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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名家名剧月3月21日在上海拉开帷幕,由茅威涛首次出演女角的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被选为开幕剧。这位越剧第一女小生,在台下是意态娴淑的女人,台上是清俊轩昂的男儿。这一切,她是如何做到的?
一辈子只做—件事,是—种奢侈的执着
我小时候喜欢出些馊主意,思想也挺独立的。比如上学那会儿,要打扫卫生掏下水道。我就觉得我只要把活儿干好就行了,何必在乎用哪种形式呢?但是有些老师、同学偏要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就说那你跳下去呀,跳到阴沟里去掏,你只有跳下去才能掏得更干净。我心里其实在想,如果可以不跳下去,你为什么非要跳进去呢?小时候老师、同学都说我很淘气,又很乖巧,因为我是个懂规则的人。但我又不甘于墨守成规,总是想对我感到有疑问的惯例挑战。除了一次外婆说,“这个孩子长大会有出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看好过。
学戏那会儿特别刻苦,我又是那种非要做到最好的学生。我可以发神经似地穿着靴子不脱下来,就为了适应那双靴子,连吃饭去食堂都穿着;为了勒上头不再呕吐、恶心,我就勒着头睡觉,第二天起来,脸都是肿的。当年原生代小百花有28朵小花,到如今台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朵老花,而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在这里?有一天我这样问自己。我的答案是,当这种守候从职业变成了使命,坚持的人就不会再感到犹豫和彷徨。记得一个朋友在看完我演的《藏书之家》后说,“茅茅,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听了特别感慨。真的是这样,有选择的人生很昂贵,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更是一种奢侈的执著。
我说过,哪天不再玉树临风我就不演了
我丈夫郭小男曾经开玩笑说,茅威涛要好好研究研究,她身上的基因有问题,肯定有男性的成分,“我以为娶了一个江南女子是小鸟依人、温文尔雅型的,排了《秋瑾》后发现,江南女子还有一种是横刀立马型的,很不幸我娶了后者”。
我有两个哥哥,我5岁就跟着哥哥在运河里游泳。小时候我会跟着哥哥去打鸟,去爬树。男孩子能玩的,我都会玩。这造成我比较敢去冒险的性格,什么都敢去闯一闯。我的前辈老师们,剃短发,身上一直都保存一种中性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那样,一定要剪短头发,穿T恤,T恤的领子还要竖起来。早期我和何赛飞出去做活动,去电台接受采访,人家一看就知道,一个是小生,一个是花旦。那时我跟她去机场,她什么都不做,什么重东西都不拿,很自然地就推给了我。生活中,我很女人,特别不愿意男性化。但是唱小生一定是会受这种影响的。年轻的时候,如果扎辫子,演小生就演不出来。当然现在不需要了,我穿什么,扮不扮上,都能演出来。北京有位龚和德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走进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其实男人的形象,关键是有没有担当。女人期盼男人要有担当。为什么剧场里有那么多女人来看戏,因为她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份欣然。所以说,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女人理想中的男人。我在舞台上呈现出的东西,承接了一种理想,一种理解。去年《西厢记》封箱,很多人赶来看。当然也有不少人说,不就是搞噱头。《西厢记》是我一个阶段的高度,真的放弃了心中也有不舍。但我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定要学会舍得。我不会让观众觉得茅威涛嗓子、形象这么差了,还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我说过,哪天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不再玉树临风了,肯定就不演了。
我和丈夫是不骂不相识,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我和郭导都很有个性,走到一起的过程也算是比较不寻常,几乎是不骂不相识。第一次郭小男去看我的艺术专场《蓦然又回首》,当时叫好声一片,他却开诚布公地批评了一番。他当时那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其实做这个专场时,我的确在艺术上遭遇了瓶颈,他的话基本上是对我的否定,但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事实。直到排了《荆轲》、《孔乙己》之后,我才对自己那个“越剧青年表演艺术家”的称号有了些底气。
我俩常会为一个艺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他坚持要按导演的构思完成时,我就会突然从演员上升到制作人或者监制人什么的角色,再拿那种身份压他。太有个性的演员和导演在一起的时候,又因为是夫妻,往往会错位,错位的时候两人就会较真儿,就会有争执。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大家会尊重对方,总会有些忍让。因为有这样两层关系,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双方都不让步。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记得还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有次我和郭导在家争剧本,嗓门就大起来了,女儿举着《三字经》,上面写着“父子亲,夫妇顺”,在我们跟前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我俩看到就笑了,不吵了。现在我和小男基本都在排练场上说完,回到家就是围着女儿转。
出演《江南好人》挑战巨大: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
《江南好人》1月在北京的首演结束后,记者问我,“茅威涛在舞台上的角色转换相当神速,听说有高手毛戈平在后台操控。观众能清晰地看到你为了演一个女人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家简直忘了,你本身就是女人啊。”我说,这部剧的确是个大挑战。濮存听看完戏到后台来看我们,一进来就说,“哎呀,小男,你们不得了,我看到了越剧的‘少年派’”。说的是当时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所有人都认为那小说根本没办法拍成电影,但是他还是拍成了。所以濮存听会用“少年派”来形容《江南好人》。
