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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儿定义，“心理孤儿”则更恰当地概括出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自我封闭、怯于交往、难于融入社会生活。
据中国人口网200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存在生理缺陷的婴儿降生，成为弃婴和孤儿群体的最大组成部分。
相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儿定义，“心理孤儿”则更恰当地概括出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自我封闭、怯于交往、难于融入社会生活。当孤儿生存权益受到来自政策和体制上的保护时，一个“心理孤儿”的成长样本却揭示出孤儿心灵救助的迫切性。
写给赵阿姨的信
1992年的一个清晨或黄昏，刚出生不久的党肃丽（化名）成了众多弃婴中的一个。无需过多的追问，党肃丽已经知道自己被父母抛弃的原因：脑瘫，身体右半部分发育不正常并伴有手脚的经常性抽搐，走路颠簸。
被人发现后，党肃丽被送到山西省运城市社会福利院，并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一个“党”字，在党肃丽20年的成长记忆中，成了时刻提醒她和周遭人们的一个符咒——她是孤儿。
2012年2月2日，从未离开过山西的党肃丽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福利院老师的安排下，党肃丽将在赵丽萍创办的365晨光宝贝之家开启一段新生活。
由于经常和福利院接触，赵丽萍与多家福利院签署了寄养合作协议。除了要接受部分脑瘫幼儿进行专业康复训练外，赵丽萍的另一个职责是，把一些大龄孤儿接到北京进行心理辅导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
从见到党肃丽那一刻起，赵丽萍就知道这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其内心的封闭。党肃丽已经20岁，很瘦，看起来比赵丽萍正在就读高中的女儿还小。她身穿一件红色旧棉衣，袖子很长，里面藏着她蜷缩着的右手。
当车子驶过天安门时，党肃丽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激动与兴奋，相反，她觉得“心理有压力。”“北京这么大，我怕自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
到宝贝之家的第一天，赵丽萍就给包括党肃丽在内的几个大龄孤儿准备了欢迎会。“这些大龄孤儿普遍存在自卑心理，而且缺乏与社会和陌生人沟通的技巧。”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自卑心理，赵丽萍鼓励她们为大家表演节目。
“我理解这些孤儿心里的苦。在福利院，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极少有人关注。”赵丽萍总结出孤儿身上的一些缺点：喜欢吃零食；自私；自卑；不擅长与人沟通；缺乏必要的礼节……
为了让几个大龄孤儿尽快融入到这个大家庭，赵丽萍每天晚上都要和她们聊天。2月7日，赵丽萍收到一封信。看着熟悉而清秀的字体，她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党肃丽。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好。”“听到您的赞许，我心里就越自责。” ……在党肃丽的这封心中，赵丽萍看到了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明白为什么她会选择用写信的方式与自己沟通。但让赵丽萍担心的，是党肃丽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自卑情绪。
“在这待了4天后，觉得阿姨可大方了，每天都给我辅导心理。但我怕时间长了缺点暴露，或者没让她感到快乐，阿姨接受不了。”党肃丽坦言，她每天晚上都想着如何让阿姨认可自己，睡不着觉。
“你觉得一个人对你的信任比物质更重要？”
“是。”
家是什么？
由于并校、学费贵等原因，党肃丽从5岁开始，前后经历了4个寄养家庭，基本每上一个年级就要转一次学。尽管已经20岁，可党肃丽才刚刚初中毕业。
“每一个家都是临时的，我也没有把心放在里面。吃的住的会告诉他们（家长），可我心里想什么都不说，就闷在肚子里。”
从2001年起，一些爱心人士开始在北京、包头等地积极建设孤儿寄养中心。让孤儿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曾一度视为推行孤儿家庭寄养制的意义所在。
但多年实践证明，家庭寄养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方福利机构将孤残儿童寄养在距离福利院较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孤儿的养育康复工作难以开展，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山西省运城市社会福利院位于市内，而党肃丽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寄养到农村。“我这样的孩子有很多，福利院的小孩基本都在寄养家庭。”
据党肃丽介绍，接收孤儿的寄养家庭每月会从福利院拿到从300元到500元不等的寄养费。这些补助对于经济收入偏低的农村家庭来说，不失为一种创收方式。在党肃丽所到的第四个农村家庭里，共寄养了6个孩子。
按照寄养协议规定，党肃丽每个月可从寄养家长那里领取20元的零花钱，但她却从没领到过。“他们可节省了，比如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粮食是地里种的，吃基本不花钱。花钱的就是买纸、本子和课外书。”
