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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设计，探究“六书”理论对非汉字文化圈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习得汉字的作用。从实验结果来看，实验组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六书”理论对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汉字习得具有显著作用。初级水平学习者实验组的正确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对照组的正确率排序为：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其中，象形字的正确率最高，指事字正确率的差异最为明显。结合对受试者的访谈，可以发现，“六书”理论对形声字的辨别理解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六书”;汉字习得;非汉字文化圈
一、引言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汉字的形体演变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关于汉字的形体结构，古文字学一向有“六书”的说法。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了“六书”的含义，并将其运用到解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中。“六书”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一般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其余四种则是造字法。实际上，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六书”主要也是这四种造字法，为行文方便，下文仍按照传统称为“六书”。
汉语在由本民族语言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汉字的难学难用是最大的障碍。就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来看，重视“词本位”、忽视“字本位”的教学思想，造成了学习者在汉字掌握上存在很大的不足。汉字的“识字难”成为了汉语学习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汉语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汉字作为深层正字法的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典型，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并不紧密，字形无法明显提示语音，但能相对有规律地提示语义，因此，形义联结相对紧密。在古代汉语中，一字一形一义，一个汉字一般即是一个词，汉字形成了字为单位、由形表意的文字系统，字形的特征分析是汉字识别的必经阶段[1]。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在汉字学习中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可分为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思想为伦理基础，在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2]。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等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来华深造，在日本、韩国等传统汉字文化圈留学生之外，非汉字圈留学生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但受到上述文化背景影响，与非汉字文化圈所熟悉与适应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体系庞大、形体众多、结构十分复杂、读音和意义不够清晰，汉字往往成为其学习汉语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在汉字学习方面，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存在一定的畏难心理，学习方法欠佳，多以重复机械式的学习为主，死记硬背阻碍了对于汉字形义之间的认知。
就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来看，学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高立群、孟凌对初级、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学生的形声字识别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外国学生的汉字加工方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形义通路[3]。彭聃龄、王春茂发现，汉字识别中存在显著的笔画数效应，笔画数越多，识别速度越慢[4]。崔永华论证了部件在汉字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5]。冯丽萍着眼于现代汉字的形、音、义的认知神经因素，借鉴母语者汉字学习的经验及研究成果，针对汉字认知规律提出了具体建议[6]。相对而言，从“六书”理论视角对汉字习得效果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李开最早指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象似性极为丰富，是学习常用汉字的有效途径[7]。李大遂指出，虽然不能用“六书”来分析每一个现代汉字，但是现代汉字是在古代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六书”仍然是全面系统地认识汉字、研究汉字的钥匙[8]。刘凤云针对“六书”中的象形字的教学进行了探讨[9]。王瑞晓认为，“六书”更适合于初、高级班[10]。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六书”理论这一角度，借助实验来分析“六书”在汉字习得中的作用。
二、实验说明
（一）调查对象
本次实验的调查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初级水平非汉字圈国家语言生，共计7人。7人均上过汉字选修课，具有“六书”理论的学习基础。
