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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报纸发展迅速，成为民众获得讯息、接受新知识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大公报》（天津版）对鼠疫的相关报道为中心，考察近代传统媒体舆论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意识引导作用，探究近代西方医学所带来的卫生观念对国人的深刻冲击。
【关键词】《大公报》 鼠疫 舆论 意识引导
1910年10月爆发的东北鼠疫由于传染性强、人口流动大等原因，鼠疫迅速传播到各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死亡。当时的民众防疫意识薄弱、卫生观念落后，街头巷尾谣言不止，而政府又无法有效杜绝谣言，进而减轻谣言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近代报纸，关注各地疫情和抗疫工作进展，并及时发布讯息给公众。同时，刊发对病原体研究性文章及相关的内容报道，推广科学的卫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舆情中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不力所造成的官方权威讯息缺位，缓解了民众的盲目恐慌。
据初步统计，疫情期间《大公报》鼠疫的相关新闻有276条。据上表可见，《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在内容数量上，各地的疫情新闻占据了主要内容，结合当时信息传递延迟性的因素，《大公报》几乎是每天都报道疫情发展情况。可见，当时鼠疫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大公报》持续关注的新闻报道热点。
一、鼠疫概况的报道
鼠疫暴发后，《大公报》迅速刊登医学人士的文章，以此向公众普及疫病医学原理。从刊登以近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文章中，可以使普通民众对鼠疫充分认识和了解：鼠疫的名称，为百斯笃病，因为鼠族传染而发，故名鼠疫。又为之黑死病，因死后尸身现黑色，故也俗核疫。①其产生的原因，则是被疫之鼠，身上含有一种微生物，一经吸受传染甚速。②虽然医学人士基于近代西方医学理论和医学实验的结论观点，阐述鼠疫的基本原理和传染途径，但这些观点的提出在早期并没有获得民众的信服，大多数民众未能有效进行防护。而另一方面，政府重视不够，防疫不严，③疫情迅速从东北蔓延至其他省份。
落后的医疗体系，迟缓的抗疫部署，无法有效地严格控制疫情传染地域范围，相反疫死人数不断增多，甚至参与抗击鼠疫的西医也感染疫毙。1911年1月，政府与日俄共同组织的预防鼠疫同盟会特派员法国医士梅君，抵哈后躬染鼠疫竟至毙命。④《大公报》虽然没有对西医疫死事件进行评述，但从新闻报道内容带有一定观念的传播和价值倾向的渲染角度来看，这一则新闻内容传递出鼠疫的传染对象没有身份划分的讯息，从而引发读者对疫病强烈传染性的重视与审视。与此同时，《大公报》接连报道鼠疫死亡人数，仅1月20日的报道：哈尔滨12日死亡139人，16日死亡109人;奉天从鼠疫暴发至1月20日死亡89人;宽城子15日和16日共死亡人数39人。⑤2月25日，《大公报》发布东三省疫毙人口统计表得出结论：有案可查者6032人，⑥疫情造成人口严重死亡情况可见一斑。此外，《大公报》新闻报道的来源地，从东北三省转向北京、天津、山东等诸多省份，报道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疫情蔓延的事实跃然于报纸。
在客观报道各地疫情发展状况的同时，《大公报》也高度关注政府防疫工作的进展，及时公布各部院防疫办法。譬如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东三省，地方政府积极提供财政保障、隔离查验、消毒防疫、阻断铁路运输等工作以抗击疫情，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恶化蔓延。此时的《大公报》时刻关注与报道各地抗疫进展，舆论也伴随防疫整体展开而呈现出众志成城的良好氛围，增强全国上下抗击疫情的信心。
二、报道舆论中的意识引导
《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⑦为宗旨。在此次鼠疫期间，该报多以闲评等栏目发文来介绍近代西方医学对鼠疫的认识，同时又有近代西方医学知识背景的医学人士刊文，广泛推广疫病的验证和治疗方法。虽然《大公报》在1902年抗击瘟疫的舆论中，也极力报道和宣扬科学的卫生观，但从此次鼠疫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国人的卫生观念仍有待提高。从整体而言，《大公报》所报道内容的正态意识引导，对于促进民众卫生观念的发展完善有着积极作用。