党肃丽曾计算过，自己一个月的花销大概在30元左右。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免交学费，疾病治疗由福利院出钱，因此剩下的400多元钱就“白白”落在了寄养家庭手里。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寄养家庭对于经济的需求往往要大于对孩子的关爱。在此过程中，“寄养”也就丧失了其本来意义。
“我觉得寄养这种方式有好有坏。好的是能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但那却不是我们想要的爱。他们不懂得尊重我们，不信任我们。”据党肃丽描述，在经历的四个寄养家庭中，她经常会受到来自寄养家长的言语攻击与误解。
而每当出现心理障碍时，党肃丽却找不到倾诉对象。“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跑到地里大哭一场，要么就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
长期的心理压抑让党肃丽愈加内向与自卑。5岁时，党肃丽偷偷将一把刀对向了自己的手腕。这是党肃丽从电视里学到的自杀方式，然而这次尝试却未能夺走她的生命，只是在她的右手腕上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我刚到农村，不适应，再加上他们对我不好、语言攻击，我就想自杀了。我现在不能做（康复）手术，就是因为当时一根筋被割断了。”党肃丽说。
理想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党肃丽有自己的理解：“一个大家庭，和和睦睦，充满慈爱。家长能信任我，对我多一点关怀。我不要同情，希望能在家里帮她做些事。”
新的开始
来到宝贝之家后，党肃丽依旧沿袭着自卑心理，但家长赵丽萍的关心让她看到了理想中家的样子。除了每天晚上找党肃丽谈心外，赵丽萍还让自己的女儿给党肃丽辅导英文，“我想让她继续学习，将来还是要考大学的。”
在校就读期间，党肃丽的成绩名列班里前20名，北京之行则让她的理想更加清晰。“我想在北京发展，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帮助更多的孤儿。”
党肃丽认为，孤儿和正常孩子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心理上。“正常孩子非常自信开朗，有主见，遇到一件事能马上做好。但我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看它是否会对我造成危害。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我输就输在心理上，能力上不比他们差。”
尽管孤儿院的生活比较安逸，但在党肃丽看来，这恰恰是阻断孤儿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在运城福利院，许多大龄孤儿都没有独立生活的想法。即使来到了赵丽萍的宝贝之家，党肃丽也没有把这里看做最后的归宿。
“计划在这里生活一年，好的话会继续留下来，等我毕业后就出去工作。不是不喜欢这里，只是我不想有依赖性，想独立。”
信任与独立，这是党肃丽最为期待的生活内容。
（实习生蒋钰对此文有贡献）
据中国人口网200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存在生理缺陷的婴儿降生，成为弃婴和孤儿群体的最大组成部分。
相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儿定义，“心理孤儿”则更恰当地概括出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自我封闭、怯于交往、难于融入社会生活。当孤儿生存权益受到来自政策和体制上的保护时，一个“心理孤儿”的成长样本却揭示出孤儿心灵救助的迫切性。
写给赵阿姨的信
1992年的一个清晨或黄昏，刚出生不久的党肃丽（化名）成了众多弃婴中的一个。无需过多的追问，党肃丽已经知道自己被父母抛弃的原因：脑瘫，身体右半部分发育不正常并伴有手脚的经常性抽搐，走路颠簸。
被人发现后，党肃丽被送到山西省运城市社会福利院，并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一个“党”字，在党肃丽20年的成长记忆中，成了时刻提醒她和周遭人们的一个符咒——她是孤儿。
2012年2月2日，从未离开过山西的党肃丽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福利院老师的安排下，党肃丽将在赵丽萍创办的365晨光宝贝之家开启一段新生活。
由于经常和福利院接触，赵丽萍与多家福利院签署了寄养合作协议。除了要接受部分脑瘫幼儿进行专业康复训练外，赵丽萍的另一个职责是，把一些大龄孤儿接到北京进行心理辅导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
从见到党肃丽那一刻起，赵丽萍就知道这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其内心的封闭。党肃丽已经20岁，很瘦，看起来比赵丽萍正在就读高中的女儿还小。她身穿一件红色旧棉衣，袖子很长，里面藏着她蜷缩着的右手。
当车子驶过天安门时，党肃丽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激动与兴奋，相反，她觉得“心理有压力。”“北京这么大，我怕自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
到宝贝之家的第一天，赵丽萍就给包括党肃丽在内的几个大龄孤儿准备了欢迎会。“这些大龄孤儿普遍存在自卑心理，而且缺乏与社会和陌生人沟通的技巧。”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自卑心理，赵丽萍鼓励她们为大家表演节目。
“我理解这些孤儿心里的苦。在福利院，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极少有人关注。”赵丽萍总结出孤儿身上的一些缺点：喜欢吃零食；自私；自卑；不擅长与人沟通；缺乏必要的礼节……
