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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已经发展到与国际商界不可相隔的阶段,带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商业行为要想得到国际商业社会的认同,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别国文化的精髓,丰富本土文化内涵,使中国商业文化逐渐适应国际商业社会的规则。其实,国际间的商业竞争与合作,说到底就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如果我们缺乏对本土商业文化的认知,也就无法理解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这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在与国际商业的实际交往中,我们有些商界人士之所以显得力不从心,很大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商业文化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日举办的“商业文化国际竞争力高层论坛”,应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月13日,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社会团体、学术组织、基层单位和新闻媒体等60位各界人士聚首北京,就中国商业文化与国际竞争力的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业行业不仅在满足市场需求、丰富人们物质生活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目前的商业领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商业文化研究及相关理论的滞后。与会者认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时任商业部长的胡平同志率先提出了关于中国商业文化的理念,形成了中国商业文化的理论学说,实践证明,商业文化不仅是具有科学观和发展观的学术课题,对解决当今商业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商业文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相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行业自身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商务交往,所以,深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逐步掌握商业文化的运用方法,尽快形成适应当前和未来商业形势所需要的商业文化理论体系,是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次论坛由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主办,原商业部部长、中国商业研究会会长胡平、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原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杨树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长傅华、徐州市百货大楼董事长沈晔等十几位同志在论坛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引起与会代表热烈反响。
会议结束前,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贺名仑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应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今后将更多地举办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商业文化论坛,以使这门商业学科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
“一国两制”岂能成商业广告?
耕 耘
“一国两制,一卡通用”,这是VISA卡在广州投放的广告语,就在广州火车东站附近,人来人往的闹市街头醒目的矗立着,一出车站就可以看见。
看完以后,就开始疑惑。“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怎么也拿来辅助商业宣传了呢?拿一张VISA卡和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做类比,合适吗?
这几年,中国市场有多重要,那些“洋巨头”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如何拉近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就成为宣传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添加“中国元素”。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元素”是这样添加的——
丰田霸道广告中,一句“霸道,你不得不尊敬”还不够,还要让一只石狮下跪;
立邦漆“龙篇”广告中,刷过立邦漆的立柱色彩鲜亮的下面,中国龙却跌落在地;
耐克“恐惧斗室”里,勒布朗-詹姆斯不但击退了云鬓高髻的东方美女,还摆脱了一位中国的武林高手,篮球入筐后反弹,将老人击倒在地;
麦当劳“讨债篇”中,消费者居然“跪求折扣”
今天,VISA卡的广告中,出现的这句“一国两制”,又让人疑窦重生,这项基本国策是用来让你做商业宣传,为一个“洋品牌”谋求商业利益的吗?还有,想出这句“有中国特色的”广告语的人,他了解中国的消费者吗?VISA是全球最大的支付品牌,截至去年底,在中国内地已发行1000万张VISA国际卡。但是,就是这张VISA卡,居然和政治以这种形式挂上钩,让1000多万VISA的中国用户会不会在使用时发怵?如果产生这样的效果,是VISA希望的吗?
从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石狮和中国龙,再到中国功夫,这次,“洋品牌”又向基本国策“入手”,我们不得不说:
有些东西是尊严,尊严永远不是商品。
不再商业的窦唯和正在商业的娱记
鲨 鱼
执着的窦唯近年一直执着于自己的音乐。为了表现内心的感觉,他后来的音乐逐渐脱离了通俗和流行,成为大多数人听不懂也不愿花钱听的响动。要知道,以窦唯为核心的黑豹乐队当年凭借首张专辑《黑豹》一举成名,几百万张的彗星专辑销量和接二连三的商业演出,让他的商业收入很是了得。离开了黑豹,窦唯也就不那么商业了,至少他不需要也不喜欢商业包装。但这不足以使他与娱乐圈划清界限,他还是摇滚歌星和娱乐明星王菲的前家属,还有着媒体可以追踪报道的商业价值,所以,他依然是娱乐记者的八卦对象。
出事的原因也由八卦引起。某媒体娱记连续对窦唯的报道让这位音乐人大为光火,他去找报社理论,却被人家理论。该说的话没说出来,很可能让不善言辞的人失去理智。结果,愤怒的窦唯放火烧坏了停在报社院里的一辆汽车,涉嫌犯法,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圈里人说,老实人给逼急了。谁逼的?当然是娱记。 娱记就是靠追踪报道娱乐明星谋生的新闻工作者,出于可以告人和不可告人的商业目的,娱记的某些报道少不了捕风捉影、哗众取宠,甚至不怀好意,以至于有大腕要抽他们中“很孙子”的人。 商业社会里,人需要钱,还需要个人的生活空间。再有钱的明星也是人,总希望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可明星或名人的私人空间恰恰也有商业价值,媒体当然要以此谋利。这也是明星们的无奈。于是,在媒体和娱记面前,他们当中多数人学会了回避、躲避和逃避,也有人巧妙利用娱记为自己炒作,然后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可见,如何与娱记打交道,也是娱乐明星们的一门功课。窦唯显然是没做好这门功课,他把那些娱乐人们的商业文字太当真了,根本不知道,被娱乐的人们其实轻易不会被娱记愚弄的。结果,窦唯越轨做出的这件别的明星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让一篇报道演变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傻了点。
娱乐是商业的,娱乐报道也是商业的,娱乐界里明星大腕要想挣钱发财都离不开商业运作,可再商业的商业行为也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基础上的。且不说八卦了窦唯的娱记道德如何,反正被八卦的窦唯确实是涉嫌触犯刑律了,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现在,早已出名的窦唯又出了另外的名,不太出名的娱记又有了更大的谋生资本,不再商业的窦唯正被商业的娱记商业着。
谁合适了?