（一）求真意识引导
疫情发生后，拥有医学背景的热心人士积极刊文普及鼠疫相关知识，以提高民眾对防疫的认识。1910年，丁福保、仲祜发表《鼠疫病因疗法论》，从鼠疫的基本知识理论，到如何通过表层皮肤传染，最后消鼠预防鼠菌毒，层层递进，分版次刊登。1911年又刊登5篇论述文章，主题大都是鼠疫的预防与治疗。这些文章作者有近代西方医学背景的开明人士、政府防疫机构以及各种医疗机构的医生。他们或根据国外的医学理论，或以医学实验为基础，共同总结了近代西方医学对鼠疫的研究结果：鼠疫的传染性极强，除了疫鼠污染环境而传播给人类之外，还存在人群中血液传播、呼吸道传播、消化所产生粪便传播等多种传播渠道进而交叉感染。因此，为了使民众进一步在症状上确认患疫情况，《大公报》报道了通过显微镜对鼠疫患者进行实验验证的方法：将病人血液掺在玻璃片上，以显微镜考验疫菌。⑧通过详细介绍西方医学诊断鼠疫的方法和传染原理，以谋求民众对近代医学的信任，并从传染途径、传染方式以及预防方式，来引导民众对近代医学的认同，促使民众遵循医学原理，进而遵照近代西方医学的方法进行科学防疫与治疗。
在这场疫情舆论中，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普及近代西方医学成果，宣传科学卫生观的角色。在宣传近代西方医学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舆论对传统中医的质疑。虽然在《大公报》的报道中，并未直接体现出中西医学的舆论交锋，但从《大公报》所载评论中充分体现出因传统中医差强人意的抗疫表现，而备受社会舆论的质疑。时下有报纸载文大肆渲染奇方以抗击鼠疫，以生物圈食物链构成进行推理臆测猫尿的抗疫强效。《大公报》评论戏谑道：此法为各大医家所未曾梦及，而某君独言之凿凿，推其意大约因猫能伏鼠。⑨进而发出“中国医学家每假名义以治病其无效也，可知今不竟发明此等新奇之妙药”⑩的感叹。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医学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热心的读者专门来信劝告《大公报》尽量避免中西医学的舆论战所耗费医学人士的精力，分散救治力量，而应当好好用些科学的工夫，研究些西医的学问，来增进人的幸福。11疫情所造成的传统医学危机，不仅考验着传统医学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更要求传统医学接受近代医学的知识理论并与之融合改进，以推动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二）监督意识引导
在这场抗疫舆论中，《大公报》紧跟各地的抗疫进程，对政府抗疫工作有着监督的作用。防疫早期，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与民众沟通：傅家甸自疫症发现后，为防疫办法，官民交恶，屡起风潮，甚至用兵围护。12《大公报》报道后，官民关系因防疫交恶的类似报道变少，但粗暴的抗疫方式又层出不穷。控制疫情成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明镜，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选择性地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当鼠疫传染至动物的时候，简单地将其击毙以阻止疫情扩大。《大公报》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防疫方式公开报道：东省鼠疫传染于狗，因之毙狗数千;13而传染的患者，地方政府将其隔离后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大公报》认为人民不幸而死，结果固在驴狗之上，侥幸而生，惨苦实在驴狗以下。14新闻报道带来的舆论监督压力，迫使地方政府改善防疫工作形式，重视民众情感态度。譬如《大公报》以整版篇幅，来刊登保定府发布的白话告示，强调王道不外乎人情。15在官府公告中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的人性化防治理念，言辞上更加亲切，同时又强调开展工作需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人民信服中医，就别专用西医;人民最怕隔离，就想法儿不教他受苦。16拉近地方政府与感染疫症患者的距离，减轻患疫人群的心理压力。从地方政府防疫工作态度的转变，进而利用报纸、宣传单等方式加强宣传，以引导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中可以看到，报纸引导舆论这一渠道，正不断发挥监督作用。
