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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说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逛街的时候还牵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到哪儿都成双入对。我对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无法想象……我们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二层。那里还住着三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我半夜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一件衬衫，就这样走了。没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点……五点……六点……我和他原本六点钟要去他父母家，去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镇到他父母住的斯佩里热村有四十公里。播种，耕地……他喜欢做这些事……母亲经常回忆说，她和父亲都不希望他留在城里，甚至要为他盖一间新房。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队服役，他回来以后，只想去当消防员！不想干别的。（沉默）
我有时仿佛听到他的声音……鲜活的声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声音那样给我强烈的感受。可他从来没有呼唤过我。甚至在梦中……都是我呼唤他……
七点钟……七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钟。”我见到了他……眼睛几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对我说，“哪怕他们喝三升也好。”“可是他不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很多医生、护士，特别是这家医院的卫生员，过了一段时间便患病、死亡。但当时没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点，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他是第一个死者……就在第一天……我们得知，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一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没有被挖出来，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问：“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吧！你还要照顾孩子。”我怀孕了。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给你弄牛奶去，然后再说。”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他留在车里。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买了六罐——希望足够所有人喝……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医院就给他们输液。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似乎一见到他妈妈，我就清醒了过来。“妈妈，瓦夏在莫斯科！专机送走的！”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谁能料到？那时候谁能料到？傍晚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我真难受……夜里做梦，他叫我。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梦里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后，就一次都没叫过。一次都没……（哭泣）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
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辦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八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
“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三枝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
“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道：
“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抚摸他。但是我……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清洗好……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还好不是在病房，是在走廊……我头晕，我抓住了窗台……有位医生路过，他抓住了我胳膊，突然发问：
“您怀孕了吗？”
“没有，没有！”我吓坏了，生怕别人听见。
“别骗人啊。”医生叹了口气。
我一時害怕，也没来得及嘱咐他什么。
第二天我被叫去见科主任：
“你为什么骗我？”她厉声问道。
“没办法。我说了实情—就得轰我回家。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瞧您干的好事！！”
“可是我和他……”
“你真是我的小可爱！我可爱的人儿……”
今生今世我都要感激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今生今世！
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都不让进。他们的母亲们和我在一起：妈妈获准进来……瓦洛佳·布拉维克的妈妈一直在祈求上帝：“您最好把我带走吧……”
美国教授，盖尔博士……是他做的骨髓移植手术……他安慰我说：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他们的机体还那么强健，年轻人还那么有力量！他所有的亲属都得到了通知。两个姐姐从白俄罗斯来了，弟弟从列宁格勒来——他在那里当兵。小妹娜塔莎，她才十四岁，哭得厉害，也感到恐惧。但是她的骨髓比所有人都适合……（沉默不语）我可以讲这个故事了……以前不行。我沉默了十年。十年……（不语）
当他得知骨髓取自小妹妹身上的时候，断然拒绝：“我还是死了吧。别动她，她还小呢。”大姐柳达当年二十八岁，她自己也是护士，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过程。他们并排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有扇大窗户。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手术结束后，柳达比他的感觉还差，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她艰难地从麻醉中苏醒。到现在她体弱多病，成了残废……她曾是一个美丽和健壮的姑娘啊，她一直没嫁人……我那时在两个病房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在他那里，一会儿在她那里。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叫啊叫……在其他小伙子住的气压舱，值班的都是士兵，因为编内员工拒绝上班，他们要防护服。倒便器，擦地板，换床单，都是士兵们在做。哪来的士兵呢？我没问……可是他……他……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双手捂住脸，沉默）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俩。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突然说：
“真想见到我们的孩子。他长什么样呢？”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这就要你自己想了……”
“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我俩一起想。”
“这样，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要是女孩——娜塔什卡。”
