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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具体的城市局部社区为艺术项目对象的“铜元局”，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前的审美性遭遇，2013年前的介入性艺术生产，到现阶段的艺术生产方式、结构的开放性实践/实验。“遭遇—介入—结构实践”伴随时间而递进，艺术生产之“边界与想象”则成为核心建构内容。具体而言，“遭遇”阶段的审美性表述以绘画、摄影为主要媒介及手段；“介入阶段”的社会学及观念文本导入表现为田野调查、纪录片、行为、装置、观念艺术的混合运用；“结构实践”时期的复合型艺术生产主要有艺术家自主策展与实践，艺术活动与在地社区互动（艺术教育项目“铜元局艺术辅导计划”），跨界合作及对话（艺术家与建筑师合作发起的Mapping Project）等。在时间轴线的推动下，展开的是不断进行的关于艺术与语境，艺术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否定性书写，阶段性重点作品（项目）有“铜元局-16.9m2”（2011）、“铜元局-旅行”（2012），以及2013年12月与重庆器·Haus空间共同发起的“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计划等。
在具体谈论“铜元局”项目之前，作为一个长期艺术项目，一个亟待讨论的普遍性问题就是艺术实践与在地社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显性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艺术实践与在地社群间的互动，强调艺术创作/艺术活动的在地连接，或者是通过局部的艺术生产来尝试进行某种乌托邦实验，而当前中国这个巨大而内容复杂丰富的社会现场，也在回应和强调着关于内容讨论的重要性——不论是对泛意识形态化社会现场的批判，还是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全民消费化之景观的反思。如果我们以此为对象来建构我们的生产，那么我们的工作也就更接近或是类似于艺术家自主发起的微观政治实践，也就是针对社区问题的民主艺术化讨论。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艺术在此将被视为方法，或是通道，内容和对象才构成项目讨论的主体。也因此，把类似于这样的项目放在社会学的维度来展开讨论将是更恰当的选择。而个体艺术家在此期间的具体实践将回到艺术家的自有脉络中，并在时间的贯通下形成上下文关系进而展开具体的个案讨论。
新的问题在于，既然介入性项目中艺术实践是项目的构成主体，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和思考，哪怕仅仅只以“方法或者通道”形式存在的艺术生产。（当然，长期性的艺术家个案性研究是一种良性和普遍意义上的审视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落在大写意义上的艺术实践与现实语境这样一个框架时，那么，具体的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某种普遍性的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可以就“方法”和“内容”本身展开思考，以“方法”来建构新的文化现场，而非以“内容”作为主体来就现实进行回应。那些，来自“方法”的实验性态度将成为必须和唯一的选择，（因为只有以此为契机，艺术生产才有可能逃离“内容”的桎梏，而不会因为“内容”的明确而直接被其吞噬）。“边界和想象”则是新的，重要的思考和行动实践的方向。具体而言，“边界”可粗略对应于与“语境/媒介/跨媒介”有关的源自艺术内部线索的艺术实践，“想象”则涉及“创新”，特别是“社会模式创新”等。一个是建立在具体语境遭遇下的“语言/媒介”之可能性的探讨及拓展，另一个则是强调结构，模型，在运动中所建构起的因跨领域对话而产生的意料之外的“新”的思维和模式，它是动态的存在。也因此，它们注定和已经堕落至大众文化场域的遵循消费主义趣味的艺术无关，也和长期存在的由“艺术工具论”所指导发展出的艺术无关，更和强调身份、策略、话题的方法性艺术无关，它源自艺术的本源思考，强调和重续艺术生产与社会革新之间的纽带。它的行动将先于现状，价值应落在将来。
