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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馆与商帮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的商人会馆作为联结乡谊、培养地方意识和拓展交际圈的场所，承载着日趋多元化的功能。考察商人会馆的建立和运作，是商人群体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皖南宁国府在明代以降逐渐形成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了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力。本文依据方志、文集、谱牒等地方文献，在介绍宁国商人变迁的基础上，全面统计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与时空分布，考辨宁国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及其变迁;此外，还利用泾太会馆的个案，展示泾县、太平商人之间的特殊地域关系。
[关键词]皖南商帮;宁国商人;联合会馆;空间分布;组织类型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2-0033-16
明清时期的会馆作为联结乡谊、培养地方意识和拓展交际圈的场所，承担日趋多元化的功能，其组织类型日益复杂化，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起初，根岸佶、加藤繁等日本学者对商人会馆的兴趣，是希望从中发掘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众自治力量。①至1960年代，美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推出《中国会馆史论》，②开创了系统研究会馆史的先河。江南地区作为会馆云集的繁盛地区，很早就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吕作燮对南京地区会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重新估量明清会馆的社会意义，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③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川胜守将会馆与江南商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强调商人在其中发挥的连结作用。④198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和史学研究视角的转移，明清会馆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罗威廉（William T.Rowe）⑤、邱澎生⑥和王日根⑦等中美学者相继推出著作，推动会馆研究从制度史层面向社会史层面的旨趣转换。此后，日本学者簿井由利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对清末以来会馆地理分布作了复原，进一步将会馆的时空分布纳入研究视野。⑧
众所周知，会馆与商帮息息相关，考察商人会馆的建立和运作，为商人群体研究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范金民反思关于徽商成帮的讨论，将歙县、休宁商人创立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设施的行为视为商帮形成的标志，并指出“徽商”这一名称还不稳定，应置于徽州社会内部差异和徽商群体形成的动态过程中予以理解。？譹？訛笔者通过上海徽宁会馆、盛泽徽宁会馆、南京旌德会馆等个案的考察，认为范先生的推论在皖南其他区域具有普适性。？譺？訛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方志、文集、谱牒等地方文献，通盘梳理明清以降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规模及其时空分布，考辨商人会馆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类型及其功能转换，据此展开总体性的分析。
一、宁国商人研究述评
宁国府的前身是宣州，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丹阳郡。自宋迄清750年间（1162-1912），宁国府领有宣城（附廓县）、泾县、南陵、宁国、旌德、太平，行政区划长期保持稳定。？譻？訛宁国府与毗邻徽州府北部，明清以来逐渐形成了宁国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体。然而，作为徽州的邻居，来自宁国府的商人群体却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在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并没有为之单列一个位置。
学界对宁国商人和“徽宁商帮”的认知，存在从模糊到相对清晰的过程。早期有人曲解文字表意，误以为“徽宁商帮”即是安徽商贾与江宁府商贾的合称。？譼？訛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和资料利用之拓展，研究理路渐趋清晰。范金民首次提醒学界注意，宁国商人在江南城镇比较活跃。？譽？訛在后续研究中，他引述过宁国烟商、南京泾县会馆等资料。？譾？訛由范金民指导的硕士论文《宁国商人初探》是第一篇系统的研究，作者戴玉归纳了宁国商人的兴起、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认为宁国府商人是附属于徽商的商业群体。？譿？訛董家魁利用方志文献研究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得出与戴玉相似的结论。？讀？訛此外，周振鹤分析太平县《桂城陈氏族谱》，认为徽州经商风气对周边区域有影响。？讁？訛葛庆华在讨论清末苏浙皖交界区域的移民活动时，稍带分析了清末宁国商人的活动。？輥？輮？訛葛欣荣笼统地推测，宣城梅氏家族的算学成就与宁国商人存在关联。？輥？輯？訛
与宁国商人会馆相关的研究也有几篇。早在1930年代，张孝訢开展对京师旌德会馆的调查。？輥？輰？訛许檀对江西广信府商人的考察中，分析了旌德会馆的变迁过程。？輥？輱？訛葛庆华探讨太平天国战乱及战后的商人活动，列举出不少宁国会馆的案例。？輥？輲？訛关于徽宁两地商帮的互动，重田德首次界定“徽宁商帮”的概念，以上海徽宁会馆为例，认为宁国商人只是徽商的附庸。？譹？訛郭绪印和刘家富也讨论过徽宁会馆，但在资料发掘方面缺乏突破。？譺？訛唐力行及其学生沈树永另辟蹊径，利用上海档案馆资料对旅沪徽宁同乡会作了考证，可惜讨论主体偏重于徽商，对宁国商人缺乏分析。？譻？訛
