N].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80-88.
[11]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J].人口研究，2002（5）：49-54.
[12]祝灵敏.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中国经济增长[J].财经理论研究，2013（3）：20-29.
[13]雍岚，孙博，张冬敏.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J].西北人口，2007（6）：25-28，33.
[14]孙倩，吴平.农民工参与城镇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奉化市的实证研究[N]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0（1） ：110-114.
[15]张红梅，周燕.基于面板数据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分析[N]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0） ：60-64.
[16]许传新.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3）：30-3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in Endowment Insur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Shaanxi Province
LI Ting，GUO Yajun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Shanxi，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565 migrant workers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al migrant workers. The heterogeneity within different migrant workers was considered. then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given to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in the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which include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social insurance policy advocacy，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nsion system and the further policies optimizing of rural land reform.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
责任编辑：吴锦丹吴锦丹萧敏娜常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