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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十年前，作为一个电影专业的毕业生，我开始跟随温普林先生整理和研究他集三十年之功建立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这期间，我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家的作品，并观看了温普林先生记录、见证和参与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影像资料，影像中记录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现场和艺术家，在我这样一个电影人眼中第一次感受到当代艺术的震撼力量，并且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部逐渐清晰、异常生动的影像艺术史。之后，我参与了关于89现代艺术展的纪录影片《七宗罪》的后期拍摄编辑，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和艺术家鲜活的个性令我再次感受到真实的影像魅力。后来，我自己也拿起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宋庄，独立拍摄了关于宋庄艺术生态的纪录影片《玲珑塔》，一系列的工作实践日渐明确了我个人对于当代艺术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读解方式。以人物、事件和打动我的历史瞬间为线索，以电影故事的叙述方式，突破圈子话语，希望当代艺术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认知。
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当代艺术
什么是当代艺术？艺术界争论不休，迄今难有定论。纵观三十年来艺术的发展历程，在当代艺术之前曾以“前卫艺术”著称，而“前卫艺术”之前则被称之为“现代艺术”。1979年星星画会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端。1979—1989十年间，中国的现代艺术告别了毛时代的工具主义，开始追求与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相融合。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同时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艺术家的反叛，他们竖起了前卫艺术的大旗，表达了永不掉头的姿态。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理论盛行，艺术界对于“前卫艺术”的提法也不再有新鲜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同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中性的词汇“当代艺术”。
高名潞先生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所”，表达了他对自80年代前后的现代艺术的崛起直至当下的艺术现状的一种视野和关怀。而在80年代一直力推“政治波普”的栗宪庭先生则提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观点，强调艺术要有针对性，艺术家的表达始终要紧扣当下。温普林先生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则一直坚持前卫精神，他认为“艺术史首先是精神史”。
纵观三十年艺术史，现代艺术始终处于社会变革的前沿。虽然现代艺术运动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拓展着当代中国人自由精神的疆界，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艺术史的绚烂画卷，1979年的星星画会无疑是这部长卷的开篇，也是打动我的第一个瞬间。
《今天》与星星画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时代，迎来了以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主义时代。毛的时代终结，邓的时代开始了。这种政治风向也直接影响到文化艺术界，一批文艺青年开始尝试卸下政治工具的包袱，追求自由表达的可能。他们凑在一起读禁书看禁片儿，相互传递着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小道儿消息。当时也是民刊最为活跃的时期，《今天》杂志在众多民刊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以诗歌、艺术随想、读书心得为主要内容。诗歌作为最自由精神的载体，使得诗人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启蒙的先声。《今天》旗下的诗人和画家们从不掩饰诗人食指对他们的影响，“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火车”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集体记忆。徐晓女士是《今天》杂志主创周郿英先生的夫人，也是当年的杂志编辑。从她那里得到一本她参与编辑的《沉沦的圣殿》，其中有大量《今天》杂志和星星画会的详实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当年《今天》杂志的主编北岛先生在其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黄锐、马德升实际上都是《今天》成员，后来有曲磊磊、王克平。”有了《今天》的结缘，星星诞生了。
时隔三十年，我见到星星画会主要成员曲磊磊先生，几番深谈，这位前辈大哥跟我讲述了他所参与“星星美展”以及关于星星画会的故事，生动还原了那次事件和那个时代。他对我说：“1976年是个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事：文革结束、唐山大地震、毛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要变了，怎么变？不知道。文革结束，人们都怀着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一直等到那个劲儿快凉下来了，直到最后批判“两个凡是”。那时候，人们的情绪已经压抑不住了。78年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也出现了各种政治性刊物和文学刊物，一个人的感觉跟这种整体意识是差不多的。”尽管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释放和宣泄，艺术家们也在寻求着自由表达的空间。
星星美展
1978年的一天，在京城的一个四合院中，《今天》杂志编辑部如同聚义厅一般，北岛、杨炼、江河、马德升、黄锐、阿城、曲磊磊等文艺界各路豪杰聚集在了一起。恰好黄锐和马德升、阿城正商量一起做画展，曲磊磊在诗人食指的推荐下，也加入了进来。后来，经曲磊磊推荐，做木雕的王克平也加入进来，由黄锐、马德升、阿城发起，加上王克平、曲磊磊等五人成为星星画会的核心成员，在他们的感召下，陆续有新成员加人进来，薄云（李永存）、严力、毛栗子等，虽然画风并不一样，但是多年的压抑和渴望解放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彼此都能找到认同感，那就是“一定要有点儿新的东西”，王克平明确表达“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曲磊磊先生也多次提到当时对他们影响较大的西方艺术家是毕加索、马蒂斯、珂勒惠支、比亚兹莱等等。随着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复归，曲磊磊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山海经”和“楚辞”。
总之，无论灵感来自何方，他们的共同追求就是自由精神的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的突破。
1979年的夏初，“星星”已经壮大到约二十几人的规模，他们开始准备办展览。发起人黄锐和马德升一再去找时任北京市美协主席的刘迅申请展览场地，结果被以展期已满为由婉拒。大家都觉得不能再等了，有人提议露天办展，经讨论基本通过，最终场地定在美术馆外的小花园，有现成可以挂画的栅栏，又是中心地带，大家一拍即合。地点定了，接着定日期。那一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却没有大庆。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国庆节前，9月27号，布展挂画，明确了分工之后就分头行动，有负责挂画的，有负责募捐的、贴海报的，还有人负责维持秩序。这时，以星星画会成员为主，其他的民刊组织也有成员加入。
