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纪实摄影可以看成是为一个时代拍摄纪念照的话，我的这些纪念照只是长得更像纪念照而已。”
　　我曾是辽宁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3年前，我已经做到摄影部的副主任，但总是觉得自己还有余热，所以在报社附近找了个地方练摊卖衣服。当新闻理想变成了开小卖店，更重要的是每天练摊一个多小时的收入居然比当一天副主任挣得还多，我就没有理由再在媒体混下去了。
　　离开报社已经3年多，我的服装小摊先是成长为一家小服装店，后来变成了大一些的服装店，再后来在沈阳和大连开了分店。我既是业务员又是老板，干活儿决策均是自己来承担。
　　现在，我在大连找了几家合作工厂，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服装，偶尔也接一些国外的来料加工订单。互联网大潮下，我当然也开了网店。
　　因为不用上班打卡，有时间我就会多陪陪家人。不过因为生意上琐事很多，我出门要带4个手机，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做了13年的专业摄影，以前拍照片，我总想着编辑喜不喜欢、领导满不满意、读者爱不爱看……现在不“专业”了，反而高兴许多，喜欢了就拍一张，不喜欢把相机往包里一塞，然后说一句：“老子不拍了！”
　　还记得有一年年初的一天，刚上任不到3天的部门领导和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一边抽烟一边和我说：“你瞅瞅，你这拍的是什么玩意，如果我没记错，你比我当记者还早吧，我看你现在根本就不像个摄影记者，你就是个拍纪念照的，以后你也别拍新闻了，你就拍纪念照吧。”
　　那是一个同源新闻，很多摄影记者一起拍的照片，虽然我觉得我拍的照片还凑合，说得过去，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但是人家毕竟是新上任的领导，我也不好和他争辩太多，于是我满脸堆笑地和他说：“领导，您太英气了！我其实根本没当过摄影记者，我就是一个拍纪念照的。”
　　那个新闻没用我的照片，领导动用关系，从事发地的地方党报下属报纸的摄影记者手里约了一组照片，发在了我们的报纸上。
　　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拍的照片卖给了一家门户网站，那个门户网站的编辑觉得我的照片拍得还凑合，给我发了一组16张照片的图片报道。
　　到了月底，那个门户网站的会计往我的银行卡里存了1600元钱，我骗媳妇说给了1000元，剩下的600元全买猪头肉吃了，每天吃20元钱的，整整吃了一个月。
　　又过了几天，那个地方党报下属报纸的摄影记者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门户网站上发的一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我一直跟着你拍了呀，为啥你拍的这张我没拍到呢？”
　　我当记者13年，很多人都说我个性强，不听领导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和我不熟悉的人对我的一些偏见和误解，我这个人最听领导的话了。从领导让我拍纪念照开始，无论去采访什么新闻，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拍一张和新闻有关的纪念照回来。
　　后来，那个領导被更大的领导调到别的部门当记者去了，我当了我们部门的领导。
　　当部门主任那段日子，每天晚上签版之前的一段时间比较悠闲，我开始用这点儿时间把硬盘里的纪念照都整理出来，结果发现当记者这些年，我居然拍了很多纪念照。
　　直到今天，我还在继续拍摄我的纪念照。
　　《沙尘暴》
　　2002年3月，天安门广场，到北京参加婚礼的一家人以纪念碑为背景拍摄纪念照。那天，北京有沙尘暴。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张纪念照了，那时候我在信报做实习记者。因为我不是摄影记者，所以只能用自己的相机拍照，拍这张照片时用的胶卷叫“彩神200”。
　　《北川》
　　2008年6月，在唐家山完成排险任务的武警水电部队官兵乘直升机撤离前，与他们的“敌人”合影留念。“敌人”就是那些滑坡下来的土方和石块，就是那些玩意滑下来，形成了堰塞湖。
　　《大钻石》
　　2012年9月，沈阳文化艺术中心钢结构主体竣工典礼，工人们和大钻石合影留念。
　　《铁道部》
　　2013年3月17日，铁道部牌子被撤下，换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牌子。此前，铁道部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称，牌子将于3月18日更换。结果，很多赶去合影留念的人只好和新牌子合影留念。
　　《从星星来的纸片人》
　　2014年5月，沈阳一个商场开业，从星星来了个教授。很多自称教授媳妇的都跑去商场与教授相认。商场的人说，想见肉长的教授，得花钱，不花钱也行，门口有纸片做的。
　　《两个时代》
　　2014年5月，沈阳植物园，一名游客用智能手机帮另一个游客与IC卡电话合影。无所不能的智能手机来了，IC卡电话的时代过去了。智能手机来了，纸媒的时代也过去了。
　　以前我天天琢磨着怎样当个好记者，现在我天天都在琢磨怎样做一个好小贩。我当记者的时代，也过去了。
　　这些就是我之前拍的部分纪念照，现在还在继续拍。有些纪念照并不是拍完了就可以拿出来看，可能要等几年，才不会给被摄者造成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