其实，关于“宁国商人”这一提法，最早可能来自《支那省别全志》的记载：“六安的旌德会馆也算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物，位于黄家大街，属于以钱业、茶业者为主的旌德帮即宁国府商人的组织。”？譼？訛这里将“旌德帮”与“宁国府商人”两个概念等同看待，足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势力之大。？譽？訛当时人有“旌人之贸迁于六安者，遂执商界之牛耳”？譾？訛的感慨，可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商界占据重要席位。需要指出的是，笼统采纳“宁国商人”的称呼，容易掩盖宁国府内的区域差异。就自然环境而言，据康熙间时人的认知，宁国府北部的宣城和南陵拥有大量平原沃野，农业经济非常发达;南部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境内群山连绵，较多山林之利，居民外出经商风气十分活跃。此外，宁国商人作为统一的地域商帮组织出现较晚，无法如徽商那样形成强有力的商业联盟。旅外各县商人多系自设会馆，或局限于南部三县间的合作，仅代表了本府部分区域人群的利益。（参见图1）
图 1清代宁国府的政区
图片来源：本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安徽部分改制而成。 宁国商人的核心范围，是毗邻徽州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当地与徽州的风土相似，人文相近。旌德在明代中后期率先开启了懋迁风气，一方面是由于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持续增大，同时还基于当地独特的地缘环境。旌德位于徽商外出北上的交通线上，居住在徽商必经之路并且沾亲带故的旌德县民，显然更容易受到商业资讯的刺激。络绎不绝地经过旌德的徽商，对当地经商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入清以后，宁国商人的县域主导地位也发生更迭，泾县商人后来居上，取代旌德商人原有的领先地位。范金民先生判断宁国商人中商人最多的是旌德县，所引文献可能仅反映明中后期至清初的情况。？譿？訛泾县商人成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首先是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当地的水运条件比旌德优良，是物资进出皖南的重要中转站。其次是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普遍化。明代的人口压力似乎限于旌德一地，入清以来，宁国府南部各县从家庭生育到宗族人口增长方面都维持较高水平，土地承载力超限已成为普遍现象。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地域竞争进一步强化，宗族向外分迁的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商人出游的首要原因。当泾县同样面临人口与生态的双重压力，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泾县参与经商的世家大族更多，超过幅员相对偏小的旌德指日可待。旌德人有“操六邑之商权者，厥首泾川，次旌德及太平”？譹？訛的说法，应是时人的普遍认知。
宁国商人的兴起，颠覆了宁国府原有的区域格局。时人有这样的一段表述：
按宁国巨浸，惟清弋江汇太平、旌德、泾县诸水，而宣城、南陵承其委。宣城有圩田之利，金宝、养贤二圩，疆亩甚多，制度亦善，人称有古井田遗法。若南陵永丰、大农二陂，亦水利之大者。而诸邑山多田少，富饶过之，以居民多事懋迁，非关水利。？譺？訛
这段话对山区与圩区的民生和水利作了比较，指出更实质的原因在于南部山区的经济类型发生转变，从而营造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与再分配的良性局面，促成宁国府南北地区的经济实力发生倒置，最终重组了区域格局。
二、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及空间分布
本文对宁国商人会馆的统计，主要依托于会馆、公所、同乡会的记载，？譻？訛并基于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会馆是否纳入统计范畴，以是否有宁国商人参与为准。京师、江宁府、宁国府城的会馆具有行政色彩，是士子科考和官员出行的落脚地，但考虑到宁国商人在会馆建设和管理的作用，也纳入统计。如京师旌德会馆最初是由茶商出资建设立，后来才改由官员管理。？譼？訛不少会馆由士绅、商人合力而建，清末开埠港口芜湖县的泾县会馆和太平会馆，皆由“旅芜士商”？譽？訛共同出资兴建;同治年间重建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旌德会馆，亦由“阖邑士商”？譾？訛合建而成。泾县赵良澍撰文称，旌德境内的地方公益建设非常兴盛，“间有与会馆同建者，亦必士商侨寄其地，合众醵钱，襄成美举”，？譿？訛可见会馆建设往往端赖于旅外士商的通力合作。
第二，对同乡会馆的数量和规模不作累计，目标是反映宁国商人的地理分布范围，而非其在某地的具体实力。以芜湖县为例，泾县商人早在明崇祯年间即建有卉木庵馆，至清代道光年间建有泾县会馆，光绪年间再次重建，但在统计表中仅列出最早的一次。考虑到发起者多为坐贾，很难同时操纵几个同乡会馆，且商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如宁国府城所在的宣城县有泾县会馆，该县下辖的重要市镇湾沚镇、孙家埠亦有泾县会馆，它们之间应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分别予以统计。
第三，为充分展示宁国商人的地域分布，本文将宁国商人建设的义冢（通“义塚”）纳入统计，若某地会馆、义冢兼而有之，则以会馆为准。会馆和义冢作为承担不同职能的公益资产，皆是凝聚同乡的重要手段，受到宁国商人的推崇和捐助。购置义冢往往是建设会馆的雏形，很多地方只设义冢而无会馆，如旌德俞觐光贸易无锡时，“锡故多旌人，觐光约与醵钱，买地营义冢”，？讀？訛帮助处理痊埋客死同乡。旅外经商者可能会客死在会馆，雍正六年（1728）泾县朱文接卒于汉阳客馆，？讁？訛这就对义冢有了刚性需求。旌德洪廷显贸易庐江县，“捐四百余金创立会馆，并置义冢收葬客骸”，？譹？訛可见会馆和义冢的建设并行不悖。在泾县“服贾者麕萃”的江苏溧阳县，道光六年（1826）设置敦义堂作为会馆，“创首四家，逾数载竞趋争附，爰议曰埋骨之举”，遂在道光十年（1830）购买义冢。？譺？訛当然，或因土地资源较为紧张，或因商人会馆的经费不足，也出现一些搁置购买义冢的案例。泾县朱本贸易江西时，“邑商议置义冢，以费繁中止”。？譻？訛旌德朱家鼎游览和州，“悯同乡之贸易于州者”，拿出千金交给当地旌德会馆司事，用于购买义冢和建设疗养场所。？譼？訛由此可知，会馆与义冢相辅相成，皆是商人组织的重要载体，将置办义冢视为宁国商人组织的初级阶段未尝不可。
据此统计出135条宁国会馆和义冢数据（参见附表一），剔除部分地点不明或参与对象不确定的会馆（如宁池会馆、安定公会），从附表挑选114个要素制成示意图2如下。
图 2宁国会馆和义冢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CHGIS系统Datasets V4 的1820年数据。为图像美观和表达方便，本图实际展示109个要素，盛京、直隶的5个会馆未予标注。
由上图2可见，除少数宁国商人会馆位于闽北、淮北和钱塘江流域，绝大部分集中于长江流域及其支流，其数量自长江下游往上游递减。114个要素的省域分布如下表1：
表 1宁国商人会馆的地域分布与组成类型
宁国商人会馆的地域分布，呈现高度集中化的态势。在其所涵盖的10个省份中，有65%聚集于长江下游的苏、浙、皖三省，仅安徽就占有近四成的份额，27%分布于长江中游赣、鄂、湘三省，这一数据大致反映了宁国商人的活动空间。出乎意料的是，位于浙江的宁国商人会馆数量偏少。
就各县的会馆数量而言，泾县和旌德的商人会馆数量接近，其中泾县略占优势，太平县的数量只有前者一半左右，三县的实力强弱可见一斑。但就义冢而言，太平县的义冢分布较广，某种程度上弥补该县会馆数偏少的局限，这也说明太平的商人组织还处于购置义冢的初级阶段。 商人会馆的空间分布，反映出传统经商地域的扩散。下面对各县的商人会馆分布作些分析。