疫情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更能考察政府人员的素质，《大公报》予以情感鲜明的褒贬报道。譬如某枢相避免前往疫区而推诿拖延，《大公报》评论其真无国家思想，深恐以身试险，以明哲保身此语持赠。17而对积极抗疫的官员，《大公报》以“极为认真”18等词汇表示认可。从报道内容保有情感价值的用词，将不同形象的政府官员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因此，舆论监督意识的传播，加大了民众对地方抗疫的关注程度，引发民众积极登报提出对抗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报纸，不仅成为有效获取讯息的途径，也为民众监督政府提供新的途径。
（三）卫生意识引导
鼠疫的传播蔓延，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群的交叉感染和生存环境的污染。为此《大公报》积极强调卫生意识的培养，多次以地方政府的卫生饬令要求，以及绅商组织对公共街道的清扫、提高地方卫生状况为报道内容。以此，强化民众公共卫生意识，使民众主动改善卫生环境状况。
与以往家庭卫生意识宣传内容有所区别的是，除基本的卫生清洁方式外，《大公报》多次提到微生物学概念，强化细菌的概念，进而强调消灭细菌对家庭卫生的重要性，打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诸多传统卫生意识的禁锢。从《大公报》多次呼吁民众采用自来水的新闻中不难发现，民众仍普遍采用从天然水源取用水的方式，民众并未形成习惯使用经过初步加工处理的自来水的用水方式。因此，卫生机构等多次“提出冷水中最多微生物”19的观点，以强化民众无法用感官感受微生物的存在，但其真实存在并危害人体健康的卫生意识。此外，《大公报》在强化细菌危害的观念外，提倡重视消毒杀菌的观点，强调家庭卫生除进行有效清洁外，更应消毒以净化家庭环境;并积极介绍蒸汽消毒、药液消毒、日光消毒等多种消毒方式，以健全民众的卫生评价准绳，完善家庭清洁卫生方式，改善民众所固有的卫生意识。
三、结语
《大公报》对鼠疫的持续关注与报道，在陈述客观疫情事实的同时，推动了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其宣传价值取向在于树立新的卫生观念，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然而，就其报道的目的而言，无疑是以科学的卫生知识，来改变那些出自于传统经验而又缺乏实验基础的落后观念，以构建社会新认识、新理念的舆论环境，使民众趋于接收并潜移默化地进行自我革新。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暴发后，往往带来社会的某些变革，以弥补事件中所暴露的缺陷，推动社会的进步。此次鼠疫的弥漫，不仅挑战了中国传统医学和医疗治理体系，更为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改善了舆论环境。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传统报纸，通过舆论引导了社会对政府抗疫的监督，推动民众接受近代科學的卫生观，同时也为民众学习近代科学的卫生知识提供平台，体现出近代传统媒体引导和启发民众智慧的历史作用，报纸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学东渐”的具体承载形式。
注释：
①鼠疫病因疗法论[N].大公报，1910-11-25（9）.
②闲评[N].大公报，1910-12-14（2）.
③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J].近代史研究，2006（03）：106-124.
④议 死于检疫之梅医士[N].大公报，1911-1-16（2）.
⑤译件[N].大公报，1911-1-20（4）.
⑥东三省疫毙人口之统计表[N].大公报，1911-2-15（9）.
⑦大公报序[N].大公报，1902-6-17（1）.
⑧洵贝勒临时防疫所施治简章[N].大公报，1911-2-25（3）.
⑨⑩对于防疫会之感言[N].大公报，1911-2-9（2）.
11对于大公报中医全体及丁子良之忠告[N].大公报，1911-2-28（2）.
12哈尔滨鼠疫之可畏[N].大公报，1911-1-16（5）.
1314闲评[N].大公报，1911-3-18（3）.
1516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白话告示[N].大公报，1911-2-25（6）.
17某枢相之借词推诿[N].大公报，1911-1-23（2）.
18锡督防疫认真之一斑[N].大公报，1911-2-6（5）.
19天津卫生局紧急告示[N].大公报，1911-1-16（6）.