介入性艺术生产应该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前提，而不应该是对于具体社区的某些“特殊内容”在艺术方式上的回应。在“铜元局”项目现场中，当我们以时间的线索对它进行观看时，项目早期的，来自审美性遭遇的艺术家实践和我在此谈及的介入性艺术生产无关，它只是一个契机，一个由此把艺术家引导至项目现场的外部原因。项目的发酵转变来自第二阶段，此阶段重要的变化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现场记录”的导入，观念艺术及多媒介艺术实践则是重要的艺术工作方式。其中，艺术家提出了一些建立在长期调研基础上的关键词，比如“集体主义时期的建筑与生活方式/测试”等，艺术家尝试着以艺术实践为纽带，以被提炼的观念艺术作品为手段，通过具体的作品实施来和在地的社区及社区居民建立互动，并且把这种通过作品所建立起的关系称为“测试”：一种双向存在的，在艺术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因艺术家的在地行为和创作而连带出来的双向反应。在作品“16.9m2”（2011年，摄影/行为）中，艺术家通过对铜元局生活社区的集体主义建筑的标准间的测量，以所获得的单户家庭居住面积为创作出发点，对当时正处于拆迁阶段的住户以“家庭/客厅”为单位进行标准化摄影，最后再把所拍摄的摄影作品送还至原住户。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以摄影媒介作为联系纽带，通过前期调研、拍摄、照片发送，与社区居民共同建立起一个临时性空间，我将之称为“临时共同体”。“临时共同体”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跨群体（身份）人群纽带的被确立，艺术项目在此开始真正深入到社区内部，艺术实践从之前的单方向表述转为强调互动的关系型艺术。关系型艺术所强调的互动和对话也即意味着艺术实践在社会学维度的强调。在此，艺术实践和社区社群之间，语言/媒介与对象之间，存在着内容巨大而方向迥异的思考和可能，而艺术家的立场和选择将直接决定了介入性艺术项目的价值标准和走向。
以观念艺术形态出现的策划型作品“旅行”，在概念上延续了艺术家关于“测试”的持续讨论，艺术家邀请部分城市居民（非铜元局当地居民），在2012年的元宵节对铜元局片区展开同城“旅游”：一方面，艺术家以导游的身份带领他们对这个正趋于消失的社区展开走访式观看；另一方面，艺术家邀请当地居民，以“节庆日”/“旅游”为由头，安排组织坝坝宴、用喷绘图片在闲置废弃的标准间里布置类似于摄影棚的风光场景，来打造一个符合铜元局居民想象之上的“旅游”之境。普通城市居民的温暖型人文状观光，在地居民的“节日”狂欢（以及他们因为需要维持此种“欢乐”而自发形成的次序现场），所连接呈现的是一个彼此都不在场的对望，而这也恰恰可以看成为是艺术家在搭建起“临时共同体”之后的，就其细节构成而展开的具体化/细节化的对话及追问。
2013年12月开始的“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计划，可以看成为是“铜元局”项目在此基础上的再推进，项目分为明确的两个方向：在地性与实验性。以强调在地连接为目的的艺术教育类项目“铜元局艺术辅导计划”；以艺术的实验性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铜元局活动室”；以强调跨学科合作进而尝试着对话模式创新的“Mapping Project”等。其中，作为实体存在的“铜元局活动室”是所有项目的核心和中轴点：艺术家与器·Haus空间共同在铜元局项目现场，借用并改造两处待拆迁的标准住房（一处两套，每套约16.9m2），分别改造为临时替代性空间和艺术家临时工作室。所有的艺术实践（项目/活动）将依托此活动室而具体展开。“作为方法和想象的艺术生产”将是本阶段重要的艺术实践方针，实验性艺术的实践，跨媒介跨学科下的可能存在的新模式/新工作方法的探索，都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作为被主动植入的替代性空间，“铜元局活动室”的存在将极大的支撑艺术家自主策划/策展项目在社区现场的实施，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展，目前已实施的有：论坛“媒介，语境，空间生产”、“媒介，方式和行动”，自主策展项目“不适的现场：时态第五回”、“摄影课——铜元局艺术辅导项目”，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社区现场的个人实践，比如艺术家刘伟伟的“局外制造”（装置/行为）、余果的“红线”（行为/录像）、蔡青/蔡伟的行为艺术作品“人为压力”、何玲的“铜元局285号的40块砖”（行为）等。