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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提出“动物研究对现实中的动物是否有益”的问题，讨论了从20世纪70年代辛格/里根时期的显学阶段到随着2002年德里达提出关于动物主体性的著名观点之后再度兴盛这二十多年来女性主义动物研究的发展。尽管数十年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探讨这一话题，但男权主义精英主导的学术界却从未倾听过，女性主义传播学理论或许能解释其中缘由。由于学术界重新兴起的动物研究并未认可要为现实中的动物付诸行动，女性主义动物研究的“理解”匮乏问题尤其给非人类动物的福祉带来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动物研究；身体
过去十年里，在大学出版社的新丛书系列、新杂志、名牌大学“人与动物研究”新课程、《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高等教育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特别主题卷（2009）、各种各样的会议、专业团体及其预备会议中，均出现了动物研究的身影以及学术界为动物研究喝彩的声音①。简而言之，“动物研究”对学术界来说是好事。
问题是，它对动物是否是好事？
对此提出质疑的能力——事实上，是把它作为个人思想、学术和教学工作的中心——是女性主义的标志。女性主义不只是一种学术尝试或“看问题的方式”，它来自女性的生活阅历。她们认识到，自身被边缘化、受压迫和不平等的经历（不管是通过种族、性别、阶级、性行为、年龄还是能力——通常是其中几种的混合）并非必须接受和忍受的个人缺陷或生理需求，而是必须挑战的社会化的政治问题。一旦政治和物质条件许可（往往是不许可），这些女性便站了出来，与其他女性和持女性主义观点的男性一起，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挑战，以促进社会变革。女性主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正义运动，其核心是集中性实践，是思想、政治和行动的必要联系。《突围：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研究》（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1983）、《女性主义与方法论》（Feminism and Methodology，1987）和《女性主义的实践》（Feminist Praxis，1990）等奠基之作所提出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指出，女性主义研究将被压迫者的生活作为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从事研究、收集资料、质询物质环境时以提高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为首要目的①。
女性主义者在处理“动物问题”时是以其他动物物种为中心，在各种形式的压迫之间建立联系，试图终止动物受苦；换句话说，要使研究对象受益。19世纪女性主义针对动物的辩护，向活体解剖、“羽衣”（戴饰有鸟类羽毛甚或身体部位的女帽）、皮草和食肉等行为提出了挑战②。20世纪素食女性主义者和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使用标准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例如“女性在哪里？”和“用本体论观点视某一存在物为女性同该对象获得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之间是否有关联”），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物种、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和自然等展开交叉研究，试图终止多种形式的动物受苦[科学领域尤其是女性美容与清洁产品行业的研究；乳制品、鸡蛋和肉制品生产（“工厂化养殖”）；“宠物”饲养和繁殖、动物园、竞技表演、狩猎、毛皮服装]。由于对不同压迫形式之间相互增强的联系有着知性理解和体验理解，也由于许多女性之间相互关联的自我意识，即一种与其他动物（包括人）和环境（特定的树木、河流、植物和地方）相联系的自我，20世纪和21世纪的动物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认为，自身的解放和幸福与其他动物物种的福利息息相关。简而言之，我们坚持共同前进③。这种交叉手段在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实践中无处不在，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言：“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其他地方的公正。”