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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策规划还需要更加细致、周到,只有更加科学和准确,才更有利于实施和调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经政策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了数个调研组,赴部分地区进行调研。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是调研的参与者之一。
王明权此前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曾任交通银行行长、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等职务,长期关注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他告诉记者,调研中他们发现各地上项目的积极性都很高,而且不少都是中长期贷款的项目。但是在积极政策特别是4万亿经济计划和2009年天量信贷之后,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思考。
投资“总盘子”应心中有数
“在信贷政策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王明权说,对于那些一两年无法完工的中长期项目,如果我们政策急刹车,不继续增加信贷投放,那可能会出现很多“半拉子”工程,也必然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如果不急刹车,让这些项目继续完工,就还需要大量的信贷投放,那样又会出现通胀的风险。
面对这种两难境遇,王明权认为,大量的信贷投放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要逐步过渡到正常手段上来,实现政策的顺利接轨,需要未雨绸缪,做好规划。
谈到规划,王明权说:“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2010年的预期调控目标是7.5万亿元。那么明年会是多少,后年呢?对于接下来几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应该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在他看来,虽然规划可能会是粗线条的,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几年,才能让投资回到正常的水平,宏观决策部门应该有所思考,不能过完今年了再想明年的事,过完明年了再说后年。
王明权说,政府既要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加强对总投资的宏观调控,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需要双管齐下。
“而且,由于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很强,我担心,会不会有很多项目并不在宏观决策部门的监控之中?”王明权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全国的投资总盘子有一个全面的掌控,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制定下一步政策才会更加有的放矢。
而对于已经在制定当中的“十二五”规划,王明权认为,“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投资的安排,应该考虑如何与2009年已开工项目衔接。
“对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项目,以及原计划‘十二五’期间上的项目但2009年已经提前上的,‘十二五’就不能重复再上了。要在规划中体现这些,前提还是要对全国的总盘子心中有数。”王明权说。
经济政策尺度应有量化标准
在调研过程中,王明权反复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松紧度需要一个量化的标准。
王明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近两年的货币政策为例,虽然2009年和2010年中国实施的都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简单对比两年的相关数据,发现二者的差异其实很大。
王明权是这样计算的:以2009年的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和GDP约3.46万亿元的增量,以及2010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控制目标和GDP8%的增长目标(即3.8万亿元左右的GDP增量目标)为两组数据样本,分别相除后,在2009年每增加1元的GDP,大致需要增加的信贷投放2.77元;而2010每增加1元的GDP,计划增加的信贷投放则是1.97元左右。
“也就是说,同样是增加1元的GDP,我们投放的信贷从2009年的2.77元缩减到了2010年的1.97元,缩减比例达29%。”王明权说,虽然这只是一个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计算,但对比之下,两年间货币供应松紧程度有很大差异。
“我们实施的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想这其中内涵就很不一样了。”他说。
“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尺度制定一些量化的标准。”王明权说,其中可以设置一些需要适时做出调整的变量,但最终还是要能够相对清晰地界定,在什么数量范围内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什么是“适度宽松的”,或者在什么范围内的财政政策属于“积极的”,什么时候是“稳健的”。
王明权建议,从调研情况来看,各种政策规划还需要更加细致、周到,只有更加科学和准确,才更有利于实施和调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经政策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了数个调研组,赴部分地区进行调研。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是调研的参与者之一。
王明权此前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曾任交通银行行长、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等职务,长期关注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他告诉记者,调研中他们发现各地上项目的积极性都很高,而且不少都是中长期贷款的项目。但是在积极政策特别是4万亿经济计划和2009年天量信贷之后,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思考。
投资“总盘子”应心中有数
“在信贷政策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王明权说,对于那些一两年无法完工的中长期项目,如果我们政策急刹车,不继续增加信贷投放,那可能会出现很多“半拉子”工程,也必然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如果不急刹车,让这些项目继续完工,就还需要大量的信贷投放,那样又会出现通胀的风险。
面对这种两难境遇,王明权认为,大量的信贷投放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要逐步过渡到正常手段上来,实现政策的顺利接轨,需要未雨绸缪,做好规划。
谈到规划,王明权说:“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2010年的预期调控目标是7.5万亿元。那么明年会是多少,后年呢?对于接下来几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应该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在他看来,虽然规划可能会是粗线条的,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几年,才能让投资回到正常的水平,宏观决策部门应该有所思考,不能过完今年了再想明年的事,过完明年了再说后年。
王明权说,政府既要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加强对总投资的宏观调控,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需要双管齐下。
“而且,由于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很强,我担心,会不会有很多项目并不在宏观决策部门的监控之中?”王明权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全国的投资总盘子有一个全面的掌控,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制定下一步政策才会更加有的放矢。
而对于已经在制定当中的“十二五”规划,王明权认为,“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投资的安排,应该考虑如何与2009年已开工项目衔接。
“对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项目,以及原计划‘十二五’期间上的项目但2009年已经提前上的,‘十二五’就不能重复再上了。要在规划中体现这些,前提还是要对全国的总盘子心中有数。”王明权说。
经济政策尺度应有量化标准
在调研过程中,王明权反复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松紧度需要一个量化的标准。
王明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近两年的货币政策为例,虽然2009年和2010年中国实施的都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简单对比两年的相关数据,发现二者的差异其实很大。
王明权是这样计算的:以2009年的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和GDP约3.46万亿元的增量,以及2010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控制目标和GDP8%的增长目标(即3.8万亿元左右的GDP增量目标)为两组数据样本,分别相除后,在2009年每增加1元的GDP,大致需要增加的信贷投放2.77元;而2010每增加1元的GDP,计划增加的信贷投放则是1.97元左右。
“也就是说,同样是增加1元的GDP,我们投放的信贷从2009年的2.77元缩减到了2010年的1.97元,缩减比例达29%。”王明权说,虽然这只是一个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计算,但对比之下,两年间货币供应松紧程度有很大差异。
“我们实施的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想这其中内涵就很不一样了。”他说。
“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尺度制定一些量化的标准。”王明权说,其中可以设置一些需要适时做出调整的变量,但最终还是要能够相对清晰地界定,在什么数量范围内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什么是“适度宽松的”,或者在什么范围内的财政政策属于“积极的”,什么时候是“稳健的”。
王明权建议,从调研情况来看,各种政策规划还需要更加细致、周到,只有更加科学和准确,才更有利于实施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