作者简介：唐芾苗，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唐鹏飞，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实验学校历史教师
编辑：王洪越
【关键词】《大公报》 鼠疫 舆论 意识引导
1910年10月爆发的东北鼠疫由于传染性强、人口流动大等原因，鼠疫迅速传播到各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死亡。当时的民众防疫意识薄弱、卫生观念落后，街头巷尾谣言不止，而政府又无法有效杜绝谣言，进而减轻谣言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近代报纸，关注各地疫情和抗疫工作进展，并及时发布讯息给公众。同时，刊发对病原体研究性文章及相关的内容报道，推广科学的卫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舆情中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不力所造成的官方权威讯息缺位，缓解了民众的盲目恐慌。
据初步统计，疫情期间《大公报》鼠疫的相关新闻有276条。据上表可见，《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在内容数量上，各地的疫情新闻占据了主要内容，结合当时信息传递延迟性的因素，《大公报》几乎是每天都报道疫情发展情况。可见，当时鼠疫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大公报》持续关注的新闻报道热点。
一、鼠疫概况的报道
鼠疫暴发后，《大公报》迅速刊登医学人士的文章，以此向公众普及疫病医学原理。从刊登以近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文章中，可以使普通民众对鼠疫充分认识和了解：鼠疫的名称，为百斯笃病，因为鼠族传染而发，故名鼠疫。又为之黑死病，因死后尸身现黑色，故也俗核疫。①其产生的原因，则是被疫之鼠，身上含有一种微生物，一经吸受传染甚速。②虽然医学人士基于近代西方医学理论和医学实验的结论观点，阐述鼠疫的基本原理和传染途径，但这些观点的提出在早期并没有获得民众的信服，大多数民众未能有效进行防护。而另一方面，政府重视不够，防疫不严，③疫情迅速从东北蔓延至其他省份。
落后的医疗体系，迟缓的抗疫部署，无法有效地严格控制疫情传染地域范围，相反疫死人数不断增多，甚至参与抗击鼠疫的西医也感染疫毙。1911年1月，政府与日俄共同组织的预防鼠疫同盟会特派员法国医士梅君，抵哈后躬染鼠疫竟至毙命。④《大公报》虽然没有对西医疫死事件进行评述，但从新闻报道内容带有一定观念的传播和价值倾向的渲染角度来看，这一则新闻内容传递出鼠疫的传染对象没有身份划分的讯息，从而引发读者对疫病强烈传染性的重视与审视。与此同时，《大公报》接连报道鼠疫死亡人数，仅1月20日的报道：哈尔滨12日死亡139人，16日死亡109人;奉天从鼠疫暴发至1月20日死亡89人;宽城子15日和16日共死亡人数39人。⑤2月25日，《大公报》发布东三省疫毙人口统计表得出结论：有案可查者6032人，⑥疫情造成人口严重死亡情况可见一斑。此外，《大公报》新闻报道的来源地，从东北三省转向北京、天津、山东等诸多省份，报道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疫情蔓延的事实跃然于报纸。
在客观报道各地疫情发展状况的同时，《大公报》也高度关注政府防疫工作的进展，及时公布各部院防疫办法。譬如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东三省，地方政府积极提供财政保障、隔离查验、消毒防疫、阻断铁路运输等工作以抗击疫情，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恶化蔓延。此时的《大公报》时刻关注与报道各地抗疫进展，舆论也伴随防疫整体展开而呈现出众志成城的良好氛围，增强全国上下抗击疫情的信心。
二、报道舆论中的意识引导
《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⑦为宗旨。在此次鼠疫期间，该报多以闲评等栏目发文来介绍近代西方医学对鼠疫的认识，同时又有近代西方医学知识背景的医学人士刊文，广泛推广疫病的验证和治疗方法。虽然《大公报》在1902年抗击瘟疫的舆论中，也极力报道和宣扬科学的卫生观，但从此次鼠疫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国人的卫生观念仍有待提高。从整体而言，《大公报》所报道内容的正态意识引导，对于促进民众卫生观念的发展完善有着积极作用。
（一）求真意识引导
