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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成为一个“高海拔”的玩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看看各个城市从早到晚的堵车长龙，以及世界各地超市中商品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就知道了。我们为世界生产了运动鞋、服装、玩具、电器……应有尽有，蔚为壮观。
连续多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自然是好事。但因此失去自知之明，意识不到未来经济发展将向我们提出全然不同的挑战，也是危险的。在2012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就曾有一位大牌经济学家断言，尽管有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大背景，但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只要中国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下一轮高增长便能实现。
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这位经济学家仍能保持此种乐观主义精神，确实非常令人钦佩。
不过，笔者倒是更愿意从登山的角度来类比经济发展，相信那些爱登山的企业老板们对此会很有体验。
如果一座山海拔6000米，那么攀登前面3000米和攀登余下3000米显然是两回事。前面3000米坡度平缓，海拔较低，人呼吸也顺畅，不会有高原反应。在这阶段，身体棒点儿的，一路小跑就过去了，速度很快。
后面3000米呢？山势肯定更加陡峭了，也没有像样的路了，深一脚浅一脚全靠自己摸索。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海拔升高，人的高原反应也来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着能保持前3000米的速度？显然不太现实。
“行百里者半九十”，难的都在后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在“低海拔区域”，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让人瞩目的经济表现，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经济发展速度都曾经是“嗖嗖”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人力成本提高了，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升到一个平台期，想再保持经济8%甚至10%的增长就很难了。
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刚刚体会到经济发展的甜头后，又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500美元，这通常是发展中国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中国能否快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合格的“高海拔玩家”？
回首10年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难想到，却很难做到。
比如10多年前，我国就预见到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资源、环境等都吃不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天来看，收效甚微。原来的问题依然是问题，似乎一样都没少。
这中间似乎有个悖论——那么，中国经济过去10年又是如何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呢？
当然，中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人民辛勤的工作自然是功不可没，不过，也不能否认，我们“借”的几样东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人口红利。大量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供应，是我们向改革开放之前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借”的，拜它的所赐。这个话题不必多说，大家都明白。
二是我们“借”了其他国家的市场，或者说借了人家的“消费”，产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虽然本国内需增长缓慢，但好在人力成本便宜，低端产品出口有价格优势。这个话题也不必多说。
三是货币的超发。这可谓是“借钱”。钱是向印钞机借的。2002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8.5万亿元，而到2012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2.5万亿元。不出意外的话，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100万亿元已经被我们的M2豪迈地甩在身后了。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搞起了货币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多印钱），惹得全世界骂声一片。
不过，客观地说，美国M2与GDP的比值一直保持在0.6：1～0.7：1之间，即便宽松之后，也在此范围内。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比值，2000年是1.33：1，2001年1.39：1，2002年1.52：1，首次突破1.5倍数台阶，2003年1.61：1，首次突破1.6倍数台阶，2009年1.78：1，突破1.7倍数台阶，2010年1.82：1，突破1.8倍数台阶。
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市场上却流通着接近美国2倍的广义货币。
——无疑，这些从印钞机上倾泻而出的钞票，充当了激素的作用，在刺激了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初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在很多工程承包商分享大小盛宴的同时，寻常百姓的体会却是辛辛苦苦存下的养老金瞬间挥发，物价上涨速度远比收入上涨快。问题是，这真的是发展经济的本意吗？难怪我们国家最近提出要追求“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显然，依靠“借人”、“借钱”、“借市场”的发展模式，未来10年是很难继续为我们带来高速增长的。
甚至有网友认为：“中国从没创造过奇迹，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便宜劳工加上流氓山寨。因为分配严重不公，造成官员及其亲属、央企员工收入畸高，这些人在全世界疯狂购物，让全世界产生了误会，以为中国人真有钱。”