国际商业巨头建议北京征收拥堵费
闻 斋
5月23日,第九届科博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序幕。之前,作为科博会传统项目的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率先举行,有19位洋高参为北京出谋划策,其中包括家乐福集团监事会主席范伟德、西门子新总裁兼CEO柯菲德、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戴颐安和普华永道CEO沈德培等8位新面孔。
谈到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这些全球商业领袖级人物提到了“新加坡模式”,甚至建议北京征收“拥堵费”。他们认为,即便没有日益临近的2008年奥运会,交通问题在北京也显得迫在眉睫。
目前,北京市主要道路的平均车速从1994年的每小时45公里下降到了2003年的每小时12公里,而且会进一步降低到每小时7公里甚至更低,对此,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提交的市长顾问报告里,公司董事长蔡澈指出,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丧失生产时间。
交通拥堵是商业发展不堪忍受的成本,国际商业巨头之所以对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如此关注,很大程度是出于商业社会的利益考虑,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缓解这种现况,全球顶级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CEO沈德培认为,除确保公交安全、便捷而且相对便宜外,北京还应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他说,纽约为乘坐公共交通的本地工人提供了优惠,伦敦则对驶入指定限制区域内的驾车人征收拥堵费,纽约与伦敦的方法也可供北京参考;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会长丹羽宇一郎则用坚定的措辞指出,有必要制定汽车进入市区繁华地带的规定,强制采取与汽车有关的环境税。
丹羽宇一郎还特别提到了“新加坡模式”。
所谓“新加坡模式”就是对驶入市中心的汽车征缴费用,在新加坡实行多年,效果显著,据说,现在新加坡的关注重点正从车辆拥有限制转移到车辆使用限制。
强硬的交通政策显然会遇到阻力,对此,市长顾问们的态度是,强硬政策能显示出政府缓解交通阻塞和减少空气污染的决心,最终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经常周游列国的他们发现,执行过程实际上比事先预想的要容易一些。
5月13日,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社会团体、学术组织、基层单位和新闻媒体等60位各界人士聚首北京,就中国商业文化与国际竞争力的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商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业行业不仅在满足市场需求、丰富人们物质生活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目前的商业领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商业文化研究及相关理论的滞后。与会者认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时任商业部长的胡平同志率先提出了关于中国商业文化的理念,形成了中国商业文化的理论学说,实践证明,商业文化不仅是具有科学观和发展观的学术课题,对解决当今商业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商业文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相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行业自身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商务交往,所以,深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逐步掌握商业文化的运用方法,尽快形成适应当前和未来商业形势所需要的商业文化理论体系,是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次论坛由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主办,原商业部部长、中国商业研究会会长胡平、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原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杨树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长傅华、徐州市百货大楼董事长沈晔等十几位同志在论坛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引起与会代表热烈反响。
会议结束前,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贺名仑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应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今后将更多地举办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商业文化论坛,以使这门商业学科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
“一国两制”岂能成商业广告?
耕 耘
“一国两制,一卡通用”,这是VISA卡在广州投放的广告语,就在广州火车东站附近,人来人往的闹市街头醒目的矗立着,一出车站就可以看见。
看完以后,就开始疑惑。“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怎么也拿来辅助商业宣传了呢?拿一张VISA卡和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做类比,合适吗?
这几年,中国市场有多重要,那些“洋巨头”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如何拉近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就成为宣传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添加“中国元素”。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元素”是这样添加的——
丰田霸道广告中,一句“霸道,你不得不尊敬”还不够,还要让一只石狮下跪;
立邦漆“龙篇”广告中,刷过立邦漆的立柱色彩鲜亮的下面,中国龙却跌落在地;
耐克“恐惧斗室”里,勒布朗-詹姆斯不但击退了云鬓高髻的东方美女,还摆脱了一位中国的武林高手,篮球入筐后反弹,将老人击倒在地;
麦当劳“讨债篇”中,消费者居然“跪求折扣”
今天,VISA卡的广告中,出现的这句“一国两制”,又让人疑窦重生,这项基本国策是用来让你做商业宣传,为一个“洋品牌”谋求商业利益的吗?还有,想出这句“有中国特色的”广告语的人,他了解中国的消费者吗?VISA是全球最大的支付品牌,截至去年底,在中国内地已发行1000万张VISA国际卡。但是,就是这张VISA卡,居然和政治以这种形式挂上钩,让1000多万VISA的中国用户会不会在使用时发怵?如果产生这样的效果,是VISA希望的吗?
