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历史性的动荡可以发现，危机表面上是高杠杆投资和金融工具滥用的结果，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和传统增长模式衰落。虽然较为严格的按揭制度阻止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急剧破裂并酿成危机，但过度追求资产规模和忽视收益的投资行为造成了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我们不得不面对产能过剩、环境恶化、创新增长乏力等长期问题。
　　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其实质就是通过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换代，重构现代工业化格局，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上占据有利地位。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金融服务必须发挥持久的助推和保障作用。
　　理清金融服务要义
　　金融的基本含义是资产的流动、配置和管理;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侧重，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为政府财政金融，在微观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企业财务和投资金融。
　　现阶段下，金融服务的概念非常宽泛。其中既包括企业投融资和风险管理，也涵盖政府财政调控和货币政策支持。各类业务的服务对象是经济生活的全体参与者，共性是信用的定价、变现和转移。
　　随着时代推移，金融服务的决策要素也出现变化。起初最受重视的是抵押、收益预期的确定性和时间，以银行或其他渠道的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了金融服务的大部分空间。
　　多种金融机构和工具的繁荣，使得信用增强、流动性预期以及风险分散成为重要依据。由债权和股权以及相关衍生产品构成的资本市场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
　　而金融寡头时代的结束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推广又造就了政府金融的活跃，我国各级政府更乐意通过金融活动来调控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政府金融在经济转型中的引导作用日益显著。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各级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担保已经成为现代金融活动的“定海神针”。
　　如果要实现金融服务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有效支持，必须要在稳定第一项决策要素的基础上，显著提升后两类要素的实际影响力，同时还须不断改善金融服务的作用机制，使得良好的初衷最终收到预期的效果。
　　读懂新兴行业的泪水
　　要想让金融服务完成其历史使命，首先要理清服务对象的困难与需求。
　　对于投融资双方而言，新兴产业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特别是自主创新驱动型产业或行业，不但要在反复试错中艰难寻找理想的技术路线或商业模式，即便完成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还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风险因素，因此盈利的前景难以准确量化。目前国内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若融资主体缺少实物资产，就很难以合理价格获得金融支持。
　　根据温州、宁波和广州等地民间短期借贷利率估计，普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至少在17%～19%之间，达到或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上限。即便是上市公司，情况也不容乐观。按照一季报的统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环保等概念板块的债务总额在A股中占比不到1.5%，但财务费用占比超过4.6%。

　　其次，新兴产业还可能面临传统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压制。当传统产业感到威胁，它们会凭借市场份额和资本实力来挤压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典型的案例就是传统石油行业对于页岩气和页岩油产业的价格攻势，在阿拉伯产油国低成本原油的冲击下，页岩油气的生产商显得势单力薄。
　　再者，高估值也使得新兴产业类的股票成为“高处不胜寒”且波动剧烈的小众投资品种。概念股的总市值占比超过8%，但净利润总额占比仅为2.6%，整体看市盈率高于98倍，市净率中值超过7倍。多数主流资金对此敬而远之，博弈心态严重的投机资金倒是云集于此。虽有高估值，却很难获得忠诚的长期投资者支持，持续成长性因而受到制约。
　　呼唤雪中送炭式服务
　　当前新兴产业迫切需要的首先是“雪中送炭”式的融资服务。
　　它既包括启动新技术或新服务、且具备较大规模、覆盖范围较广的“天使融资”，也包含帮助业已成型的企业渡过暂时困难或实现合理资本运作目标的“过桥融资”。这部分融资的提供者应当占据相对多数，才能保证尽可能多的企业家得到初创机会。