话虽有点偏激，但却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低海拔的招数，用到高海拔的地方去，还以为自己仍然会东方不败。
明天我们交易什么
从中国股市的现状，可以理解中国经济明天最缺的是什么。
有人说，当前中国股市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僵尸市”——接近97%的A股账户长久没有交易记录，变成了一动不动的“僵尸”。何以致之？2012年，每个账户平均亏损78700元。股民的心理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哀莫大于心死。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亮眼，何以中国股市“熊冠全球”，“执世界之熊耳”呢？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莫衷一是。不过，英国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分析得深刻，一下子找到了问题根本。它认为中国的股市，并没有为好的企业提供发展资金，根本上是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那么，谁是这些少数人呢？打通多道关节获准到市场上来圈钱的公司、各种背景深厚的机构投资者、手握生死大权的监管部门……他们依靠各种资源，在股市中各显神通，甚至有时候还“强强联合”，携手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谋求非法和违法的利益。 从一开始，这场游戏就注定了普通投资者伤财又伤心的结局。在或明或暗的规则和潜规则面前，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不在自己这边，普通投资者剩下的只有当“僵尸”的命了。
那些“少数利益群体”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但是整个市场形近崩溃，提供直接融资的功能丧失。最后，不仅输家成了输家，连赢家因为不阳光的赢也成了输家。别人总是输，输怕了，都跑了，不跟你玩了，你还能再是赢家吗？
我们能搞好义乌小商品市场，而且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全世界，但是我们却无法建设好自己的华尔街。
其实，华尔街也不是一出生就完美无缺的，就是今天也远远谈不上完美。在描写华尔街发展历程的《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充斥着骗子当道、弱肉强食的例子，美国早期的投资者也是被骗得一愣一愣的。但好在华尔街是建立在各方博弈的基础上的，彼此都有个制衡。输家如果发现游戏规则对自己不利，肯定会高呼“It’s unfair（这不公平）”，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完善游戏规则，以免再有人钻制度的空子。有问题就改，大家才会接着玩。
不怕有问题，就怕明明有问题却被强势游戏者“捂盖子”，维持现状不准修改规则，甚至根本不给弱势玩家发言的机会。
只有让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公正，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市场才能做大。这种平等博弈、自我纠错的基础和机制，正是华尔街发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制高点的基础。这背后，又需要一个国家信用、法治等大环境的支撑。
打个比喻。过去，你生产了一双拖鞋，当面拿给消费者让人家选购。人家一看，颜色、款式、质地都还行，价格也公道，多半就买了。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商品市场，交易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不涉及太多的东西。
但是，你的公司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跑去找人来投资入股，说：“哥们，买我10000股股票吧，10元钱一股。到时候，你就是我公司的小股东了，占1%的股份，利润也分1%给你。”这个时候，要想做成生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拖鞋生意”，属于低海拔的玩法；看不见摸不着的“股权融资生意”属于高海拔的玩法。
当前，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是世界石油的主产区，但能决定全球石油价格的地方却是纽约和伦敦的交易所，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产量无足轻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和伦敦提供了两个最符合高海拔玩法的场所，要玩这种高级资本游戏，只能到那里去。这也为美国和英国赚取了巨额的金融利润。
今天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与全世界交易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明天，如果我们依然期望经济高速增长，就必然要学会向全世界提供诸如文化、服务、咨询、教育、金融等“软”产品。显然，从1992年至今已历20年的中国股市发展历程来看，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作出很多改变，才能应对这个挑战。
新驾马车吃什么草
过去长期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是人口红利渐趋枯竭，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二是能源、环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三是出口不能再高速扩张。
有人说，中国经济老的三驾马车已经走进了历史，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三驾马车。
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城镇化”、“激活民间资本”和向“中国创造”转型身上，提出土地、货币和更高级的人力资源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柱。也有学者把它表述为“城镇化、资本化、金融化”，内容大同小异。
首先看城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但与发达国家约80%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不用怀疑，城镇化一边牵着投资，一边牵着消费，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战略空间。首先，它可以把大量农民变成城镇的市民和二三产业的工人，能够提高收入，增加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对基础设施等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第三，还可以促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有人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进而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