泾县有商人会馆33个，分布于8个省。集中于两大区域：其一是长江安徽段至苏浙太湖以西的大片区域，以及皖中平原的合肥至六安一线，尤其以苏浙皖交界区域密度很高，苏北、皖北亦有零星分布;其二，在长江中游赣鄂湘三省分布的比较均衡，相对于旌德、太平会馆的“扎堆”特点，泾县商人在该区域的综合实力更强一些。据泾县地方志书载：“泾邑环山带水，山林川泽，所产不穷，其民往往掺奇赢以逐化居。”？譹？訛泾县商人会馆的建立和发展速度很快，明万历年间泾县丝商在湖州府双林镇置办式好堂，崇祯年间在太平府芜湖县捐建卉木庵馆。清康熙年间分别在江西南昌和湖广汉口建造赏溪书屋、琴溪书院，另外还有吉安府的辅仁堂、浮梁县景德镇的泾川会馆，此外还参与捐建亳州的金龙四大王庙和苏州的宛陵会馆。？譺？訛由此可见，泾县会馆的建设四面开花，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广泛，大体反映泾县商人的活动范围。
旌德有商人会馆31个，分布于8个省。主要集中于淮河以南的大片区域，一直延伸至苏皖交界结合部以及环太湖流域。在旌德商人麕集的江宁府，“旌之贸易其间者甚夥，旧有会馆，有义塚，有僧庵”，？譻？訛当地一度建造三个会馆。在赣东至闽北的狭窄区域，作为皖、浙、闽、赣四省通衢，是非常重要的商贸要地，因而成为旌德会馆的第二密集分布区。据许檀先生的研究，清后期旌德商人在江西的活动以广信府属各县最为活跃，特别是铅山县河口镇、玉山县等地最为兴盛。？譼？訛（参见图3）实际上，这也可从不少的旌德家谱中得到印证。方仰高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逃亡狮江，遂就贾焉”。？譽？訛狮江乃河口镇之雅称，该镇乃江西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与景德镇、樟树镇、吴城镇齐名。张士德“以服贾持信义，重然诺，交游日广，往返玉山三十余年，获赢余不下数千金”。？譾？訛张肇霖一支定居玉山数百年，太平天国战后在玉山县创祠宇以属神灵，置田祭祀，设立学塾，“捐旌邑宾兴公费千金，旌邑宗祠义塾千金，方之近今实罕其匹”，？譿？訛顺利实现了在地化。由此可见，旌德商人在广信府的势力较为强大。
图 3 玉山旌德会馆原貌
图片来源：江西文明网[URL] http：//place.jxwmw.cn/system/2008/03/31/010035962.shtml
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的长途贸易方向与泾县、太平商人略有不同，虽然在四川、湖南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没有旌德会馆分布，但该县商人“闯关东”的现象在明代就已出现，至清代在东北设置了会馆。
太平商人会馆27个，数量虽少，亦分布于8省，主要麕集在湖北中部至湘北、四川、苏皖结合部等两片区域。嘉庆太平地方志书称，清代前中期太平商人已在湖北汉阳县、湖北江陵县、湖北东湖县和四川巴县等地设置了会馆、义冢，可见该县商人逐步向湖北、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推进。？譹？訛
需要指出，一些地方同时受到三县商人的青睐，位于长江中游腹心地带的汉口就是典型。赵青藜有《汉口别乡中亲友》一诗：“为爱土音消旅况，翻劳绮席具嘉珎……脉脉湖南话旧因，殷勤湖北又迟行。”？譺？訛一派温馨宛若故乡的情形，可能是在汉口的泾县会馆与同籍亲友道别时所写。据《武汉地名志》载，硚口区东南部的利济路与大火路之间有一个名为“旌德巷”的地方，因清末商人在此建旌德会馆而得名，民国年间又相继拓展出旌德一巷、旌德二巷和旌德小巷。？譻？訛汉口作为太平商人重要的据点，可能在清初即得以设置同乡会馆。康雍年间，太平商人在汉口兴建会馆，胡士英、李天生、陈圣章等倡首响应。？譼？訛据称，清末以来汉口的诸会馆中以太平会馆最为规制豪华。？譽？訛
三、宁国商人会馆的建设时间差异
有鉴于大多数会馆的始建年份不详，难以呈现会馆变迁的时代差异，因此对其作了筛选。挑选的标准以会馆建设的确切时间为准，某地若无会馆则以义冢的设置时间为准。？譾？訛符合条件的商人会馆一共有78个，其中31个有具体建设时间，47个的初建或重建时间可以推论。以下分为四个阶段：
1.明代（？-1644）
明代是宁国商人会馆的萌芽阶段，共计5席，除京师所在地的会馆有泾、旌、太三县各占1席之外，位于湖州双林镇的式好堂和芜湖县的卉木庵馆，皆由泾县商人出面建设，但没有明确改名为泾县会馆，可见仅为商人会馆的初级阶段。
早在万历年间，泾县丝商就已合资公建“式好堂”，作为商人的联谊场所。至清嘉、道年间，随着泾县丝商的涌入，又另外成立了泾县会馆，参与捐建的商人主要来自于泾县东乡的丝商，他们还捐出好堂公费银，在泾县上坊设置义渡。？譿？訛一些在双林经商的泾县人如朱明喜、朱文锡和朱文绅的事迹也得以载入谱牒和地方志书。？讀？訛卉木庵馆在芜湖赭山旁，崇祯十一年（1638）由诸商建立，至清乾隆年间再次拓展市房和义塜，有泾县东乡丝商负责经理。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由泾县旅芜士商重建，改称泾县会馆。？讁？訛
2.顺治—雍正年间（1644-1735）
清代前期，宁国商人会馆得到初步的发展，共计13席，其中泾县占7席，太平占3席，旌德占2席，另有泾太会馆1席。长江下游的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长江中游的主要分布于鄱阳湖流域、湖北中部等地。
图 4宁国会馆和义冢的建设时间
说明：底图采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CHGIS系统Datasets V4 的1820年数据。
3.乾隆—咸丰年间（1736-1861）
在清代中期，宁国商人会馆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共计33席，其中泾县占9席，旌德占13席，太平占5席，联合会馆为6席。它们集中出现于苏浙皖交界区域，同时继续向长江中上游及其支流等更远的地区推进，向西直至四川境内，向南抵达湘西边境，并在赣东闽北地区打开了缺口。 4.同治以降（1862年— ）
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宁国商人会馆出现新变化，共计27席，其中泾县占6席，旌德占2席，太平占12席，联合会馆7席。太平天国战乱对宁国商人会馆造成了巨大影响，其地理分布有两个明显表现：一方面，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大量宁国商人逃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广、江西地区，并在当地建设会馆、义冢;另一方面，民国年间在原宁国府北部至苏皖结合部建造会馆、同乡会，这与民初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的进一步松散相关，也反映宁国商人实力之弱化及其经商地的缩小。
由于战乱期间各县商人外逃方向不一，各县商人会馆的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倾向。泾县商人主要集中于合肥至六安一线，并沿着长江上溯至湖北一线。旌德商人除了外逃至位于大别山区的六安等地，还涌入赣东至闽北一线。太平商人的重点外逃区域，在鄂中南、湘北一线。清末、民国年间，宁国会馆的数量和规模继续萎缩。就泾县会馆而言：“泾县业商者众，近而马头、弋江、西河、湾沚、芜湖、大通，远而江宁、安庆等处，各有泾县会馆、公所，董事轮年管理。”？譹？訛可见泾县商人主要集中在皖南及周边省份。经济实力的衰退，影响到会馆捐输的方式，太平天国战乱前那种动辄捐资数百金的豪举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抽捐。汉口太平会馆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值丧乱之余，同乡捐输匪易”，客商李先柱“首创门面捐，凡客于此地者，每人按月捐制钱二十文，咸以所费甚微，乐从其议”，？譺？訛经过十年筹备才重建太平会馆和义冢。
