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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个好东西。儿子在9岁那年，在谈到钱的问题时，一语惊天：“钱不用就是纸!”当时全家人刚连根拔起，移栽美国，常常为了省钱，一美元的公共汽车票，都尽量省下，请人吃饭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
手头略为宽裕了些，到餐馆吃饭的次数也就多了，其中，不少次是请客吃饭。说实话，想到老家的父母，总想从伙食里苛扣自己一一这也是唯一可以苛扣几块钱的地方；想到自己的小弟弟，靠开一家小书店谋生，每月所得仅够吃饭，便觉得美国餐馆实在是贵，多辄就是100多美元，要是省下来接济家人或贫穷的亲友，该有多好!这样一想，多少有点愧疚感。可是，生活在美国，一个月一千多美元的房租不能不交，数百美元的医疗、汽车保险费不能不买，吃饭的钱，相比之下，倒不算太大的负担了。
美国是讲究自立的国家，“经济独立”(financial independence)是这个国家的命根子，它的重要性，不亚于美国的立国精神——自由、民主与人人生而平等。相反，中国是一个讲究“经济依存”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非经营性金钱往来，是常见的事情，不如此，便显得很异类了。我的家乡荆门市，人情风尤盛，张家添丁、李家结婚，宴开通常数十桌，目标之一，就是拉开大网，回收以前赔出的份子钱。在农业社会和半农业社会，这样的现象，往往被说成民风淳朴、人情味浓厚。
去年夏天，我举家第二度回国探亲。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在人民日报当某处处长的老同学、大学时的班长，请他帮我们安排一下住宿。按照中国的惯例，这个虽说当官却老实厚道的同学，就成了地主。我们被从机场接到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发现他竟然给我们安排了两个房间，晚餐是他款待的，第二天晚餐，全班在京同学大聚会，席开两桌。我倡议：包括我和我妻子在内，餐费每人100元。同学们听了，都热烈鼓掌，哈哈大笑，却无一人掏腰包。这些同学，有当副总编辑的“官”，有开崭新“宝马”的“款”，谁会介意这区区100元人民币的餐费?同学们只是不习惯、不好意思而已。作东的老班长颇感为难，站起来说：“AA制势在必行，但不能从我这里开始。这次就让我买单吧!”每人分摊100元，对谁都不是负担，但20多个100元，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可怜这位老同学，刚买了房子，正在装修，正是用钱之际，我这个美国回来的同学，又害得他破费数千。宴席结束后，同学们开车四散，我的心情却相当沮丧。我知道，即使在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中间都无法实行AA制，与无法禁止公款滥吃滥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剥离。
它们都是中国离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的明证。
朱医生是我的好朋友。早在1986年，他还在四川某偏僻城市的军队医院当医生时，我们就时常在一起。后来，他和我陆续来到美国，各在天一涯。一年前，他成功地获得美国的行医执照，搬到旧金山湾区，成为一名独自开业的胸科医生。我家距离他家，开车只要半小时。这样老的朋友，这样近的距离，我们两家的关系，自然不比一般。
前一段时间，朱医生要买房子，打电话给我，委婉地表示，自己还差一点首期付款，问我能不能借点钱给他。
我是坐在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里接听他的电话的。一边听电话，我一边环顾自己的居室：由一间起居室加了一堵墙改成的这个房间，大约只有四平方米，除了一张狭窄的铁架子上下床外，只摆得下一张小写字台。我就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生活了五年多，仅仅为了每个月能省下五、六百元的房租。如此节俭省下的几万美元积蓄，如今，我的这个朋友试探着，要借去买房子了。
他要买的，不是五、六十万美元的普通房子，而是一百七十多万美元的豪宅。必须说明的是，旧金山房价居美国之冠，基本上难得见到五十万美元以下的房子，不管房子多么小，多么旧。
