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到老年多遐思，每忆昔日少年时，在那些年月的漫漫烟尘下，思绪海阔天空，却又混沌蒙昧，在有其所望或不期而遇的现实面前，或随遇而安，或随波逐流，或听天由命，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远去的一个人生段落了。
和许多人一样，年少时，我也曾经做过大学梦，但最终破灭了。如今，每读到人们回北大、回清华或回其他什么大中小学的“回母校”文章，便有所凄然，就因为我连个小学中学的母校都没有了。为此曾记述过《我的小学》，而对欲说还休的中学，本不想再动笔墨，可在日每的随意阅读中，竟又还不期然触而感发了……
“文革”前，我的那张只能表示读完初中的毕业证书是轻易不敢示人的，甚至在填报学历时，我在就读的那所“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校名前，有时还会加一个“伪”字，因为它毕竟是一所新中国建立前属于旧社会的学校。然而真正更困惑的是在多少年的具体工作中，总感到自己知识浅薄。故，除日常坚持像儿时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拾麦子“拾秋”似地随时随地注意学点什么外，辞典辞海等工具书更要常置案头，以备急用先学，而不敢稍有疏忽;故，每每回首，心绪便乱，曾是少年，难得风华，恰逢战争年月的求学路上，是多么惶惶然而又无可奈何的啊！
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简称“一联中”。这所中学，成立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晋东南阳城县农村，之后随时局发展而屡屡迁动，历经晋南垣曲、河南渑池、晋西南乡宁、陕西韩城等县农村。于1944年初迁到离我家近百里的沟二里村。该村时属隰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灵石县。我投考这所学校时正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考场设在该村一座古庙的戏台上。考生按指定位置在临时堆就的砖摞上坐下，大腿上放了块硬纸片，墨盒置于右脚边，拔出毛笔便答题。记得写作文时，有位身材高大的老师蹲到我身边看了一会儿，尔后用其小指在一个字旁点了点便站起来离去。我盯着他指过的那字想了想，方知是别字，遂改正。不久，我以第11名被录取后，方知那位老师正是时任校长、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新绛县人许秀岩。我之所以能被录取，一个字或许不是关键，开学不久许校长又被调离，但他的一字之“点”，和那副慈祥的面孔，几十年来我还是每每会想到。作为威严的监考者，非但没有威慑之势，反而有意无意地随手“辅人”，老一代长者人性之良善，微末可见，分寸可见。
我能考上这所学校，在当时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它完全公费，算是有几年饭吃了。开学时，我同堂兄振华第一天背上衣被从家中出发，先住到20里外的徐家庄村，为的是和我的挚友学长，已于上年考入一联中的保禄兄一起同去沟二里，却不想第二天午后快到时，竟听得前面枪声大作，无奈停歇路边，直等到有人走了过来，方知枪声正是沟二里一带，并说可能是“国共摩擦”，却不晓详情。眼看天色近晚，保禄兄为安全计，乃决定到附近村投宿。好在当地民风淳朴，善解路人之难，在保禄兄求情之下，不仅住下，也还填饱了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如今回想，甚是遗憾，只因自那以后，我们都未能寻访报答那户人家。