但要让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驾新马车，必须处理好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土地。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农民只是土地上的“寄居者”，而在土地征收与拆迁过程中，巨额的土地溢价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手，农民所获寥寥无几，又无讨价还价的机会。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载体，但限于制度的约束，这些财富被“冻结”了，不能变成农民的资本。用秘鲁经济学家索托的话说，这是一种“僵死”的资本。
要实现城镇化，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将会继续下去，如何让土地的溢价为农民所分享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由于涉及到中国的几亿农民，如果继续使用惯用的“强力征用、野蛮拆迁”的方法，势必受到历来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的坚决抵抗。没有共赢的合理规则，农民宁可维持现状，当“僵尸”，也不会交出土地。
这也是考验我们是否发展出适应高海拔玩法的新规则。须知，要实现巨量土地的流转和交易，难度肯定不在玩转股票市场之下。
同样，要激活民间资本，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都需要高海拔的玩法和规则。
由于游戏规则不透明、不公平，曾严重打压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创新、拼搏精神——试想，辛辛苦苦做合法买卖，还不如人家官商勾结拿项目做工程赚钱，还有谁愿意踏踏实实搞研发呢？于是，一些企业家就甘愿学习胡雪岩，靠喝酒、拉关系赚钱，以“有关系”为荣。这样，中国自然无法诞生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的企业家，“中国制造”就无法升级为“中国创造”。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以克服存在于国家内部的“离心力”，避免各个地方各行其是，甚至分崩离析。但这带来了文化上的一些副产品，比如官本位思想，上级的绝对权威甚至是为所欲为，却缺乏平等、透明、公正的意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会自然地投射到我们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形成了思维定势甚至是既得利益格局。
然而站在5500美元的坎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将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发展体验。能不能继续快速发展，不仅仅考验我们重新进行制度顶层设计的经济智慧，更考验我们是否敢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政治智慧。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每一个经济细胞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将要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看看各个城市从早到晚的堵车长龙，以及世界各地超市中商品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就知道了。我们为世界生产了运动鞋、服装、玩具、电器……应有尽有，蔚为壮观。
连续多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自然是好事。但因此失去自知之明，意识不到未来经济发展将向我们提出全然不同的挑战，也是危险的。在2012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就曾有一位大牌经济学家断言，尽管有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大背景，但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只要中国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下一轮高增长便能实现。
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这位经济学家仍能保持此种乐观主义精神，确实非常令人钦佩。
不过，笔者倒是更愿意从登山的角度来类比经济发展，相信那些爱登山的企业老板们对此会很有体验。
如果一座山海拔6000米，那么攀登前面3000米和攀登余下3000米显然是两回事。前面3000米坡度平缓，海拔较低，人呼吸也顺畅，不会有高原反应。在这阶段，身体棒点儿的，一路小跑就过去了，速度很快。
后面3000米呢？山势肯定更加陡峭了，也没有像样的路了，深一脚浅一脚全靠自己摸索。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海拔升高，人的高原反应也来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着能保持前3000米的速度？显然不太现实。
“行百里者半九十”，难的都在后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在“低海拔区域”，很多国家都曾有过让人瞩目的经济表现，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经济发展速度都曾经是“嗖嗖”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人力成本提高了，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升到一个平台期，想再保持经济8%甚至10%的增长就很难了。
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刚刚体会到经济发展的甜头后，又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500美元，这通常是发展中国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中国能否快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合格的“高海拔玩家”？
回首10年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难想到，却很难做到。
比如10多年前，我国就预见到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资源、环境等都吃不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天来看，收效甚微。原来的问题依然是问题，似乎一样都没少。