听着朋友借钱的措辞，我突然想放声大笑，为这种存在的荒诞而笑。几万美元，对这个年收入可能达数十万美元的医生来说，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小菜一碟，但对于失业年余、仅靠妻子辛苦开店的我来说，却是我全家“财务安全”(financial security)的保障金，雷打不动。否则，万一某一个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自己支付不起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或付不起医疗保险，导致破产(在美国，一个小小的、单眼的白内瘴手术，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费用可能高达两万美元)，那就悲惨了。
我咬紧牙关，假装听不出朋友的话外之音，最终没有借钱给他。我一直在想：究竟是我得罪了他呢，还是他得罪了我?最后我得出结论：一个年收入数十万美元的人，找一个失业的人借钱，是他得罪了我；一个买得起一百七十八万美元房子的人，找一个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子里，连租一个宽敞些的住房都感到吃力的人借钱，更是他得罪了我。他正确的做法是：只购买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将省下的七十多万美元，借给我这个穷文人朋友，买一套寻常的房子，并且，考虑到我的经济能力，允许我慢慢偿还。
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坦然了。前几天，到他家吃烤肉，发现带游泳池的后院里，餐桌和椅子都很独特，一问，才知道，一把椅子就值五百多美元。
我今后会找如此富裕的朋友借钱买房子吗?我想不会。我如果买不起五百美元的椅子，我坐五美元一把从“周末摆卖”(GarageSaIe)中买来的椅子，甚至坐从街头捡来的椅子，我的屁股都不会抗议。毕竟，对我这个写作者来说，我最看重的，还是我的脑袋。
前几天，寄了一千美元给父母，算是一年的生活费。如果无病无灾，日子应该是过得下去的。
打电话给父母，知道小弟做了傻事，将开书店的周转资金六千元，一古脑儿借给了一个本家兄弟。这位兄弟的父母，与我们家算是通家之好，本人又在家乡当着一个有头有脑的官。从小在一起长大，我知道这位兄弟是个耿直、正派的人，是虽与我并不沾亲，我从心眼里觉得很亲的那种人。
有一天，他到了小弟的书店里，对小弟说，要帮自己的妻子调动工作，需要给住在附近的一个官儿进贡，手头没有带现款(这位兄弟在沙洋工作)，叫我小弟借点钱给他。直肠子、实心眼的小弟，取出六千元周转金，分文不剩地交给了这位兄弟。这位兄弟说：“我明天就拿钱来还给你。”
第二天，见他没有来还钱，小弟打电话，这位兄弟已经不接听了。后来，他听说，这位兄弟嗜赌，可能欠下了大笔赌债。小弟后悔地说：“早知道他大手大脚，买彩票出手就是一两百块，我就不会借钱给他了。”
去年夏天回老家时，老同学聚会，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的中学同学、且与我要好的黄某，前些年曾在村里当主任。我请他来家吃饭时，另几个本村的伙伴，却坚决不肯前来同桌吃饭。大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一直互称乳名甚至外号，何至于如此呢?后来，这些伙伴才告诉我，说这个村干部坏得很，借到外地买稻种、村里修路等机会，把村里的钱往自己的腰包里捞。我当面劝这位黄姓朋友说：“大家选你当村干部，就真该给大家办事，帮大家致富，不然，对不起乡亲们的信任。”他点头称是。我在四川当记者，仗着近十年的同窗之情 (他的哥哥与我的父亲曾是农业中学睡上下铺的好友，是我老实厚道的父亲终身唯一的朋友)，给他的这番劝导，他并没有听进去。听说他开黄色发廊，被查封；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凡是能想到的亲戚、朋友、熟人，他都上门借钱。有一天，他到了荆门任中学教师的另一个同学(以前与他同村)吴老师家，说自己的亲戚在荆门住院，带的钱不够，请先垫一点，明天就还。吴老师取出五百元给他后，他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村里新任支书对我说：“他这辈子，要是能把欠的债还清，就算对得起他的孩子了!”