第三天报到入学，我被编入初20班。本以为这就该开学上课了，谁知不几日，学校便迁移到距灵石县城20里的文殊原村，而我们好几个班又还是住在文殊原坡下的西河底村。并由此开始，当年10月，又从文殊原迁至祁县城内，1947年5月又从祁县迁至太原，同年6月又从太原迁至太谷县城内，直至新中国政权下改制。每每流动，每每有流落流浪流亡之感，就因为不能够“安居乐学”，故老来回想，其所谓学校，也就难有空间上的印象，而纵然课业上的记忆，也仅仅从几位老师那里还留得一些。
那位姓梁的国文老师，一口浓重的晋南口音，可能是面神经失调之故，嘴与眼有些歪斜并略带抽搐。但一旦开讲，进入角色，进入课文意境，便摇头晃脑，声情并茂，病態似已全无。最难忘讲那篇《吊古战场文》时，诵念讲释，有声有色，尽管口边白沫相涌，也不枉入戏之相而果然是“演”讲，而让人不顾一切地在倾听、在会意：“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课文场景，现实环境，难免古今交汇，师生共历其中。那一课，那一幕，那位梁老师和同学们的神态神情，让我至今还会想到。我后来之所以对古文美文每多兴趣，可能最初引发者，除高小时那位老秀才外，大约就是这位梁老师了。
那位代数课老师，晋东南人，课堂上他多次说，“学代数像数牛毛，你们必须耐下心、静下心来去数才行，否则是学不到什么的。只要这堂课还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干扰素，我教你们怎么数，你们就怎么好好地来数吧！”语重心长，一片恳切，珍惜时空安静，那年月，自有师生同此心。
那位英语老师，是我们家乡人，他的英语发声，在当时不知所以，多年后在新的见闻中回味，那简直是纯粹的灵石腔。如他教我们记 thank you very much这句时就说，你们只要按“三个牛（拉个）马车”这样去念去记，也就知道这是“谢谢您”了。这种教学法或许弊病很多，可对启发学习兴趣，也还颇见效应。当时同学们在日记、作文和写信时就常把刚学到的英语单词夹杂在笔下。记得有人就曾以这样一封家书读给大家取乐：
father mather敬禀者：儿在 school读book，各门功课都good，唯有 English不及格。学业无多记忆，倒是课外的生活片断多盘旋脑际，或身边近闻，或涉身其中，似清晰却又影影绰绰……
学校在文殊原期间，住在西河底的学生每因生活学习等事要往返于两村之间，早早晚晚，便难免同文殊原村口的哨兵发生矛盾。以至时间不长，积怨渐多，终致学生联合起来，有一天便砸向驻扎在此的国民兵团团部。为此，灵石县当局以“一联中叛乱”为由，竟从县城派兵来包围了学校，乱枪示威，强迫俯屈，学校由此而不得不尽快离开此地，迁往祁县城内。
在祁县，由于日寇投降不久，或其他缘故，日军尚未全部交出武器。于是豺狼成性者和八年屈辱的学生，在每多相遇时，更一时难泯恩仇。先是在火车站，据说是因为提取货运物品而产生纠葛。痛打了鬼子一番，大家闻之大喜。继而，据说是一名日本军官，酒后骑马过街，狂言狂笑中，手中军刀乱挥，以至伤及行人，激起众怒。在越来越多的反抗人群中，又是恰过此处的一联中学生不畏强暴、愤然趋前。打斗中，可能是打伤了那个军官，也可能是那个军官酒醒后不堪受辱，据说他回去后联络太谷、平遥的两县日军，竟要一起暴动。详情不得而知，知道的只是此后一天早上，在早操后例行的校长讲话时，先是点名要那位中原口音的同学上台一番严厉指责后，宣布开除。接着又不无生气地要大家顾大局，识大体，倒是那天的日军阴谋，幸亏及时被发觉，否则一旦酿成大祸，岂是开除一名学生就了得！ 又一次是在财神庙的晚会中。在那文化凋零的年代，本很少文艺演出，这次许多节目又还是一联中师生满带胜利喜悦的与民同乐，却因庙门口把门者是“二战区”的军队，以致学生来迟者不让进入。争执中，几个初生牛犊夺枪，碰伤了兵士，这就导致一个端着手枪的长官登上舞台，强令停演，接着两挺机枪架到台前左右，对准台下观众。随之长官通令，要一联中学生一律不许乱动，其余人立即退场。混乱中，记得好像也是位中原口音的高中同学，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见到带校徽者，便低声急告：“快，下掉证章（即胸前那枚标明‘山西一中’四个字的三角形金属校徽），赶快出去。”闻此，我们相伴者数人，初还傻愣愣地观望，接着又有学长诸人先后过来催促，我等方才赶忙解下证章，随百姓人群，挤出去回到学校。后来听说是当地最高官员得悉后，唯恐事态扩大，亲临现场调解，风波才得以平息。