（二）选字范围
本文针对初级水平学生的汉字习得水平，将《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I）的词语表作为候选内容。该词语表中，共列出了684个生词和22个专有名词，去除重复的部分，共计626个汉字。我们从中选取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各12个，分别为：王、口、气、日、雨、果、月、山、车、未、草、石（象形字）;中、十、太、九、下、末、四、上、旦、甘、寸、朱（指事字）;取、好、束、休、明、采、谷、从、看、同、金、卧（会意字）;河、斧、吐、星、跟、江、房、策、酒、感、李、箱（形声字）。
（三）实验设计
本次实验将48个汉字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4个字。测试分为四部分，以对照组1—实验组1—实验组2—对照组2的顺序进行。每部分测试汉字为12个，分别包含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各3个。表1为实验组测试部分内容示例，表2為对照组测试部分内容示例：
实验组在PPT上首先会同时呈现出该字的古文字与现代汉字，然后给出A、B两个英文选项，其中的一个为正确选项，另一个为干扰项，具体如图1所示。被试者需要在10秒内判断该字所表示的意义，并选出正确的选项。对照组则仅呈现该字的现代汉字，具体如图2所示。被试者同样需要在10秒内判断该字的意义，并进行选择。
三、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实验初步分析
本次测试共计48题，每题1分，满分为48分，由实验组（24分）和对照组（24分）两部分组成。实验结束后，我们对7位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3所示：
通过SPSS软件统计分析可以获知，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最高分为44分，最低分为39分，平均得分为42.14分。从图3可以看出，有过汉字学习经历的初级水平语言生在汉字测试中的整体成绩较为优秀。其中，24个实验组汉字的平均分为23.29分，24个对照组汉字的平均分为18.86分，平均分分差为4.42分。从成绩上看，在同为初级水平学生的条件下，受试者对于实验组汉字的测试结果要优于对照组。 为验证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成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两者平均成绩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为P（.000）<0.05。由此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在实验组比对照组多呈现出“六书”古文字的情况下，实验组取得了优于对照组的测试效果，因此，可以推论，“六书”的形体结构对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汉字理解与识别起到了一定作用。
接下来，我们又对实验组、对照组每个汉字的辨认正确率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5、图6所示。
由图5可以看出，在取得可观的整体测试成绩的条件下，从逐个汉字的角度，受试者对于实验组的单个汉字也维持了较高的准确度。在实验组的24个测试汉字中，有21个汉字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正确率。而实验组中除受试者未判断错误的21个汉字外，错误字数量为3个，按照其正确率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采”“旦”（正确率85.7%）、“末”（正确率71.4%）。从图6可以看出，与实验组相比，对照组在没有“六书”古文字的提示、仅凭受试者对于现代汉字的直观理解下，完全判断正确的汉字数量为10个。整体错误字数偏多，错误字数量为14个，为实验组的三倍之多。而按照正确率高低排列分别为“斧”“卧”“金”“同”“束”“太”“气”（正确率85.7%）、“取”“寸”“未”（正确率57.1%）、“箱”“李” “甘”（正确率42.8%）、“朱”（正确率14.3%）。这再次印证了“六书”理论对受试单个汉字的理解与判断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根据错误字所分属的造字法类型，我们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六书”正确率逐一进行了比较。具体对比情况如图7所示：
从图7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象形、形声（100%）>会意（97.6%）>指事（92.9%）;对照组的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象形（90.4%）>会意（88.1%）>形声（78.6%）>指事（66.7%）。根据“六书”正确率比较图，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信息：1.虽然对照组的正确率低于实验组，但两组中四种造字法的正确率均保持在60%以上，整体呈现出较高水平。2.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象形字均为各自组别当中正确率最高的文字类型。3.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给出被试汉字的古文字的情况下，较未给出古文字的情况，形声字与指事字的正确率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4.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总体数据来看，与其他类型的造字法相比，指事字的正确率偏低。
