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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初的白昼正在快速滑向黑夜，笼罩在贵州安顺汪家山上空的阴冷雾霭仍未散尽。
一整天了，康天英都在租的屋里呆着。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她已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实在要站一会了，康天英会走到外屋，或者到院子里喂喂她养的几只鸡。
中午时，有人开着农用车送煤球来。“煤球贵了，要二角四一个。”煤球用于做饭烧水，并能让这家人在贵州的冷冬里感到温暖。
铝锅还在响，冒着白气。
康天英与儿子付国稳走出家门，穿过混杂着摩托车声和狗吠声的街道。到市场买菜。卖菜的人和他们娘俩热情地打招呼。
几个月前，还未回家养病的康天英就在这湿漉漉的市场里卖菜，菜摊上随黄昏亮起的灯光里有她的身影。
“改嫁了等于没改，继父很少在家，现在都不知道在哪，我回来之后只见过他一次。”付国稳有些抱怨。
“在家和不在家都是一样的，夫妻之间还是靠不住，就是靠我自己。”康天英说。
当年把孩子接到安顺汪家山之后，康天英不卖草药了，摆起了烤豆腐的小摊。一支弄个锅，把切成小块的豆腐放进去烤，烤出泡了，放上调料，一角钱一块。
“我妈烤的豆腐很香。”
在付国稳那里，关于味觉的童年记忆是粗陋的。“很难吃一顿炒菜，大部分是吃面条，用猪油把面条一拌，很少有肉吃。”
千里寻子
2007年12月初的冷瑟夜幕继续垂落，母子俩从菜市场回到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付国稳从装菜的塑料袋里拿出葱、蒜、豌豆、金针菇、猪肉。康天英坐到床边，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数了数，接着又数了数，发现卖菜的人多找了一块钱，她赶紧出门，给人送那一块钱去了。
“我妈每天都会把钱算得很清楚。”付国稳边洗菜边说。
康天英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把钱算得很清楚。当年，付国稳失踪之后，康天英连钱都算不清楚了，“脑筋糊涂了”。
付国稳成了汪家山第一个被拐卖的小孩。康天英说，儿子被拐之后的两三年，安顺有很多小孩被拐了。
经过自己的调查，康天英认为那个“罗叔叔”有很大的嫌疑。
“我到火车站去等，等了一个星期，等到了那个人，把他抓到派出所，他们关了他20天，有小学生去指证，后来说证据不全，放了。”
“罗叔叔”放出来后，要找康天英算账。“他拿着菜刀来吓我，说我污蔑他。”
“罗叔叔”很快便在汪家山消失了，至今也没有见到人影。
春节在付国稳丢失之后不久来临。并无任何欢乐可言的春节过后，康天英背了一筐草药上路找儿子去了。广东、福建、河南、山东……她都去过，“听说被拐到那里的娃娃多，就去了。”
“那时候我6岁，妈妈出去我哥哥，继父出去做生意，很多时间都是我和弟弟在家里。”康天英的女儿付国利回忆当时的情形。
每到一地，康天英就摆个小摊卖草药，边做生意边打听——你们这里要不要小孩，我们亲戚那里有小孩想送出去。“就得这样假装跟人讲，不讲就得不到消息。”
一筐草药走四方的康天英，买两个馒头就可以过一天，有钱就住两天旅社，没钱就在火车站过夜，菜市场也是过夜的地方，没被子，靠着墙，蹲着睡。草药卖出去的很少，有时一天都卖不出去。
前前后后找了一年，找不到，她只好回家，回家时，筐里仍有剩余的草药。
“妈妈回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冬天，那天停水，我带着弟弟去水井边洗衣服，弟弟不小心摔到井里面去了，我把弟弟带回家去烤火，妈妈正好那个时候回来，看到这些，哭得不行。”付国利还清楚记得当时的细节。
“女儿和儿子需要我照顾，我不出去了。”回到汪家山的康天英，不再卖烤豆腐，不再卖草药，在卖了段时间黄糖和粉条之后，开始卖菜，一卖就是十几年。
她的摊子就摆在付国稳当年熟悉的地 方。“怕离开这里他找不到了，我想他肯定会回来的。”
康天英在等待，同时也在担心。“我就怕那些人把小孩谋害了，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卖小孩器官的新闻，很害怕，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我不敢去想坏的，怕自己承受不了。我还有两个娃娃，要靠我，什么困难都要我解决，精神上没有哪个分担，经济上也没有哪个分担。”
这些年，康天英找算命先生算过很多次命。屡屡不中。她感到失望，但还是觉得儿子会回来的。
“我睡觉的时候经常想，他会回来，敲门，喊我：妈妈，我回来了，我是付国稳。我不会想他不回来了，从没这样想过。”扒火车的少年
