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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中越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江泽民当场引用鲁迅的七律赠越南同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当晚，阮文灵也激动地写下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邓小平的口信
1990年9月3日至4日，中国和越南的高层领导内部会晤在四川成都悄然举行。当时，中越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中断多年。中方参加这次内部会晤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越方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这是时隔13年后两党、两国主要领导人首次会晤。
我（吴兴唐）当时担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晤。如今，25年过去，中越关系有起有伏，但主流是相互合作和睦邻友好的。中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就在于这次成都会晤。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12月，在越共六大上，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对中国态度友好，曾多次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会见过他。他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积极推进越南革新路线，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凯山转达了阮文灵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表示：“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1990年8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就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定于9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柬埔寨四方联合，共同组成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全国最高委员会。这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步骤和突破性进展，也是国际社会12年来为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越共领导人访华，进行磋商。8月2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表示赞同。
根据国内指示，并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8月29日下午，张德维面见阮文灵和杜梅，代表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和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越方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9月2日，江泽民和李鹏分乘两架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随行人员分成两拨，分别陪同。陪同江泽民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等人陪同李鹏，我（本文作者）也随李鹏专机。李鹏的专机于下午3点半起飞。6点左右，专机到达成都。6点半，江泽民的专机也到了。
谈判焦点：“+1”与否
9月3日上午11点，越南专机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这是12年来第一架飞往中国的越南民航飞机。越南代表团一行十几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人员有：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红河、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和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也陪同访问。齐怀远、朱善卿、徐敦信到机场迎接。随后，宾主登上中方专机，朝成都飞去。
当日下午4点多，会谈开始。2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设施简单，中间放着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双方分坐两侧。会谈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
柬埔寨问题是中方邀请越方会晤的首要议题。按照邓小平的原则主张，中越关系正常化，需要先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军，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如何评价和对待联合国五常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个文件，以及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这两方面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此，中越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分歧意见主要有两点。
首先，如何对待这5个文件。越方希望表述为“欢迎”，李鹏则说，西哈努克亲王和中苏两国外长都已表示支持五个文件，所以应该用“赞成”。经过讨论后，越方表示同意，但要求加上“框架”，中方也同意了。
更大的分歧在于，最高委员会四方组成人员的数额问题。越方同意“6（韩桑林派）+2（西哈努克派）+2（乔森潘派）+2（宋双派）”方案，中方则提出“6+2+2+2+1”的方案，“1”为西哈努克，认为西哈努克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应有相应的权力。对中方的方案，越方觉得很难被金边方面接受。第一天的谈判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9月4日上午，双方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双方继续讨论柬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阮文灵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最高委员会将遵循什么原则进行工作，是协调一致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江泽民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四方既然都同意成立最高委员会，就应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在这个前提下，中方“可同意”最高委员会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范文同表示，同意江泽民的意见。主要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就是敲定《会谈纪要》。
关于最高委员会，纪要写道：双方认为，早日建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步骤。该委员会应遵循任何一派不占支配地位、也不排除任何一派的原则，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是适宜的。双方同意向柬各方通报并做工作，尽早按照6+2+2+2+1的方式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并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纪要指出：双方就早日恢复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逐步改善两党、两国关系，进而实现正常化。其中，“两党”两个字是根据范文同的建议加上的。双方还就逐步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一、双方采取措施减少边界兵力，避免一切敌对活动；二、停止一切对对方的敌对宣传；三、加强民间往来；四、恢复边贸正常秩序；五、两国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和互访。
下午2点半，中越双方在1号主楼举行了签字仪式。中方提议，由江泽民、李鹏和阮文灵、杜梅分别代表本国党和政府签字，越方表示同意。
江泽民当场引用鲁迅的七律赠越南同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当晚，阮文灵也激动地写下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当月，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会晤，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柬埔寨各方都接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并将文件作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