就上述结论信息，可以从教育背景、教学特征以及文字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获取原因。首先，初级水平学生由于先前接受过汉字课程与相应的汉字训练，因此，以往的教学成果在本次汉字测试中得以体现，呈现出较高的测试正确率。其次，从教学特征上讲，由于该水平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对于象形字的接触最早，受到的前摄抑制相对较小，学习难度最小。再加之与其他造字法相比，象形字更具有象形性与直观性，因此，对于象形字的理解与掌握程度最好，这也使得象形字在本次测试中实验组、对照组的正确率均为最高。再次，形声字与指事字的正确率之所以有一定提升，是因为从据义构形上看，意符在传递语义信息上的功能，使形声字的形旁有时能帮助学习者确定本义，从而理清字义发展变化的过程。指事字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前面所述的象形字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本次实验组中的“旦”字，就生动地显示了太阳从地面升起的画面。最后，如上图所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指事字的正确率均为最低，这说明在汉字学习过程中，指事字的识别难度较大，同时，在加入“六书”学习策略后，依然在辨别与测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从汉字本体角度而言，指事是指用纯粹的指示符号或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加注指示符号从而造出新字的一种造字法，重在分析对象的特征和环境的关系，因此，一些指事字的古文字因为意义过于抽象，有时对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而言都比较困难，所以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在该类型的正确率较低。
四、基于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实验的综合分析
对于本次接受测试的初级水平学习者而言，受母语及文化因素影响，非汉字圈学习者对于汉字的敏感度不高。而通过向学习者展示汉字的古文字字形，从字源角度增强对于形近字的区分，有助于学生汉字识记水平的提高。以“本”和“末”为例，两个字的形体相近，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留学生来说，辨别难度较大。“本”的本意为草木之根，“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通过古文字的展示，配合上述意义的讲解，形义结合有利于提高识记效率。
对于有些初级水平留学生而言，面对汉字字形还存在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六书”理论有利于初级水平留学生近一步形成“形旁”意识，帮助他们在学习汉字时形成规律性的认知，从而促进与声旁更好地结合。如本次测试中隶属于实验组的“酒”“江”，两个字的正确率均为100%。两个字的形旁都是“水”，该形旁似水流淌的状态，有助于初级学习者的识记，同时也增强了对于其他隸属于该形旁的字的理解。如《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中的“清”“泳”“澡”等。
针对本次实验结果，我们采访了初级水平学习者中成绩较高的一位留学生。该受访者首先指出，因为一些汉字（如笔画较少的象形字）平时学习过，所以能够很快地选对，这也验证了上述的象形字的高正确率。其次，老师在汉字讲解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古文字的相关内容，对于辨认测试中不认识的字会有一定的帮助。受访者多次指出了“六书”理论对于形声字的辨认识别具有很大帮助，如实验组“策”字的“竹”字旁，通过古文字的展示，使其准确地辨认出该形旁并选出了正确的选项，这也验证了上文中关于形声字的形旁辨识对初级水平学习者认识汉字具有帮助作用的分析。再次，受访者提到，虽然在这次测试中“六书”对汉字的辨别与理解能够提供帮助，但并非对所有汉字都是有效的。如对照组中的指事字“朱”，受试者均表示对该字的古文字十分好奇，在试验结束后，向各位受试者呈现出该字的古文字后，大家仍然无法理解。实际上，“朱”是“株”字的初文，本意是露出地面的树根，后假借为赤色、红色，因此，该字虽然笔画不多，但对非汉字圈初级学习者来说，仍然是难度较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测试主要是测验学习者对汉字的意义辨别能力，并未涉及到汉字的书写。对这一问题，受访者也谈到了自己的体会。如“星”字，在本次测试结束后的24小时内，仍然能够回忆起该字的古文字写法，并加深了对现代汉字的记忆。受访者还提出，希望将“六书”理论与精读课程相结合，在理解的基础上，摆脱只依靠重复抄写来机械记住某一个汉字的问题。
基于本次实验，笔者也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六书”理论对非汉字圈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汉字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作用，并可以结合古文字图像作出针对与汉字书写相结合的深层探索;同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到其对汉字学习帮助较小、甚至产生阻碍的一面。针对古文字时间久远、部分文字经过演变与相对应的古文字之间已经失去紧密联系的客观情况，我们应进行考究筛查，筛选出真正适合用于辅助汉字教学的古文字，来丰富与充实课堂内容，从而让“六书”理论成为真正助推教学的有力工具，而不能不顾汉字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照抄。
五、结语
本文基于相关实验设计，探究了“六书”理论对非汉字文化圈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习得汉字的作用。通过本次实验，我们能够得到以下结论：
1.从受试者的实验组、对照组总体成绩来看，“六书”理论对非汉字圈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整体汉字习得具有显著作用。
2.从组间对比来看，给出“六书”古文字的实验组，其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的正确率均高于对照组，“六书”理论对隶属于不同造字法的汉字在理解与判断上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从“六书”对测试者的作用大小来看，在实验测试成绩上，较其他造字法而言，非汉字圈初级水平学习者在指事字中的成绩显著高于未给出古文字的对照组;在采访中发现，受试者对于“六书”在形声字的辨别方面的作用最为认可。
4.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总体成绩来看，指事字的正确率最低，说明指事字的学习难度仍然是相对较大。在利用“六书”理论辅助汉字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教学目标，讲述字的源流演变特征，做到具体汉字具体分析。
5.从习得心理机制来看，“六书”可以通过图画形式形成完整的视觉映像，促使学习者的大脑对视觉输入做出有效的处理，从而提升汉字学习的趣味性，激发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兴趣。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实验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样本容量较小。一般来说，样本容量越大，得出的结论越具有可信度。受到疫情影响，同时学习组测试者需符合初级水平、上过汉字选修课两个条件，所以本次仅有7位受试者。其次，测试形式比较单一。汉字由形、音、义联合构成，本次关于“六书”习得的测试，仅涉及到汉字及古文字辨义，而没有涉及汉字的书写情况。再次，选字尚需完善。本次测试的选字范围主要集中在《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I），对于专门上过汉字选修课的学生而言可能过于简单。同时，选字时没有考虑字频问题，这也是有待改进之处。