从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石狮和中国龙,再到中国功夫,这次,“洋品牌”又向基本国策“入手”,我们不得不说:
有些东西是尊严,尊严永远不是商品。
不再商业的窦唯和正在商业的娱记
鲨 鱼
执着的窦唯近年一直执着于自己的音乐。为了表现内心的感觉,他后来的音乐逐渐脱离了通俗和流行,成为大多数人听不懂也不愿花钱听的响动。要知道,以窦唯为核心的黑豹乐队当年凭借首张专辑《黑豹》一举成名,几百万张的彗星专辑销量和接二连三的商业演出,让他的商业收入很是了得。离开了黑豹,窦唯也就不那么商业了,至少他不需要也不喜欢商业包装。但这不足以使他与娱乐圈划清界限,他还是摇滚歌星和娱乐明星王菲的前家属,还有着媒体可以追踪报道的商业价值,所以,他依然是娱乐记者的八卦对象。
出事的原因也由八卦引起。某媒体娱记连续对窦唯的报道让这位音乐人大为光火,他去找报社理论,却被人家理论。该说的话没说出来,很可能让不善言辞的人失去理智。结果,愤怒的窦唯放火烧坏了停在报社院里的一辆汽车,涉嫌犯法,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圈里人说,老实人给逼急了。谁逼的?当然是娱记。 娱记就是靠追踪报道娱乐明星谋生的新闻工作者,出于可以告人和不可告人的商业目的,娱记的某些报道少不了捕风捉影、哗众取宠,甚至不怀好意,以至于有大腕要抽他们中“很孙子”的人。 商业社会里,人需要钱,还需要个人的生活空间。再有钱的明星也是人,总希望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可明星或名人的私人空间恰恰也有商业价值,媒体当然要以此谋利。这也是明星们的无奈。于是,在媒体和娱记面前,他们当中多数人学会了回避、躲避和逃避,也有人巧妙利用娱记为自己炒作,然后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可见,如何与娱记打交道,也是娱乐明星们的一门功课。窦唯显然是没做好这门功课,他把那些娱乐人们的商业文字太当真了,根本不知道,被娱乐的人们其实轻易不会被娱记愚弄的。结果,窦唯越轨做出的这件别的明星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让一篇报道演变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傻了点。
娱乐是商业的,娱乐报道也是商业的,娱乐界里明星大腕要想挣钱发财都离不开商业运作,可再商业的商业行为也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基础上的。且不说八卦了窦唯的娱记道德如何,反正被八卦的窦唯确实是涉嫌触犯刑律了,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现在,早已出名的窦唯又出了另外的名,不太出名的娱记又有了更大的谋生资本,不再商业的窦唯正被商业的娱记商业着。
谁合适了?
国际商业巨头建议北京征收拥堵费
闻 斋
5月23日,第九届科博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序幕。之前,作为科博会传统项目的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率先举行,有19位洋高参为北京出谋划策,其中包括家乐福集团监事会主席范伟德、西门子新总裁兼CEO柯菲德、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戴颐安和普华永道CEO沈德培等8位新面孔。
谈到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这些全球商业领袖级人物提到了“新加坡模式”,甚至建议北京征收“拥堵费”。他们认为,即便没有日益临近的2008年奥运会,交通问题在北京也显得迫在眉睫。
目前,北京市主要道路的平均车速从1994年的每小时45公里下降到了2003年的每小时12公里,而且会进一步降低到每小时7公里甚至更低,对此,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提交的市长顾问报告里,公司董事长蔡澈指出,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丧失生产时间。
交通拥堵是商业发展不堪忍受的成本,国际商业巨头之所以对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如此关注,很大程度是出于商业社会的利益考虑,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缓解这种现况,全球顶级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CEO沈德培认为,除确保公交安全、便捷而且相对便宜外,北京还应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他说,纽约为乘坐公共交通的本地工人提供了优惠,伦敦则对驶入指定限制区域内的驾车人征收拥堵费,纽约与伦敦的方法也可供北京参考;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会长丹羽宇一郎则用坚定的措辞指出,有必要制定汽车进入市区繁华地带的规定,强制采取与汽车有关的环境税。
丹羽宇一郎还特别提到了“新加坡模式”。
所谓“新加坡模式”就是对驶入市中心的汽车征缴费用,在新加坡实行多年,效果显著,据说,现在新加坡的关注重点正从车辆拥有限制转移到车辆使用限制。
强硬的交通政策显然会遇到阻力,对此,市长顾问们的态度是,强硬政策能显示出政府缓解交通阻塞和减少空气污染的决心,最终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经常周游列国的他们发现,执行过程实际上比事先预想的要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