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说到:“有两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是张学良将军,一个是张镇将军。他俩都为人民,为我们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周恩来对张学良充满怀念之情,铭心难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张镇(于1950年病故于台湾)何以也受到周恩来的很高评价?
　　
　　(一)
　　
　　张镇,字真夫,湖南常德人,1899年生,幼时在家乡启蒙,入私塾读古典经书。1911年,他考进湖南省立中学,接受现代教育。1924年毕业时有感于南北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现实,而有追求进步,从军报国之志,和左权、黄克诚、邹华、黄杰等湘籍进步同学前往黄埔军校驻湘秘密办事处报名。几天后,20多位热血青年结伴离家乡南下被称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其间,他们被编为学生军,东征开赴惠州,讨伐叛将陈炯明部,在激战中,张镇两次立功,给兼任东征军总司令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留下较深印象。一年后张镇升任黄埔学生连上尉连长,参加培训基层干部。他工作勤奋刻苦,成绩显著,调任军校政治部科员。
　　那时,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年轻俊朗、儒雅庄重、卓具见识,作风又平易近人,是黄埔学生心目中又一偶像,虽说师生关系已变为上下级关系,但张镇仍很尊崇周恩来。两人间有过长谈,那是在1926年春的黄埔校园西边临近珠江内堤上。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张镇的家世,又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张镇已加入王柏龄、康泽、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为首的孙文主义研究会,并已加入国民党后,周恩来神色凝重,轻轻地叹息,显出失望。原来,当年黄埔校园内,国共两党师生对立斗争早已公开化。中共支持下的青年军人联合會以蒋先云、陈赓、曹渊3人为首。他们似更具朝气和活力,略占上风,他们在学生中的影响似乎更大些。尽管张镇加入了国民党,但表现平平。
　　1926年5月,黄埔军校派出60名学生和干部远赴苏联莫斯科留学,主学军事,为广东革命政府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培养战略补给力量。留学人员中以中共党团员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其中就有张镇少校,这令他很高兴,同时也很感动,因为他已听说审批名单和表格必得有兼苏联驻广州最高顾问加伦将军的秘书周恩来的签名。周恩来的大度令张镇印象极深……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军兴,在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背景下,8月下旬,十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南京鼓楼高云岭29号(此洋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兼全国体协主席张伯苓的公馆,后由其学生周恩来出面洽商租下)挂牌成立,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3人为正副主任,办理一应抗战事宜。正因已有了国共合作的背景,共产党人士已可以公开自由活动,且不致再遭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的打击迫害,办事处和苏联大使馆的小汽车在南京街头每每受到市民们,特别是工人学生的鼓掌欢迎。
　　尽管如此,大敌当前,军统、中统和宪兵仍不忘对中共人员实行一些限制和暗中监视。当时宪兵司令仍为谷正伦,他是贵州人,历行反共,不遗余力,在他的领导下,创立于1932年的宪兵部队迭经扩展,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强大的政治工具,其办案效率仅次于戴笠的军统。军纪也较严明,甚受蒋介石重视。宪兵司令部设在瞻园(原中山王府,后迁往国府路,即今之长江路,紧靠国民政府)。几年里,宪兵部队配合军统、中统,捕杀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谷正伦一直暗中亲日,如国民党左派人士王昆仑于1935年向谷举报:外交部亚洲司处长高宗武与日本驻南京外交官员有勾结,且有出卖情报嫌疑,请求拘审。谷正伦竟虚与应付,并秘密通报高宗武。此事被公开后,舆论哗然。谷正伦受到指斥,但仍安居高位。在宪兵司令部高层,副司令萧山令和宪兵教练所教育长兼教导团团长张镇等将领都与谷正伦闹矛盾,面和心不和。他俩力主抗日,当然也都持反共立场。其中张镇因资历老又精明强悍而为谷正伦所忌惮。
　　张镇于1927年底从苏联归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随侍蒋介石,颇受信任。1928年3月,国民革命军誓师继续北伐,张镇随军参加陇海、武汉及徐州战役,屡次立功。1929年晋升陆军上校。3年后,宪兵部队成立,张镇出任宪兵特务团长,1934年晋升少将。只有他敢于在宪兵司令部不买谷正伦的账,拍桌争吵,蒋介石曾命何应钦居中调解。为缓和二人间矛盾,1936年6月,军政部调张镇为陆军第八师副师长,率部调往豫陕边区追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两军几次激战,互有胜负,而久经战阵的张镇已意识到:日军正在华北步步进逼,国民党却热衷于反共打红军,实为大失人心之愚蠢行径,他无心再战,消极应付。西安事变后,时局终于有所改变,这是张镇所一心期盼的。