这中间似乎有个悖论——那么，中国经济过去10年又是如何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呢？
当然，中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人民辛勤的工作自然是功不可没，不过，也不能否认，我们“借”的几样东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人口红利。大量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供应，是我们向改革开放之前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借”的，拜它的所赐。这个话题不必多说，大家都明白。
二是我们“借”了其他国家的市场，或者说借了人家的“消费”，产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虽然本国内需增长缓慢，但好在人力成本便宜，低端产品出口有价格优势。这个话题也不必多说。
三是货币的超发。这可谓是“借钱”。钱是向印钞机借的。2002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8.5万亿元，而到2012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2.5万亿元。不出意外的话，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100万亿元已经被我们的M2豪迈地甩在身后了。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搞起了货币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多印钱），惹得全世界骂声一片。
不过，客观地说，美国M2与GDP的比值一直保持在0.6：1～0.7：1之间，即便宽松之后，也在此范围内。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比值，2000年是1.33：1，2001年1.39：1，2002年1.52：1，首次突破1.5倍数台阶，2003年1.61：1，首次突破1.6倍数台阶，2009年1.78：1，突破1.7倍数台阶，2010年1.82：1，突破1.8倍数台阶。
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一半，市场上却流通着接近美国2倍的广义货币。
——无疑，这些从印钞机上倾泻而出的钞票，充当了激素的作用，在刺激了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初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在很多工程承包商分享大小盛宴的同时，寻常百姓的体会却是辛辛苦苦存下的养老金瞬间挥发，物价上涨速度远比收入上涨快。问题是，这真的是发展经济的本意吗？难怪我们国家最近提出要追求“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
显然，依靠“借人”、“借钱”、“借市场”的发展模式，未来10年是很难继续为我们带来高速增长的。
甚至有网友认为：“中国从没创造过奇迹，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便宜劳工加上流氓山寨。因为分配严重不公，造成官员及其亲属、央企员工收入畸高，这些人在全世界疯狂购物，让全世界产生了误会，以为中国人真有钱。”
话虽有点偏激，但却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低海拔的招数，用到高海拔的地方去，还以为自己仍然会东方不败。
明天我们交易什么
从中国股市的现状，可以理解中国经济明天最缺的是什么。
有人说，当前中国股市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僵尸市”——接近97%的A股账户长久没有交易记录，变成了一动不动的“僵尸”。何以致之？2012年，每个账户平均亏损78700元。股民的心理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哀莫大于心死。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亮眼，何以中国股市“熊冠全球”，“执世界之熊耳”呢？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莫衷一是。不过，英国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分析得深刻，一下子找到了问题根本。它认为中国的股市，并没有为好的企业提供发展资金，根本上是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那么，谁是这些少数人呢？打通多道关节获准到市场上来圈钱的公司、各种背景深厚的机构投资者、手握生死大权的监管部门……他们依靠各种资源，在股市中各显神通，甚至有时候还“强强联合”，携手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谋求非法和违法的利益。 从一开始，这场游戏就注定了普通投资者伤财又伤心的结局。在或明或暗的规则和潜规则面前，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不在自己这边，普通投资者剩下的只有当“僵尸”的命了。
那些“少数利益群体”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但是整个市场形近崩溃，提供直接融资的功能丧失。最后，不仅输家成了输家，连赢家因为不阳光的赢也成了输家。别人总是输，输怕了，都跑了，不跟你玩了，你还能再是赢家吗？
我们能搞好义乌小商品市场，而且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全世界，但是我们却无法建设好自己的华尔街。
其实，华尔街也不是一出生就完美无缺的，就是今天也远远谈不上完美。在描写华尔街发展历程的《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充斥着骗子当道、弱肉强食的例子，美国早期的投资者也是被骗得一愣一愣的。但好在华尔街是建立在各方博弈的基础上的，彼此都有个制衡。输家如果发现游戏规则对自己不利，肯定会高呼“It’s unfair（这不公平）”，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完善游戏规则，以免再有人钻制度的空子。有问题就改，大家才会接着玩。
不怕有问题，就怕明明有问题却被强势游戏者“捂盖子”，维持现状不准修改规则，甚至根本不给弱势玩家发言的机会。
只有让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公正，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市场才能做大。这种平等博弈、自我纠错的基础和机制，正是华尔街发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制高点的基础。这背后，又需要一个国家信用、法治等大环境的支撑。
打个比喻。过去，你生产了一双拖鞋，当面拿给消费者让人家选购。人家一看，颜色、款式、质地都还行，价格也公道，多半就买了。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商品市场，交易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不涉及太多的东西。
