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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所学校，最多时只有２０来名学生，最少时只有１６个孩子。
这里有一所学校，三间校舍，一名老师，有一至四个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课。
这里有一所学校，没有食堂，没有校工，没有校长，却有一名为了孩子４２岁没有出嫁的哈萨克族老姑娘——托玲。
这里有一所学校，先是在马背上，再是借用别人的厨房，后来终于有了几间房子，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可老师从来没有换过。
这里有一所学校，没有很多学生，但一直是书声朗朗，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牧场二连小学。
金秋十月，记者走进了这所没有正式挂过牌子的学校，对这里的惟一的一名老师托玲进行了采访。
哈萨克族姑娘托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小学驻地叫萨尔阿达尔，距离农四师七十二团团部七十多公里处，背靠大山，前有巩乃斯河阻隔，是一个远离城镇的孤岛。孤岛上有５６户人家，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占到８７％，２００３年以前这里吃的是涝坝水，２００４年才通上电，贫困户占到８０％以上。
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位叫托玲的哈萨克族姑娘，近２０年来一直坚守在只有她一个老师的学校里，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为这里的孩子传授知识，播撒文明，在这个孤岛上点亮了一个个孩子的心灵之灯。
托玲，１９８６年高中毕业后，没有像其她的女孩子一样走向都市和远方，却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近２０年来为了使这些牧区的孩子们不失学，为了不让他们复制上辈人的命运，托玲不仅倾其所有，为孩子们垫付学费，而且先后两次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并且坚持着自己教书育人的初衷，至今没有出嫁。
曾经有好心人给她介绍了几个对象，双方都还满意，临要结婚时，对方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搬出这座孤岛，开始托玲总是满口的答应，可到真要走时，托玲看到学校里孩子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她只好否决了这不算太难办的条件，就这样一次次的错过大好时机。如今，已４２岁的托玲，依然孤独地行进在布满艰辛的山道上。
牧区孤岛上惟一的教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小学虽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只有三间房子，两间教室，二十来个学生，一名老师，有一至四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几名学生。
四个年级的学生由惟一的老师托玲上课，托玲只能分别在两个教室里上课，每天给这个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布置好作业，就又走到另一个教室给另一个年级的孩子上课，一天也不知道要上多少节课，总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连轴转着。
虽说这里的学生不多，可四个年级所有的功课加起来却有二十多门，每一门课，托玲都要认认真真地备课。为了节省时间，她中午很少回家，实在累了，就把两个窄窄的长条凳拼在一起，铺一小块羊皮褥子，躺一会儿。
每天都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使托玲的身体很虚弱，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的一天，一向准时上课的托玲没来，孩子们惶恐不安起来，陆续来到了她家，只见她面色绯红，全身瘫软，高烧不退。这才知道老师病了。
其实，两天前托玲就病了，因为要给孩子们上课，她一直坚持着。由于拖延时间过长，致使病情加重。连领导要将她送到医院，她执意不肯，说：“我住院是小事，耽误孩子们的课程那可是大事，我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她坚持把吊针拿到教室挂，边治病，边给孩子们上课。
１９９６年，上级教育部门考虑到托玲一个人在这里太辛苦，曾经派来过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到这里来以后，耐不住寂寞，便天天喝酒，每天醉醺醺的，无法给孩子们正常上课，不到一年就被调走了。还有一个女老师，来了没多久，就嫁出去了。从此，这个牧区孤岛上就再没有来过其他老师。
留守，为了让孩子走出大山
托玲常常坐在草地上，望着眼前重峦叠嶂的大山。
山的那边还是山，但她知道，山的外面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她要让这里的孩子走出去。
托玲常常坐在草地上，望着眼前重峦叠嶂的大山。
山的那边还是山，但她知道，山的外面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她要让这里的孩子走出去。
到了转场的时候，孩子们都跟着父母上山了，牧工们转场要到离连队几十公里的后山上，后山的山路崎岖蜿蜒，而且牧工居住分散，一家一家相距几公里。每到快开学的时候，托玲就要到后山草场逐个做学生家长的工作。