河南安阳铜冶镇积善村，离火车道不远。被拐到这里两年之后，付国稳看着从镇上驶过的火车，起了离开的念想。
8岁离家的付国稳缺乏地理概念，当他想回家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家乡在贵州，也不知道安顺，就知道在汪家山，汪家山在哪就不知道了。当时想，顺着铁路就能到家了。”
这个10岁的男孩偷偷拿了养父的40多块钱，扒上了一辆行驶的火车。去哪里?他并不知道。火车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付国稳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流浪的时候我就想，明天我就到家了。”
这次春天的流浪持续了两个月，毫无头绪的寻找没有结果，他没能撞上汪家山。
他回到了养父母家，被教训了一顿，“他们也担心我。”
隔了一年，他第二次出走。
“那一年，因为我养父母吵架，我很烦，就又跑出去了，扒火车走了。”
这次，付国稳扒上一列往北走的火车。
到了一个站，他有点饿，下车，找东西吃，用捡瓶子换来的钱买了四个馒头。买了馒头之后，发现火车开了，等了很久没等到，他就顺着铁轨朝一个方向走。
第一天吃了两个馒头，没见到火车，第二天吃了一个半馒头，没见到火车，第三天，馒头没了，仍然只有空荡荡的铁轨。
“我数着呢，整整走了七天七夜。大山里连人家都没有，后来才明白，那条道已不通火车了，火车到了这就往回走了。”
山里面没有馒头，“就吃草吃树叶，还喝水沟里的水，很脏很臭。”七天七夜之后，他终于看到了人影，“铁路工人把我给救了。”
第二次出去有半年多，第三次的时间更长，有一年多。
“那一年有钱，卖水挣了不少钱。”
在江苏徐州火车站，付国稳捡瓶子，卖了三百多块钱，然后花两百块买了个压盖机。“自己收那种有商标的完好无损的瓶子，别人收一毛，我收两毛，到火车站自来水管那儿把瓶子接满，然后‘咔’一下就盖上了，这就成了‘矿泉水’，两块钱一瓶，没少赚钱，一个月赚了七八千块。”
火车站的一帮小子看着付国稳赚了钱，不让他干，要他缴费。他不缴，被打，压盖机被抢走，还被搜走1000多块钱。
大部分钱没有被搜走。
付国稳揣着钱到了广州。他这次坐火车，不扒火车了，还买了身衣服，打扮了一番。在广州，认识了四五个人，烧香磕头，拜了把子，跟他们一起到深圳去了。
“到了深圳，那个大哥说，今天请小弟兄们吃饭。到一挺好的餐馆里，点了鲍鱼什么的，第一次吃，挺好吃，还喝了洋酒。吃得差不多了，大哥说，我上个厕所。隔了会儿，一个说去看看，一个说去买包烟，去了都没再回来，就剩下我一个待那里了。最后结账，一千多块钱呢，我身上的钱不够，餐馆的保安把我给打了一顿。”
这回，付国稳的钱全没了。
他走到铁路上，扒火车就走，到了江苏连云港。
在连云港，他又认识一帮人。“他们说，在连云港，男人出海打鱼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一帮妇女和孩子，叫我一起去打劫，我一听，吓坏了，我说这我不能干。”
付国稳又扒火车跑了，回到安阳，但没回家，睡在村上的草垛里，他会让村里要好的小伙伴给他送点吃的。
结果还是被家人发現，带了回去，跟以前一样，他被收拾了一顿。
这些断断续续的流浪，使得付国稳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三年级。
第四次离家出走留给付国稳的印象最深，那年他已经十四岁了。在他的记忆中，那是冬天，特别冷的冬天。
“那年的雪下得可大了，我都快冻死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里，有只鸟说，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就这样的感觉。”付国稳说，“当时就想，今天冻不死我的话，明天我就回养父母家，但到了第二天，没死，就继续找吧。”
货运火车行驶在山西的大雪中，付国稳待在一节冰冷的车厢里，“车顶上有一个漏天窗，雪就这么下来，哎哟那雪花，一大坨一大坨的，都到膝盖了。”
晚上，车厢里的付国稳不敢睡觉。“晚上一睡，我估计就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整个晚上，我就在车厢里乱蹦乱跳。”
在那节车厢里，付国稳呆了五六天，没饭吃，就吃车厢里的雪球。
火车到达山西长治，付国稳下车了。下车后，他看见有人在站台上搬白菜，有工钱给，“想着弄点钱赶紧买点东西吃，饿得不行了。”
他去帮人家搬白菜，刚搬了两袋，就晕倒在地。
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穿了件大棉衣，“在羊肉店里吃着羊肉面，人家喂我，一个老大爷，就是他的白菜。”
老大爷给了付国稳50块钱，买了张火车票，让他回安阳。