本阶段整体项目预计于2016年结束。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计划的开启意味着更新一轮思考的开始，回到艺术，回归实验，是行动，也是期待。时间的叠加会慢慢地归纳出一些内容，而相对于艺术实践的否定性的存在，来自艺术生产方式与结构上的重组创新，则是更大的挑战。也因此，关于本阶段工作的价值讨论将落在将来，行动是现今最重要的工作。
在具体谈论“铜元局”项目之前，作为一个长期艺术项目，一个亟待讨论的普遍性问题就是艺术实践与在地社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显性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艺术实践与在地社群间的互动，强调艺术创作/艺术活动的在地连接，或者是通过局部的艺术生产来尝试进行某种乌托邦实验，而当前中国这个巨大而内容复杂丰富的社会现场，也在回应和强调着关于内容讨论的重要性——不论是对泛意识形态化社会现场的批判，还是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全民消费化之景观的反思。如果我们以此为对象来建构我们的生产，那么我们的工作也就更接近或是类似于艺术家自主发起的微观政治实践，也就是针对社区问题的民主艺术化讨论。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艺术在此将被视为方法，或是通道，内容和对象才构成项目讨论的主体。也因此，把类似于这样的项目放在社会学的维度来展开讨论将是更恰当的选择。而个体艺术家在此期间的具体实践将回到艺术家的自有脉络中，并在时间的贯通下形成上下文关系进而展开具体的个案讨论。
新的问题在于，既然介入性项目中艺术实践是项目的构成主体，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和思考，哪怕仅仅只以“方法或者通道”形式存在的艺术生产。（当然，长期性的艺术家个案性研究是一种良性和普遍意义上的审视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落在大写意义上的艺术实践与现实语境这样一个框架时，那么，具体的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某种普遍性的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可以就“方法”和“内容”本身展开思考，以“方法”来建构新的文化现场，而非以“内容”作为主体来就现实进行回应。那些，来自“方法”的实验性态度将成为必须和唯一的选择，（因为只有以此为契机，艺术生产才有可能逃离“内容”的桎梏，而不会因为“内容”的明确而直接被其吞噬）。“边界和想象”则是新的，重要的思考和行动实践的方向。具体而言，“边界”可粗略对应于与“语境/媒介/跨媒介”有关的源自艺术内部线索的艺术实践，“想象”则涉及“创新”，特别是“社会模式创新”等。一个是建立在具体语境遭遇下的“语言/媒介”之可能性的探讨及拓展，另一个则是强调结构，模型，在运动中所建构起的因跨领域对话而产生的意料之外的“新”的思维和模式，它是动态的存在。也因此，它们注定和已经堕落至大众文化场域的遵循消费主义趣味的艺术无关，也和长期存在的由“艺术工具论”所指导发展出的艺术无关，更和强调身份、策略、话题的方法性艺术无关，它源自艺术的本源思考，强调和重续艺术生产与社会革新之间的纽带。它的行动将先于现状，价值应落在将来。
介入性艺术生产应该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前提，而不应该是对于具体社区的某些“特殊内容”在艺术方式上的回应。在“铜元局”项目现场中，当我们以时间的线索对它进行观看时，项目早期的，来自审美性遭遇的艺术家实践和我在此谈及的介入性艺术生产无关，它只是一个契机，一个由此把艺术家引导至项目现场的外部原因。项目的发酵转变来自第二阶段，此阶段重要的变化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现场记录”的导入，观念艺术及多媒介艺术实践则是重要的艺术工作方式。