“还叫瓦夏？我已经有一个瓦夏。就是你！我不要第二个。”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个瞎子！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尽管已经六个月了……我想，我的小宝宝，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我的小宝宝……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呀，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八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做那事……我一走开，他们就给他照了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身上只盖着小床单……我每天都洗这个小床单，到晚上它就会沾满鲜血。我搀扶他的时候，他的一块块皮肤，会粘在我的双臂上面。我恳求他：“亲爱的！帮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撑着，能撑多久算多久，我给你把床铺平，一条褶子，一道皱纹都不留。”任何一个结节，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伤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他，触摸他，需要的话都是叫我。可他们，他们就会照相……说是为了科学。我真想把他们都轰出去！骂一顿，打一顿！他们怎么能这样！要是我也不让他们进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走到墙边，走到沙发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我拦住护士：“他会死的。”她对我说：“还能怎么样？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种。可他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
他们都死了以后，医院重新装修。墙壁刮了，镶木地板刨了……窗户也拆了。
接下去一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八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十五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三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就是个袋子……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脚入殓……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進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椁运回家乡，他们就对他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我们坐上灵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对讲机里说：“请等待我们的命令！请待命！”我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莫斯科……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再等等。”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妈妈的头巾是黑色的……我感觉我快晕倒了。我情绪激动起来：“干吗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呀？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妈妈说：“别说了，别说了，闺女。”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上校报告说：“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被护送着前行。抬棺的也有人护送。所有的亲戚……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瞬间便填土了。“快点儿！快点儿！”军官命令道。连拥抱棺椁都不让。
我们立即就上了大轿车……
我们很快就买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尤其是我。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走了以后，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单，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可能，已经烧了……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付了十四昼夜的……
辐射医院一十四昼夜……十四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谁也叫不醒我……后来救护车到了。“没事，”医生说，“她没死，她会醒的。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
我那时二十三岁……
我还记得那个梦……死去的奶奶朝我走来，穿着我们给她下葬时穿的衣服。她在装饰圣诞树。“奶奶，为什么要摆圣诞树？现在是夏天啊。”“要有圣诞树。你的瓦先卡马上就来了。”他在树林中长大。我还记得……第二个梦……瓦夏穿着白衣来了，在叫娜塔莎，我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女儿。她已经很大，我惊奇不已，她什么时候长到这么大的？他把她举过头顶，他们在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后来我又梦见……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让我别哭。还从那儿做了个手势，从天上。（她沉默良久） 我两个月后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车就来到墓地。去找他！在那里，在墓地我就开始了阵痛。我刚开始跟他说上话……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我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我就在那儿分娩……在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那里……她那时就提醒过我：“生孩子得上我们这儿来。”我这样还能去哪儿？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生产……
他们给我看……女孩儿……“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又是那一套……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我恨！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现在又想……我不给！我自己安葬了她。在他身边……（她转而低语）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我中风后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可是我想……我想让人知道……还没有人认识她。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她在那里面。”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里面。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请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
在那里，墓碑上没写娜塔莎·伊格纳坚科……那里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他，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我在墓旁跪着，总是跪着……（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难道……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多么浓烈的爱啊！爱与死，为什么近在咫尺？它们常在一起。谁来解释？谁来说明？我在墓旁跪着爬……（长时间沉默）