几次事端过后，总有人悄悄议论，说学校内定有共产党隐藏，此说到1949年后仍有人如此推断，却始终未听得确切信息。而最难忘的是1947年5月学校迁太原后，本住太原中学校内，按当时舆论，就是要合并到该校的;但仅仅一个月后，又被迁返于太谷城内，据说这仍与“人言”有关，说是省内最高当局也认为既是不安定因素，还是不留身边好。如此，就我入校的二年间，已4次搬迁。时耶？命耶！
这期间能学到多少书本知识？可想而知，但在一个涉世之初的少年来说，我倒是或心旷神怡或心慌意乱或心惊肉跳地领略了不少人生的 “第一次”——
我第一次走出故土，走出山区，见识到了平原或盆地上的县城和乡村。
我第一次坐过了火车，见到了汽车。
我第一次经受了一段时期内每日至少一餐仅仅一斤胡萝卜蒸熟充饥的定量供应。
我第一次吃了一段用高粱大麦面蒸成的刺猬式窝头，在其芒刺多多、扎口扎舌的难嚼难咽中，认识并体会到了“锋芒毕露”这个成语的又一些意味。
我第一次利用暑假与同学们一道在农村受雇抢收小麦中，品尝到了除饱食两餐外还报酬8斤小麦的“自食其力”的滋味。
我第一次和几个同学一起，经允许后快步跑向正在启动的火车头后，攀爬上仅有的一节货运敞车上，就为了省买票钱。
我第一次经受了夜间紧急集合的考验，因黑暗中做不到从起床到列队的5分钟要求，而慌乱中洒泪。
我第一次从行动的火车上看到挂在路边电线杆上的人头。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挂在城门上的人头。第一次远远地看到阎锡山“三自传训”中的乱棍打人。据说那些被害者都被怀疑为共产党人。
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孔祥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衣錦还乡，他板着面孔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从街上缓缓而过。
我第一次见到一两个年龄大些的高年级学生，头裹毛巾，身缠腰带，打扮成农民的样子，却不是为了表演节目。而据说是要到什么场合，准备回答可能的什么问题。那是在国共双方并有美国人参加的全国性调停期间。
我第一次听到学校训育主任在调处学生矛盾时说过的那句“名言”：“肉体接触就是斗殴。”
……
我第一次在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的学校生活中，经历了这样一些新奇新异新恐的第一次，虽年少幼稚，还不懂社会政治，不懂主义信仰，不懂正义非正义之说等等，但总觉得以人头高挂而张扬残暴杀戮之权势，不该是人类文明的正常走向，而不能正常传道授业又如何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故我等之读书听课写作业，也不过只像是小草幼木在风雨雷电冰霜雪中过日子罢了。老师虽曾讲过《桃花源记》，也不过苟且权且的心理慰藉罢了。
终于初中毕业了，不记得当时是否曾排名榜示，但后来的毕业证上编号为第三，校长是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姜成有先生。之后人各东西，我只保留下同乡师生若干人摄于1945年的一张照片。时至今日，照片上许多名字也难得叫出了，除极个别曾偶尔相见、极个别至今还有联系外，其余就只能从30多年后才得到的一册《山西一联中同学录》复印本内去问讯当年了。
从《同学录》得知，学校曾奉令改为“山西省立长治师范学校”，但在我的耳闻中，多年来总以为它是和太谷中学一起合并为太谷师范的。直到今年从收到的《晋中文史》第八辑上，才又得知解放初一联中曾改制为“晋中三中”，而后才又和太谷中学一道合成太谷师范。如今太谷师范也不复存在，而成为晋中学院所属的一所高等师范。“一联中”这个名称大约就只能是隐逸于山西教育史上那个短暂的阶段了。