例如，很多遭毒打的女性拒绝离开家暴处境，因为她们意识到没有地方能收容孩子和宠物，担心把动物留下等于把它们交到施暴者手中，会让它们在受尽折磨和虐待后死去。“女性主义者捍卫动物权”（FAR）活动家听说此事后，开始建立拯救动物团体和受虐妇女庇护所之间的联盟④。当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给母牛注射rBGH所带来的危害提出批评时，她们强调了这种生长激素对哺乳期母牛造成的痛苦，因为母牛本就在为与幼崽分离而伤心不已，母牛的奶本该是喂给幼崽的，而不是给人类喝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也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动物拥护者、女性主义者、小农场主、消费者团体和环境主义者之间的联盟⑤。这类实践是女性主义动物研究的典范。
然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所表达的对动物受苦的同情⑥很快就遭到女性化，女性为动物权采取的行动被讥讽为“持极右观点妇女”的运动：在男性至上主义（父权）文化中，妇女和动物之间的联合强化了其下属身份。事实上，只有当白人男性哲学家与友善、同情或关爱保持距离，将有关动物解放的动机理论化，使动物解放或是借助动物权利①，或是借助对动物受苦的关注②得以合法化，动物权运动才一举成名。约30年后，凯里·沃尔夫（Cary Wolfe）对辛格/雷根时期作出了呼应，声称：“严格来说，重视动物研究与你是否喜欢动物无关。”③这是动物权利/后人类主义研究声誉突起的两个时期，在此期间，女性主义动物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在康妮·萨拉莫（Connie Salamone）、阿维瓦·坎托（Aviva Cantor）、马蒂·基尔（Marti Kheel）、珍娜·科利亚（Gena Corea）、安德烈·科勒德（Andrée Collard）和乔伊斯·孔特鲁奇（Joyce Contrucci）等第二波女性主义动物拥护者30年的实践基础上，女性主义关于物种、性别、自然和种族的理论对辛格和雷根的理论提出了更细致微妙的修正④。从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和亚当斯（Carol Adams）开始，素食女性主义者和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形成了关怀和责任伦理⑤、语境性道德素食主义⑥——后来发展为用于土著捕鲸实践的语境性伦理⑦，该话语分析将狩猎视为建构和操演异性恋男子气概主导地位的场所⑧、女性主义物种间生态心理学⑨以及将人类自我身份重新界定为“政治动物”⑩，用以挑战西方文化根基中的性别二元论，从战略上将人类置于文化和自然领域之内——这一位置可以支持女权行动主义者从事生态、民主、物种间和环境正义活动？輥？輯？訛。新近的动物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在南方国家？輥？輰？訛女性农民受到的压迫、气候变化和工业化的动物食品生产之间建立了联系①。 然而，虽然有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在辛格/雷根时期之后，学术界对物种的关注程度迅速减少。或许动物生态女性主义的潜在盟友实在难以处理人类（男性荷尔蒙）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物种歧视。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女性主义者似乎都是坚定不移的人类中心主义者②，就连生态女性主义都曲解了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后者宣扬普遍的素食主义，因而在接下来的至少十年里逃避了照管物种的责任③。第二组潜在盟友是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他们抵制性别分析和物种分析。在1991年“第一届有色人种环境会议”（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之后，种族和阶级在环境圈子里获得了关注，但是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妇女从事大量草根行动，男人做着大部分演讲和理论工作，将物种问题排除在大多数关于“环境”的定义之外。第三组潜在盟友是学术圈外的动物权行动主义者（男女皆有），他们也反对女性主义的见解，认为“至少女性拥有权利，动物没有权利”。因此，当德里达（Derrida）关于自己是动物的发现④、沃尔夫（Wolfe）新创的术语“后人类主义”⑤和哈拉维（Haraway）对训狗的探讨⑥汇集在一起，动物研究一举进入体面的学术领域时，人类本不该感到惊讶。