托玲去一趟山上，得倒三趟车，再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第一个放牧点。托玲往星星点点的帐篷方向走，从早走到晚，脚也起泡了，汗水湿透了衣裳，饿了啃口干馕，渴了喝口泉水。一走就是五六天。到了暑假时，托玲又自己租车把这些孩子一个个送到山上的放牧点中。
２０年来，为了孩子，她走的山路可以来回乌鲁木齐几趟。但她却几乎没有时间到新疆的首府去逛一逛。
其实，托玲有很多次走出这里的机会。
１９８８年，托玲刚当代课老师不久，父母便为她联系好了去巩留县城教书的工作，她也曾动摇过，但一看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时，她就悄悄放弃了这个念头。
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托玲的父母相继去世，她在国外的亲戚两次劝她说，那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好，想把她办出国去，她的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听说后，也劝她，父母都不在了，又没有正式工作，还是出去好。她没去。
采访托玲时，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正在办理出国手续，亲戚们再一次劝他与兄弟一块走，可托玲还是拒绝了。
记者问托玲，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里。托玲的回答是，“我走了，孩子怎么办？”记者无语。
牧区孩子的“托玲妈妈”
每年，学校里都有七八个孩子，没钱吃菜，只能啃干馕，有的甚至连馕都吃不上，托玲就为孩子们烧茶，炒菜，做饭，晚上她把学生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托玲妈妈”。
这些年，很多人嚷嚷着待遇不公，然而，还有谁比托玲这样的老师待遇不公呢？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３年，她当了近二十年的代课老师，工资从６０元到几百元不等，每月收入是正式老师的一半还不到，就是这一点点收入，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给孩子们垫付书本费、学费、生活费。
牧工的孩子上学不容易，巩固入学率更是不易。每年托玲都要在开学前把该上学的孩子做一下统计，然后把报到的学生与名单一个一个地核对。
１９９９年当她发现连队哈萨克族职工毕良的孙女小阿娜古丽没来报名时，就来到毕良家，一问才知道，因为家里出不起学费，毕良打算让孙女辍学。听到这话，托玲急了：“这怎么行，你这是害她，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学费问题不要操心了，我把钱给她交上。”看着小阿娜古丽高兴地背上书包上学校，毕良的眼圈红了。他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好心的人。
还有一次，上课时，托玲看到一个女学生穿了一双很破的鞋，鞋帮和鞋底都分家了，用一根线拴着，托玲知道女孩家里很穷。那时她的口袋里也仅有十几元钱，但她还是到牧区商店里给女学生买了一双新鞋。
像这样的事对托玲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事了。托玲说，孩子们的家里都不富裕，能让她们出来上学已经很难得了。每年，学校里都有七八个孩子，没钱吃菜，只能啃干馕，有的甚至连馕都吃不上，托玲就为孩子们烧茶，炒菜，做饭，晚上她把学生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托玲妈妈”。
欣慰，学生变雄鹰飞出孤岛
２００１年以前，托玲所在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在一个成了危房的破仓库里上课，下雨就借用别人家的厨房什么的，在牧民转场时，托玲只好在马背上给孩子们上课。２００１年，七十二团场拨了３万元钱，修建了现在的校舍。
校舍建起来了，托玲自己掏钱请人把门前的乱土堆推平，种上菜和果树，还种了一大块地的葵花，卖了后用来买粉笔。她又雇人在四周打上土打墙，找了几块板子钉成一扇门。这样，常在对面商店喝醉酒的人就不会窜到学校来打扰孩子了。学校有了围墙，关住了喝醉酒的人，可托玲那一串串感人的事迹，却总也关不住。
很多人都听说了托玲的事，非常感动。２００４年８月，托玲到县上去为孩子们订教材，图书管理员说一见是托玲，就说，你先把书拿去，钱没有可以先欠着，可托玲却从口袋里把当月发的工资全掏出来了。
那一次，托玲把身上全部的钱都用来垫书本费了，正是打草季节，弟弟来找她垫付打草费，听说这件事后，一下子急了，很凶很凶地对托玲吼道，“这些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对他们竟然比对亲弟弟还好。”弟媳妇一气之下，将托玲赶出了家门。托玲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最后无奈只得找到连队领导，请求调解。才平息了弟弟的火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代课老师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可是由于托玲从来不去找，因此竟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２００３年，农四师组织部门到七十二团场检查工作，从团领导那里听说了托玲的事后，才解决了她的转正问题。
这么多年来，托玲的很多当老师的同学都已拿上中级甚至高级职称，可在她履历表的职称一栏中，还是空白。
惟一可以让托玲欣慰的是她的学生，每每说起自己的学生，托玲脸上总是泛着一种美丽的光泽，“我的学生再别拉已经在国外留学了，塞里古丽已经师范毕业在一所中学当教师，今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进修考试考了第一名。”如今，从托玲学校走出去的近２００名学生，很多都像雄鹰一样飞出了这片孤岛，留在连队的学生，也依靠科技知识成了致富带头人。