　　七七事变后,1937年秋,张镇重被调回宪兵司令部,改任宪兵副司令。他征得谷正伦批准后,编组宪兵部队,留两个半团在南京城区负责维持治安,并举行巷战训练,以步枪、轻机枪装备各团营,积极备战。
　　对于张镇返回南京重任宪兵首脑此事,周恩来已两次对叶剑英、李克农等作过交代,称他已派人见过张镇,请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尽弃前嫌,共同抗日。张镇也作了郑重承诺。张镇很快下令解除对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并派出宪兵值勤小队,加强对中共人士的公开保护。1937年10月底,经几次交涉,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最后一批关押于城西郊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里的112名政治犯人。
　　八路军办事处担心夜长梦多,立即作出安排。由李克农去见谷正伦和张镇,洽商护送出狱同志转移皖东一应事宜,并要求取消押送的军警。由办事处自行安排,谷正伦对未能及早杀掉这批共产党员而一直耿耿于怀,推说有事,拒不见李克农,这令萧山令、张镇都很不快。他俩出面接待,承诺一定保证这批出狱共产党员的安全。张镇亲往上新河码头,调集几艘民船,并命宪兵特勤分队护送人员登船。有十几位病伤人士是被张镇出钱让船民抬上船的,还给他们分发了毛巾、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说来也险,那天6架日机空袭城西中央水厂和上新河码头补给兵站。张镇在码头上坐镇指挥,让释放的共产党员们安全渡江去江北和县山区(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新四军,投入抗战)。李克农甚感欣慰,他从这位强悍刚毅的宪兵将军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东西。
　　1937年11月底,侵华日军前锋已抵达句容和龙潭,即将对南京守军完成合围,形势万分危急,八路军办事处紧急撤退,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廖承志(他来自南方局)等7位同志分乘两辆小汽车出城南行,在西善桥、板桥、江宁镇等地都得到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教导团官兵的友好关照,并为他们引路。原来,张镇副司令去安庆前已向留守南京的部下打了招呼。这也令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受到感动,他们几经辗转,历经艰险,安全抵达汉口,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
　　
　　(三)
　　
　　1945年夏秋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经美国政府从中斡旋,商定在陪都举行谈判,目标是共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蒋介石为表诚意,主动邀请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去重庆。这一举措反倒又令独裁专制成性的蒋介石感到意外。因为他本来以为毛泽东不会同意赴重庆,事既如此,他也只有做出欢迎的姿态,并委派张治中将军陪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同乘专机去延安接毛泽东。这段日子里,最忙碌和紧张的要算是周恩来了,因为他鉴于蒋介石历来的流氓作风和阴险狠毒的性格,很担心生出变故,危害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很是捏了一把汗。在毛泽东一行尚未成行时,周恩来便在重庆找到时任宪兵司令兼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总监的张镇中将(那时他已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向他陈明时局和毛主席的人身安危问题。张镇对旧日师长和上司必恭必敬,慨然承诺:“请周副主席放心,有我张镇在重庆,决不会出半点差错,桥归桥,路归路,两党领袖政见不同不应妨碍正常交往。”周恩来这才稍稍放心。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先后下榻于张治中公馆和特园(当地政要鲜特生公馆),张镇特别谨慎,事必躬亲,派出大队武装宪兵在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两公馆实行严密警戒,设三道岗,就是军统、中统人员,没有张镇审查批准也一律不得进入以上警戒区。张镇还每天驱车前往这几个地方巡视监督。某日,毛泽东赴上清寺中苏友协礼堂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召开的盛大酒会,共有各界人士千余人参加。张镇不顾感冒发烧,又亲赴现场,在贴身警卫和副官陪同下,巡视全场,观察动静。他看到曾任中统两湖区特派员,武汉行营少将衔侦缉处长、兰州市长等职务的蔡孟坚在与陈立夫、徐恩曾、吴国祯等政要一一打过招呼后,居然分开众人,旁若无人地穿行于宴席间,径直向主席台方向走去,张镇不免吃惊不小,忙赶上前,抄近拦住蔡孟坚的去路,含笑请其立即止步。蔡孟坚愣了愣,也不气恼:“你别紧张,是周恩来先生安排我去见毛润之先生的。”这当儿,果然,周恩来已迎过来与蔡孟坚亲切握手,并引导他上主席台与毛泽东握手,还笑着寒暄了几句,一时举座皆惊。张镇则不免感到困惑。
　　原来,是周恩来告诉毛泽东,抗战初期,他和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在武汉时常得到时任市警察局长兼中统特派员蔡孟坚的关照,派出警员多方保护,确保了中共干部们的安全。蔡也未介入张国焘叛逃事件,是按国共合作抗战精神办事的。毛泽东特为破例与蔡孟坚握手以示感谢。按级别是远远轮不上他的。说来也巧,彼德罗夫大使在一年前尚只是苏联驻兰州总领事,他与蔡孟坚在兰州共过事,故而特向蔡发了邀请函。这下,张镇才放下心来……在重庆,张镇常去特园、桂园等公馆内外视察,对一应人员实行特别审查,所用车辆也实行检查,派出专人分班看守,严防有人在车内偷放爆炸物,总之,相当细心严格。毛主席乘车外出,张镇总是与他同车,以确保安全,这令周恩来和毛泽东很满意。而一向与张镇有过节的军统局长戴笠可就不开心了,几次私下用话敲打张镇,问中共给了他多少奖赏。张镇则反唇相讥:“你以为中共领袖如果在陪都出了事故,你我都能脱了干系吗?那不是害了有‘绝对安全’承诺在先的委座吗?你不会存心给委座添麻烦吧?”戴笠也就无话可说。