只有在人们忘记女性主义传播学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时，这样的惊讶才可能出现。罗宾·莱考夫（Robin Lakoff）、达尔·斯宾德（Dale Spender）和切利斯·克拉曼莱（Cheris Kramarae）的著作揭示了传播的模式，并指出女性谈话中使用的反义疑问句（“女性似乎被排除在外了，不是吗？”）、闪烁其词（“有那么点儿”或“这么做有点儿不像学者”）、道歉（“抱歉，可人们好像没在阅读素食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以及频繁的中断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⑦。妇女在谈话中的性别角色需要她们对占支配地位的说话者提供语言支持和文体调节。根据规则，如果是男人引出的话题，男女双方必须接着讨论；如果是女人引出的新话题，这些话题则很少继续（在势力混杂的群体中，由女性和其他非支配群体引起的话题不大可能“得到参与”）。想一想部门会议或员工会议上众所周知的现象，女性提出的新观点往往得不到回应；而此后当哪位男性提出大体相同的观点时，却会受到热烈欢迎！或许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有关动物的知识领域，至少在30年时间里，女性主义一直在发展物种、身份、社会和生态方面的理论，但是只有在主导的学者群体表达看法（辛格和雷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近期德里达、沃尔夫和哈拉维①于2010年之前发表的观点），这一话题才能冲破顶障，得见天日，在学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女性主义传播学不仅研究谁的讲话应获得关注，而且研究谁在倾听。说话与权力、知识和支配权有关，而倾听则表示从属关系。如果说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一直在诉说和行动，并且表达女性主义动物研究方法，那么动物研究的基础和发展中缺少其学术参与，恰恰说明学术精英并不在倾听。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倾听是优秀学术研究的标志——这一点不足为奇，倾听某个人的研究对象，倾听被压迫者的声音，倾听某个人的行动和学术团体——然后建立合作体系，使研究对象能够自己制定议程，表达需求，并从学术尝试中获益。动物学术研究中的“倾听失败”不仅体现在文献中未引用女性主义者的成果，而且意味着更深刻的观念失败，即无法应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提出的问题。一旦类似的观点提出之后，经由非女性主义渠道得以呈现并得到称颂，这样的失败就显得更加触目惊心。试想一下，卡罗尔·亚当斯曾帮助补充了凯里·沃尔夫复杂的人/动物二分法②，其类别中不仅包括沃尔夫的人化的人、动物化的人、人化的动物和动物化的动物，而且有动物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动物，这些术语突出了“性别—物种—生态”之间的联系，它们都与生态女性主义——或者像人们期望的，与动物研究息息相关。
动物研究探讨生殖和消费，但这些话题也属于女性主义问题：纵观动物物种，雌性动物的身体包揽了大部分的生育劳动，而且在大多数人类文化中，雌性动物的身体既提供食物又充当食物。女性主义对生育自由的关注不仅适用于精英白人妇女，而且适用于穷苦妇女、土著妇女、南方国家的妇女以及工厂化养殖场里的妇女。从动物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凡是对雌性动物身体的生殖奴役和性奴役都是极端不道德的③。这一行为的受益者极少，却是以多数者受损和受苦为代价的：雌性动物、它们的伴侣和后代、宰杀它们的有偿工人，因工业化的农业综合经营而失业的自给农民，被砍伐得光秃秃、或因排泄物而遭到污染的土地，被抗生素和生长激素玷污的水源，因动物胃肠排放过量气体和二氧化碳而被污染的空气，患心脏病、肥胖症、各种癌症和传染性疾病的消费者。
由动物研究产生的见解与通过诸如后殖民的、生态的动物女性主义这些更大规模的生态文化批评产生的见解之间建立联系，有何意义呢？显然，这类联系将理论从纯知识领域延拓到了政治领域。它们揭示了动物研究见解中更广阔的含义和更深刻的根源，使理论更加具有相关性。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联系揭示了我们自己在压迫性结构中的角色——作为受苦行为的消费者，作为气候变化的促成者，作为全球食物短缺的发起者——这种揭示不会使我们感到荣幸。而且，这些联系揭露了人与动物关系在历史上为殖民延续而扮演的角色①——使后殖民学者和动物研究学者继续资助物种监禁、奴役和屠宰的行为变得自相矛盾。总的说来，若想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则需复原亚当斯所说的“缺席的指称对象”（the absent referent）②和动物碎片化的身体，而且在面对这样的受苦现象时需要采取行动。用约瑟芬·多诺万的话来说：“我们不该屠杀、吞食、折磨和剥削动物，因为它们不希望受到如此对待，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倾听，我们就能听见它们的话。”③