“自从那次把我接回去以后，我就再也没乱跑了。”付国稳说，一是怕让养父母担心，毕竟他们岁数也大了；二是这样下去，对自己也没好的发展。
“我告诉自己，要好好工作，得有钱，有钱我才能见到我妈妈，没钱出去找，生存都成问题。那年，我就开始工作了。”
上网寻母
河南安阳铜冶镇积善村，15岁的付国稳开始跟车去装货卸货。工作了一年，攒了5000块钱，他拿着钱就上山西了。
“那时候山西的煤便宜，我就拉了一车煤到本地，感觉能赚点钱，开始是一车一车地拉，后来两车两车地拉，再后来慢慢地越拉越多，越做越大，大到可以一次发几千吨上万吨，有时候都用上火车皮来拉了，确实是赚了，但也没少花。”
他说，那个时候不管多忙，每年都会抽两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走。“去的地方多了，西藏都去了。坐火车、坐飞机，一般都是几个人一块出去。他们是旅游，我是去找家人。”
“那时候，自己做事的压力很大，能赚钱的都想做。”付国稳说，“搞了小电厂，太心急，没批准，没上保险，煤气爆炸，省里把我们的厂封了，亏了很多。与别人合伙投资焦化厂搞亏了，我投了几百万，都赔了……原来赚的钱都化成灰了。”
时间在前行，不再年少的付国稳结了婚，又离了婚，小弦3岁了。对此，他并不愿意多谈。
“得意”与“失意”，付国稳不忘惦记的是一直在寻找的亲人。“一接触网络，我就在网上发帖找亲人。上QQ发，跟上 面的好友发，全都发。”
付国稳说他的人生就像一部电影。“一部电影两三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我这里都十几年了。想亲人想得难受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到地里大喊大叫，感觉自己整个人就一神经病。”
付国稳左手手臂上刺着个“六”字，是他自己用针和墨水刺的。“找不到妈妈，希望自己顺，六六大顺。看到庙就去拜，我不求神保佑我发财，是保佑找到妈妈。”
“2005年，我几乎把我没去过的地方都走了，那一次回来之后，有点绝望了，觉得这辈子见不到我妈了。绝望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2005年，我的生意也不断地下滑，没心情理会，感觉赚这些钱没什么用，觉得没找到妈妈，这些钱是没意义的，真的没意义。”
相遇
从安顺城通往汪家山的菜市场是一条长长的巷子，42岁的杨胜英在这条巷子里摆摊卖了15年的杂货。
2007年阴历闰七月初五，下午三点多钟。汪家山来了一队人，走进汪家山一所小学的门口。
杨胜英有些好奇，就问一位从学校里走出来的街坊是怎么回事。那位街坊说，有个小孩七八岁时在这里丢了，现在回来找他妈。“我一听，可能是那个姨妈家的儿子，她的儿子丢的时候也是七八岁。”
多年前，汪家山有户人家办喜酒，请了许多街坊邻居，杨胜英也去了，那一次，坐在她旁边的就是康天英。“她跟我说过她有一个儿子和姑娘，但还有一个儿子丢了，说得很心痛。”
杨胜英丢下自己的杂货摊就往菜市场赶。康天英当时不在菜摊，她的小儿子在看摊子，杨胜英就跟小儿子说了这回事。
小兒子告诉了正在家午休的康天英，她一听赶紧往那一队人那里赶。
“我在网上发帖子找妈妈，有网友看到之后，就帮我联系了湖南电视台，电视台听了，就说想帮帮我。电视台查了全国很多个叫汪家山的地方，在这之前，我自己都去过许多叫汪家山的地方找过，但没来贵州找过。”付国稳说。
付国稳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到达安顺之后，看到街上有裹卷、泡菜、米粉这些东西卖，“小时候吃过这些东西，感觉有点像。”当他走到汪家山时，感觉不对头，“以前房子没这么挤，印象中学校挺大的，旁边还有块地，但现在学校旁是房子。电视台的跟我说，到都到这了，进去看看。”
付国稳和康天英在汪家山的巷子里相遇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那时候叫付国稳。”
“付国稳?!妈呀，你就是我儿子。”
十多年了，很难从儿子的外貌做出判断，康天英讲述她当时的感受：
“有些激动，但还是有怀疑。百分之六七十相信，百分之三十还不相信。万一是骗子呢?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怀疑，不信的事情太多了。万一认错了呢?这里被拐走的小孩太多了，我知道的，光是在汪家山被拐走的小孩就有8个，有的家里丢了两个，所以我怕认错，我受的打击太多，不能再受打击。”
“整个人就麻木了，反应不过来。我记得妈妈以前有两颗银色的假牙，但没看见，问她，她说以前的假牙是银牙，两年前换了新的假牙。我一下就呆住了。”这是付国稳当时的感受。
78岁的吴家珍，认识康天英二十多年了，“她一来到汪家山，我们就认识了，她原来住的地方挨着我住的地方。”