其中，艺术家提出了一些建立在长期调研基础上的关键词，比如“集体主义时期的建筑与生活方式/测试”等，艺术家尝试着以艺术实践为纽带，以被提炼的观念艺术作品为手段，通过具体的作品实施来和在地的社区及社区居民建立互动，并且把这种通过作品所建立起的关系称为“测试”：一种双向存在的，在艺术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因艺术家的在地行为和创作而连带出来的双向反应。在作品“16.9m2”（2011年，摄影/行为）中，艺术家通过对铜元局生活社区的集体主义建筑的标准间的测量，以所获得的单户家庭居住面积为创作出发点，对当时正处于拆迁阶段的住户以“家庭/客厅”为单位进行标准化摄影，最后再把所拍摄的摄影作品送还至原住户。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通过类型学的方法，以摄影媒介作为联系纽带，通过前期调研、拍摄、照片发送，与社区居民共同建立起一个临时性空间，我将之称为“临时共同体”。“临时共同体”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跨群体（身份）人群纽带的被确立，艺术项目在此开始真正深入到社区内部，艺术实践从之前的单方向表述转为强调互动的关系型艺术。关系型艺术所强调的互动和对话也即意味着艺术实践在社会学维度的强调。在此，艺术实践和社区社群之间，语言/媒介与对象之间，存在着内容巨大而方向迥异的思考和可能，而艺术家的立场和选择将直接决定了介入性艺术项目的价值标准和走向。
以观念艺术形态出现的策划型作品“旅行”，在概念上延续了艺术家关于“测试”的持续讨论，艺术家邀请部分城市居民（非铜元局当地居民），在2012年的元宵节对铜元局片区展开同城“旅游”：一方面，艺术家以导游的身份带领他们对这个正趋于消失的社区展开走访式观看；另一方面，艺术家邀请当地居民，以“节庆日”/“旅游”为由头，安排组织坝坝宴、用喷绘图片在闲置废弃的标准间里布置类似于摄影棚的风光场景，来打造一个符合铜元局居民想象之上的“旅游”之境。普通城市居民的温暖型人文状观光，在地居民的“节日”狂欢（以及他们因为需要维持此种“欢乐”而自发形成的次序现场），所连接呈现的是一个彼此都不在场的对望，而这也恰恰可以看成为是艺术家在搭建起“临时共同体”之后的，就其细节构成而展开的具体化/细节化的对话及追问。
2013年12月开始的“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计划，可以看成为是“铜元局”项目在此基础上的再推进，项目分为明确的两个方向：在地性与实验性。以强调在地连接为目的的艺术教育类项目“铜元局艺术辅导计划”；以艺术的实验性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铜元局活动室”；以强调跨学科合作进而尝试着对话模式创新的“Mapping Project”等。其中，作为实体存在的“铜元局活动室”是所有项目的核心和中轴点：艺术家与器·Haus空间共同在铜元局项目现场，借用并改造两处待拆迁的标准住房（一处两套，每套约16.9m2），分别改造为临时替代性空间和艺术家临时工作室。所有的艺术实践（项目/活动）将依托此活动室而具体展开。“作为方法和想象的艺术生产”将是本阶段重要的艺术实践方针，实验性艺术的实践，跨媒介跨学科下的可能存在的新模式/新工作方法的探索，都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作为被主动植入的替代性空间，“铜元局活动室”的存在将极大的支撑艺术家自主策划/策展项目在社区现场的实施，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展，目前已实施的有：论坛“媒介，语境，空间生产”、“媒介，方式和行动”，自主策展项目“不适的现场：时态第五回”、“摄影课——铜元局艺术辅导项目”，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社区现场的个人实践，比如艺术家刘伟伟的“局外制造”（装置/行为）、余果的“红线”（行为/录像）、蔡青/蔡伟的行为艺术作品“人为压力”、何玲的“铜元局285号的40块砖”（行为）等。本阶段整体项目预计于2016年结束。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计划的开启意味着更新一轮思考的开始，回到艺术，回归实验，是行动，也是期待。时间的叠加会慢慢地归纳出一些内容，而相对于艺术实践的否定性的存在，来自艺术生产方式与结构上的重组创新，则是更大的挑战。也因此，关于本阶段工作的价值讨论将落在将来，行动是现今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