这就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高学府。一所没有固定校址的省立中学，一所只是流动在民房中的省立中学，一所只能在残梦中才会片片段段地见到的省立中学，一所只能回忆、难得回去、但也应该是母校的省立中学……
和许多人一样，年少时，我也曾经做过大学梦，但最终破灭了。如今，每读到人们回北大、回清华或回其他什么大中小学的“回母校”文章，便有所凄然，就因为我连个小学中学的母校都没有了。为此曾记述过《我的小学》，而对欲说还休的中学，本不想再动笔墨，可在日每的随意阅读中，竟又还不期然触而感发了……
“文革”前，我的那张只能表示读完初中的毕业证书是轻易不敢示人的，甚至在填报学历时，我在就读的那所“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校名前，有时还会加一个“伪”字，因为它毕竟是一所新中国建立前属于旧社会的学校。然而真正更困惑的是在多少年的具体工作中，总感到自己知识浅薄。故，除日常坚持像儿时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拾麦子“拾秋”似地随时随地注意学点什么外，辞典辞海等工具书更要常置案头，以备急用先学，而不敢稍有疏忽;故，每每回首，心绪便乱，曾是少年，难得风华，恰逢战争年月的求学路上，是多么惶惶然而又无可奈何的啊！
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简称“一联中”。这所中学，成立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晋东南阳城县农村，之后随时局发展而屡屡迁动，历经晋南垣曲、河南渑池、晋西南乡宁、陕西韩城等县农村。于1944年初迁到离我家近百里的沟二里村。该村时属隰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灵石县。我投考这所学校时正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考场设在该村一座古庙的戏台上。考生按指定位置在临时堆就的砖摞上坐下，大腿上放了块硬纸片，墨盒置于右脚边，拔出毛笔便答题。记得写作文时，有位身材高大的老师蹲到我身边看了一会儿，尔后用其小指在一个字旁点了点便站起来离去。我盯着他指过的那字想了想，方知是别字，遂改正。不久，我以第11名被录取后，方知那位老师正是时任校长、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新绛县人许秀岩。我之所以能被录取，一个字或许不是关键，开学不久许校长又被调离，但他的一字之“点”，和那副慈祥的面孔，几十年来我还是每每会想到。作为威严的监考者，非但没有威慑之势，反而有意无意地随手“辅人”，老一代长者人性之良善，微末可见，分寸可见。
我能考上这所学校，在当时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它完全公费，算是有几年饭吃了。开学时，我同堂兄振华第一天背上衣被从家中出发，先住到20里外的徐家庄村，为的是和我的挚友学长，已于上年考入一联中的保禄兄一起同去沟二里，却不想第二天午后快到时，竟听得前面枪声大作，无奈停歇路边，直等到有人走了过来，方知枪声正是沟二里一带，并说可能是“国共摩擦”，却不晓详情。眼看天色近晚，保禄兄为安全计，乃决定到附近村投宿。好在当地民风淳朴，善解路人之难，在保禄兄求情之下，不仅住下，也还填饱了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如今回想，甚是遗憾，只因自那以后，我们都未能寻访报答那户人家。
第三天报到入学，我被编入初20班。本以为这就该开学上课了，谁知不几日，学校便迁移到距灵石县城20里的文殊原村，而我们好几个班又还是住在文殊原坡下的西河底村。并由此开始，当年10月，又从文殊原迁至祁县城内，1947年5月又从祁县迁至太原，同年6月又从太原迁至太谷县城内，直至新中国政权下改制。每每流动，每每有流落流浪流亡之感，就因为不能够“安居乐学”，故老来回想，其所谓学校，也就难有空间上的印象，而纵然课业上的记忆，也仅仅从几位老师那里还留得一些。