“儿子不见的时候，她天天哭夜夜哭，出去卖药找了好久，到处找。”说到这，吴家珍哭了。“那天，好多人望好多人哭，汪家山丢的小孩多，其他的都没找回来，就他一个回来了。”
桂志秀的肉摊就摆在康天英的菜摊旁边。“那天这里都没人了，大家全围上去了，一大圈人，个个流眼泪。”
尽管有怀疑，康天英还是将付国稳留在了家里住。
两个月后，康天英的怀疑慢慢消除了，她确信这个小伙子就是儿子。“很细的地方都对得上，家里的情况他都讲得出来。”
在付国稳看来，康天英的腰椎间盘突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48岁的菜场卖菜人吴尚琴看着康天英这十几年怎么过来。“从这里到农贸市场把菜拉回来，要四十多分钟，来回走十几里路，有时候儿女帮帮她，她经常是一个人卖菜。”“我有时问她，你以后老了拉不动菜了怎么办，她说，我卖点葱蒜也要等他回来。”
“我的困难很少讲出来，我不求人。我就是这种性格，再困难都是自己想方设法去做。”
“我等了十几年，中途没想过离开这里，其他丢了孩子的人家都走了，没有留下来，他们都不等了。”
在炉子边，付国稳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幼小的付国稳坐在妈妈旁边，妈妈抱着妹妹。这是康天英与儿子为数不多的合影，18年来，她看了无数遍。
十八年后
找到母亲后，付国稳在网上开了一个名叫“帮找亲人”的博客，博客里有长长的丢失儿童的名单。博客首页在醒目位置写有一个短促的句子——都回来吧。
有的丢失小孩的家人亲自找到付国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心里真酸。”付国稳说，“曾经有很多人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帮别人。”
寻找生母的这些年，付国稳一直瞒着河南的家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小时候，他们以为我淘气离家出走。”
河南安阳。三年前，付国稳的养父去世之后，剩下养母一个人。两个姐姐嫁出去了。“她们不想让我来贵州，怕我不回去了。”付国稳说，“其实和她们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平时跟那边也都有联系，她们说，赶紧回家啊。”
在不同的家里，付国稳有不同的名字。最初叫刘国稳，因为亲生父亲姓刘。后来叫付国稳，是因为继父姓付。到了河南，养父姓王，他的名字变成了王治兵。
付国稳说他一直在考虑如何让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
“其实他和谁过都没关系，我只要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好好地活着，我就心满意足。”康天英说。“这个随我家娃儿决定，他去哪我就去哪。”
“原来我家姑娘快结婚的时候说，让我跟她过，我说我要在这等你阿哥，你阿哥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不走。”付国利在2007年嫁到了贵州毕节黔西，弟弟付国超也去了浙江打工。
吃完晚饭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国产电视剧。康天英看着电视，不时发出笑声。这几个月在家休养的日子，是她看电视剧最多的时间。
“以前哪有什么时间看电视，早上五点钟就要出去拿菜，晚上七八点钟才收摊回来，吃完晚饭就睡觉了。”
回家之后的付国稳在汪家山已经呆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没干什么，还老问我妈要钱，像个小孩一样。”
“娃娃还没找到钱，不知道能不能赚。”康天英说。
“过完春节，就该奋斗了，先赚点钱再说。”付国稳叹着气说。
哥哥付国稳是不是真的有过那么奇特的经历，是不是真的赚过那么多钱，妹妹付国利半信半疑，她不排除哥哥的话中可能有“吹牛”的成分。“有时候听着他说的那些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尽管无法确信付国稳说的每一句话，但付国利确信——这个人是她18年前丢失的哥哥。“那天，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哥哥回来了，我电话还没放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小时候和哥哥在河边玩耍时，她经常不小心把鞋掉到河里。“我的鞋经常只有一只。”付国稳被拐走那天，妈妈刚好给她买了双新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一直在家等哥哥回来，炫一下新鞋子。”