参考文献：
[1]谭力海，彭聃龄.汉字的视觉识别过程：对形码和音码作用的考察[J].心理学报，1991，（3）.
[2]刘志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价值[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0，（6）.
[3]高立群，孟凌.外国留学生汉语阅读中音、形信息对汉字辨认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2000，（4）.
[4]彭聃龄，王春茂.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来自笔画数效应和部件数效应的证据[J].心理学报，1997，（1）.
[5]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 1997，（3）.
[6]冯丽萍.汉字认知规律研究综述[J].世界汉语教学， 1998，（3）.
[7]李开.论常用汉字的语像和习得[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3）.
[8]李大遂.简论偏旁和偏旁教学[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1）.
[9]刘凤云.汉字象形字教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王瑞晓.“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优劣论[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7，（5）.
Exploring “Liushu（六书）” Theor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Take the Elementary Chines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Zhang X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Through 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ancient script form of the “Liushu（六书）”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in the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of the “Liushu（六书）”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of Chinese.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beginner level learners is sorted from high to low as pictograph=picto-phonetic character>deictic graph>syssemantograp， the control group has the correct rate of pictograp>syssemantograp>picto-phonetic character>deictic graph. The correct rate of pictograph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d for deictic graph， the difference in accuracy is the most obviou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ubjec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cient script form of the “Liushu（六书）” also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Key words：“Liushu（六書）”;Chinese character acquisition;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关键词：“六书”;汉字习得;非汉字文化圈
一、引言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汉字的形体演变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关于汉字的形体结构，古文字学一向有“六书”的说法。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了“六书”的含义，并将其运用到解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中。“六书”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一般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其余四种则是造字法。实际上，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六书”主要也是这四种造字法，为行文方便，下文仍按照传统称为“六书”。