那位姓梁的国文老师，一口浓重的晋南口音，可能是面神经失调之故，嘴与眼有些歪斜并略带抽搐。但一旦开讲，进入角色，进入课文意境，便摇头晃脑，声情并茂，病態似已全无。最难忘讲那篇《吊古战场文》时，诵念讲释，有声有色，尽管口边白沫相涌，也不枉入戏之相而果然是“演”讲，而让人不顾一切地在倾听、在会意：“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课文场景，现实环境，难免古今交汇，师生共历其中。那一课，那一幕，那位梁老师和同学们的神态神情，让我至今还会想到。我后来之所以对古文美文每多兴趣，可能最初引发者，除高小时那位老秀才外，大约就是这位梁老师了。
那位代数课老师，晋东南人，课堂上他多次说，“学代数像数牛毛，你们必须耐下心、静下心来去数才行，否则是学不到什么的。只要这堂课还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干扰素，我教你们怎么数，你们就怎么好好地来数吧！”语重心长，一片恳切，珍惜时空安静，那年月，自有师生同此心。
那位英语老师，是我们家乡人，他的英语发声，在当时不知所以，多年后在新的见闻中回味，那简直是纯粹的灵石腔。如他教我们记 thank you very much这句时就说，你们只要按“三个牛（拉个）马车”这样去念去记，也就知道这是“谢谢您”了。这种教学法或许弊病很多，可对启发学习兴趣，也还颇见效应。当时同学们在日记、作文和写信时就常把刚学到的英语单词夹杂在笔下。记得有人就曾以这样一封家书读给大家取乐：
father mather敬禀者：儿在 school读book，各门功课都good，唯有 English不及格。学业无多记忆，倒是课外的生活片断多盘旋脑际，或身边近闻，或涉身其中，似清晰却又影影绰绰……
学校在文殊原期间，住在西河底的学生每因生活学习等事要往返于两村之间，早早晚晚，便难免同文殊原村口的哨兵发生矛盾。以至时间不长，积怨渐多，终致学生联合起来，有一天便砸向驻扎在此的国民兵团团部。为此，灵石县当局以“一联中叛乱”为由，竟从县城派兵来包围了学校，乱枪示威，强迫俯屈，学校由此而不得不尽快离开此地，迁往祁县城内。
在祁县，由于日寇投降不久，或其他缘故，日军尚未全部交出武器。于是豺狼成性者和八年屈辱的学生，在每多相遇时，更一时难泯恩仇。先是在火车站，据说是因为提取货运物品而产生纠葛。痛打了鬼子一番，大家闻之大喜。继而，据说是一名日本军官，酒后骑马过街，狂言狂笑中，手中军刀乱挥，以至伤及行人，激起众怒。在越来越多的反抗人群中，又是恰过此处的一联中学生不畏强暴、愤然趋前。打斗中，可能是打伤了那个军官，也可能是那个军官酒醒后不堪受辱，据说他回去后联络太谷、平遥的两县日军，竟要一起暴动。详情不得而知，知道的只是此后一天早上，在早操后例行的校长讲话时，先是点名要那位中原口音的同学上台一番严厉指责后，宣布开除。接着又不无生气地要大家顾大局，识大体，倒是那天的日军阴谋，幸亏及时被发觉，否则一旦酿成大祸，岂是开除一名学生就了得！ 又一次是在财神庙的晚会中。在那文化凋零的年代，本很少文艺演出，这次许多节目又还是一联中师生满带胜利喜悦的与民同乐，却因庙门口把门者是“二战区”的军队，以致学生来迟者不让进入。争执中，几个初生牛犊夺枪，碰伤了兵士，这就导致一个端着手枪的长官登上舞台，强令停演，接着两挺机枪架到台前左右，对准台下观众。随之长官通令，要一联中学生一律不许乱动，其余人立即退场。混乱中，记得好像也是位中原口音的高中同学，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见到带校徽者，便低声急告：“快，下掉证章（即胸前那枚标明‘山西一中’四个字的三角形金属校徽），赶快出去。”闻此，我们相伴者数人，初还傻愣愣地观望，接着又有学长诸人先后过来催促，我等方才赶忙解下证章，随百姓人群，挤出去回到学校。后来听说是当地最高官员得悉后，唯恐事态扩大，亲临现场调解，风波才得以平息。