民国初年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进一步松散，宁国商人的实力也更为弱化，这与徽商的遭遇较为相似：“溯自民元以来，徽人大半解职归田，旅外者渐稀，于是徽州会馆亦随之而腐败。”？譻？訛不过，宁国会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都泾县会馆迟至1915年仍然存在，？譼？訛京师（北平）的江西、旌德会馆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譹？訛
四、宁国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
有关跨县域的联合会馆，是清代以降出现的新现象。从空间上看，除东北三江会馆和苏北泗阳泾太义塚以外，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乾隆年间，太平杜芳楚、杜大宾服贾庐江，倡首联合泾县、青阳、太平三县商人建立会馆。？譺？訛光绪年间，桐城县青草塥有名为“泾县凹”的义山，“山周里许，以葬泾、旌同乡之旅塥者”，是泾县、旌德两地商人合作的产物。？譻？訛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商人在常州府城建有泾旌太会馆，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由林伯祥、黄文运、王顺方等人改建于察院街。？譼？訛在镇江府，旌德、太平商人在咸同战乱后建旌太会馆。？譽？訛太平商人程宗华，被推为东北营口三江会馆的会首。？譾？訛
会馆的县域隶属与其捐输来源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少交叉的现象。万历年间湖州府双林镇的式好堂，最初参与捐建的商人有胡、朱、郑、洪、汪等泾县东乡客商，旌德刘姓商人也有参与，但还没有名分。？譿？訛清初泾县朱文锡（1663-1735）担任客长，有“湖州式好堂为泾（县）旌（德）会馆”的表述，承认旌德商人在会馆中的特殊地位。？讀？訛至清代中期捐造泾县上坊义渡时，刘姓似已退出行列。？讁？訛清末南陵泾太公所曾与旌德会馆联合兴办一所学堂，专收同乡子弟入学，反映出商人会馆与捐输来源的重叠。？輥？輮？訛商人会馆的设置虽然有较强的地域限定，但是亦不乏跨县域的互助行为，如旌德商人后裔吕咎予在六安的居所被烧后，借住在泾县会馆。？輥？輯？訛
苏州宣州会馆的情况稍显复杂。乾隆初年，宁国商人在苏州阊门设立宛陵会馆。至嘉庆间，泾、旌、太三县分设公所，只是“合郡义举仍以宣州会馆为总”。同治初年，宁国商人购买苏州阊门内吴殿盈直巷陶姓房屋，重建宣州会馆。？輥？輰？訛邱澎生的研究认为：“苏州‘宣州会馆’的例子，显示出这个商人团体至少在十九世纪前期，已经有了府级和县级会馆、公所间的层级式联络关系出现。只是，这些似乎都还只是特例，依目前史料看，大多数会馆公所彼此间的关系，皆缺乏任何形式的联络网络，与商会不大相同。”？輥？輱？訛宁国府各县商人的联络松散，缺乏商帮应具备的联合性，表明宁国商人的内部整合进程缓慢。
商业资本和商人力量的注入，为宁国商人会馆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人口与生态压力的区域差异，导致宁国商人的内部发生分化，旌德商人展现出“向徽”心理，徽宁会馆的人员构成即可证明这一点。？輥？輲？訛与此比照而观的是，泾县和太平商人具有“一体化”的趋势，泾太会馆展示出泾县、太平商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表 2泾太会馆、义冢的地理分布
上述9个案例多半位于皖南和安庆府，这是宁国商人的重点经营区域。安庆市廛工伙共分八帮，泾、旌、太三县各成一帮。？譹？訛铜陵县大通镇和悦洲的客民同样分为八帮，而泾、太商人联合组成泾太帮，“泾太驴子会”在当地城隍赛会相当有名。？譺？訛江苏境内有两处泾太义冢，都是商人的个别行为。同光之际，泾县商人董维春懋迁成功，在金坛倡捐泾太义塚地和祀田。？譻？訛清末民初，太平商人侨寓泗阳的杜海潮，购地十余亩为泾太义塚。？譼？訛湖北江陵和四川巴县的泾太会馆，建设于清代中前期，可能是泾、太商人合作的初始。据嘉庆《太平县志》载：
湖北江陵县沙市镇 泾太两县合建会馆一所，前后抵街，堂店、戏台、园井计数十间。太邑商于此者，又另建太平园一所，门楼一座，中堂三间，后进三间，周围院墙墙外有义冢一区。又两县建立白骨塔，一名永安塔，高三座，塔下建义济堂一所。？譽？訛
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泾县、太平商人在当地的实力较弱，联合建设会馆应是为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县商人虽合建会馆和白骨塔，但太平商人却单独建有义冢，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趋势。由此可见，会馆的地缘性质决定它的组织类型，商人内心始终有着不断细化地缘观念的内在驱力。联合会馆是两县商人合作的现实需求，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俟条件成熟即要分开建设。
需要指出，即便在家乡附近经营的商人，仍需采取一些合作措施。泾县、太平与南陵同为宁国府辖县，但咸丰年间在南陵成立泾太公所的初衷，乃是出于两邑同乡“因感到身居异地，往往遭受歧视和欺压”的现状，为维护同乡权益合建。？譾？訛若将宁国商人完全以府级行政区划视作整体，很难解释为何商人会在家乡建造会馆，所以这些商业会馆显然不是宁国商人凝聚力的表现，至多只是本府部分区域人群利益的体现。
五、结论
随着学术研究日趋于精细化，中国会馆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范金民认为，近年来人们更多地注重会馆公所的性质，而几乎未再具体考证其数量，论述其盛衰，推断其功能，自然难以符合实际。？譿？訛笔者赞同这一见解，在总结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通盘爬梳宁国商人会馆的诸多细节，从中得出一些认识：
其一，商人会馆的空间分布，反映宁国商人的主要经商地及扩散方向。泾县会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广泛，反映泾县商人的活动范围之大。其他两县商人的活动轨迹较小，亦有不同的侧重点。旌德商人在南京、江西广信府、东北等地具有地域优势，太平商人经商的侧重点是往湖北、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推进。就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而言，泾县、旌德和太平由多至寡，其中太平商人会馆的数量只有前者一半左右。
其二，商人会馆的时间差异，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显著影响。太平天国战乱对商人会馆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战乱期间各县商人外逃方向不一，各县商人会馆的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倾向。民国初年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进一步松散，反映宁国商人实力之弱化及经商地域的缩小，最终影响会馆捐输的方式。