这里有一所学校，三间校舍，一名老师，有一至四个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课。
这里有一所学校，没有食堂，没有校工，没有校长，却有一名为了孩子４２岁没有出嫁的哈萨克族老姑娘——托玲。
这里有一所学校，先是在马背上，再是借用别人的厨房，后来终于有了几间房子，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可老师从来没有换过。
这里有一所学校，没有很多学生，但一直是书声朗朗，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牧场二连小学。
金秋十月，记者走进了这所没有正式挂过牌子的学校，对这里的惟一的一名老师托玲进行了采访。
哈萨克族姑娘托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小学驻地叫萨尔阿达尔，距离农四师七十二团团部七十多公里处，背靠大山，前有巩乃斯河阻隔，是一个远离城镇的孤岛。孤岛上有５６户人家，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占到８７％，２００３年以前这里吃的是涝坝水，２００４年才通上电，贫困户占到８０％以上。
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位叫托玲的哈萨克族姑娘，近２０年来一直坚守在只有她一个老师的学校里，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为这里的孩子传授知识，播撒文明，在这个孤岛上点亮了一个个孩子的心灵之灯。
托玲，１９８６年高中毕业后，没有像其她的女孩子一样走向都市和远方，却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近２０年来为了使这些牧区的孩子们不失学，为了不让他们复制上辈人的命运，托玲不仅倾其所有，为孩子们垫付学费，而且先后两次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并且坚持着自己教书育人的初衷，至今没有出嫁。
曾经有好心人给她介绍了几个对象，双方都还满意，临要结婚时，对方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搬出这座孤岛，开始托玲总是满口的答应，可到真要走时，托玲看到学校里孩子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她只好否决了这不算太难办的条件，就这样一次次的错过大好时机。如今，已４２岁的托玲，依然孤独地行进在布满艰辛的山道上。
牧区孤岛上惟一的教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场牧二连小学虽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只有三间房子，两间教室，二十来个学生，一名老师，有一至四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几名学生。
四个年级的学生由惟一的老师托玲上课，托玲只能分别在两个教室里上课，每天给这个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布置好作业，就又走到另一个教室给另一个年级的孩子上课，一天也不知道要上多少节课，总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连轴转着。
虽说这里的学生不多，可四个年级所有的功课加起来却有二十多门，每一门课，托玲都要认认真真地备课。为了节省时间，她中午很少回家，实在累了，就把两个窄窄的长条凳拼在一起，铺一小块羊皮褥子，躺一会儿。
每天都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使托玲的身体很虚弱，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的一天，一向准时上课的托玲没来，孩子们惶恐不安起来，陆续来到了她家，只见她面色绯红，全身瘫软，高烧不退。这才知道老师病了。
其实，两天前托玲就病了，因为要给孩子们上课，她一直坚持着。由于拖延时间过长，致使病情加重。连领导要将她送到医院，她执意不肯，说：“我住院是小事，耽误孩子们的课程那可是大事，我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她坚持把吊针拿到教室挂，边治病，边给孩子们上课。
１９９６年，上级教育部门考虑到托玲一个人在这里太辛苦，曾经派来过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到这里来以后，耐不住寂寞，便天天喝酒，每天醉醺醺的，无法给孩子们正常上课，不到一年就被调走了。还有一个女老师，来了没多久，就嫁出去了。从此，这个牧区孤岛上就再没有来过其他老师。
留守，为了让孩子走出大山
托玲常常坐在草地上，望着眼前重峦叠嶂的大山。
山的那边还是山，但她知道，山的外面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她要让这里的孩子走出去。
托玲常常坐在草地上，望着眼前重峦叠嶂的大山。
山的那边还是山，但她知道，山的外面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她要让这里的孩子走出去。
到了转场的时候，孩子们都跟着父母上山了，牧工们转场要到离连队几十公里的后山上，后山的山路崎岖蜿蜒，而且牧工居住分散，一家一家相距几公里。每到快开学的时候，托玲就要到后山草场逐个做学生家长的工作。
托玲去一趟山上，得倒三趟车，再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第一个放牧点。托玲往星星点点的帐篷方向走，从早走到晚，脚也起泡了，汗水湿透了衣裳，饿了啃口干馕，渴了喝口泉水。一走就是五六天。到了暑假时，托玲又自己租车把这些孩子一个个送到山上的放牧点中。
