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学界在八十年代陷入了对科学方法论的狂热崇拜中，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哲学、新历史，以为借助科学可以为人性确立牢固基础。等他们发现高科技带来的是一个以大众电子传媒为主导的齐一的文化、单面的人生时，人文与科学的矛盾重又摆在他们面前。
　　需要有一个对科学的全面反思，需要破解科学的魔力，以为人文留下地盘。这项工作由于需要兼通文理而增加其难度，正因为此，吴国盛《自然本体化之误》一书的出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本书虽然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全书的目标却在攻破科学主义自然观的神话。由于自然科学的高度技术性和逻辑融贯性，关于它的哲学讨论也往往不由自主的陷入它的话语圈套中，成为某种科学性的哲学。人文哲学得以逃避科学性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它回避自然科学的问题，对之敬而远之。这自然只是一种苟且偷生的作法。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如不能切中科学的弊病，指明科学的界限，就不能真正为人文学辩护。
　　十九世纪末期新康德主义为了建构文化哲学，着重研究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不同，指出两种科学的不同在于其概念形式的不同，自然科学注重实在的同质的连续性，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则注重实在的异质的间断性方面。吴国盛继承了这些思想，强调自然科学特别是作为其典范和主流的数理科学，以自然的数学化和外在化作为其哲学基础，正是这个基础使之成为一种量化的、客观的知识，它所给出的世界图景因而也只是一幅静态的、空间化的、死的自然画面，并不涉及实在本身，相反，由于实在是时间性的、活生生的，根本不能与科学的图象等同。《自然本体化之误》说的就是将自然科学所描画的自然界图景作为本体将会导致的谬误。
　　说自然科学给出的是一个死的图景，这种说法，总使我们担心是不是在贬低科学的价值？我们的哲学多年来讲辩证法，也希望从自然科学这种最权威的知识形态中找到辩证法的见证，因此说科学是非辩证的，似乎既贬低了辩证法(因为它违反科学)也贬低了科学(因为它违反辩证法)。其实，这种看法没有仔细考察辩证法在近代哲学中的思想来源和背景，也缺乏实事求是地看待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成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界不能处在绝对的变动之中，如果此时与彼时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旧有的数据就失去了意义，规律就永远也不会出现，必须假定某种静止性；成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界的表现不能因人而异，它必须具有某种相对于人的‘孤立性’；科学研究问题不可能追随现象的复杂多样，只能将问题一再理想化、简化，这样才能将决定性的东西找出来。科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恰恰就在于它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眼光看待自然界。”(导论，5—6页)
　　科学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种，尽管今天它成了文化霸主，但它仍然是人的科学。自然本体论将科学神圣化，将科学世界图景本体化，只是因为忽视了人，人的因素一旦引入，其谬误就开始显而易见了。人类史前的自然史只是某种科学的图象，可是这幅图象却延伸到了图象的制作者和制作过程上，这是如何可能的？人难道能够画一幅将正在作画的自己也包括在内的画吗？吴国盛借助埃舍尔的版画《画廓》来阐明这一思想，所论极富启发性。按照自然本体论，人类社会今日之盛不过只是宇宙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是科学图象的派生，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生，统统被收进去了，这就使我们产生了疑惑：这幅画是怎么来的？倒是画中人创作了这幅画？这真是“图象一旦成为本体，真正的本体就变成了只是图象”。
　　为了破除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化，吴国盛强调了科学知识的图象性质(科学图象说奠基于对近代科学思想史的解说，特别是对自然数学化运动的解说)，从而将图象的创作者置于比图象更高、更根本的位置。他似乎想作一次本体论的转换，将本体由自然移向人的实践活动，由客体移向主体，但是，如果不与主客二分原则以及对象化思维方式决裂，人本主义又比物本主义的命运强到哪儿去呢？人同样可以被对象性的解说，成为科学的解剖对象，重新堕入科学主义之中。也许他意识到了这些困难，将最困难的问题即人本主义哲学的重建问题略而不谈，只表明自己的某种哲学倾向。
　　
　　(《自然本体化之误》，吴国盛著，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版，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