可叹这位吴老师，妻子没工作，父母在街头摆水果摊，自己一个月一千元左右的薪水，就是全部的收入。对他来说，五百元不是一个小数字，被同村长大的伙伴骗走五百元，心理上的滋味更不好受。
我不算是一个精明人，受骗的事也是有过的。10年前，在四川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认识了一位某师专的老师，写点文学评论。由于大家聊得很开心，后来他到成都，我还特意在餐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过了几天，此君再次来访，我再度请他到餐馆里吃了便饭。他迟疑地说：他来成都联系出版社，钱用完了，问我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他回去后寄出我。我拉开抽屉，将一笔80元的稿费给了他。此君去后，杳如黄鹤。
我迄今不能原谅他，不是因为我在意这80元钱。虽然当时我十分清贫、家庭负担沉重，但这点钱，丝毫也不影响我的生活。我感到愤怒的是，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骗了我，而且，使我损失了一个具有潜力的文学朋友。这种被骗的感觉很不美妙——那个骗你的人，似乎在智力游戏中将你打败了。我之所以与他相交，是因为他在研讨会上的论文颇有见地。后来得知，被他骗的人，远不只我一个。我迄今也想不通：此君的人格、信誉，以及在文坛的前途，难道只价值80元人民币吗?如果我加以计较，写一封信给他所在的师专中文系系主任，他在同事和学生面前，如何当得起“老师”这一尊称?
当有人向你借钱时，你要警惕!
小时候，家里读书娃多，劳力少，穷，借钱的事是有的。
村西的武汉移民李伯伯，是我们家时常借钱的对象。李伯伯一家并不从事集体劳动，手头却比一般村民“活”一点，因为他有商业头脑，经常偷偷搞点“投机倒把”(在那个伟大领袖的统治下，倒腾点买卖居然也是犯罪行为!)。我们借钱的金额，一般以10元为限，这也在我们家的偿还能力范围之内。难为了我的母亲或奶奶，她们开口借钱为儿女交学杂费，那份恩德是无以回报的，而借钱给我们的李伯伯，我也从心里视为亲戚，去年夏天回武汉，还曾半夜三更开车百里去看过他。
后来，借钱给我家的，是另一户范姓村民。他们家几兄弟，很早就利用农闲季节，到荆门炼油厂当小工(如今，媒体上称为“农民工”)。母亲与他们的妻子关系不错，我记得，有一次借了100元钱。前几年，我回老家，在烟垢(高阳)镇上，我特意去看望了其中的一家，还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我握着这位范叔叔的手说：
“谢谢你在我们家困难的那些年，周济过我们。”我从那个村庄走到北京、走到四川，走到美国，学费、路费、生活费中，焉能说没有李伯伯、范叔叔“投机倒把”、当小工挣来的辛苦钱、血汗钱?或许，我不一定会以金钱的方式，直接回报他们，但我不会忘记他们，无论写文章还是做人，都不会蔑视、背叛他们。
现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商潮的涌动，在带给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从前淳朴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巨大的信任危机。荆门这座城市，远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并不在于它的城市建设不够新潮、时髦、气派，而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在思想观念上还保留着农业城市的诸多特征，特别是人与人的经济依存关系。荆门人尤其热哀于“斗地主”，这种牌戏，带有如此深的极“左”时代、阶级斗争时代的印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在南方沿海地区，人们挣钱忙得不可开交时，在吾乡仍然久盛不衰，斗得许多像本文中那位本家兄弟那样的“官地主”、有钱的“阔地主”，变成了编故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还赌债的“杨白劳”。当官的，不管其官职大小，一沾赌，就很难不贪；这就和吸毒女一上瘾，就很难不卖淫一样，是一项铁律，自古皆然，中外皆然。
在尚未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个体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仅限于存款取款的中国，民间的告贷现象，还将持续若干年。如果我是穷人，我自有我开口借钱的最后防线；如果我是富人，我也有我借钱给人的起码原则。
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那天打电话给父母，得知小弟借钱之事，我教训了小弟几句，要他以后借钱时，尽量“救急不救贫”，要“雪里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云云。儿子在一旁听了，等晚上他妈妈回家时，儿子说：