其三，就宁国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而言，联合会馆是清代以降出现的新现象。泾太会馆的案例表明，泾县、太平商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合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固，仅仅是满足两县商人之现实需求的权宜之计。
附表：宁国商人会馆、义冢的时空分布
[关键词]皖南商帮;宁国商人;联合会馆;空间分布;组织类型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2-0033-16
明清时期的会馆作为联结乡谊、培养地方意识和拓展交际圈的场所，承担日趋多元化的功能，其组织类型日益复杂化，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起初，根岸佶、加藤繁等日本学者对商人会馆的兴趣，是希望从中发掘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众自治力量。①至1960年代，美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推出《中国会馆史论》，②开创了系统研究会馆史的先河。江南地区作为会馆云集的繁盛地区，很早就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吕作燮对南京地区会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重新估量明清会馆的社会意义，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③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川胜守将会馆与江南商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强调商人在其中发挥的连结作用。④198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和史学研究视角的转移，明清会馆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罗威廉（William T.Rowe）⑤、邱澎生⑥和王日根⑦等中美学者相继推出著作，推动会馆研究从制度史层面向社会史层面的旨趣转换。此后，日本学者簿井由利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对清末以来会馆地理分布作了复原，进一步将会馆的时空分布纳入研究视野。⑧
众所周知，会馆与商帮息息相关，考察商人会馆的建立和运作，为商人群体研究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范金民反思关于徽商成帮的讨论，将歙县、休宁商人创立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设施的行为视为商帮形成的标志，并指出“徽商”这一名称还不稳定，应置于徽州社会内部差异和徽商群体形成的动态过程中予以理解。？譹？訛笔者通过上海徽宁会馆、盛泽徽宁会馆、南京旌德会馆等个案的考察，认为范先生的推论在皖南其他区域具有普适性。？譺？訛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方志、文集、谱牒等地方文献，通盘梳理明清以降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规模及其时空分布，考辨商人会馆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类型及其功能转换，据此展开总体性的分析。
一、宁国商人研究述评
宁国府的前身是宣州，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丹阳郡。自宋迄清750年间（1162-1912），宁国府领有宣城（附廓县）、泾县、南陵、宁国、旌德、太平，行政区划长期保持稳定。？譻？訛宁国府与毗邻徽州府北部，明清以来逐渐形成了宁国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体。然而，作为徽州的邻居，来自宁国府的商人群体却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在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并没有为之单列一个位置。
学界对宁国商人和“徽宁商帮”的认知，存在从模糊到相对清晰的过程。早期有人曲解文字表意，误以为“徽宁商帮”即是安徽商贾与江宁府商贾的合称。？譼？訛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和资料利用之拓展，研究理路渐趋清晰。范金民首次提醒学界注意，宁国商人在江南城镇比较活跃。？譽？訛在后续研究中，他引述过宁国烟商、南京泾县会馆等资料。？譾？訛由范金民指导的硕士论文《宁国商人初探》是第一篇系统的研究，作者戴玉归纳了宁国商人的兴起、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认为宁国府商人是附属于徽商的商业群体。？譿？訛董家魁利用方志文献研究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得出与戴玉相似的结论。？讀？訛此外，周振鹤分析太平县《桂城陈氏族谱》，认为徽州经商风气对周边区域有影响。？讁？訛葛庆华在讨论清末苏浙皖交界区域的移民活动时，稍带分析了清末宁国商人的活动。？輥？輮？訛葛欣荣笼统地推测，宣城梅氏家族的算学成就与宁国商人存在关联。？輥？輯？訛
与宁国商人会馆相关的研究也有几篇。早在1930年代，张孝訢开展对京师旌德会馆的调查。？輥？輰？訛许檀对江西广信府商人的考察中，分析了旌德会馆的变迁过程。？輥？輱？訛葛庆华探讨太平天国战乱及战后的商人活动，列举出不少宁国会馆的案例。？輥？輲？訛关于徽宁两地商帮的互动，重田德首次界定“徽宁商帮”的概念，以上海徽宁会馆为例，认为宁国商人只是徽商的附庸。？譹？訛郭绪印和刘家富也讨论过徽宁会馆，但在资料发掘方面缺乏突破。？譺？訛唐力行及其学生沈树永另辟蹊径，利用上海档案馆资料对旅沪徽宁同乡会作了考证，可惜讨论主体偏重于徽商，对宁国商人缺乏分析。？譻？訛
其实，关于“宁国商人”这一提法，最早可能来自《支那省别全志》的记载：“六安的旌德会馆也算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物，位于黄家大街，属于以钱业、茶业者为主的旌德帮即宁国府商人的组织。”？譼？訛这里将“旌德帮”与“宁国府商人”两个概念等同看待，足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势力之大。？譽？訛当时人有“旌人之贸迁于六安者，遂执商界之牛耳”？譾？訛的感慨，可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商界占据重要席位。需要指出的是，笼统采纳“宁国商人”的称呼，容易掩盖宁国府内的区域差异。就自然环境而言，据康熙间时人的认知，宁国府北部的宣城和南陵拥有大量平原沃野，农业经济非常发达;南部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境内群山连绵，较多山林之利，居民外出经商风气十分活跃。此外，宁国商人作为统一的地域商帮组织出现较晚，无法如徽商那样形成强有力的商业联盟。旅外各县商人多系自设会馆，或局限于南部三县间的合作，仅代表了本府部分区域人群的利益。（参见图1）