汉语在由本民族语言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汉字的难学难用是最大的障碍。就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来看，重视“词本位”、忽视“字本位”的教学思想，造成了学习者在汉字掌握上存在很大的不足。汉字的“识字难”成为了汉语学习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汉语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汉字作为深层正字法的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典型，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并不紧密，字形无法明显提示语音，但能相对有规律地提示语义，因此，形义联结相对紧密。在古代汉语中，一字一形一义，一个汉字一般即是一个词，汉字形成了字为单位、由形表意的文字系统，字形的特征分析是汉字识别的必经阶段[1]。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在汉字学习中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可分为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思想为伦理基础，在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2]。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等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来华深造，在日本、韩国等传统汉字文化圈留学生之外，非汉字圈留学生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但受到上述文化背景影响，与非汉字文化圈所熟悉与适应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体系庞大、形体众多、结构十分复杂、读音和意义不够清晰，汉字往往成为其学习汉语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在汉字学习方面，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存在一定的畏难心理，学习方法欠佳，多以重复机械式的学习为主，死记硬背阻碍了对于汉字形义之间的认知。
就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来看，学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高立群、孟凌对初级、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学生的形声字识别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外国学生的汉字加工方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形义通路[3]。彭聃龄、王春茂发现，汉字识别中存在显著的笔画数效应，笔画数越多，识别速度越慢[4]。崔永华论证了部件在汉字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5]。冯丽萍着眼于现代汉字的形、音、义的认知神经因素，借鉴母语者汉字学习的经验及研究成果，针对汉字认知规律提出了具体建议[6]。相对而言，从“六书”理论视角对汉字习得效果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李开最早指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象似性极为丰富，是学习常用汉字的有效途径[7]。李大遂指出，虽然不能用“六书”来分析每一个现代汉字，但是现代汉字是在古代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六书”仍然是全面系统地认识汉字、研究汉字的钥匙[8]。刘凤云针对“六书”中的象形字的教学进行了探讨[9]。王瑞晓认为，“六书”更适合于初、高级班[10]。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六书”理论这一角度，借助实验来分析“六书”在汉字习得中的作用。
二、实验说明
（一）调查对象
本次实验的调查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初级水平非汉字圈国家语言生，共计7人。7人均上过汉字选修课，具有“六书”理论的学习基础。
（二）选字范围
本文针对初级水平学生的汉字习得水平，将《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I）的词语表作为候选内容。该词语表中，共列出了684个生词和22个专有名词，去除重复的部分，共计626个汉字。我们从中选取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各12个，分别为：王、口、气、日、雨、果、月、山、车、未、草、石（象形字）;中、十、太、九、下、末、四、上、旦、甘、寸、朱（指事字）;取、好、束、休、明、采、谷、从、看、同、金、卧（会意字）;河、斧、吐、星、跟、江、房、策、酒、感、李、箱（形声字）。
（三）实验设计
本次实验将48个汉字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4个字。测试分为四部分，以对照组1—实验组1—实验组2—对照组2的顺序进行。每部分测试汉字为12个，分别包含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各3个。表1为实验组测试部分内容示例，表2為对照组测试部分内容示例：
实验组在PPT上首先会同时呈现出该字的古文字与现代汉字，然后给出A、B两个英文选项，其中的一个为正确选项，另一个为干扰项，具体如图1所示。被试者需要在10秒内判断该字所表示的意义，并选出正确的选项。对照组则仅呈现该字的现代汉字，具体如图2所示。被试者同样需要在10秒内判断该字的意义，并进行选择。
三、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实验初步分析
本次测试共计48题，每题1分，满分为48分，由实验组（24分）和对照组（24分）两部分组成。实验结束后，我们对7位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3所示：
通过SPSS软件统计分析可以获知，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最高分为44分，最低分为39分，平均得分为42.14分。从图3可以看出，有过汉字学习经历的初级水平语言生在汉字测试中的整体成绩较为优秀。其中，24个实验组汉字的平均分为23.29分，24个对照组汉字的平均分为18.86分，平均分分差为4.42分。从成绩上看，在同为初级水平学生的条件下，受试者对于实验组汉字的测试结果要优于对照组。 为验证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成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两者平均成绩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为P（.000）<0.05。由此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在实验组比对照组多呈现出“六书”古文字的情况下，实验组取得了优于对照组的测试效果，因此，可以推论，“六书”的形体结构对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汉字理解与识别起到了一定作用。