十年前，作为一个电影专业的毕业生，我开始跟随温普林先生整理和研究他集三十年之功建立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这期间，我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家的作品，并观看了温普林先生记录、见证和参与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影像资料，影像中记录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现场和艺术家，在我这样一个电影人眼中第一次感受到当代艺术的震撼力量，并且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部逐渐清晰、异常生动的影像艺术史。之后，我参与了关于89现代艺术展的纪录影片《七宗罪》的后期拍摄编辑，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和艺术家鲜活的个性令我再次感受到真实的影像魅力。后来，我自己也拿起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宋庄，独立拍摄了关于宋庄艺术生态的纪录影片《玲珑塔》，一系列的工作实践日渐明确了我个人对于当代艺术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读解方式。以人物、事件和打动我的历史瞬间为线索，以电影故事的叙述方式，突破圈子话语，希望当代艺术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认知。
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当代艺术
什么是当代艺术？艺术界争论不休，迄今难有定论。纵观三十年来艺术的发展历程，在当代艺术之前曾以“前卫艺术”著称，而“前卫艺术”之前则被称之为“现代艺术”。1979年星星画会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端。1979—1989十年间，中国的现代艺术告别了毛时代的工具主义，开始追求与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相融合。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同时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艺术家的反叛，他们竖起了前卫艺术的大旗，表达了永不掉头的姿态。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理论盛行，艺术界对于“前卫艺术”的提法也不再有新鲜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同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中性的词汇“当代艺术”。
高名潞先生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所”，表达了他对自80年代前后的现代艺术的崛起直至当下的艺术现状的一种视野和关怀。而在80年代一直力推“政治波普”的栗宪庭先生则提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观点，强调艺术要有针对性，艺术家的表达始终要紧扣当下。温普林先生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则一直坚持前卫精神，他认为“艺术史首先是精神史”。
纵观三十年艺术史，现代艺术始终处于社会变革的前沿。虽然现代艺术运动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拓展着当代中国人自由精神的疆界，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艺术史的绚烂画卷，1979年的星星画会无疑是这部长卷的开篇，也是打动我的第一个瞬间。
《今天》与星星画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时代，迎来了以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主义时代。毛的时代终结，邓的时代开始了。这种政治风向也直接影响到文化艺术界，一批文艺青年开始尝试卸下政治工具的包袱，追求自由表达的可能。他们凑在一起读禁书看禁片儿，相互传递着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小道儿消息。当时也是民刊最为活跃的时期，《今天》杂志在众多民刊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以诗歌、艺术随想、读书心得为主要内容。诗歌作为最自由精神的载体，使得诗人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启蒙的先声。《今天》旗下的诗人和画家们从不掩饰诗人食指对他们的影响，“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火车”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集体记忆。徐晓女士是《今天》杂志主创周郿英先生的夫人，也是当年的杂志编辑。从她那里得到一本她参与编辑的《沉沦的圣殿》，其中有大量《今天》杂志和星星画会的详实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当年《今天》杂志的主编北岛先生在其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黄锐、马德升实际上都是《今天》成员，后来有曲磊磊、王克平。”有了《今天》的结缘，星星诞生了。
时隔三十年，我见到星星画会主要成员曲磊磊先生，几番深谈，这位前辈大哥跟我讲述了他所参与“星星美展”以及关于星星画会的故事，生动还原了那次事件和那个时代。他对我说：“1976年是个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事：文革结束、唐山大地震、毛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要变了，怎么变？不知道。文革结束，人们都怀着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一直等到那个劲儿快凉下来了，直到最后批判“两个凡是”。那时候，人们的情绪已经压抑不住了。78年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也出现了各种政治性刊物和文学刊物，一个人的感觉跟这种整体意识是差不多的。”尽管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释放和宣泄，艺术家们也在寻求着自由表达的空间。
星星美展
1978年的一天，在京城的一个四合院中，《今天》杂志编辑部如同聚义厅一般，北岛、杨炼、江河、马德升、黄锐、阿城、曲磊磊等文艺界各路豪杰聚集在了一起。恰好黄锐和马德升、阿城正商量一起做画展，曲磊磊在诗人食指的推荐下，也加入了进来。后来，经曲磊磊推荐，做木雕的王克平也加入进来，由黄锐、马德升、阿城发起，加上王克平、曲磊磊等五人成为星星画会的核心成员，在他们的感召下，陆续有新成员加人进来，薄云（李永存）、严力、毛栗子等，虽然画风并不一样，但是多年的压抑和渴望解放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彼此都能找到认同感，那就是“一定要有点儿新的东西”，王克平明确表达“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曲磊磊先生也多次提到当时对他们影响较大的西方艺术家是毕加索、马蒂斯、珂勒惠支、比亚兹莱等等。随着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复归，曲磊磊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山海经”和“楚辞”。
总之，无论灵感来自何方，他们的共同追求就是自由精神的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的突破。
1979年的夏初，“星星”已经壮大到约二十几人的规模，他们开始准备办展览。发起人黄锐和马德升一再去找时任北京市美协主席的刘迅申请展览场地，结果被以展期已满为由婉拒。大家都觉得不能再等了，有人提议露天办展，经讨论基本通过，最终场地定在美术馆外的小花园，有现成可以挂画的栅栏，又是中心地带，大家一拍即合。地点定了，接着定日期。那一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却没有大庆。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国庆节前，9月27号，布展挂画，明确了分工之后就分头行动，有负责挂画的，有负责募捐的、贴海报的，还有人负责维持秩序。这时，以星星画会成员为主，其他的民刊组织也有成员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