图 1清代宁国府的政区
图片来源：本图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安徽部分改制而成。 宁国商人的核心范围，是毗邻徽州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当地与徽州的风土相似，人文相近。旌德在明代中后期率先开启了懋迁风气，一方面是由于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持续增大，同时还基于当地独特的地缘环境。旌德位于徽商外出北上的交通线上，居住在徽商必经之路并且沾亲带故的旌德县民，显然更容易受到商业资讯的刺激。络绎不绝地经过旌德的徽商，对当地经商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入清以后，宁国商人的县域主导地位也发生更迭，泾县商人后来居上，取代旌德商人原有的领先地位。范金民先生判断宁国商人中商人最多的是旌德县，所引文献可能仅反映明中后期至清初的情况。？譿？訛泾县商人成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首先是交通地理的差序格局。当地的水运条件比旌德优良，是物资进出皖南的重要中转站。其次是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普遍化。明代的人口压力似乎限于旌德一地，入清以来，宁国府南部各县从家庭生育到宗族人口增长方面都维持较高水平，土地承载力超限已成为普遍现象。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地域竞争进一步强化，宗族向外分迁的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商人出游的首要原因。当泾县同样面临人口与生态的双重压力，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泾县参与经商的世家大族更多，超过幅员相对偏小的旌德指日可待。旌德人有“操六邑之商权者，厥首泾川，次旌德及太平”？譹？訛的说法，应是时人的普遍认知。
宁国商人的兴起，颠覆了宁国府原有的区域格局。时人有这样的一段表述：
按宁国巨浸，惟清弋江汇太平、旌德、泾县诸水，而宣城、南陵承其委。宣城有圩田之利，金宝、养贤二圩，疆亩甚多，制度亦善，人称有古井田遗法。若南陵永丰、大农二陂，亦水利之大者。而诸邑山多田少，富饶过之，以居民多事懋迁，非关水利。？譺？訛
这段话对山区与圩区的民生和水利作了比较，指出更实质的原因在于南部山区的经济类型发生转变，从而营造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与再分配的良性局面，促成宁国府南北地区的经济实力发生倒置，最终重组了区域格局。
二、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及空间分布
本文对宁国商人会馆的统计，主要依托于会馆、公所、同乡会的记载，？譻？訛并基于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会馆是否纳入统计范畴，以是否有宁国商人参与为准。京师、江宁府、宁国府城的会馆具有行政色彩，是士子科考和官员出行的落脚地，但考虑到宁国商人在会馆建设和管理的作用，也纳入统计。如京师旌德会馆最初是由茶商出资建设立，后来才改由官员管理。？譼？訛不少会馆由士绅、商人合力而建，清末开埠港口芜湖县的泾县会馆和太平会馆，皆由“旅芜士商”？譽？訛共同出资兴建;同治年间重建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旌德会馆，亦由“阖邑士商”？譾？訛合建而成。泾县赵良澍撰文称，旌德境内的地方公益建设非常兴盛，“间有与会馆同建者，亦必士商侨寄其地，合众醵钱，襄成美举”，？譿？訛可见会馆建设往往端赖于旅外士商的通力合作。
第二，对同乡会馆的数量和规模不作累计，目标是反映宁国商人的地理分布范围，而非其在某地的具体实力。以芜湖县为例，泾县商人早在明崇祯年间即建有卉木庵馆，至清代道光年间建有泾县会馆，光绪年间再次重建，但在统计表中仅列出最早的一次。考虑到发起者多为坐贾，很难同时操纵几个同乡会馆，且商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如宁国府城所在的宣城县有泾县会馆，该县下辖的重要市镇湾沚镇、孙家埠亦有泾县会馆，它们之间应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分别予以统计。
第三，为充分展示宁国商人的地域分布，本文将宁国商人建设的义冢（通“义塚”）纳入统计，若某地会馆、义冢兼而有之，则以会馆为准。会馆和义冢作为承担不同职能的公益资产，皆是凝聚同乡的重要手段，受到宁国商人的推崇和捐助。购置义冢往往是建设会馆的雏形，很多地方只设义冢而无会馆，如旌德俞觐光贸易无锡时，“锡故多旌人，觐光约与醵钱，买地营义冢”，？讀？訛帮助处理痊埋客死同乡。旅外经商者可能会客死在会馆，雍正六年（1728）泾县朱文接卒于汉阳客馆，？讁？訛这就对义冢有了刚性需求。旌德洪廷显贸易庐江县，“捐四百余金创立会馆，并置义冢收葬客骸”，？譹？訛可见会馆和义冢的建设并行不悖。在泾县“服贾者麕萃”的江苏溧阳县，道光六年（1826）设置敦义堂作为会馆，“创首四家，逾数载竞趋争附，爰议曰埋骨之举”，遂在道光十年（1830）购买义冢。？譺？訛当然，或因土地资源较为紧张，或因商人会馆的经费不足，也出现一些搁置购买义冢的案例。泾县朱本贸易江西时，“邑商议置义冢，以费繁中止”。？譻？訛旌德朱家鼎游览和州，“悯同乡之贸易于州者”，拿出千金交给当地旌德会馆司事，用于购买义冢和建设疗养场所。？譼？訛由此可知，会馆与义冢相辅相成，皆是商人组织的重要载体，将置办义冢视为宁国商人组织的初级阶段未尝不可。
据此统计出135条宁国会馆和义冢数据（参见附表一），剔除部分地点不明或参与对象不确定的会馆（如宁池会馆、安定公会），从附表挑选114个要素制成示意图2如下。
图 2宁国会馆和义冢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说明：底图采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CHGIS系统Datasets V4 的1820年数据。为图像美观和表达方便，本图实际展示109个要素，盛京、直隶的5个会馆未予标注。
由上图2可见，除少数宁国商人会馆位于闽北、淮北和钱塘江流域，绝大部分集中于长江流域及其支流，其数量自长江下游往上游递减。114个要素的省域分布如下表1：
表 1宁国商人会馆的地域分布与组成类型
宁国商人会馆的地域分布，呈现高度集中化的态势。在其所涵盖的10个省份中，有65%聚集于长江下游的苏、浙、皖三省，仅安徽就占有近四成的份额，27%分布于长江中游赣、鄂、湘三省，这一数据大致反映了宁国商人的活动空间。出乎意料的是，位于浙江的宁国商人会馆数量偏少。
就各县的会馆数量而言，泾县和旌德的商人会馆数量接近，其中泾县略占优势，太平县的数量只有前者一半左右，三县的实力强弱可见一斑。但就义冢而言，太平县的义冢分布较广，某种程度上弥补该县会馆数偏少的局限，这也说明太平的商人组织还处于购置义冢的初级阶段。 商人会馆的空间分布，反映出传统经商地域的扩散。下面对各县的商人会馆分布作些分析。