接下来，我们又对实验组、对照组每个汉字的辨认正确率进行了统计，具体如图5、图6所示。
由图5可以看出，在取得可观的整体测试成绩的条件下，从逐个汉字的角度，受试者对于实验组的单个汉字也维持了较高的准确度。在实验组的24个测试汉字中，有21个汉字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正确率。而实验组中除受试者未判断错误的21个汉字外，错误字数量为3个，按照其正确率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采”“旦”（正确率85.7%）、“末”（正确率71.4%）。从图6可以看出，与实验组相比，对照组在没有“六书”古文字的提示、仅凭受试者对于现代汉字的直观理解下，完全判断正确的汉字数量为10个。整体错误字数偏多，错误字数量为14个，为实验组的三倍之多。而按照正确率高低排列分别为“斧”“卧”“金”“同”“束”“太”“气”（正确率85.7%）、“取”“寸”“未”（正确率57.1%）、“箱”“李” “甘”（正确率42.8%）、“朱”（正确率14.3%）。这再次印证了“六书”理论对受试单个汉字的理解与判断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根据错误字所分属的造字法类型，我们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六书”正确率逐一进行了比较。具体对比情况如图7所示：
从图7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象形、形声（100%）>会意（97.6%）>指事（92.9%）;对照组的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为象形（90.4%）>会意（88.1%）>形声（78.6%）>指事（66.7%）。根据“六书”正确率比较图，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信息：1.虽然对照组的正确率低于实验组，但两组中四种造字法的正确率均保持在60%以上，整体呈现出较高水平。2.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象形字均为各自组别当中正确率最高的文字类型。3.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给出被试汉字的古文字的情况下，较未给出古文字的情况，形声字与指事字的正确率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4.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总体数据来看，与其他类型的造字法相比，指事字的正确率偏低。
就上述结论信息，可以从教育背景、教学特征以及文字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获取原因。首先，初级水平学生由于先前接受过汉字课程与相应的汉字训练，因此，以往的教学成果在本次汉字测试中得以体现，呈现出较高的测试正确率。其次，从教学特征上讲，由于该水平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对于象形字的接触最早，受到的前摄抑制相对较小，学习难度最小。再加之与其他造字法相比，象形字更具有象形性与直观性，因此，对于象形字的理解与掌握程度最好，这也使得象形字在本次测试中实验组、对照组的正确率均为最高。再次，形声字与指事字的正确率之所以有一定提升，是因为从据义构形上看，意符在传递语义信息上的功能，使形声字的形旁有时能帮助学习者确定本义，从而理清字义发展变化的过程。指事字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前面所述的象形字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本次实验组中的“旦”字，就生动地显示了太阳从地面升起的画面。最后，如上图所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指事字的正确率均为最低，这说明在汉字学习过程中，指事字的识别难度较大，同时，在加入“六书”学习策略后，依然在辨别与测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从汉字本体角度而言，指事是指用纯粹的指示符号或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加注指示符号从而造出新字的一种造字法，重在分析对象的特征和环境的关系，因此，一些指事字的古文字因为意义过于抽象，有时对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而言都比较困难，所以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在该类型的正确率较低。
四、基于汉语初级水平语言生实验的综合分析
对于本次接受测试的初级水平学习者而言，受母语及文化因素影响，非汉字圈学习者对于汉字的敏感度不高。而通过向学习者展示汉字的古文字字形，从字源角度增强对于形近字的区分，有助于学生汉字识记水平的提高。以“本”和“末”为例，两个字的形体相近，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留学生来说，辨别难度较大。“本”的本意为草木之根，“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通过古文字的展示，配合上述意义的讲解，形义结合有利于提高识记效率。
对于有些初级水平留学生而言，面对汉字字形还存在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六书”理论有利于初级水平留学生近一步形成“形旁”意识，帮助他们在学习汉字时形成规律性的认知，从而促进与声旁更好地结合。如本次测试中隶属于实验组的“酒”“江”，两个字的正确率均为100%。两个字的形旁都是“水”，该形旁似水流淌的状态，有助于初级学习者的识记，同时也增强了对于其他隸属于该形旁的字的理解。如《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中的“清”“泳”“澡”等。
针对本次实验结果，我们采访了初级水平学习者中成绩较高的一位留学生。该受访者首先指出，因为一些汉字（如笔画较少的象形字）平时学习过，所以能够很快地选对，这也验证了上述的象形字的高正确率。其次，老师在汉字讲解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古文字的相关内容，对于辨认测试中不认识的字会有一定的帮助。受访者多次指出了“六书”理论对于形声字的辨认识别具有很大帮助，如实验组“策”字的“竹”字旁，通过古文字的展示，使其准确地辨认出该形旁并选出了正确的选项，这也验证了上文中关于形声字的形旁辨识对初级水平学习者认识汉字具有帮助作用的分析。再次，受访者提到，虽然在这次测试中“六书”对汉字的辨别与理解能够提供帮助，但并非对所有汉字都是有效的。如对照组中的指事字“朱”，受试者均表示对该字的古文字十分好奇，在试验结束后，向各位受试者呈现出该字的古文字后，大家仍然无法理解。实际上，“朱”是“株”字的初文，本意是露出地面的树根，后假借为赤色、红色，因此，该字虽然笔画不多，但对非汉字圈初级学习者来说，仍然是难度较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测试主要是测验学习者对汉字的意义辨别能力，并未涉及到汉字的书写。对这一问题，受访者也谈到了自己的体会。如“星”字，在本次测试结束后的24小时内，仍然能够回忆起该字的古文字写法，并加深了对现代汉字的记忆。受访者还提出，希望将“六书”理论与精读课程相结合，在理解的基础上，摆脱只依靠重复抄写来机械记住某一个汉字的问题。