　　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流动性和合理的交易价格，金融服务应当具有良好的时效性和连续性，相关的投资标的应当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转让，企业成长初期所获取的服务和交易价格应当处于市场整体平均水平，实际“性价比”应当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此外，服务应当灵活多样，具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和丰富的工具，能够满足企业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目标的需求。各种服务和工具之间应当具备有机的联系，能够相互包容、相互转化。
　　最后，服务应当最终为企业培养“造血机能”，使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减少乃至摆脱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提升自有资本的积累和运作能力，逐步由融资者转变为投融资兼顾的双轮引擎，带动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
　　发挥系统工程功效
　　金融体系是经济生活中最为复杂的部门，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对于产业的推动作用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然新兴产业是国家战略，政府首先要发挥引导作用。由于信用是金融服务的根本基础，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制度、风险预防和处置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必须先行。
　　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金融机构和商贸企业日常交易累计起来的海量数据正在成为宝贵的信息“矿藏”，政府通过授权机构和民间机构共同建立起跨行业跨地区的统一动态征信跟踪平台，让创业者了解市场和客户，让投资者了解企业。 　　政府还要善于使用手中的金融资源，通过“种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并降低资金成本，通过政府采购和国企采购引导社会需求。在财政税收政策上，通过低税收和适当补贴尽量向新兴产业企业倾斜，促使新技术早日开花结果。在货币政策上保持适度宽松，并着重改善政策传导机制，使资金顺畅流入实体经济。
　　打通直接融资脉络
　　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着力发展面向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提升市场的开放度，逐步降低投资者的进入门槛。交易所公司债和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及企业票据应成为今后债券市场的重点。从交易量看，目前沪深两个交易所年成交额1.9万亿元，仅占整个债市的两成。相比之下，股市去年8月来的成交额达到224万亿元，两者差距甚大。提升交易所在债市中的地位将有利于密切两个投资领域的联系、改善资产配置和流动性。
　　从品种上看，由非金融类企业直接发行的公司债和企业债过去一年来总额不到3800亿元，占比为2.2%，仅相当于金融机构发债规模的1/9，同时显著落后于近年来股市4000亿～7000亿元的融资水平。相比银行贷款或信托渠道，债券融资的综合成本仍然较低。目前A股市场上新兴行业企业的负债率中值为43%，自主发债的提升空间较大。
　　不论是债市还是股市，各类OTC市场应当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创新性力量最重要的来源是基层，众多小微企业在前赴后继的探索中发现新的突破，他们的需求和信用条件千差万别，渠道的差异化和工具的灵活性非常重要。
　　建设新三板市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当适时推广竞价交易，降低投资者的进入门槛，鼓励包括境外机构在内的各类风险投资者入市交易。可以考虑将融资方式扩大至债权融资，为挂牌公司提供更多选择。尽快完善和实施转板机制，加速跨市场流动和并购，让优秀企业拥有更高平台。
　　找到企业的“痛点”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服务理念和操作方式需要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作出调整，“因业制宜”地发挥关键环节的推动作用。
　　依靠土地、设备等“硬”资产抵押和稳定收入来创造信用的思维已经不能适应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专利、商标等“软资产”以及市场份额和成长性应当成为更重要的决策依据。为“富人”服务的传统应当变成为“能人”服务，以合理的价格服务匹配合理的未来预期。
　　不过要想以现有的资源满足新兴产业的庞大需求实非易事，毕竟金融行业的资金成本相对固定，而投资标的收益前景不确定性过多，资金和项目在期限和结构上完全匹配具有一定难度。解决之道不是简单盲目地提升杠杆或风险溢价，而是针对不同行业制订差异化的服务方案，找到企业的“痛点”，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比如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周期长、数量大，最终形成的知识产权收益高、回报周期长。对于这类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应借助政策性产业基金的引导，大力鼓励风险投资资本和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投入，同时为知识产权的交易转让创造适宜环境，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退出通道。
　　对于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技术已经具备，实现产业化是关键;高收益债、股票以及并购可以帮助企业突破资金瓶颈。
　　对于高端装备制造和环保行业，产品营销与市场拓展是当务之急，消化库存的需求较为迫切。有针对性地发行企业债、公司债、资产证券化或者特定项目信托融资有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