“叔叔好像又间什么祸了。”我就将小弟周转资金被借空的事说了。妻子不快地说：“我们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却没有帮你弟弟妹妹补漏洞的义务。”她有点怀疑：刚寄回去的美元，是不是补了小弟的书店周转金。我解释了一番，心里毕竟不太愉快。
如果那位当小官的本家兄弟尽职爱岗，不赌不贪(此处是“贪心”的贪，因为我无意于也没有丝毫证据说这位兄弟是贪官)，就绝不会出此下策，借走小弟的本金；小弟的本金不被借走，我寄给父母的赡养费，就不会被妻子疑心是补了小弟的漏洞。资助弟妹十多年的妻子，就不会和我起口角，闹得两口子一夜无话。
两万里外的祖国，两万里外的家乡，世风、民风与人情往还，就这样和我息息相关。
2004年7月15日
手头略为宽裕了些，到餐馆吃饭的次数也就多了，其中，不少次是请客吃饭。说实话，想到老家的父母，总想从伙食里苛扣自己一一这也是唯一可以苛扣几块钱的地方；想到自己的小弟弟，靠开一家小书店谋生，每月所得仅够吃饭，便觉得美国餐馆实在是贵，多辄就是100多美元，要是省下来接济家人或贫穷的亲友，该有多好!这样一想，多少有点愧疚感。可是，生活在美国，一个月一千多美元的房租不能不交，数百美元的医疗、汽车保险费不能不买，吃饭的钱，相比之下，倒不算太大的负担了。
美国是讲究自立的国家，“经济独立”(financial independence)是这个国家的命根子，它的重要性，不亚于美国的立国精神——自由、民主与人人生而平等。相反，中国是一个讲究“经济依存”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非经营性金钱往来，是常见的事情，不如此，便显得很异类了。我的家乡荆门市，人情风尤盛，张家添丁、李家结婚，宴开通常数十桌，目标之一，就是拉开大网，回收以前赔出的份子钱。在农业社会和半农业社会，这样的现象，往往被说成民风淳朴、人情味浓厚。
去年夏天，我举家第二度回国探亲。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在人民日报当某处处长的老同学、大学时的班长，请他帮我们安排一下住宿。按照中国的惯例，这个虽说当官却老实厚道的同学，就成了地主。我们被从机场接到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发现他竟然给我们安排了两个房间，晚餐是他款待的，第二天晚餐，全班在京同学大聚会，席开两桌。我倡议：包括我和我妻子在内，餐费每人100元。同学们听了，都热烈鼓掌，哈哈大笑，却无一人掏腰包。这些同学，有当副总编辑的“官”，有开崭新“宝马”的“款”，谁会介意这区区100元人民币的餐费?同学们只是不习惯、不好意思而已。作东的老班长颇感为难，站起来说：“AA制势在必行，但不能从我这里开始。这次就让我买单吧!”每人分摊100元，对谁都不是负担，但20多个100元，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可怜这位老同学，刚买了房子，正在装修，正是用钱之际，我这个美国回来的同学，又害得他破费数千。宴席结束后，同学们开车四散，我的心情却相当沮丧。我知道，即使在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中间都无法实行AA制，与无法禁止公款滥吃滥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剥离。
它们都是中国离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的明证。
朱医生是我的好朋友。早在1986年，他还在四川某偏僻城市的军队医院当医生时，我们就时常在一起。后来，他和我陆续来到美国，各在天一涯。一年前，他成功地获得美国的行医执照，搬到旧金山湾区，成为一名独自开业的胸科医生。我家距离他家，开车只要半小时。这样老的朋友，这样近的距离，我们两家的关系，自然不比一般。
前一段时间，朱医生要买房子，打电话给我，委婉地表示，自己还差一点首期付款，问我能不能借点钱给他。
我是坐在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里接听他的电话的。一边听电话，我一边环顾自己的居室：由一间起居室加了一堵墙改成的这个房间，大约只有四平方米，除了一张狭窄的铁架子上下床外，只摆得下一张小写字台。我就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生活了五年多，仅仅为了每个月能省下五、六百元的房租。如此节俭省下的几万美元积蓄，如今，我的这个朋友试探着，要借去买房子了。
他要买的，不是五、六十万美元的普通房子，而是一百七十多万美元的豪宅。必须说明的是，旧金山房价居美国之冠，基本上难得见到五十万美元以下的房子，不管房子多么小，多么旧。
听着朋友借钱的措辞，我突然想放声大笑，为这种存在的荒诞而笑。几万美元，对这个年收入可能达数十万美元的医生来说，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小菜一碟，但对于失业年余、仅靠妻子辛苦开店的我来说，却是我全家“财务安全”(financial security)的保障金，雷打不动。否则，万一某一个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自己支付不起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或付不起医疗保险，导致破产(在美国，一个小小的、单眼的白内瘴手术，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费用可能高达两万美元)，那就悲惨了。