疫情发生后，拥有医学背景的热心人士积极刊文普及鼠疫相关知识，以提高民眾对防疫的认识。1910年，丁福保、仲祜发表《鼠疫病因疗法论》，从鼠疫的基本知识理论，到如何通过表层皮肤传染，最后消鼠预防鼠菌毒，层层递进，分版次刊登。1911年又刊登5篇论述文章，主题大都是鼠疫的预防与治疗。这些文章作者有近代西方医学背景的开明人士、政府防疫机构以及各种医疗机构的医生。他们或根据国外的医学理论，或以医学实验为基础，共同总结了近代西方医学对鼠疫的研究结果：鼠疫的传染性极强，除了疫鼠污染环境而传播给人类之外，还存在人群中血液传播、呼吸道传播、消化所产生粪便传播等多种传播渠道进而交叉感染。因此，为了使民众进一步在症状上确认患疫情况，《大公报》报道了通过显微镜对鼠疫患者进行实验验证的方法：将病人血液掺在玻璃片上，以显微镜考验疫菌。⑧通过详细介绍西方医学诊断鼠疫的方法和传染原理，以谋求民众对近代医学的信任，并从传染途径、传染方式以及预防方式，来引导民众对近代医学的认同，促使民众遵循医学原理，进而遵照近代西方医学的方法进行科学防疫与治疗。
在这场疫情舆论中，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普及近代西方医学成果，宣传科学卫生观的角色。在宣传近代西方医学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舆论对传统中医的质疑。虽然在《大公报》的报道中，并未直接体现出中西医学的舆论交锋，但从《大公报》所载评论中充分体现出因传统中医差强人意的抗疫表现，而备受社会舆论的质疑。时下有报纸载文大肆渲染奇方以抗击鼠疫，以生物圈食物链构成进行推理臆测猫尿的抗疫强效。《大公报》评论戏谑道：此法为各大医家所未曾梦及，而某君独言之凿凿，推其意大约因猫能伏鼠。⑨进而发出“中国医学家每假名义以治病其无效也，可知今不竟发明此等新奇之妙药”⑩的感叹。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医学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热心的读者专门来信劝告《大公报》尽量避免中西医学的舆论战所耗费医学人士的精力，分散救治力量，而应当好好用些科学的工夫，研究些西医的学问，来增进人的幸福。11疫情所造成的传统医学危机，不仅考验着传统医学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更要求传统医学接受近代医学的知识理论并与之融合改进，以推动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二）监督意识引导
在这场抗疫舆论中，《大公报》紧跟各地的抗疫进程，对政府抗疫工作有着监督的作用。防疫早期，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与民众沟通：傅家甸自疫症发现后，为防疫办法，官民交恶，屡起风潮，甚至用兵围护。12《大公报》报道后，官民关系因防疫交恶的类似报道变少，但粗暴的抗疫方式又层出不穷。控制疫情成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明镜，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选择性地丧失对生命的敬畏。当鼠疫传染至动物的时候，简单地将其击毙以阻止疫情扩大。《大公报》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防疫方式公开报道：东省鼠疫传染于狗，因之毙狗数千;13而传染的患者，地方政府将其隔离后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大公报》认为人民不幸而死，结果固在驴狗之上，侥幸而生，惨苦实在驴狗以下。14新闻报道带来的舆论监督压力，迫使地方政府改善防疫工作形式，重视民众情感态度。譬如《大公报》以整版篇幅，来刊登保定府发布的白话告示，强调王道不外乎人情。15在官府公告中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的人性化防治理念，言辞上更加亲切，同时又强调开展工作需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人民信服中医，就别专用西医;人民最怕隔离，就想法儿不教他受苦。16拉近地方政府与感染疫症患者的距离，减轻患疫人群的心理压力。从地方政府防疫工作态度的转变，进而利用报纸、宣传单等方式加强宣传，以引导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中可以看到，报纸引导舆论这一渠道，正不断发挥监督作用。