他们在基辅给了我一套居室，在一幢大楼里，住着所有离开核电站的人。大家都是熟人。房子很大，是我和瓦夏梦想的两居室。我住在那里快要疯了！我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他的眼睛……我开始装修，我不想坐着，想把这些全都忘记。就这样过了两年……我梦见……我和他走着，他光着脚走。“你干吗老打赤脚？”“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了教会……神父告诉我：“你应该买双大号拖鞋，放在一个人的棺椁上。写个纸条—是给他的。”我照办了，我去了莫斯科，并且立即去了教会。在莫斯科我离他近……他就躺在那儿，躺在米京墓地里……我对墓地管理员说如何如何，我想放一双拖鞋。他就问我：“你知道这该怎么做吗？”他又讲了一遍……正巧送来一个老爷爷安葬。我走到棺椁跟前，掀起蒙着的单子，就放进去一双拖鞋。“条子写好了吗？”“是，写好了，但没写他在哪个墓地。”“他们那儿是同一个世界。会找到他的。”
我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愿望。我夜里站在窗前，望着天：“瓦先卡，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活着没有你。”白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停下来看……看啊，看着孩子们……我要疯了！于是半夜问道：“瓦先卡，我要生个孩子。我已经害怕一个人待着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瓦先卡！！”还有一回我祈求说：“瓦先卡，我不需要男人，没有比你再好的了。但我想要个孩子。”
那年我二十五岁……
我找了个男人……跟他说了一切……说了所有实情：我只有一个爱人，我爱他一辈子。我对他坦陈—切……我们约会，可我从来没有让他到我这里来过，我没办法让他来我家。瓦夏在家呢……
我在糖果厂上班。我一边做蛋糕，一边泪流不止。我不哭，只是流泪。有一次我对姑娘们说：“请别怜悯我。你们要是怜悯，我就走。”用不着怜悯我……我曾经是幸福的……
瓦夏的勋章送来了。红色的……我好久都不能看它，一看就会流泪，止不住……
我生了个男孩。叫安德烈…一安德烈伊卡……闺密曾经劝阻我：“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然后……然后他们又说，他没有手臂……没有右手……仪器显示……“那又怎么样？”我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了一个正常的……漂亮的男孩……他已经上学了，成绩全是五分。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我的生命之光。他很懂事：“妈妈，要是我到奶奶那儿待两天的话，你能呼吸吗？”我不能！跟他分开一天我都害怕。我们走在街上……我覺得不舒服，跌倒了……那时我经受了第一次中风……在那里，在街上……“妈妈，我给你弄点儿水喝？”“不要，你站在我身边，哪儿也别去。”我抓着他的手。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在医院睁开眼睛……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么紧，医生好不容易才掰开我的手指。他的手青了很久。现在我们外出时，他会对我说：“妈妈，别抓我的手。我不会离开你的。”他也经常生病：两周在学校，两周在家看医生。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为彼此担惊受怕。每个角落都是瓦夏……他的照片……我半夜就和他说呀说……有时候，他在梦中对我说：“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我和安德烈伊卡来了……可他却牵着女儿的手。他老是跟女儿在一起，只和她玩耍……
我就这样活着……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好……（起身，走到窗边）我这样的人很多，整条街都是，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谁也不住在那儿了，以后也不会了。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一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一
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妻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逛街的时候还牵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到哪儿都成双入对。我对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无法想象……我们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二层。那里还住着三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我半夜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一件衬衫，就这样走了。没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点……五点……六点……我和他原本六点钟要去他父母家，去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镇到他父母住的斯佩里热村有四十公里。播种，耕地……他喜欢做这些事……母亲经常回忆说，她和父亲都不希望他留在城里，甚至要为他盖一间新房。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队服役，他回来以后，只想去当消防员！不想干别的。（沉默）
我有时仿佛听到他的声音……鲜活的声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声音那样给我强烈的感受。可他从来没有呼唤过我。甚至在梦中……都是我呼唤他……
七点钟……七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钟。”我见到了他……眼睛几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对我说，“哪怕他们喝三升也好。”“可是他不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很多医生、护士，特别是这家医院的卫生员，过了一段时间便患病、死亡。但当时没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点，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他是第一个死者……就在第一天……我们得知，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一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没有被挖出来，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问：“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吧！你还要照顾孩子。”我怀孕了。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给你弄牛奶去，然后再说。”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他留在车里。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买了六罐——希望足够所有人喝……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医院就给他们输液。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似乎一见到他妈妈，我就清醒了过来。“妈妈，瓦夏在莫斯科！专机送走的！”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谁能料到？那时候谁能料到？傍晚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我真难受……夜里做梦，他叫我。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梦里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后，就一次都没叫过。一次都没……（哭泣）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