为了让几个大龄孤儿尽快融入到这个大家庭，赵丽萍每天晚上都要和她们聊天。2月7日，赵丽萍收到一封信。看着熟悉而清秀的字体，她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党肃丽。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好。”“听到您的赞许，我心里就越自责。” ……在党肃丽的这封心中，赵丽萍看到了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明白为什么她会选择用写信的方式与自己沟通。但让赵丽萍担心的，是党肃丽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自卑情绪。
“在这待了4天后，觉得阿姨可大方了，每天都给我辅导心理。但我怕时间长了缺点暴露，或者没让她感到快乐，阿姨接受不了。”党肃丽坦言，她每天晚上都想着如何让阿姨认可自己，睡不着觉。
“你觉得一个人对你的信任比物质更重要？”
“是。”
家是什么？
由于并校、学费贵等原因，党肃丽从5岁开始，前后经历了4个寄养家庭，基本每上一个年级就要转一次学。尽管已经20岁，可党肃丽才刚刚初中毕业。
“每一个家都是临时的，我也没有把心放在里面。吃的住的会告诉他们（家长），可我心里想什么都不说，就闷在肚子里。”
从2001年起，一些爱心人士开始在北京、包头等地积极建设孤儿寄养中心。让孤儿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曾一度视为推行孤儿家庭寄养制的意义所在。
但多年实践证明，家庭寄养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方福利机构将孤残儿童寄养在距离福利院较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孤儿的养育康复工作难以开展，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山西省运城市社会福利院位于市内，而党肃丽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寄养到农村。“我这样的孩子有很多，福利院的小孩基本都在寄养家庭。”
据党肃丽介绍，接收孤儿的寄养家庭每月会从福利院拿到从300元到500元不等的寄养费。这些补助对于经济收入偏低的农村家庭来说，不失为一种创收方式。在党肃丽所到的第四个农村家庭里，共寄养了6个孩子。
按照寄养协议规定，党肃丽每个月可从寄养家长那里领取20元的零花钱，但她却从没领到过。“他们可节省了，比如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粮食是地里种的，吃基本不花钱。花钱的就是买纸、本子和课外书。”
党肃丽曾计算过，自己一个月的花销大概在30元左右。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免交学费，疾病治疗由福利院出钱，因此剩下的400多元钱就“白白”落在了寄养家庭手里。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寄养家庭对于经济的需求往往要大于对孩子的关爱。在此过程中，“寄养”也就丧失了其本来意义。
“我觉得寄养这种方式有好有坏。好的是能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但那却不是我们想要的爱。他们不懂得尊重我们，不信任我们。”据党肃丽描述，在经历的四个寄养家庭中，她经常会受到来自寄养家长的言语攻击与误解。
而每当出现心理障碍时，党肃丽却找不到倾诉对象。“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跑到地里大哭一场，要么就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
长期的心理压抑让党肃丽愈加内向与自卑。5岁时，党肃丽偷偷将一把刀对向了自己的手腕。这是党肃丽从电视里学到的自杀方式，然而这次尝试却未能夺走她的生命，只是在她的右手腕上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我刚到农村，不适应，再加上他们对我不好、语言攻击，我就想自杀了。我现在不能做（康复）手术，就是因为当时一根筋被割断了。”党肃丽说。
理想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党肃丽有自己的理解：“一个大家庭，和和睦睦，充满慈爱。家长能信任我，对我多一点关怀。我不要同情，希望能在家里帮她做些事。”
新的开始
来到宝贝之家后，党肃丽依旧沿袭着自卑心理，但家长赵丽萍的关心让她看到了理想中家的样子。除了每天晚上找党肃丽谈心外，赵丽萍还让自己的女儿给党肃丽辅导英文，“我想让她继续学习，将来还是要考大学的。”
在校就读期间，党肃丽的成绩名列班里前20名，北京之行则让她的理想更加清晰。“我想在北京发展，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帮助更多的孤儿。”
党肃丽认为，孤儿和正常孩子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心理上。“正常孩子非常自信开朗，有主见，遇到一件事能马上做好。但我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看它是否会对我造成危害。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我输就输在心理上，能力上不比他们差。”
尽管孤儿院的生活比较安逸，但在党肃丽看来，这恰恰是阻断孤儿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在运城福利院，许多大龄孤儿都没有独立生活的想法。即使来到了赵丽萍的宝贝之家，党肃丽也没有把这里看做最后的归宿。
“计划在这里生活一年，好的话会继续留下来，等我毕业后就出去工作。不是不喜欢这里，只是我不想有依赖性，想独立。”
信任与独立，这是党肃丽最为期待的生活内容。
（实习生蒋钰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