那天晚上，哥哥没有回来。“妈妈抱着弟弟找了一晚上。”付国利想，哥哥也许明天就回来了。
付国稳在“明天”回来了，这一次，命运给“明天”的限定是：18年。
一整天了，康天英都在租的屋里呆着。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她已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实在要站一会了，康天英会走到外屋，或者到院子里喂喂她养的几只鸡。
中午时，有人开着农用车送煤球来。“煤球贵了，要二角四一个。”煤球用于做饭烧水，并能让这家人在贵州的冷冬里感到温暖。
铝锅还在响，冒着白气。
康天英与儿子付国稳走出家门，穿过混杂着摩托车声和狗吠声的街道。到市场买菜。卖菜的人和他们娘俩热情地打招呼。
几个月前，还未回家养病的康天英就在这湿漉漉的市场里卖菜，菜摊上随黄昏亮起的灯光里有她的身影。
“改嫁了等于没改，继父很少在家，现在都不知道在哪，我回来之后只见过他一次。”付国稳有些抱怨。
“在家和不在家都是一样的，夫妻之间还是靠不住，就是靠我自己。”康天英说。
当年把孩子接到安顺汪家山之后，康天英不卖草药了，摆起了烤豆腐的小摊。一支弄个锅，把切成小块的豆腐放进去烤，烤出泡了，放上调料，一角钱一块。
“我妈烤的豆腐很香。”
在付国稳那里，关于味觉的童年记忆是粗陋的。“很难吃一顿炒菜，大部分是吃面条，用猪油把面条一拌，很少有肉吃。”
千里寻子
2007年12月初的冷瑟夜幕继续垂落，母子俩从菜市场回到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付国稳从装菜的塑料袋里拿出葱、蒜、豌豆、金针菇、猪肉。康天英坐到床边，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数了数，接着又数了数，发现卖菜的人多找了一块钱，她赶紧出门，给人送那一块钱去了。
“我妈每天都会把钱算得很清楚。”付国稳边洗菜边说。
康天英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把钱算得很清楚。当年，付国稳失踪之后，康天英连钱都算不清楚了，“脑筋糊涂了”。
付国稳成了汪家山第一个被拐卖的小孩。康天英说，儿子被拐之后的两三年，安顺有很多小孩被拐了。
经过自己的调查，康天英认为那个“罗叔叔”有很大的嫌疑。
“我到火车站去等，等了一个星期，等到了那个人，把他抓到派出所，他们关了他20天，有小学生去指证，后来说证据不全，放了。”
“罗叔叔”放出来后，要找康天英算账。“他拿着菜刀来吓我，说我污蔑他。”
“罗叔叔”很快便在汪家山消失了，至今也没有见到人影。
春节在付国稳丢失之后不久来临。并无任何欢乐可言的春节过后，康天英背了一筐草药上路找儿子去了。广东、福建、河南、山东……她都去过，“听说被拐到那里的娃娃多，就去了。”
“那时候我6岁，妈妈出去我哥哥，继父出去做生意，很多时间都是我和弟弟在家里。”康天英的女儿付国利回忆当时的情形。
每到一地，康天英就摆个小摊卖草药，边做生意边打听——你们这里要不要小孩，我们亲戚那里有小孩想送出去。“就得这样假装跟人讲，不讲就得不到消息。”
一筐草药走四方的康天英，买两个馒头就可以过一天，有钱就住两天旅社，没钱就在火车站过夜，菜市场也是过夜的地方，没被子，靠着墙，蹲着睡。草药卖出去的很少，有时一天都卖不出去。
前前后后找了一年，找不到，她只好回家，回家时，筐里仍有剩余的草药。
“妈妈回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冬天，那天停水，我带着弟弟去水井边洗衣服，弟弟不小心摔到井里面去了，我把弟弟带回家去烤火，妈妈正好那个时候回来，看到这些，哭得不行。”付国利还清楚记得当时的细节。
“女儿和儿子需要我照顾，我不出去了。”回到汪家山的康天英，不再卖烤豆腐，不再卖草药，在卖了段时间黄糖和粉条之后，开始卖菜，一卖就是十几年。
她的摊子就摆在付国稳当年熟悉的地 方。“怕离开这里他找不到了，我想他肯定会回来的。”
康天英在等待，同时也在担心。“我就怕那些人把小孩谋害了，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卖小孩器官的新闻，很害怕，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我不敢去想坏的，怕自己承受不了。我还有两个娃娃，要靠我，什么困难都要我解决，精神上没有哪个分担，经济上也没有哪个分担。”
这些年，康天英找算命先生算过很多次命。屡屡不中。她感到失望，但还是觉得儿子会回来的。
“我睡觉的时候经常想，他会回来，敲门，喊我：妈妈，我回来了，我是付国稳。我不会想他不回来了，从没这样想过。”扒火车的少年
河南安阳铜冶镇积善村，离火车道不远。被拐到这里两年之后，付国稳看着从镇上驶过的火车，起了离开的念想。