泾县有商人会馆33个，分布于8个省。集中于两大区域：其一是长江安徽段至苏浙太湖以西的大片区域，以及皖中平原的合肥至六安一线，尤其以苏浙皖交界区域密度很高，苏北、皖北亦有零星分布;其二，在长江中游赣鄂湘三省分布的比较均衡，相对于旌德、太平会馆的“扎堆”特点，泾县商人在该区域的综合实力更强一些。据泾县地方志书载：“泾邑环山带水，山林川泽，所产不穷，其民往往掺奇赢以逐化居。”？譹？訛泾县商人会馆的建立和发展速度很快，明万历年间泾县丝商在湖州府双林镇置办式好堂，崇祯年间在太平府芜湖县捐建卉木庵馆。清康熙年间分别在江西南昌和湖广汉口建造赏溪书屋、琴溪书院，另外还有吉安府的辅仁堂、浮梁县景德镇的泾川会馆，此外还参与捐建亳州的金龙四大王庙和苏州的宛陵会馆。？譺？訛由此可见，泾县会馆的建设四面开花，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广泛，大体反映泾县商人的活动范围。
旌德有商人会馆31个，分布于8个省。主要集中于淮河以南的大片区域，一直延伸至苏皖交界结合部以及环太湖流域。在旌德商人麕集的江宁府，“旌之贸易其间者甚夥，旧有会馆，有义塚，有僧庵”，？譻？訛当地一度建造三个会馆。在赣东至闽北的狭窄区域，作为皖、浙、闽、赣四省通衢，是非常重要的商贸要地，因而成为旌德会馆的第二密集分布区。据许檀先生的研究，清后期旌德商人在江西的活动以广信府属各县最为活跃，特别是铅山县河口镇、玉山县等地最为兴盛。？譼？訛（参见图3）实际上，这也可从不少的旌德家谱中得到印证。方仰高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逃亡狮江，遂就贾焉”。？譽？訛狮江乃河口镇之雅称，该镇乃江西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与景德镇、樟树镇、吴城镇齐名。张士德“以服贾持信义，重然诺，交游日广，往返玉山三十余年，获赢余不下数千金”。？譾？訛张肇霖一支定居玉山数百年，太平天国战后在玉山县创祠宇以属神灵，置田祭祀，设立学塾，“捐旌邑宾兴公费千金，旌邑宗祠义塾千金，方之近今实罕其匹”，？譿？訛顺利实现了在地化。由此可见，旌德商人在广信府的势力较为强大。
图 3 玉山旌德会馆原貌
图片来源：江西文明网[URL] http：//place.jxwmw.cn/system/2008/03/31/010035962.shtml
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的长途贸易方向与泾县、太平商人略有不同，虽然在四川、湖南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没有旌德会馆分布，但该县商人“闯关东”的现象在明代就已出现，至清代在东北设置了会馆。
太平商人会馆27个，数量虽少，亦分布于8省，主要麕集在湖北中部至湘北、四川、苏皖结合部等两片区域。嘉庆太平地方志书称，清代前中期太平商人已在湖北汉阳县、湖北江陵县、湖北东湖县和四川巴县等地设置了会馆、义冢，可见该县商人逐步向湖北、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推进。？譹？訛
需要指出，一些地方同时受到三县商人的青睐，位于长江中游腹心地带的汉口就是典型。赵青藜有《汉口别乡中亲友》一诗：“为爱土音消旅况，翻劳绮席具嘉珎……脉脉湖南话旧因，殷勤湖北又迟行。”？譺？訛一派温馨宛若故乡的情形，可能是在汉口的泾县会馆与同籍亲友道别时所写。据《武汉地名志》载，硚口区东南部的利济路与大火路之间有一个名为“旌德巷”的地方，因清末商人在此建旌德会馆而得名，民国年间又相继拓展出旌德一巷、旌德二巷和旌德小巷。？譻？訛汉口作为太平商人重要的据点，可能在清初即得以设置同乡会馆。康雍年间，太平商人在汉口兴建会馆，胡士英、李天生、陈圣章等倡首响应。？譼？訛据称，清末以来汉口的诸会馆中以太平会馆最为规制豪华。？譽？訛
三、宁国商人会馆的建设时间差异
有鉴于大多数会馆的始建年份不详，难以呈现会馆变迁的时代差异，因此对其作了筛选。挑选的标准以会馆建设的确切时间为准，某地若无会馆则以义冢的设置时间为准。？譾？訛符合条件的商人会馆一共有78个，其中31个有具体建设时间，47个的初建或重建时间可以推论。以下分为四个阶段：
1.明代（？-1644）
明代是宁国商人会馆的萌芽阶段，共计5席，除京师所在地的会馆有泾、旌、太三县各占1席之外，位于湖州双林镇的式好堂和芜湖县的卉木庵馆，皆由泾县商人出面建设，但没有明确改名为泾县会馆，可见仅为商人会馆的初级阶段。
早在万历年间，泾县丝商就已合资公建“式好堂”，作为商人的联谊场所。至清嘉、道年间，随着泾县丝商的涌入，又另外成立了泾县会馆，参与捐建的商人主要来自于泾县东乡的丝商，他们还捐出好堂公费银，在泾县上坊设置义渡。？譿？訛一些在双林经商的泾县人如朱明喜、朱文锡和朱文绅的事迹也得以载入谱牒和地方志书。？讀？訛卉木庵馆在芜湖赭山旁，崇祯十一年（1638）由诸商建立，至清乾隆年间再次拓展市房和义塜，有泾县东乡丝商负责经理。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由泾县旅芜士商重建，改称泾县会馆。？讁？訛
2.顺治—雍正年间（1644-1735）
清代前期，宁国商人会馆得到初步的发展，共计13席，其中泾县占7席，太平占3席，旌德占2席，另有泾太会馆1席。长江下游的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长江中游的主要分布于鄱阳湖流域、湖北中部等地。
图 4宁国会馆和义冢的建设时间
说明：底图采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CHGIS系统Datasets V4 的1820年数据。
3.乾隆—咸丰年间（1736-1861）
在清代中期，宁国商人会馆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共计33席，其中泾县占9席，旌德占13席，太平占5席，联合会馆为6席。它们集中出现于苏浙皖交界区域，同时继续向长江中上游及其支流等更远的地区推进，向西直至四川境内，向南抵达湘西边境，并在赣东闽北地区打开了缺口。 4.同治以降（1862年— ）
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宁国商人会馆出现新变化，共计27席，其中泾县占6席，旌德占2席，太平占12席，联合会馆7席。太平天国战乱对宁国商人会馆造成了巨大影响，其地理分布有两个明显表现：一方面，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大量宁国商人逃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广、江西地区，并在当地建设会馆、义冢;另一方面，民国年间在原宁国府北部至苏皖结合部建造会馆、同乡会，这与民初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的进一步松散相关，也反映宁国商人实力之弱化及其经商地的缩小。
由于战乱期间各县商人外逃方向不一，各县商人会馆的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倾向。泾县商人主要集中于合肥至六安一线，并沿着长江上溯至湖北一线。旌德商人除了外逃至位于大别山区的六安等地，还涌入赣东至闽北一线。太平商人的重点外逃区域，在鄂中南、湘北一线。清末、民国年间，宁国会馆的数量和规模继续萎缩。就泾县会馆而言：“泾县业商者众，近而马头、弋江、西河、湾沚、芜湖、大通，远而江宁、安庆等处，各有泾县会馆、公所，董事轮年管理。”？譹？訛可见泾县商人主要集中在皖南及周边省份。经济实力的衰退，影响到会馆捐输的方式，太平天国战乱前那种动辄捐资数百金的豪举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抽捐。汉口太平会馆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值丧乱之余，同乡捐输匪易”，客商李先柱“首创门面捐，凡客于此地者，每人按月捐制钱二十文，咸以所费甚微，乐从其议”，？譺？訛经过十年筹备才重建太平会馆和义冢。