这出戏,最大的挑战还是我怎么演女人。要知道,这可是从艺30多年来,茅威涛第一次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女性角色。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要补一句话: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怎么说呢?戏曲理论大家阿甲先生曾说过,中国戏曲一定要技术先行。当年我年少气盛,对此还不以为然,我说怎么可能?一定是体验先行。演完这个戏,我感觉大家就是大家,戏曲真是技术先行。当我第一次站到排练场上演沈黛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走台步,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所有的形体,包括声腔,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这个戏几乎把我原先的功给废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要从小练功,忽然间你重新练一个功,不是简单的小生转身演女人的问题,而是小生和花旦的发力是不一样的。小生用腰发力的话,花旦可能要用腿发力,骨头都得掰过来,生理上要有很多改变。所以郭导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改造我的形体。原本准备3个月的排练,我们加了一倍时间,用了6个月,也就是前3个月,我每天的排练必须化好妆,戴上花,穿上裙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女性。最后我说服自己,把自己当男旦行不行?把自己当成梅兰芳,当成张国荣,当成余少群,我来演一个女的。
因此,在所有的技术准备上,我回到学生时代,去学习中国传统戏曲中花旦的所有身段。身段上我借用了昆舞,声腔上借助一些评弹。如果要我给自己一个评价,演表兄隋达,我驾轻就熟;演沈黛,我还在素描和描红,三场戏我每场都有不同。当演到最后她唱完自己的生平,男女同体哭诉:我不是个好人,我也不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我控制住自己,但声音是哽咽的,这是我以前演小生没有的体会。
我在排练中的状态也得到了郭导的肯定,“茅威涛极度能抗压,有点‘神九’的意思,我知道她能行”。
“穿防弹衣”来北京,跪着不怕中枪
关于这部戏的创新呢,其实刚接到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的剧本时,我很困惑,这么思辨的东西,怎么弄成越剧呢?越剧的传统观众是要拿着手巾到剧场等你催他泪下的呀。我心里很忐忑,但是真到了绝境,突然又生出了浴火重生的勇气。我来北京前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我是穿着防弹衣来的。我的粉丝说茅茅是躺着也中枪,这次至少是跪着,是一定要中枪的,我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说我不是特别能抗压嘛?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放下了忐忑,并且收获了鲜花。我们是“少年派”。
我相信这个戏是值得一看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佛家讲,没有对错的事,只有对错的人。我想借用宋代词人黄庭坚的一句词,“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对待面前的事物。
一辈子只做—件事,是—种奢侈的执着
我小时候喜欢出些馊主意,思想也挺独立的。比如上学那会儿,要打扫卫生掏下水道。我就觉得我只要把活儿干好就行了,何必在乎用哪种形式呢?但是有些老师、同学偏要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就说那你跳下去呀,跳到阴沟里去掏,你只有跳下去才能掏得更干净。我心里其实在想,如果可以不跳下去,你为什么非要跳进去呢?小时候老师、同学都说我很淘气,又很乖巧,因为我是个懂规则的人。但我又不甘于墨守成规,总是想对我感到有疑问的惯例挑战。除了一次外婆说,“这个孩子长大会有出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看好过。
学戏那会儿特别刻苦,我又是那种非要做到最好的学生。我可以发神经似地穿着靴子不脱下来,就为了适应那双靴子,连吃饭去食堂都穿着;为了勒上头不再呕吐、恶心,我就勒着头睡觉,第二天起来,脸都是肿的。当年原生代小百花有28朵小花,到如今台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朵老花,而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在这里?有一天我这样问自己。我的答案是,当这种守候从职业变成了使命,坚持的人就不会再感到犹豫和彷徨。记得一个朋友在看完我演的《藏书之家》后说,“茅茅,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听了特别感慨。真的是这样,有选择的人生很昂贵,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更是一种奢侈的执著。
我说过,哪天不再玉树临风我就不演了
我丈夫郭小男曾经开玩笑说,茅威涛要好好研究研究,她身上的基因有问题,肯定有男性的成分,“我以为娶了一个江南女子是小鸟依人、温文尔雅型的,排了《秋瑾》后发现,江南女子还有一种是横刀立马型的,很不幸我娶了后者”。
我有两个哥哥,我5岁就跟着哥哥在运河里游泳。小时候我会跟着哥哥去打鸟,去爬树。男孩子能玩的,我都会玩。这造成我比较敢去冒险的性格,什么都敢去闯一闯。我的前辈老师们,剃短发,身上一直都保存一种中性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那样,一定要剪短头发,穿T恤,T恤的领子还要竖起来。早期我和何赛飞出去做活动,去电台接受采访,人家一看就知道,一个是小生,一个是花旦。那时我跟她去机场,她什么都不做,什么重东西都不拿,很自然地就推给了我。生活中,我很女人,特别不愿意男性化。但是唱小生一定是会受这种影响的。年轻的时候,如果扎辫子,演小生就演不出来。当然现在不需要了,我穿什么,扮不扮上,都能演出来。北京有位龚和德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走进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其实男人的形象,关键是有没有担当。女人期盼男人要有担当。为什么剧场里有那么多女人来看戏,因为她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份欣然。所以说,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女人理想中的男人。我在舞台上呈现出的东西,承接了一种理想,一种理解。去年《西厢记》封箱,很多人赶来看。当然也有不少人说,不就是搞噱头。《西厢记》是我一个阶段的高度,真的放弃了心中也有不舍。但我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定要学会舍得。我不会让观众觉得茅威涛嗓子、形象这么差了,还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我说过,哪天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不再玉树临风了,肯定就不演了。