1991年6月29日，越共七大闭幕，杜梅当选总书记，阮文灵、范文同为顾问。11月5日，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中越两党正常关系。
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8期，吴兴唐/文）
邓小平的口信
1990年9月3日至4日，中国和越南的高层领导内部会晤在四川成都悄然举行。当时，中越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中断多年。中方参加这次内部会晤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越方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这是时隔13年后两党、两国主要领导人首次会晤。
我（吴兴唐）当时担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晤。如今，25年过去，中越关系有起有伏，但主流是相互合作和睦邻友好的。中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就在于这次成都会晤。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12月，在越共六大上，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对中国态度友好，曾多次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会见过他。他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积极推进越南革新路线，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凯山转达了阮文灵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表示：“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1990年8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就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定于9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柬埔寨四方联合，共同组成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全国最高委员会。这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步骤和突破性进展，也是国际社会12年来为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越共领导人访华，进行磋商。8月2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表示赞同。
根据国内指示，并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8月29日下午，张德维面见阮文灵和杜梅，代表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和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越方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9月2日，江泽民和李鹏分乘两架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随行人员分成两拨，分别陪同。陪同江泽民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等人陪同李鹏，我（本文作者）也随李鹏专机。李鹏的专机于下午3点半起飞。6点左右，专机到达成都。6点半，江泽民的专机也到了。
谈判焦点：“+1”与否
9月3日上午11点，越南专机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这是12年来第一架飞往中国的越南民航飞机。越南代表团一行十几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人员有：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红河、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和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也陪同访问。齐怀远、朱善卿、徐敦信到机场迎接。随后，宾主登上中方专机，朝成都飞去。
当日下午4点多，会谈开始。2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设施简单，中间放着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双方分坐两侧。会谈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
柬埔寨问题是中方邀请越方会晤的首要议题。按照邓小平的原则主张，中越关系正常化，需要先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军，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如何评价和对待联合国五常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个文件，以及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这两方面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此，中越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分歧意见主要有两点。
首先，如何对待这5个文件。越方希望表述为“欢迎”，李鹏则说，西哈努克亲王和中苏两国外长都已表示支持五个文件，所以应该用“赞成”。经过讨论后，越方表示同意，但要求加上“框架”，中方也同意了。
更大的分歧在于，最高委员会四方组成人员的数额问题。越方同意“6（韩桑林派）+2（西哈努克派）+2（乔森潘派）+2（宋双派）”方案，中方则提出“6+2+2+2+1”的方案，“1”为西哈努克，认为西哈努克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应有相应的权力。对中方的方案，越方觉得很难被金边方面接受。第一天的谈判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9月4日上午，双方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双方继续讨论柬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阮文灵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最高委员会将遵循什么原则进行工作，是协调一致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江泽民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四方既然都同意成立最高委员会，就应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在这个前提下，中方“可同意”最高委员会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范文同表示，同意江泽民的意见。主要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就是敲定《会谈纪要》。
关于最高委员会，纪要写道：双方认为，早日建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步骤。该委员会应遵循任何一派不占支配地位、也不排除任何一派的原则，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是适宜的。双方同意向柬各方通报并做工作，尽早按照6+2+2+2+1的方式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并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纪要指出：双方就早日恢复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逐步改善两党、两国关系，进而实现正常化。其中，“两党”两个字是根据范文同的建议加上的。双方还就逐步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一、双方采取措施减少边界兵力，避免一切敌对活动；二、停止一切对对方的敌对宣传；三、加强民间往来；四、恢复边贸正常秩序；五、两国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和互访。
下午2点半，中越双方在1号主楼举行了签字仪式。中方提议，由江泽民、李鹏和阮文灵、杜梅分别代表本国党和政府签字，越方表示同意。
江泽民当场引用鲁迅的七律赠越南同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当晚，阮文灵也激动地写下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当月，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会晤，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柬埔寨各方都接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并将文件作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
1991年6月29日，越共七大闭幕，杜梅当选总书记，阮文灵、范文同为顾问。11月5日，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中越两党正常关系。
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8期，吴兴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