疫情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更能考察政府人员的素质，《大公报》予以情感鲜明的褒贬报道。譬如某枢相避免前往疫区而推诿拖延，《大公报》评论其真无国家思想，深恐以身试险，以明哲保身此语持赠。17而对积极抗疫的官员，《大公报》以“极为认真”18等词汇表示认可。从报道内容保有情感价值的用词，将不同形象的政府官员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因此，舆论监督意识的传播，加大了民众对地方抗疫的关注程度，引发民众积极登报提出对抗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报纸，不仅成为有效获取讯息的途径，也为民众监督政府提供新的途径。
（三）卫生意识引导
鼠疫的传播蔓延，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群的交叉感染和生存环境的污染。为此《大公报》积极强调卫生意识的培养，多次以地方政府的卫生饬令要求，以及绅商组织对公共街道的清扫、提高地方卫生状况为报道内容。以此，强化民众公共卫生意识，使民众主动改善卫生环境状况。
与以往家庭卫生意识宣传内容有所区别的是，除基本的卫生清洁方式外，《大公报》多次提到微生物学概念，强化细菌的概念，进而强调消灭细菌对家庭卫生的重要性，打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诸多传统卫生意识的禁锢。从《大公报》多次呼吁民众采用自来水的新闻中不难发现，民众仍普遍采用从天然水源取用水的方式，民众并未形成习惯使用经过初步加工处理的自来水的用水方式。因此，卫生机构等多次“提出冷水中最多微生物”19的观点，以强化民众无法用感官感受微生物的存在，但其真实存在并危害人体健康的卫生意识。此外，《大公报》在强化细菌危害的观念外，提倡重视消毒杀菌的观点，强调家庭卫生除进行有效清洁外，更应消毒以净化家庭环境;并积极介绍蒸汽消毒、药液消毒、日光消毒等多种消毒方式，以健全民众的卫生评价准绳，完善家庭清洁卫生方式，改善民众所固有的卫生意识。
三、结语
《大公报》对鼠疫的持续关注与报道，在陈述客观疫情事实的同时，推动了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其宣传价值取向在于树立新的卫生观念，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然而，就其报道的目的而言，无疑是以科学的卫生知识，来改变那些出自于传统经验而又缺乏实验基础的落后观念，以构建社会新认识、新理念的舆论环境，使民众趋于接收并潜移默化地进行自我革新。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暴发后，往往带来社会的某些变革，以弥补事件中所暴露的缺陷，推动社会的进步。此次鼠疫的弥漫，不仅挑战了中国传统医学和医疗治理体系，更为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改善了舆论环境。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传统报纸，通过舆论引导了社会对政府抗疫的监督，推动民众接受近代科學的卫生观，同时也为民众学习近代科学的卫生知识提供平台，体现出近代传统媒体引导和启发民众智慧的历史作用，报纸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学东渐”的具体承载形式。
注释：
①鼠疫病因疗法论[N].大公报，1910-11-25（9）.
②闲评[N].大公报，1910-12-14（2）.
③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J].近代史研究，2006（03）：106-124.
④议 死于检疫之梅医士[N].大公报，1911-1-16（2）.
⑤译件[N].大公报，1911-1-20（4）.
⑥东三省疫毙人口之统计表[N].大公报，1911-2-15（9）.
⑦大公报序[N].大公报，1902-6-17（1）.
⑧洵贝勒临时防疫所施治简章[N].大公报，1911-2-25（3）.
⑨⑩对于防疫会之感言[N].大公报，1911-2-9（2）.
11对于大公报中医全体及丁子良之忠告[N].大公报，1911-2-28（2）.
12哈尔滨鼠疫之可畏[N].大公报，1911-1-16（5）.
1314闲评[N].大公报，1911-3-18（3）.
1516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白话告示[N].大公报，1911-2-25（6）.
17某枢相之借词推诿[N].大公报，1911-1-23（2）.
18锡督防疫认真之一斑[N].大公报，1911-2-6（5）.
19天津卫生局紧急告示[N].大公报，1911-1-16（6）.
作者简介：唐芾苗，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唐鹏飞，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实验学校历史教师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