让我们开始倾听。
〔本文为作者献给“女性主义捍卫动物权”（FAR）的共同创办人马蒂·基尔（Marti Kheel，1948—2011），以纪念她毕生的事业。原载Deportate，Esuli，Profughe（DEP），no.20，2012，pp.14-21.中文翻译版权由作者授予本刊。〕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动物研究；身体
过去十年里，在大学出版社的新丛书系列、新杂志、名牌大学“人与动物研究”新课程、《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高等教育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特别主题卷（2009）、各种各样的会议、专业团体及其预备会议中，均出现了动物研究的身影以及学术界为动物研究喝彩的声音①。简而言之，“动物研究”对学术界来说是好事。
问题是，它对动物是否是好事？
对此提出质疑的能力——事实上，是把它作为个人思想、学术和教学工作的中心——是女性主义的标志。女性主义不只是一种学术尝试或“看问题的方式”，它来自女性的生活阅历。她们认识到，自身被边缘化、受压迫和不平等的经历（不管是通过种族、性别、阶级、性行为、年龄还是能力——通常是其中几种的混合）并非必须接受和忍受的个人缺陷或生理需求，而是必须挑战的社会化的政治问题。一旦政治和物质条件许可（往往是不许可），这些女性便站了出来，与其他女性和持女性主义观点的男性一起，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挑战，以促进社会变革。女性主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正义运动，其核心是集中性实践，是思想、政治和行动的必要联系。《突围：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研究》（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1983）、《女性主义与方法论》（Feminism and Methodology，1987）和《女性主义的实践》（Feminist Praxis，1990）等奠基之作所提出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指出，女性主义研究将被压迫者的生活作为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从事研究、收集资料、质询物质环境时以提高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为首要目的①。
女性主义者在处理“动物问题”时是以其他动物物种为中心，在各种形式的压迫之间建立联系，试图终止动物受苦；换句话说，要使研究对象受益。19世纪女性主义针对动物的辩护，向活体解剖、“羽衣”（戴饰有鸟类羽毛甚或身体部位的女帽）、皮草和食肉等行为提出了挑战②。20世纪素食女性主义者和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使用标准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例如“女性在哪里？”和“用本体论观点视某一存在物为女性同该对象获得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之间是否有关联”），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物种、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和自然等展开交叉研究，试图终止多种形式的动物受苦[科学领域尤其是女性美容与清洁产品行业的研究；乳制品、鸡蛋和肉制品生产（“工厂化养殖”）；“宠物”饲养和繁殖、动物园、竞技表演、狩猎、毛皮服装]。由于对不同压迫形式之间相互增强的联系有着知性理解和体验理解，也由于许多女性之间相互关联的自我意识，即一种与其他动物（包括人）和环境（特定的树木、河流、植物和地方）相联系的自我，20世纪和21世纪的动物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认为，自身的解放和幸福与其他动物物种的福利息息相关。简而言之，我们坚持共同前进③。这种交叉手段在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实践中无处不在，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言：“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其他地方的公正。”例如，很多遭毒打的女性拒绝离开家暴处境，因为她们意识到没有地方能收容孩子和宠物，担心把动物留下等于把它们交到施暴者手中，会让它们在受尽折磨和虐待后死去。“女性主义者捍卫动物权”（FAR）活动家听说此事后，开始建立拯救动物团体和受虐妇女庇护所之间的联盟④。当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给母牛注射rBGH所带来的危害提出批评时，她们强调了这种生长激素对哺乳期母牛造成的痛苦，因为母牛本就在为与幼崽分离而伤心不已，母牛的奶本该是喂给幼崽的，而不是给人类喝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也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动物拥护者、女性主义者、小农场主、消费者团体和环境主义者之间的联盟⑤。这类实践是女性主义动物研究的典范。