我咬紧牙关，假装听不出朋友的话外之音，最终没有借钱给他。我一直在想：究竟是我得罪了他呢，还是他得罪了我?最后我得出结论：一个年收入数十万美元的人，找一个失业的人借钱，是他得罪了我；一个买得起一百七十八万美元房子的人，找一个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子里，连租一个宽敞些的住房都感到吃力的人借钱，更是他得罪了我。他正确的做法是：只购买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将省下的七十多万美元，借给我这个穷文人朋友，买一套寻常的房子，并且，考虑到我的经济能力，允许我慢慢偿还。
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坦然了。前几天，到他家吃烤肉，发现带游泳池的后院里，餐桌和椅子都很独特，一问，才知道，一把椅子就值五百多美元。
我今后会找如此富裕的朋友借钱买房子吗?我想不会。我如果买不起五百美元的椅子，我坐五美元一把从“周末摆卖”(GarageSaIe)中买来的椅子，甚至坐从街头捡来的椅子，我的屁股都不会抗议。毕竟，对我这个写作者来说，我最看重的，还是我的脑袋。
前几天，寄了一千美元给父母，算是一年的生活费。如果无病无灾，日子应该是过得下去的。
打电话给父母，知道小弟做了傻事，将开书店的周转资金六千元，一古脑儿借给了一个本家兄弟。这位兄弟的父母，与我们家算是通家之好，本人又在家乡当着一个有头有脑的官。从小在一起长大，我知道这位兄弟是个耿直、正派的人，是虽与我并不沾亲，我从心眼里觉得很亲的那种人。
有一天，他到了小弟的书店里，对小弟说，要帮自己的妻子调动工作，需要给住在附近的一个官儿进贡，手头没有带现款(这位兄弟在沙洋工作)，叫我小弟借点钱给他。直肠子、实心眼的小弟，取出六千元周转金，分文不剩地交给了这位兄弟。这位兄弟说：“我明天就拿钱来还给你。”
第二天，见他没有来还钱，小弟打电话，这位兄弟已经不接听了。后来，他听说，这位兄弟嗜赌，可能欠下了大笔赌债。小弟后悔地说：“早知道他大手大脚，买彩票出手就是一两百块，我就不会借钱给他了。”
去年夏天回老家时，老同学聚会，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的中学同学、且与我要好的黄某，前些年曾在村里当主任。我请他来家吃饭时，另几个本村的伙伴，却坚决不肯前来同桌吃饭。大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一直互称乳名甚至外号，何至于如此呢?后来，这些伙伴才告诉我，说这个村干部坏得很，借到外地买稻种、村里修路等机会，把村里的钱往自己的腰包里捞。我当面劝这位黄姓朋友说：“大家选你当村干部，就真该给大家办事，帮大家致富，不然，对不起乡亲们的信任。”他点头称是。我在四川当记者，仗着近十年的同窗之情 (他的哥哥与我的父亲曾是农业中学睡上下铺的好友，是我老实厚道的父亲终身唯一的朋友)，给他的这番劝导，他并没有听进去。听说他开黄色发廊，被查封；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凡是能想到的亲戚、朋友、熟人，他都上门借钱。有一天，他到了荆门任中学教师的另一个同学(以前与他同村)吴老师家，说自己的亲戚在荆门住院，带的钱不够，请先垫一点，明天就还。吴老师取出五百元给他后，他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村里新任支书对我说：“他这辈子，要是能把欠的债还清，就算对得起他的孩子了!”
可叹这位吴老师，妻子没工作，父母在街头摆水果摊，自己一个月一千元左右的薪水，就是全部的收入。对他来说，五百元不是一个小数字，被同村长大的伙伴骗走五百元，心理上的滋味更不好受。
我不算是一个精明人，受骗的事也是有过的。10年前，在四川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认识了一位某师专的老师，写点文学评论。由于大家聊得很开心，后来他到成都，我还特意在餐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过了几天，此君再次来访，我再度请他到餐馆里吃了便饭。他迟疑地说：他来成都联系出版社，钱用完了，问我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他回去后寄出我。我拉开抽屉，将一笔80元的稿费给了他。此君去后，杳如黄鹤。
我迄今不能原谅他，不是因为我在意这80元钱。虽然当时我十分清贫、家庭负担沉重，但这点钱，丝毫也不影响我的生活。我感到愤怒的是，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骗了我，而且，使我损失了一个具有潜力的文学朋友。这种被骗的感觉很不美妙——那个骗你的人，似乎在智力游戏中将你打败了。我之所以与他相交，是因为他在研讨会上的论文颇有见地。后来得知，被他骗的人，远不只我一个。我迄今也想不通：此君的人格、信誉，以及在文坛的前途，难道只价值80元人民币吗?如果我加以计较，写一封信给他所在的师专中文系系主任，他在同事和学生面前，如何当得起“老师”这一尊称?