我和丈夫是不骂不相识,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我和郭导都很有个性,走到一起的过程也算是比较不寻常,几乎是不骂不相识。第一次郭小男去看我的艺术专场《蓦然又回首》,当时叫好声一片,他却开诚布公地批评了一番。他当时那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其实做这个专场时,我的确在艺术上遭遇了瓶颈,他的话基本上是对我的否定,但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事实。直到排了《荆轲》、《孔乙己》之后,我才对自己那个“越剧青年表演艺术家”的称号有了些底气。
我俩常会为一个艺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他坚持要按导演的构思完成时,我就会突然从演员上升到制作人或者监制人什么的角色,再拿那种身份压他。太有个性的演员和导演在一起的时候,又因为是夫妻,往往会错位,错位的时候两人就会较真儿,就会有争执。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大家会尊重对方,总会有些忍让。因为有这样两层关系,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双方都不让步。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记得还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有次我和郭导在家争剧本,嗓门就大起来了,女儿举着《三字经》,上面写着“父子亲,夫妇顺”,在我们跟前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我俩看到就笑了,不吵了。现在我和小男基本都在排练场上说完,回到家就是围着女儿转。
出演《江南好人》挑战巨大: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
《江南好人》1月在北京的首演结束后,记者问我,“茅威涛在舞台上的角色转换相当神速,听说有高手毛戈平在后台操控。观众能清晰地看到你为了演一个女人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家简直忘了,你本身就是女人啊。”我说,这部剧的确是个大挑战。濮存听看完戏到后台来看我们,一进来就说,“哎呀,小男,你们不得了,我看到了越剧的‘少年派’”。说的是当时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所有人都认为那小说根本没办法拍成电影,但是他还是拍成了。所以濮存听会用“少年派”来形容《江南好人》。
这出戏,最大的挑战还是我怎么演女人。要知道,这可是从艺30多年来,茅威涛第一次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女性角色。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要补一句话: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怎么说呢?戏曲理论大家阿甲先生曾说过,中国戏曲一定要技术先行。当年我年少气盛,对此还不以为然,我说怎么可能?一定是体验先行。演完这个戏,我感觉大家就是大家,戏曲真是技术先行。当我第一次站到排练场上演沈黛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走台步,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所有的形体,包括声腔,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这个戏几乎把我原先的功给废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要从小练功,忽然间你重新练一个功,不是简单的小生转身演女人的问题,而是小生和花旦的发力是不一样的。小生用腰发力的话,花旦可能要用腿发力,骨头都得掰过来,生理上要有很多改变。所以郭导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改造我的形体。原本准备3个月的排练,我们加了一倍时间,用了6个月,也就是前3个月,我每天的排练必须化好妆,戴上花,穿上裙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女性。最后我说服自己,把自己当男旦行不行?把自己当成梅兰芳,当成张国荣,当成余少群,我来演一个女的。
因此,在所有的技术准备上,我回到学生时代,去学习中国传统戏曲中花旦的所有身段。身段上我借用了昆舞,声腔上借助一些评弹。如果要我给自己一个评价,演表兄隋达,我驾轻就熟;演沈黛,我还在素描和描红,三场戏我每场都有不同。当演到最后她唱完自己的生平,男女同体哭诉:我不是个好人,我也不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我控制住自己,但声音是哽咽的,这是我以前演小生没有的体会。
我在排练中的状态也得到了郭导的肯定,“茅威涛极度能抗压,有点‘神九’的意思,我知道她能行”。
“穿防弹衣”来北京,跪着不怕中枪
关于这部戏的创新呢,其实刚接到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的剧本时,我很困惑,这么思辨的东西,怎么弄成越剧呢?越剧的传统观众是要拿着手巾到剧场等你催他泪下的呀。我心里很忐忑,但是真到了绝境,突然又生出了浴火重生的勇气。我来北京前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我是穿着防弹衣来的。我的粉丝说茅茅是躺着也中枪,这次至少是跪着,是一定要中枪的,我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说我不是特别能抗压嘛?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放下了忐忑,并且收获了鲜花。我们是“少年派”。
我相信这个戏是值得一看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佛家讲,没有对错的事,只有对错的人。我想借用宋代词人黄庭坚的一句词,“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对待面前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