8岁离家的付国稳缺乏地理概念，当他想回家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家乡在贵州，也不知道安顺，就知道在汪家山，汪家山在哪就不知道了。当时想，顺着铁路就能到家了。”
这个10岁的男孩偷偷拿了养父的40多块钱，扒上了一辆行驶的火车。去哪里?他并不知道。火车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付国稳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流浪的时候我就想，明天我就到家了。”
这次春天的流浪持续了两个月，毫无头绪的寻找没有结果，他没能撞上汪家山。
他回到了养父母家，被教训了一顿，“他们也担心我。”
隔了一年，他第二次出走。
“那一年，因为我养父母吵架，我很烦，就又跑出去了，扒火车走了。”
这次，付国稳扒上一列往北走的火车。
到了一个站，他有点饿，下车，找东西吃，用捡瓶子换来的钱买了四个馒头。买了馒头之后，发现火车开了，等了很久没等到，他就顺着铁轨朝一个方向走。
第一天吃了两个馒头，没见到火车，第二天吃了一个半馒头，没见到火车，第三天，馒头没了，仍然只有空荡荡的铁轨。
“我数着呢，整整走了七天七夜。大山里连人家都没有，后来才明白，那条道已不通火车了，火车到了这就往回走了。”
山里面没有馒头，“就吃草吃树叶，还喝水沟里的水，很脏很臭。”七天七夜之后，他终于看到了人影，“铁路工人把我给救了。”
第二次出去有半年多，第三次的时间更长，有一年多。
“那一年有钱，卖水挣了不少钱。”
在江苏徐州火车站，付国稳捡瓶子，卖了三百多块钱，然后花两百块买了个压盖机。“自己收那种有商标的完好无损的瓶子，别人收一毛，我收两毛，到火车站自来水管那儿把瓶子接满，然后‘咔’一下就盖上了，这就成了‘矿泉水’，两块钱一瓶，没少赚钱，一个月赚了七八千块。”
火车站的一帮小子看着付国稳赚了钱，不让他干，要他缴费。他不缴，被打，压盖机被抢走，还被搜走1000多块钱。
大部分钱没有被搜走。
付国稳揣着钱到了广州。他这次坐火车，不扒火车了，还买了身衣服，打扮了一番。在广州，认识了四五个人，烧香磕头，拜了把子，跟他们一起到深圳去了。
“到了深圳，那个大哥说，今天请小弟兄们吃饭。到一挺好的餐馆里，点了鲍鱼什么的，第一次吃，挺好吃，还喝了洋酒。吃得差不多了，大哥说，我上个厕所。隔了会儿，一个说去看看，一个说去买包烟，去了都没再回来，就剩下我一个待那里了。最后结账，一千多块钱呢，我身上的钱不够，餐馆的保安把我给打了一顿。”
这回，付国稳的钱全没了。
他走到铁路上，扒火车就走，到了江苏连云港。
在连云港，他又认识一帮人。“他们说，在连云港，男人出海打鱼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一帮妇女和孩子，叫我一起去打劫，我一听，吓坏了，我说这我不能干。”
付国稳又扒火车跑了，回到安阳，但没回家，睡在村上的草垛里，他会让村里要好的小伙伴给他送点吃的。
结果还是被家人发現，带了回去，跟以前一样，他被收拾了一顿。
这些断断续续的流浪，使得付国稳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三年级。
第四次离家出走留给付国稳的印象最深，那年他已经十四岁了。在他的记忆中，那是冬天，特别冷的冬天。
“那年的雪下得可大了，我都快冻死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里，有只鸟说，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就这样的感觉。”付国稳说，“当时就想，今天冻不死我的话，明天我就回养父母家，但到了第二天，没死，就继续找吧。”
货运火车行驶在山西的大雪中，付国稳待在一节冰冷的车厢里，“车顶上有一个漏天窗，雪就这么下来，哎哟那雪花，一大坨一大坨的，都到膝盖了。”
晚上，车厢里的付国稳不敢睡觉。“晚上一睡，我估计就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整个晚上，我就在车厢里乱蹦乱跳。”
在那节车厢里，付国稳呆了五六天，没饭吃，就吃车厢里的雪球。
火车到达山西长治，付国稳下车了。下车后，他看见有人在站台上搬白菜，有工钱给，“想着弄点钱赶紧买点东西吃，饿得不行了。”
他去帮人家搬白菜，刚搬了两袋，就晕倒在地。
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穿了件大棉衣，“在羊肉店里吃着羊肉面，人家喂我，一个老大爷，就是他的白菜。”
老大爷给了付国稳50块钱，买了张火车票，让他回安阳。
“自从那次把我接回去以后，我就再也没乱跑了。”付国稳说，一是怕让养父母担心，毕竟他们岁数也大了；二是这样下去，对自己也没好的发展。