但是，你的公司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跑去找人来投资入股，说：“哥们，买我10000股股票吧，10元钱一股。到时候，你就是我公司的小股东了，占1%的股份，利润也分1%给你。”这个时候，要想做成生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拖鞋生意”，属于低海拔的玩法；看不见摸不着的“股权融资生意”属于高海拔的玩法。
当前，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是世界石油的主产区，但能决定全球石油价格的地方却是纽约和伦敦的交易所，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产量无足轻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和伦敦提供了两个最符合高海拔玩法的场所，要玩这种高级资本游戏，只能到那里去。这也为美国和英国赚取了巨额的金融利润。
今天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与全世界交易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明天，如果我们依然期望经济高速增长，就必然要学会向全世界提供诸如文化、服务、咨询、教育、金融等“软”产品。显然，从1992年至今已历20年的中国股市发展历程来看，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作出很多改变，才能应对这个挑战。
新驾马车吃什么草
过去长期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是人口红利渐趋枯竭，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二是能源、环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三是出口不能再高速扩张。
有人说，中国经济老的三驾马车已经走进了历史，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三驾马车。
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城镇化”、“激活民间资本”和向“中国创造”转型身上，提出土地、货币和更高级的人力资源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柱。也有学者把它表述为“城镇化、资本化、金融化”，内容大同小异。
首先看城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但与发达国家约80%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不用怀疑，城镇化一边牵着投资，一边牵着消费，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战略空间。首先，它可以把大量农民变成城镇的市民和二三产业的工人，能够提高收入，增加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对基础设施等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第三，还可以促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有人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进而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
但要让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驾新马车，必须处理好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土地。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农民只是土地上的“寄居者”，而在土地征收与拆迁过程中，巨额的土地溢价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手，农民所获寥寥无几，又无讨价还价的机会。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载体，但限于制度的约束，这些财富被“冻结”了，不能变成农民的资本。用秘鲁经济学家索托的话说，这是一种“僵死”的资本。
要实现城镇化，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将会继续下去，如何让土地的溢价为农民所分享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由于涉及到中国的几亿农民，如果继续使用惯用的“强力征用、野蛮拆迁”的方法，势必受到历来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的坚决抵抗。没有共赢的合理规则，农民宁可维持现状，当“僵尸”，也不会交出土地。
这也是考验我们是否发展出适应高海拔玩法的新规则。须知，要实现巨量土地的流转和交易，难度肯定不在玩转股票市场之下。
同样，要激活民间资本，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都需要高海拔的玩法和规则。
由于游戏规则不透明、不公平，曾严重打压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创新、拼搏精神——试想，辛辛苦苦做合法买卖，还不如人家官商勾结拿项目做工程赚钱，还有谁愿意踏踏实实搞研发呢？于是，一些企业家就甘愿学习胡雪岩，靠喝酒、拉关系赚钱，以“有关系”为荣。这样，中国自然无法诞生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的企业家，“中国制造”就无法升级为“中国创造”。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以克服存在于国家内部的“离心力”，避免各个地方各行其是，甚至分崩离析。但这带来了文化上的一些副产品，比如官本位思想，上级的绝对权威甚至是为所欲为，却缺乏平等、透明、公正的意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会自然地投射到我们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形成了思维定势甚至是既得利益格局。
然而站在5500美元的坎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将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发展体验。能不能继续快速发展，不仅仅考验我们重新进行制度顶层设计的经济智慧，更考验我们是否敢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政治智慧。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每一个经济细胞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将要遇到的挑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