当有人向你借钱时，你要警惕!
小时候，家里读书娃多，劳力少，穷，借钱的事是有的。
村西的武汉移民李伯伯，是我们家时常借钱的对象。李伯伯一家并不从事集体劳动，手头却比一般村民“活”一点，因为他有商业头脑，经常偷偷搞点“投机倒把”(在那个伟大领袖的统治下，倒腾点买卖居然也是犯罪行为!)。我们借钱的金额，一般以10元为限，这也在我们家的偿还能力范围之内。难为了我的母亲或奶奶，她们开口借钱为儿女交学杂费，那份恩德是无以回报的，而借钱给我们的李伯伯，我也从心里视为亲戚，去年夏天回武汉，还曾半夜三更开车百里去看过他。
后来，借钱给我家的，是另一户范姓村民。他们家几兄弟，很早就利用农闲季节，到荆门炼油厂当小工(如今，媒体上称为“农民工”)。母亲与他们的妻子关系不错，我记得，有一次借了100元钱。前几年，我回老家，在烟垢(高阳)镇上，我特意去看望了其中的一家，还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我握着这位范叔叔的手说：
“谢谢你在我们家困难的那些年，周济过我们。”我从那个村庄走到北京、走到四川，走到美国，学费、路费、生活费中，焉能说没有李伯伯、范叔叔“投机倒把”、当小工挣来的辛苦钱、血汗钱?或许，我不一定会以金钱的方式，直接回报他们，但我不会忘记他们，无论写文章还是做人，都不会蔑视、背叛他们。
现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商潮的涌动，在带给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从前淳朴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巨大的信任危机。荆门这座城市，远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并不在于它的城市建设不够新潮、时髦、气派，而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在思想观念上还保留着农业城市的诸多特征，特别是人与人的经济依存关系。荆门人尤其热哀于“斗地主”，这种牌戏，带有如此深的极“左”时代、阶级斗争时代的印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在南方沿海地区，人们挣钱忙得不可开交时，在吾乡仍然久盛不衰，斗得许多像本文中那位本家兄弟那样的“官地主”、有钱的“阔地主”，变成了编故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还赌债的“杨白劳”。当官的，不管其官职大小，一沾赌，就很难不贪；这就和吸毒女一上瘾，就很难不卖淫一样，是一项铁律，自古皆然，中外皆然。
在尚未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个体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仅限于存款取款的中国，民间的告贷现象，还将持续若干年。如果我是穷人，我自有我开口借钱的最后防线；如果我是富人，我也有我借钱给人的起码原则。
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那天打电话给父母，得知小弟借钱之事，我教训了小弟几句，要他以后借钱时，尽量“救急不救贫”，要“雪里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云云。儿子在一旁听了，等晚上他妈妈回家时，儿子说：
“叔叔好像又间什么祸了。”我就将小弟周转资金被借空的事说了。妻子不快地说：“我们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却没有帮你弟弟妹妹补漏洞的义务。”她有点怀疑：刚寄回去的美元，是不是补了小弟的书店周转金。我解释了一番，心里毕竟不太愉快。
如果那位当小官的本家兄弟尽职爱岗，不赌不贪(此处是“贪心”的贪，因为我无意于也没有丝毫证据说这位兄弟是贪官)，就绝不会出此下策，借走小弟的本金；小弟的本金不被借走，我寄给父母的赡养费，就不会被妻子疑心是补了小弟的漏洞。资助弟妹十多年的妻子，就不会和我起口角，闹得两口子一夜无话。
两万里外的祖国，两万里外的家乡，世风、民风与人情往还，就这样和我息息相关。
200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