基于本次实验，笔者也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六书”理论对非汉字圈初级水平语言生的汉字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作用，并可以结合古文字图像作出针对与汉字书写相结合的深层探索;同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到其对汉字学习帮助较小、甚至产生阻碍的一面。针对古文字时间久远、部分文字经过演变与相对应的古文字之间已经失去紧密联系的客观情况，我们应进行考究筛查，筛选出真正适合用于辅助汉字教学的古文字，来丰富与充实课堂内容，从而让“六书”理论成为真正助推教学的有力工具，而不能不顾汉字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照抄。
五、结语
本文基于相关实验设计，探究了“六书”理论对非汉字文化圈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习得汉字的作用。通过本次实验，我们能够得到以下结论：
1.从受试者的实验组、对照组总体成绩来看，“六书”理论对非汉字圈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整体汉字习得具有显著作用。
2.从组间对比来看，给出“六书”古文字的实验组，其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的正确率均高于对照组，“六书”理论对隶属于不同造字法的汉字在理解与判断上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从“六书”对测试者的作用大小来看，在实验测试成绩上，较其他造字法而言，非汉字圈初级水平学习者在指事字中的成绩显著高于未给出古文字的对照组;在采访中发现，受试者对于“六书”在形声字的辨别方面的作用最为认可。
4.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总体成绩来看，指事字的正确率最低，说明指事字的学习难度仍然是相对较大。在利用“六书”理论辅助汉字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教学目标，讲述字的源流演变特征，做到具体汉字具体分析。
5.从习得心理机制来看，“六书”可以通过图画形式形成完整的视觉映像，促使学习者的大脑对视觉输入做出有效的处理，从而提升汉字学习的趣味性，激发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兴趣。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实验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样本容量较小。一般来说，样本容量越大，得出的结论越具有可信度。受到疫情影响，同时学习组测试者需符合初级水平、上过汉字选修课两个条件，所以本次仅有7位受试者。其次，测试形式比较单一。汉字由形、音、义联合构成，本次关于“六书”习得的测试，仅涉及到汉字及古文字辨义，而没有涉及汉字的书写情况。再次，选字尚需完善。本次测试的选字范围主要集中在《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I），对于专门上过汉字选修课的学生而言可能过于简单。同时，选字时没有考虑字频问题，这也是有待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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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Liushu（六书）” Theor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Take the Elementary Chines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Zhang X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Through 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ancient script form of the “Liushu（六书）”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in the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of the “Liushu（六书）”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of Chinese.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beginner level learners is sorted from high to low as pictograph=picto-phonetic character>deictic graph>syssemantograp， the control group has the correct rate of pictograp>syssemantograp>picto-phonetic character>deictic graph. The correct rate of pictograph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d for deictic graph， the difference in accuracy is the most obviou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ubjec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cient script form of the “Liushu（六书）” also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Key words：“Liushu（六書）”;Chinese character acquisition;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