“我告诉自己，要好好工作，得有钱，有钱我才能见到我妈妈，没钱出去找，生存都成问题。那年，我就开始工作了。”
上网寻母
河南安阳铜冶镇积善村，15岁的付国稳开始跟车去装货卸货。工作了一年，攒了5000块钱，他拿着钱就上山西了。
“那时候山西的煤便宜，我就拉了一车煤到本地，感觉能赚点钱，开始是一车一车地拉，后来两车两车地拉，再后来慢慢地越拉越多，越做越大，大到可以一次发几千吨上万吨，有时候都用上火车皮来拉了，确实是赚了，但也没少花。”
他说，那个时候不管多忙，每年都会抽两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走。“去的地方多了，西藏都去了。坐火车、坐飞机，一般都是几个人一块出去。他们是旅游，我是去找家人。”
“那时候，自己做事的压力很大，能赚钱的都想做。”付国稳说，“搞了小电厂，太心急，没批准，没上保险，煤气爆炸，省里把我们的厂封了，亏了很多。与别人合伙投资焦化厂搞亏了，我投了几百万，都赔了……原来赚的钱都化成灰了。”
时间在前行，不再年少的付国稳结了婚，又离了婚，小弦3岁了。对此，他并不愿意多谈。
“得意”与“失意”，付国稳不忘惦记的是一直在寻找的亲人。“一接触网络，我就在网上发帖找亲人。上QQ发，跟上 面的好友发，全都发。”
付国稳说他的人生就像一部电影。“一部电影两三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我这里都十几年了。想亲人想得难受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到地里大喊大叫，感觉自己整个人就一神经病。”
付国稳左手手臂上刺着个“六”字，是他自己用针和墨水刺的。“找不到妈妈，希望自己顺，六六大顺。看到庙就去拜，我不求神保佑我发财，是保佑找到妈妈。”
“2005年，我几乎把我没去过的地方都走了，那一次回来之后，有点绝望了，觉得这辈子见不到我妈了。绝望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2005年，我的生意也不断地下滑，没心情理会，感觉赚这些钱没什么用，觉得没找到妈妈，这些钱是没意义的，真的没意义。”
相遇
从安顺城通往汪家山的菜市场是一条长长的巷子，42岁的杨胜英在这条巷子里摆摊卖了15年的杂货。
2007年阴历闰七月初五，下午三点多钟。汪家山来了一队人，走进汪家山一所小学的门口。
杨胜英有些好奇，就问一位从学校里走出来的街坊是怎么回事。那位街坊说，有个小孩七八岁时在这里丢了，现在回来找他妈。“我一听，可能是那个姨妈家的儿子，她的儿子丢的时候也是七八岁。”
多年前，汪家山有户人家办喜酒，请了许多街坊邻居，杨胜英也去了，那一次，坐在她旁边的就是康天英。“她跟我说过她有一个儿子和姑娘，但还有一个儿子丢了，说得很心痛。”
杨胜英丢下自己的杂货摊就往菜市场赶。康天英当时不在菜摊，她的小儿子在看摊子，杨胜英就跟小儿子说了这回事。
小兒子告诉了正在家午休的康天英，她一听赶紧往那一队人那里赶。
“我在网上发帖子找妈妈，有网友看到之后，就帮我联系了湖南电视台，电视台听了，就说想帮帮我。电视台查了全国很多个叫汪家山的地方，在这之前，我自己都去过许多叫汪家山的地方找过，但没来贵州找过。”付国稳说。
付国稳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到达安顺之后，看到街上有裹卷、泡菜、米粉这些东西卖，“小时候吃过这些东西，感觉有点像。”当他走到汪家山时，感觉不对头，“以前房子没这么挤，印象中学校挺大的，旁边还有块地，但现在学校旁是房子。电视台的跟我说，到都到这了，进去看看。”
付国稳和康天英在汪家山的巷子里相遇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那时候叫付国稳。”
“付国稳?!妈呀，你就是我儿子。”
十多年了，很难从儿子的外貌做出判断，康天英讲述她当时的感受：
“有些激动，但还是有怀疑。百分之六七十相信，百分之三十还不相信。万一是骗子呢?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怀疑，不信的事情太多了。万一认错了呢?这里被拐走的小孩太多了，我知道的，光是在汪家山被拐走的小孩就有8个，有的家里丢了两个，所以我怕认错，我受的打击太多，不能再受打击。”
“整个人就麻木了，反应不过来。我记得妈妈以前有两颗银色的假牙，但没看见，问她，她说以前的假牙是银牙，两年前换了新的假牙。我一下就呆住了。”这是付国稳当时的感受。
78岁的吴家珍，认识康天英二十多年了，“她一来到汪家山，我们就认识了，她原来住的地方挨着我住的地方。”
“儿子不见的时候，她天天哭夜夜哭，出去卖药找了好久，到处找。”说到这，吴家珍哭了。“那天，好多人望好多人哭，汪家山丢的小孩多，其他的都没找回来，就他一个回来了。”