　　重庆谈判期间,又发生了我驻渝代表团干部李少石(廖中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婿)被枪击身亡的轰动性事件,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张镇也很紧张,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亲自去事发现场作勘察取证,又提审开枪军人,走访调查了若干目击证人,并请出兵公署弹道专家查验枪支,很快得出这是一起并无政治谋杀背景的因交通撞人事故而引发的开枪误伤事件。张镇还在数日内即约见周恩来和周怡、钱之光两处长,作了通报,处理好一应善后事宜。中共方面采信了张镇的汇报,对此事作了妥善处理。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后,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也肯定了重庆谈判期间张镇等国民党安保大员按规矩办事,能顾全大局。
　　1945年秋,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进行了谈判,经双方商定,1946年5月初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南京,负责与国民政府继续进行洽商和联络,代表团驻地设在距国民政府和行政院仅几百米的梅园新村,共有3幢小洋楼,周围的雍园、大悲巷多为洋楼别墅,住着白崇禧、徐永昌、商震、余井塘等军政大员。中统、军统和宪兵司令部对这一地区实行特别警卫,一个主要目的便是监视中共代表团。对此,双方都心知肚明。宪兵作为首都特种治安部队与警察一样是公开站岗值勤,但宪兵有权拦截检查乃至拘留受其怀疑的行人和车辆,在国府路、大行宫、中山东路和梅园新村共驻有一个大队武装宪兵,约300人。张镇反复作训示,必须绝对保证中共代表团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他也多次前往各警卫哨卡视察。他认为处理问题应讲原则,一是一,二是二,政党之争应限制在法理范围内,不应玩阴谋诡计,这关系到国民政府在社会上乃至在国际上的威信。
　　周恩来在那一非常时期多次与张镇通电话。他与夫人邓颖超及董必武、陆定一等代表团成员每次乘车外出前,他都要求张镇派宪兵保护并实行特别警戒,以确保安全。张镇也一一认真照办。相比之下,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的态度就差远了,他俩对周恩来的要求不是回避就是敷衍塞责,以致迫使中共代表团一再提出严正交涉。周恩来对张镇明事理、识大体的态度表示很赞赏。
　　1946年底,苏北地区战事激烈,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主力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连败国民党军队。淮阴军调小组的工作陷于停顿,我方代表韩念龙要求去南京向代表团长周恩来作汇报,受到国民党一方的阻挠。在中统策划下,聚集在下关新民门一带的苏北27县的流亡地主、富农和地方官吏、流民近千人组成反共请愿团在中山路和国府路举行了示威游行,诬指新四军挑起战事,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请愿团的活动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首都党部及中统、国防部保密局的大力支持。南京党部主任委员卓衡之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声明为“苏北人民请愿团”加油打气。卓还带上一帮人去那些流亡人士驻地分发食品衣被,合影留念,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1946年12月11日,这个请愿团向当局请求前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门外举行抗议集会,并在现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扬言要冲击办事处。在张道藩、卓衡之、陈雪屏等人幕后策划下,三青团、首都防共自卫团等政治团体也参加进来,表示愿作请愿团的后盾。张镇闻讯后,明确表示:他主张遵循法理,对请愿团的过激行动,他有权坚决制止。接着,张镇召开紧急会议,陈明观点,斥责有些人是“政客作风,太不负责任”。会上他作了严密部署,在梅园新村一带加派了宪兵部队,分三班日夜警卫,严禁身份不明的人靠近,亦不准请愿团前往集会。张镇的立场保证了中共代表团的安全。
　　1947年3月初,代表團因国民党当局破坏协议,施加压力,被迫宣布撤回延安。3月4日,周恩来邀请张镇夫妇前往碑亭巷曲园酒家吃饭,被张镇婉言谢绝。他表示“多有不便,敬请海涵”,周恩来当然明白自己这位旧日学生承受到的压力,表示了理解。
　　“国大”举行选举期间,张镇也当选“国大”代表。1947年8月张镇兼任首都卫戍司令。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对政府作了部分改组,他对张镇另眼相看,信任有加,肯定了他的工作。但已被迫引退避居浙江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却对张镇颇有不满,令其辞去首都卫戍司令之兼职,只任宪兵司令和宪兵学校校长。那时,张镇的健康已亮起红灯,两次住进中央陆军医院。1949年他也去了台湾,虽仍保留军职,但已无实权。1950年2月7日,他在台北郁郁以终……周恩来尊重历史,不忘故人,亦彰显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情怀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