民国初年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进一步松散，宁国商人的实力也更为弱化，这与徽商的遭遇较为相似：“溯自民元以来，徽人大半解职归田，旅外者渐稀，于是徽州会馆亦随之而腐败。”？譻？訛不过，宁国会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都泾县会馆迟至1915年仍然存在，？譼？訛京师（北平）的江西、旌德会馆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譹？訛
四、宁国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
有关跨县域的联合会馆，是清代以降出现的新现象。从空间上看，除东北三江会馆和苏北泗阳泾太义塚以外，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乾隆年间，太平杜芳楚、杜大宾服贾庐江，倡首联合泾县、青阳、太平三县商人建立会馆。？譺？訛光绪年间，桐城县青草塥有名为“泾县凹”的义山，“山周里许，以葬泾、旌同乡之旅塥者”，是泾县、旌德两地商人合作的产物。？譻？訛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商人在常州府城建有泾旌太会馆，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由林伯祥、黄文运、王顺方等人改建于察院街。？譼？訛在镇江府，旌德、太平商人在咸同战乱后建旌太会馆。？譽？訛太平商人程宗华，被推为东北营口三江会馆的会首。？譾？訛
会馆的县域隶属与其捐输来源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少交叉的现象。万历年间湖州府双林镇的式好堂，最初参与捐建的商人有胡、朱、郑、洪、汪等泾县东乡客商，旌德刘姓商人也有参与，但还没有名分。？譿？訛清初泾县朱文锡（1663-1735）担任客长，有“湖州式好堂为泾（县）旌（德）会馆”的表述，承认旌德商人在会馆中的特殊地位。？讀？訛至清代中期捐造泾县上坊义渡时，刘姓似已退出行列。？讁？訛清末南陵泾太公所曾与旌德会馆联合兴办一所学堂，专收同乡子弟入学，反映出商人会馆与捐输来源的重叠。？輥？輮？訛商人会馆的设置虽然有较强的地域限定，但是亦不乏跨县域的互助行为，如旌德商人后裔吕咎予在六安的居所被烧后，借住在泾县会馆。？輥？輯？訛
苏州宣州会馆的情况稍显复杂。乾隆初年，宁国商人在苏州阊门设立宛陵会馆。至嘉庆间，泾、旌、太三县分设公所，只是“合郡义举仍以宣州会馆为总”。同治初年，宁国商人购买苏州阊门内吴殿盈直巷陶姓房屋，重建宣州会馆。？輥？輰？訛邱澎生的研究认为：“苏州‘宣州会馆’的例子，显示出这个商人团体至少在十九世纪前期，已经有了府级和县级会馆、公所间的层级式联络关系出现。只是，这些似乎都还只是特例，依目前史料看，大多数会馆公所彼此间的关系，皆缺乏任何形式的联络网络，与商会不大相同。”？輥？輱？訛宁国府各县商人的联络松散，缺乏商帮应具备的联合性，表明宁国商人的内部整合进程缓慢。
商业资本和商人力量的注入，为宁国商人会馆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人口与生态压力的区域差异，导致宁国商人的内部发生分化，旌德商人展现出“向徽”心理，徽宁会馆的人员构成即可证明这一点。？輥？輲？訛与此比照而观的是，泾县和太平商人具有“一体化”的趋势，泾太会馆展示出泾县、太平商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表 2泾太会馆、义冢的地理分布
上述9个案例多半位于皖南和安庆府，这是宁国商人的重点经营区域。安庆市廛工伙共分八帮，泾、旌、太三县各成一帮。？譹？訛铜陵县大通镇和悦洲的客民同样分为八帮，而泾、太商人联合组成泾太帮，“泾太驴子会”在当地城隍赛会相当有名。？譺？訛江苏境内有两处泾太义冢，都是商人的个别行为。同光之际，泾县商人董维春懋迁成功，在金坛倡捐泾太义塚地和祀田。？譻？訛清末民初，太平商人侨寓泗阳的杜海潮，购地十余亩为泾太义塚。？譼？訛湖北江陵和四川巴县的泾太会馆，建设于清代中前期，可能是泾、太商人合作的初始。据嘉庆《太平县志》载：
湖北江陵县沙市镇 泾太两县合建会馆一所，前后抵街，堂店、戏台、园井计数十间。太邑商于此者，又另建太平园一所，门楼一座，中堂三间，后进三间，周围院墙墙外有义冢一区。又两县建立白骨塔，一名永安塔，高三座，塔下建义济堂一所。？譽？訛
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泾县、太平商人在当地的实力较弱，联合建设会馆应是为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县商人虽合建会馆和白骨塔，但太平商人却单独建有义冢，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趋势。由此可见，会馆的地缘性质决定它的组织类型，商人内心始终有着不断细化地缘观念的内在驱力。联合会馆是两县商人合作的现实需求，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俟条件成熟即要分开建设。
需要指出，即便在家乡附近经营的商人，仍需采取一些合作措施。泾县、太平与南陵同为宁国府辖县，但咸丰年间在南陵成立泾太公所的初衷，乃是出于两邑同乡“因感到身居异地，往往遭受歧视和欺压”的现状，为维护同乡权益合建。？譾？訛若将宁国商人完全以府级行政区划视作整体，很难解释为何商人会在家乡建造会馆，所以这些商业会馆显然不是宁国商人凝聚力的表现，至多只是本府部分区域人群利益的体现。
五、结论
随着学术研究日趋于精细化，中国会馆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范金民认为，近年来人们更多地注重会馆公所的性质，而几乎未再具体考证其数量，论述其盛衰，推断其功能，自然难以符合实际。？譿？訛笔者赞同这一见解，在总结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通盘爬梳宁国商人会馆的诸多细节，从中得出一些认识：
其一，商人会馆的空间分布，反映宁国商人的主要经商地及扩散方向。泾县会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广泛，反映泾县商人的活动范围之大。其他两县商人的活动轨迹较小，亦有不同的侧重点。旌德商人在南京、江西广信府、东北等地具有地域优势，太平商人经商的侧重点是往湖北、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推进。就宁国商人会馆的数量而言，泾县、旌德和太平由多至寡，其中太平商人会馆的数量只有前者一半左右。
其二，商人会馆的时间差异，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显著影响。太平天国战乱对商人会馆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战乱期间各县商人外逃方向不一，各县商人会馆的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倾向。民国初年撤销宁国府建制后，地域隶属关系进一步松散，反映宁国商人实力之弱化及经商地域的缩小，最终影响会馆捐输的方式。
其三，就宁国商人会馆的组织类型而言，联合会馆是清代以降出现的新现象。泾太会馆的案例表明，泾县、太平商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合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固，仅仅是满足两县商人之现实需求的权宜之计。
附表：宁国商人会馆、义冢的时空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