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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习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说明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努力建设新时代的新道德，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
实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首先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批判传统道德。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弘扬精华，弃除糟粕。通过认真分析批判，否定传统道德中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内容，继承科学性、民主性、进步性的精华，使其汇入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
传统道德是个庞杂的库藏，精华与糟粕难分难解。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有对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的一面，因而对优良文化传统发扬不够、文化的民族特色保持不足，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也有反封建传统严重不足的一面。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当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时，极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片面性，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理论和实践中，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同时，也要看到糟粕并不自行消亡，腐朽的东西还要挣扎、反抗、伪装骗人、散播毒素，直至最后被消灭。这里正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有若干值得认真总结的深刻教训。例如，传统的忠君，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就受到批判，但是到60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忠又与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其破坏作用也就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与清除传统文化腐朽成分，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我们相信，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经过百家争鸣，在继承弘扬什么、批判清除什么等大的问题上一定会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
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哪些内容，这可能是一个有不同认识的问题，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等规范，是可以纳入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
我们要看到，经过一番分析批判工作，即便是被视为传统美德的规范或思想，也还面临给以新的规定、面向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思想体系搬到另一个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道德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曾发挥过进步的作用。但是，中国传统道德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并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从其本质上看，主要是为巩固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稳定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服务的。因而，传统道德便不同程度地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烙印，同时，它便具有一些不同于西方特别是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特征或局限。
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和自愿，自觉即按理性认识来办事，自愿即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来源于理性认识，仁智统一，因而人可通过教育和修养而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程朱、陆王和王夫之、戴震等都赞同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儒家比较多地考察了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在自我修养上注重主观努力，认为要由意志力来支撑这种努力。儒家注重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美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对道德的自愿原则不够重视。在封建制度下，讲纲常名教，在上者可以主观武断，在下者只能唯命是从。正统派儒家在人性论上讲“复性”说，认为人生来具有的善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的道德修养就是恢复其本性，这种人性论强调人的共性而基本上不研究个性。
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章太炎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行为可以区分善恶、功过的前提。这种对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出于自由意志）的强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的共同观点。不过若强调过分，便可以引导到独断论的唯意志论和相对主义的非决定论上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强调道德行为作为当然之则，是出自对必然的理性认识，是以理性认识为指导的自觉行为，但在一些同志的认识中，也带上了传统哲学忽视自愿原则的缺陷，也就不可能深入说明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历史必然趋势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应注意启发人们的人格自觉，认识并追求新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者”，同时要注意克服传统道德的弊端，将自觉与自愿统一起来，并有益于人的个性发展。这是道德思想建设中一个有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传统美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追求，同时又在新时代人们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孝的道德规范，曾在古代中国社会起过极大的作用，今天，对孝要根据新社会新形势，给予新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合理成分，同时还要剔除其封建性和不利于发展人性自由、平等的糟粕，还要面对社会现实，在孝道的具体规定、实现的形式上有所调整或新创造。
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曾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中国人过去重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变革推动下，道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趋势。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观念。例如，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引起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意识和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心愿。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等问题也突显出来，有些地区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中国古代有勤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或生态规范乃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要求我们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并深入进行比较，找到恰当的结合点，汇通中西。结合工作做得好，便有生命力、影響力，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毫无疑义，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必将为推进这一理想的实现发挥重要的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首先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批判传统道德。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弘扬精华，弃除糟粕。通过认真分析批判，否定传统道德中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内容，继承科学性、民主性、进步性的精华，使其汇入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
传统道德是个庞杂的库藏，精华与糟粕难分难解。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有对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的一面，因而对优良文化传统发扬不够、文化的民族特色保持不足，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也有反封建传统严重不足的一面。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当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时，极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片面性，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理论和实践中，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同时，也要看到糟粕并不自行消亡，腐朽的东西还要挣扎、反抗、伪装骗人、散播毒素，直至最后被消灭。这里正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有若干值得认真总结的深刻教训。例如，传统的忠君，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就受到批判，但是到60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忠又与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其破坏作用也就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与清除传统文化腐朽成分，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我们相信，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经过百家争鸣，在继承弘扬什么、批判清除什么等大的问题上一定会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
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哪些内容，这可能是一个有不同认识的问题，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等规范，是可以纳入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
我们要看到，经过一番分析批判工作，即便是被视为传统美德的规范或思想，也还面临给以新的规定、面向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思想体系搬到另一个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道德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曾发挥过进步的作用。但是，中国传统道德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并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从其本质上看，主要是为巩固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稳定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服务的。因而，传统道德便不同程度地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烙印，同时，它便具有一些不同于西方特别是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特征或局限。
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和自愿，自觉即按理性认识来办事，自愿即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来源于理性认识，仁智统一，因而人可通过教育和修养而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程朱、陆王和王夫之、戴震等都赞同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儒家比较多地考察了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在自我修养上注重主观努力，认为要由意志力来支撑这种努力。儒家注重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美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对道德的自愿原则不够重视。在封建制度下，讲纲常名教，在上者可以主观武断，在下者只能唯命是从。正统派儒家在人性论上讲“复性”说，认为人生来具有的善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的道德修养就是恢复其本性，这种人性论强调人的共性而基本上不研究个性。
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章太炎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行为可以区分善恶、功过的前提。这种对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出于自由意志）的强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的共同观点。不过若强调过分，便可以引导到独断论的唯意志论和相对主义的非决定论上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强调道德行为作为当然之则，是出自对必然的理性认识，是以理性认识为指导的自觉行为，但在一些同志的认识中，也带上了传统哲学忽视自愿原则的缺陷，也就不可能深入说明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历史必然趋势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应注意启发人们的人格自觉，认识并追求新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者”，同时要注意克服传统道德的弊端，将自觉与自愿统一起来，并有益于人的个性发展。这是道德思想建设中一个有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传统美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追求，同时又在新时代人们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孝的道德规范，曾在古代中国社会起过极大的作用，今天，对孝要根据新社会新形势，给予新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合理成分，同时还要剔除其封建性和不利于发展人性自由、平等的糟粕，还要面对社会现实，在孝道的具体规定、实现的形式上有所调整或新创造。
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曾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中国人过去重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变革推动下，道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趋势。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观念。例如，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引起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珍惜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意识和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心愿。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等问题也突显出来，有些地区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中国古代有勤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或生态规范乃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要求我们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并深入进行比较，找到恰当的结合点，汇通中西。结合工作做得好，便有生命力、影響力，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毫无疑义，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必将为推进这一理想的实现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