几次事端过后，总有人悄悄议论，说学校内定有共产党隐藏，此说到1949年后仍有人如此推断，却始终未听得确切信息。而最难忘的是1947年5月学校迁太原后，本住太原中学校内，按当时舆论，就是要合并到该校的;但仅仅一个月后，又被迁返于太谷城内，据说这仍与“人言”有关，说是省内最高当局也认为既是不安定因素，还是不留身边好。如此，就我入校的二年间，已4次搬迁。时耶？命耶！
这期间能学到多少书本知识？可想而知，但在一个涉世之初的少年来说，我倒是或心旷神怡或心慌意乱或心惊肉跳地领略了不少人生的 “第一次”——
我第一次走出故土，走出山区，见识到了平原或盆地上的县城和乡村。
我第一次坐过了火车，见到了汽车。
我第一次经受了一段时期内每日至少一餐仅仅一斤胡萝卜蒸熟充饥的定量供应。
我第一次吃了一段用高粱大麦面蒸成的刺猬式窝头，在其芒刺多多、扎口扎舌的难嚼难咽中，认识并体会到了“锋芒毕露”这个成语的又一些意味。
我第一次利用暑假与同学们一道在农村受雇抢收小麦中，品尝到了除饱食两餐外还报酬8斤小麦的“自食其力”的滋味。
我第一次和几个同学一起，经允许后快步跑向正在启动的火车头后，攀爬上仅有的一节货运敞车上，就为了省买票钱。
我第一次经受了夜间紧急集合的考验，因黑暗中做不到从起床到列队的5分钟要求，而慌乱中洒泪。
我第一次从行动的火车上看到挂在路边电线杆上的人头。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挂在城门上的人头。第一次远远地看到阎锡山“三自传训”中的乱棍打人。据说那些被害者都被怀疑为共产党人。
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孔祥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衣錦还乡，他板着面孔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从街上缓缓而过。
我第一次见到一两个年龄大些的高年级学生，头裹毛巾，身缠腰带，打扮成农民的样子，却不是为了表演节目。而据说是要到什么场合，准备回答可能的什么问题。那是在国共双方并有美国人参加的全国性调停期间。
我第一次听到学校训育主任在调处学生矛盾时说过的那句“名言”：“肉体接触就是斗殴。”
……
我第一次在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的学校生活中，经历了这样一些新奇新异新恐的第一次，虽年少幼稚，还不懂社会政治，不懂主义信仰，不懂正义非正义之说等等，但总觉得以人头高挂而张扬残暴杀戮之权势，不该是人类文明的正常走向，而不能正常传道授业又如何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故我等之读书听课写作业，也不过只像是小草幼木在风雨雷电冰霜雪中过日子罢了。老师虽曾讲过《桃花源记》，也不过苟且权且的心理慰藉罢了。
终于初中毕业了，不记得当时是否曾排名榜示，但后来的毕业证上编号为第三，校长是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姜成有先生。之后人各东西，我只保留下同乡师生若干人摄于1945年的一张照片。时至今日，照片上许多名字也难得叫出了，除极个别曾偶尔相见、极个别至今还有联系外，其余就只能从30多年后才得到的一册《山西一联中同学录》复印本内去问讯当年了。
从《同学录》得知，学校曾奉令改为“山西省立长治师范学校”，但在我的耳闻中，多年来总以为它是和太谷中学一起合并为太谷师范的。直到今年从收到的《晋中文史》第八辑上，才又得知解放初一联中曾改制为“晋中三中”，而后才又和太谷中学一道合成太谷师范。如今太谷师范也不复存在，而成为晋中学院所属的一所高等师范。“一联中”这个名称大约就只能是隐逸于山西教育史上那个短暂的阶段了。
这就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高学府。一所没有固定校址的省立中学，一所只是流动在民房中的省立中学，一所只能在残梦中才会片片段段地见到的省立中学，一所只能回忆、难得回去、但也应该是母校的省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