然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所表达的对动物受苦的同情⑥很快就遭到女性化，女性为动物权采取的行动被讥讽为“持极右观点妇女”的运动：在男性至上主义（父权）文化中，妇女和动物之间的联合强化了其下属身份。事实上，只有当白人男性哲学家与友善、同情或关爱保持距离，将有关动物解放的动机理论化，使动物解放或是借助动物权利①，或是借助对动物受苦的关注②得以合法化，动物权运动才一举成名。约30年后，凯里·沃尔夫（Cary Wolfe）对辛格/雷根时期作出了呼应，声称：“严格来说，重视动物研究与你是否喜欢动物无关。”③这是动物权利/后人类主义研究声誉突起的两个时期，在此期间，女性主义动物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在康妮·萨拉莫（Connie Salamone）、阿维瓦·坎托（Aviva Cantor）、马蒂·基尔（Marti Kheel）、珍娜·科利亚（Gena Corea）、安德烈·科勒德（Andrée Collard）和乔伊斯·孔特鲁奇（Joyce Contrucci）等第二波女性主义动物拥护者30年的实践基础上，女性主义关于物种、性别、自然和种族的理论对辛格和雷根的理论提出了更细致微妙的修正④。从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和亚当斯（Carol Adams）开始，素食女性主义者和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形成了关怀和责任伦理⑤、语境性道德素食主义⑥——后来发展为用于土著捕鲸实践的语境性伦理⑦，该话语分析将狩猎视为建构和操演异性恋男子气概主导地位的场所⑧、女性主义物种间生态心理学⑨以及将人类自我身份重新界定为“政治动物”⑩，用以挑战西方文化根基中的性别二元论，从战略上将人类置于文化和自然领域之内——这一位置可以支持女权行动主义者从事生态、民主、物种间和环境正义活动？輥？輯？訛。新近的动物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在南方国家？輥？輰？訛女性农民受到的压迫、气候变化和工业化的动物食品生产之间建立了联系①。 然而，虽然有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在辛格/雷根时期之后，学术界对物种的关注程度迅速减少。或许动物生态女性主义的潜在盟友实在难以处理人类（男性荷尔蒙）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物种歧视。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女性主义者似乎都是坚定不移的人类中心主义者②，就连生态女性主义都曲解了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后者宣扬普遍的素食主义，因而在接下来的至少十年里逃避了照管物种的责任③。第二组潜在盟友是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他们抵制性别分析和物种分析。在1991年“第一届有色人种环境会议”（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之后，种族和阶级在环境圈子里获得了关注，但是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妇女从事大量草根行动，男人做着大部分演讲和理论工作，将物种问题排除在大多数关于“环境”的定义之外。第三组潜在盟友是学术圈外的动物权行动主义者（男女皆有），他们也反对女性主义的见解，认为“至少女性拥有权利，动物没有权利”。因此，当德里达（Derrida）关于自己是动物的发现④、沃尔夫（Wolfe）新创的术语“后人类主义”⑤和哈拉维（Haraway）对训狗的探讨⑥汇集在一起，动物研究一举进入体面的学术领域时，人类本不该感到惊讶。