桂志秀的肉摊就摆在康天英的菜摊旁边。“那天这里都没人了，大家全围上去了，一大圈人，个个流眼泪。”
尽管有怀疑，康天英还是将付国稳留在了家里住。
两个月后，康天英的怀疑慢慢消除了，她确信这个小伙子就是儿子。“很细的地方都对得上，家里的情况他都讲得出来。”
在付国稳看来，康天英的腰椎间盘突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48岁的菜场卖菜人吴尚琴看着康天英这十几年怎么过来。“从这里到农贸市场把菜拉回来，要四十多分钟，来回走十几里路，有时候儿女帮帮她，她经常是一个人卖菜。”“我有时问她，你以后老了拉不动菜了怎么办，她说，我卖点葱蒜也要等他回来。”
“我的困难很少讲出来，我不求人。我就是这种性格，再困难都是自己想方设法去做。”
“我等了十几年，中途没想过离开这里，其他丢了孩子的人家都走了，没有留下来，他们都不等了。”
在炉子边，付国稳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幼小的付国稳坐在妈妈旁边，妈妈抱着妹妹。这是康天英与儿子为数不多的合影，18年来，她看了无数遍。
十八年后
找到母亲后，付国稳在网上开了一个名叫“帮找亲人”的博客，博客里有长长的丢失儿童的名单。博客首页在醒目位置写有一个短促的句子——都回来吧。
有的丢失小孩的家人亲自找到付国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心里真酸。”付国稳说，“曾经有很多人帮助我，我也应该帮帮别人。”
寻找生母的这些年，付国稳一直瞒着河南的家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小时候，他们以为我淘气离家出走。”
河南安阳。三年前，付国稳的养父去世之后，剩下养母一个人。两个姐姐嫁出去了。“她们不想让我来贵州，怕我不回去了。”付国稳说，“其实和她们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平时跟那边也都有联系，她们说，赶紧回家啊。”
在不同的家里，付国稳有不同的名字。最初叫刘国稳，因为亲生父亲姓刘。后来叫付国稳，是因为继父姓付。到了河南，养父姓王，他的名字变成了王治兵。
付国稳说他一直在考虑如何让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
“其实他和谁过都没关系，我只要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好好地活着，我就心满意足。”康天英说。“这个随我家娃儿决定，他去哪我就去哪。”
“原来我家姑娘快结婚的时候说，让我跟她过，我说我要在这等你阿哥，你阿哥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不走。”付国利在2007年嫁到了贵州毕节黔西，弟弟付国超也去了浙江打工。
吃完晚饭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国产电视剧。康天英看着电视，不时发出笑声。这几个月在家休养的日子，是她看电视剧最多的时间。
“以前哪有什么时间看电视，早上五点钟就要出去拿菜，晚上七八点钟才收摊回来，吃完晚饭就睡觉了。”
回家之后的付国稳在汪家山已经呆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没干什么，还老问我妈要钱，像个小孩一样。”
“娃娃还没找到钱，不知道能不能赚。”康天英说。
“过完春节，就该奋斗了，先赚点钱再说。”付国稳叹着气说。
哥哥付国稳是不是真的有过那么奇特的经历，是不是真的赚过那么多钱，妹妹付国利半信半疑，她不排除哥哥的话中可能有“吹牛”的成分。“有时候听着他说的那些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尽管无法确信付国稳说的每一句话，但付国利确信——这个人是她18年前丢失的哥哥。“那天，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哥哥回来了，我电话还没放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小时候和哥哥在河边玩耍时，她经常不小心把鞋掉到河里。“我的鞋经常只有一只。”付国稳被拐走那天，妈妈刚好给她买了双新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一直在家等哥哥回来，炫一下新鞋子。”
那天晚上，哥哥没有回来。“妈妈抱着弟弟找了一晚上。”付国利想，哥哥也许明天就回来了。
付国稳在“明天”回来了，这一次，命运给“明天”的限定是：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