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辦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八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
“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三枝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
“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道：
“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抚摸他。但是我……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清洗好……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还好不是在病房，是在走廊……我头晕，我抓住了窗台……有位医生路过，他抓住了我胳膊，突然发问：
“您怀孕了吗？”
“没有，没有！”我吓坏了，生怕别人听见。
“别骗人啊。”医生叹了口气。
我一時害怕，也没来得及嘱咐他什么。
第二天我被叫去见科主任：
“你为什么骗我？”她厉声问道。
“没办法。我说了实情—就得轰我回家。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瞧您干的好事！！”
“可是我和他……”
“你真是我的小可爱！我可爱的人儿……”
今生今世我都要感激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今生今世！
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都不让进。他们的母亲们和我在一起：妈妈获准进来……瓦洛佳·布拉维克的妈妈一直在祈求上帝：“您最好把我带走吧……”
美国教授，盖尔博士……是他做的骨髓移植手术……他安慰我说：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他们的机体还那么强健，年轻人还那么有力量！他所有的亲属都得到了通知。两个姐姐从白俄罗斯来了，弟弟从列宁格勒来——他在那里当兵。小妹娜塔莎，她才十四岁，哭得厉害，也感到恐惧。但是她的骨髓比所有人都适合……（沉默不语）我可以讲这个故事了……以前不行。我沉默了十年。十年……（不语）
当他得知骨髓取自小妹妹身上的时候，断然拒绝：“我还是死了吧。别动她，她还小呢。”大姐柳达当年二十八岁，她自己也是护士，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过程。他们并排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有扇大窗户。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手术结束后，柳达比他的感觉还差，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她艰难地从麻醉中苏醒。到现在她体弱多病，成了残废……她曾是一个美丽和健壮的姑娘啊，她一直没嫁人……我那时在两个病房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在他那里，一会儿在她那里。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叫啊叫……在其他小伙子住的气压舱，值班的都是士兵，因为编内员工拒绝上班，他们要防护服。倒便器，擦地板，换床单，都是士兵们在做。哪来的士兵呢？我没问……可是他……他……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双手捂住脸，沉默）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俩。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突然说：
“真想见到我们的孩子。他长什么样呢？”
“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这就要你自己想了……”
“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我俩一起想。”
“这样，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要是女孩——娜塔什卡。”
“还叫瓦夏？我已经有一个瓦夏。就是你！我不要第二个。”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个瞎子！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尽管已经六个月了……我想，我的小宝宝，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我的小宝宝……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呀，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八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做那事……我一走开，他们就给他照了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身上只盖着小床单……我每天都洗这个小床单，到晚上它就会沾满鲜血。我搀扶他的时候，他的一块块皮肤，会粘在我的双臂上面。我恳求他：“亲爱的！帮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撑着，能撑多久算多久，我给你把床铺平，一条褶子，一道皱纹都不留。”任何一个结节，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伤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他，触摸他，需要的话都是叫我。可他们，他们就会照相……说是为了科学。我真想把他们都轰出去！骂一顿，打一顿！他们怎么能这样！要是我也不让他们进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走到墙边，走到沙发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我拦住护士：“他会死的。”她对我说：“还能怎么样？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种。可他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
他们都死了以后，医院重新装修。墙壁刮了，镶木地板刨了……窗户也拆了。
接下去一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八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十五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三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就是个袋子……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脚入殓……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進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椁运回家乡，他们就对他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我们坐上灵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对讲机里说：“请等待我们的命令！请待命！”我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莫斯科……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再等等。”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妈妈的头巾是黑色的……我感觉我快晕倒了。我情绪激动起来：“干吗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呀？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妈妈说：“别说了，别说了，闺女。”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上校报告说：“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被护送着前行。抬棺的也有人护送。所有的亲戚……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瞬间便填土了。“快点儿！快点儿！”军官命令道。连拥抱棺椁都不让。