只有在人们忘记女性主义传播学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时，这样的惊讶才可能出现。罗宾·莱考夫（Robin Lakoff）、达尔·斯宾德（Dale Spender）和切利斯·克拉曼莱（Cheris Kramarae）的著作揭示了传播的模式，并指出女性谈话中使用的反义疑问句（“女性似乎被排除在外了，不是吗？”）、闪烁其词（“有那么点儿”或“这么做有点儿不像学者”）、道歉（“抱歉，可人们好像没在阅读素食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以及频繁的中断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⑦。妇女在谈话中的性别角色需要她们对占支配地位的说话者提供语言支持和文体调节。根据规则，如果是男人引出的话题，男女双方必须接着讨论；如果是女人引出的新话题，这些话题则很少继续（在势力混杂的群体中，由女性和其他非支配群体引起的话题不大可能“得到参与”）。想一想部门会议或员工会议上众所周知的现象，女性提出的新观点往往得不到回应；而此后当哪位男性提出大体相同的观点时，却会受到热烈欢迎！或许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有关动物的知识领域，至少在30年时间里，女性主义一直在发展物种、身份、社会和生态方面的理论，但是只有在主导的学者群体表达看法（辛格和雷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近期德里达、沃尔夫和哈拉维①于2010年之前发表的观点），这一话题才能冲破顶障，得见天日，在学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女性主义传播学不仅研究谁的讲话应获得关注，而且研究谁在倾听。说话与权力、知识和支配权有关，而倾听则表示从属关系。如果说动物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素食女性主义者一直在诉说和行动，并且表达女性主义动物研究方法，那么动物研究的基础和发展中缺少其学术参与，恰恰说明学术精英并不在倾听。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倾听是优秀学术研究的标志——这一点不足为奇，倾听某个人的研究对象，倾听被压迫者的声音，倾听某个人的行动和学术团体——然后建立合作体系，使研究对象能够自己制定议程，表达需求，并从学术尝试中获益。动物学术研究中的“倾听失败”不仅体现在文献中未引用女性主义者的成果，而且意味着更深刻的观念失败，即无法应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提出的问题。一旦类似的观点提出之后，经由非女性主义渠道得以呈现并得到称颂，这样的失败就显得更加触目惊心。试想一下，卡罗尔·亚当斯曾帮助补充了凯里·沃尔夫复杂的人/动物二分法②，其类别中不仅包括沃尔夫的人化的人、动物化的人、人化的动物和动物化的动物，而且有动物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动物，这些术语突出了“性别—物种—生态”之间的联系，它们都与生态女性主义——或者像人们期望的，与动物研究息息相关。
动物研究探讨生殖和消费，但这些话题也属于女性主义问题：纵观动物物种，雌性动物的身体包揽了大部分的生育劳动，而且在大多数人类文化中，雌性动物的身体既提供食物又充当食物。女性主义对生育自由的关注不仅适用于精英白人妇女，而且适用于穷苦妇女、土著妇女、南方国家的妇女以及工厂化养殖场里的妇女。从动物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凡是对雌性动物身体的生殖奴役和性奴役都是极端不道德的③。这一行为的受益者极少，却是以多数者受损和受苦为代价的：雌性动物、它们的伴侣和后代、宰杀它们的有偿工人，因工业化的农业综合经营而失业的自给农民，被砍伐得光秃秃、或因排泄物而遭到污染的土地，被抗生素和生长激素玷污的水源，因动物胃肠排放过量气体和二氧化碳而被污染的空气，患心脏病、肥胖症、各种癌症和传染性疾病的消费者。
由动物研究产生的见解与通过诸如后殖民的、生态的动物女性主义这些更大规模的生态文化批评产生的见解之间建立联系，有何意义呢？显然，这类联系将理论从纯知识领域延拓到了政治领域。它们揭示了动物研究见解中更广阔的含义和更深刻的根源，使理论更加具有相关性。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联系揭示了我们自己在压迫性结构中的角色——作为受苦行为的消费者，作为气候变化的促成者，作为全球食物短缺的发起者——这种揭示不会使我们感到荣幸。而且，这些联系揭露了人与动物关系在历史上为殖民延续而扮演的角色①——使后殖民学者和动物研究学者继续资助物种监禁、奴役和屠宰的行为变得自相矛盾。总的说来，若想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则需复原亚当斯所说的“缺席的指称对象”（the absent referent）②和动物碎片化的身体，而且在面对这样的受苦现象时需要采取行动。用约瑟芬·多诺万的话来说：“我们不该屠杀、吞食、折磨和剥削动物，因为它们不希望受到如此对待，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倾听，我们就能听见它们的话。”③
让我们开始倾听。
〔本文为作者献给“女性主义捍卫动物权”（FAR）的共同创办人马蒂·基尔（Marti Kheel，1948—2011），以纪念她毕生的事业。原载Deportate，Esuli，Profughe（DEP），no.20，2012，pp.14-21.中文翻译版权由作者授予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