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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多面人
袁殊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袁殊利用昊醒亚的关系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由此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并接受其津贴，成为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1933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并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_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前夕，袁殊在杜月笙“帮助”下办起了时事刊行社。抗战爆发后，戴笠通过杜月笙找到了袁殊。希望利用他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的关系为军统工作。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守，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辉煌的战略情报
在香港，袁殊接受了戴笠分派的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向陈、袁透露，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通过袁殊一潘汉年一延安，最终转到了苏联。连同佐尔格的报告，始终担心腹背受敌的苏联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1955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袁殊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袁殊在狱中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的人。同时，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
军统电台案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后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系统的戚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决心一起投奔共产党。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叶剑英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这个三人小组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同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抓获。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只好冒险亲自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消息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塞主任刘培栅密商，耍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瞢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 “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多面人
袁殊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袁殊利用昊醒亚的关系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由此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并接受其津贴，成为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1933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并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_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前夕，袁殊在杜月笙“帮助”下办起了时事刊行社。抗战爆发后，戴笠通过杜月笙找到了袁殊。希望利用他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的关系为军统工作。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守，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辉煌的战略情报
在香港，袁殊接受了戴笠分派的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向陈、袁透露，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通过袁殊一潘汉年一延安，最终转到了苏联。连同佐尔格的报告，始终担心腹背受敌的苏联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1955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袁殊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袁殊在狱中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的人。同时，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
军统电台案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后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系统的戚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决心一起投奔共产党。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叶剑英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这个三人小组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同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抓获。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只好冒险亲自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消息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塞主任刘培栅密商，耍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瞢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 “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