我们立即就上了大轿车……
我们很快就买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尤其是我。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走了以后，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单，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可能，已经烧了……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付了十四昼夜的……
辐射医院一十四昼夜……十四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谁也叫不醒我……后来救护车到了。“没事，”医生说，“她没死，她会醒的。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
我那时二十三岁……
我还记得那个梦……死去的奶奶朝我走来，穿着我们给她下葬时穿的衣服。她在装饰圣诞树。“奶奶，为什么要摆圣诞树？现在是夏天啊。”“要有圣诞树。你的瓦先卡马上就来了。”他在树林中长大。我还记得……第二个梦……瓦夏穿着白衣来了，在叫娜塔莎，我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女儿。她已经很大，我惊奇不已，她什么时候长到这么大的？他把她举过头顶，他们在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后来我又梦见……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让我别哭。还从那儿做了个手势，从天上。（她沉默良久） 我两个月后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车就来到墓地。去找他！在那里，在墓地我就开始了阵痛。我刚开始跟他说上话……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我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我就在那儿分娩……在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那里……她那时就提醒过我：“生孩子得上我们这儿来。”我这样还能去哪儿？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生产……
他们给我看……女孩儿……“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又是那一套……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我恨！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现在又想……我不给！我自己安葬了她。在他身边……（她转而低语）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我中风后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可是我想……我想让人知道……还没有人认识她。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她在那里面。”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里面。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请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
在那里，墓碑上没写娜塔莎·伊格纳坚科……那里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他，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我在墓旁跪着，总是跪着……（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难道……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多么浓烈的爱啊！爱与死，为什么近在咫尺？它们常在一起。谁来解释？谁来说明？我在墓旁跪着爬……（长时间沉默）
他们在基辅给了我一套居室，在一幢大楼里，住着所有离开核电站的人。大家都是熟人。房子很大，是我和瓦夏梦想的两居室。我住在那里快要疯了！我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他的眼睛……我开始装修，我不想坐着，想把这些全都忘记。就这样过了两年……我梦见……我和他走着，他光着脚走。“你干吗老打赤脚？”“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了教会……神父告诉我：“你应该买双大号拖鞋，放在一个人的棺椁上。写个纸条—是给他的。”我照办了，我去了莫斯科，并且立即去了教会。在莫斯科我离他近……他就躺在那儿，躺在米京墓地里……我对墓地管理员说如何如何，我想放一双拖鞋。他就问我：“你知道这该怎么做吗？”他又讲了一遍……正巧送来一个老爷爷安葬。我走到棺椁跟前，掀起蒙着的单子，就放进去一双拖鞋。“条子写好了吗？”“是，写好了，但没写他在哪个墓地。”“他们那儿是同一个世界。会找到他的。”
我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愿望。我夜里站在窗前，望着天：“瓦先卡，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活着没有你。”白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停下来看……看啊，看着孩子们……我要疯了！于是半夜问道：“瓦先卡，我要生个孩子。我已经害怕一个人待着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瓦先卡！！”还有一回我祈求说：“瓦先卡，我不需要男人，没有比你再好的了。但我想要个孩子。”
那年我二十五岁……
我找了个男人……跟他说了一切……说了所有实情：我只有一个爱人，我爱他一辈子。我对他坦陈—切……我们约会，可我从来没有让他到我这里来过，我没办法让他来我家。瓦夏在家呢……
我在糖果厂上班。我一边做蛋糕，一边泪流不止。我不哭，只是流泪。有一次我对姑娘们说：“请别怜悯我。你们要是怜悯，我就走。”用不着怜悯我……我曾经是幸福的……
瓦夏的勋章送来了。红色的……我好久都不能看它，一看就会流泪，止不住……
我生了个男孩。叫安德烈…一安德烈伊卡……闺密曾经劝阻我：“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然后……然后他们又说，他没有手臂……没有右手……仪器显示……“那又怎么样？”我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了一个正常的……漂亮的男孩……他已经上学了，成绩全是五分。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我的生命之光。他很懂事：“妈妈，要是我到奶奶那儿待两天的话，你能呼吸吗？”我不能！跟他分开一天我都害怕。我们走在街上……我覺得不舒服，跌倒了……那时我经受了第一次中风……在那里，在街上……“妈妈，我给你弄点儿水喝？”“不要，你站在我身边，哪儿也别去。”我抓着他的手。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在医院睁开眼睛……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么紧，医生好不容易才掰开我的手指。他的手青了很久。现在我们外出时，他会对我说：“妈妈，别抓我的手。我不会离开你的。”他也经常生病：两周在学校，两周在家看医生。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为彼此担惊受怕。每个角落都是瓦夏……他的照片……我半夜就和他说呀说……有时候，他在梦中对我说：“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我和安德烈伊卡来了……可他却牵着女儿的手。他老是跟女儿在一起，只和她玩耍……
我就这样活着……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好……（起身，走到窗边）我这样的人很多，整条街都是，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谁也不住在那儿了，以后也不会了。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一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一
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