２０年来，为了孩子，她走的山路可以来回乌鲁木齐几趟。但她却几乎没有时间到新疆的首府去逛一逛。
其实，托玲有很多次走出这里的机会。
１９８８年，托玲刚当代课老师不久，父母便为她联系好了去巩留县城教书的工作，她也曾动摇过，但一看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时，她就悄悄放弃了这个念头。
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托玲的父母相继去世，她在国外的亲戚两次劝她说，那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好，想把她办出国去，她的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听说后，也劝她，父母都不在了，又没有正式工作，还是出去好。她没去。
采访托玲时，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正在办理出国手续，亲戚们再一次劝他与兄弟一块走，可托玲还是拒绝了。
记者问托玲，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里。托玲的回答是，“我走了，孩子怎么办？”记者无语。
牧区孩子的“托玲妈妈”
每年，学校里都有七八个孩子，没钱吃菜，只能啃干馕，有的甚至连馕都吃不上，托玲就为孩子们烧茶，炒菜，做饭，晚上她把学生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托玲妈妈”。
这些年，很多人嚷嚷着待遇不公，然而，还有谁比托玲这样的老师待遇不公呢？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３年，她当了近二十年的代课老师，工资从６０元到几百元不等，每月收入是正式老师的一半还不到，就是这一点点收入，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给孩子们垫付书本费、学费、生活费。
牧工的孩子上学不容易，巩固入学率更是不易。每年托玲都要在开学前把该上学的孩子做一下统计，然后把报到的学生与名单一个一个地核对。
１９９９年当她发现连队哈萨克族职工毕良的孙女小阿娜古丽没来报名时，就来到毕良家，一问才知道，因为家里出不起学费，毕良打算让孙女辍学。听到这话，托玲急了：“这怎么行，你这是害她，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学费问题不要操心了，我把钱给她交上。”看着小阿娜古丽高兴地背上书包上学校，毕良的眼圈红了。他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好心的人。
还有一次，上课时，托玲看到一个女学生穿了一双很破的鞋，鞋帮和鞋底都分家了，用一根线拴着，托玲知道女孩家里很穷。那时她的口袋里也仅有十几元钱，但她还是到牧区商店里给女学生买了一双新鞋。
像这样的事对托玲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事了。托玲说，孩子们的家里都不富裕，能让她们出来上学已经很难得了。每年，学校里都有七八个孩子，没钱吃菜，只能啃干馕，有的甚至连馕都吃不上，托玲就为孩子们烧茶，炒菜，做饭，晚上她把学生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托玲妈妈”。
欣慰，学生变雄鹰飞出孤岛
２００１年以前，托玲所在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在一个成了危房的破仓库里上课，下雨就借用别人家的厨房什么的，在牧民转场时，托玲只好在马背上给孩子们上课。２００１年，七十二团场拨了３万元钱，修建了现在的校舍。
校舍建起来了，托玲自己掏钱请人把门前的乱土堆推平，种上菜和果树，还种了一大块地的葵花，卖了后用来买粉笔。她又雇人在四周打上土打墙，找了几块板子钉成一扇门。这样，常在对面商店喝醉酒的人就不会窜到学校来打扰孩子了。学校有了围墙，关住了喝醉酒的人，可托玲那一串串感人的事迹，却总也关不住。
很多人都听说了托玲的事，非常感动。２００４年８月，托玲到县上去为孩子们订教材，图书管理员说一见是托玲，就说，你先把书拿去，钱没有可以先欠着，可托玲却从口袋里把当月发的工资全掏出来了。
那一次，托玲把身上全部的钱都用来垫书本费了，正是打草季节，弟弟来找她垫付打草费，听说这件事后，一下子急了，很凶很凶地对托玲吼道，“这些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对他们竟然比对亲弟弟还好。”弟媳妇一气之下，将托玲赶出了家门。托玲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最后无奈只得找到连队领导，请求调解。才平息了弟弟的火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代课老师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可是由于托玲从来不去找，因此竟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２００３年，农四师组织部门到七十二团场检查工作，从团领导那里听说了托玲的事后，才解决了她的转正问题。
这么多年来，托玲的很多当老师的同学都已拿上中级甚至高级职称，可在她履历表的职称一栏中，还是空白。
惟一可以让托玲欣慰的是她的学生，每每说起自己的学生，托玲脸上总是泛着一种美丽的光泽，“我的学生再别拉已经在国外留学了，塞里古丽已经师范毕业在一所中学当教师，今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进修考试考了第一名。”如今，从托玲学校走出去的近２００名学生，很多都像雄鹰一样飞出了这片孤岛，留在连队的学生，也依靠科技知识成了致富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