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贫困生资助研究；国家助学贷款；心理健康教育
摘要：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在时序分布上呈现逐年递增、拐点分段、渐成体系三大特点；在研究视角上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研究分为探索构建、调整完善、扩充发展和系统集成四个阶段。由于高校贫困生资助从开始为“资助”而“资助”转向为“育人”而“资助”，向“公平”、“发展”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其研究也开始从独立、分散走向系统、集成，出现了大量综合性论文和专著，为实现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随着资助从资金、政策的获取阶段转入资金、政策的整合和优化使用阶段，许多研究者开始着手研究现有资助政策、资助资源的最佳整合办法和优化配置方案。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62－08
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是1994年以来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热点。以“贫困生”和“资助”为主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进行综合检索，自1994年1月至2007年12月，14年来国内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671篇(核心期刊论文197篇，非核心期刊论文474篇)，完成相关硕士论文53篇、博士论文1篇，出版相关研究专著6部。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成果丰硕，对各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理性思考，为各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提供了方向坐标和理论指导，推动着高校贫困生资助理论与资助实践的发展。
笔者就1994－2007年国内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做一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从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和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三个方面，简要归纳这一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一、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
所谓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特定时点(段)的数量分布状态。对某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基于时序分布研究需要的数量统计和图表描绘，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表征特定时点(段)该问题的研究力度与研究热度，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预见特定时点(段)该问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趋势。
从统计数据来看，1994－2007年，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特点有三：一是“逐年递增”，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随时间发展而渐次增加，研究力度不断加大，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的问题历经14年仍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二是“拐点分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递增并非线形均匀递增，而是存在某些特定“拐点”，在某几个时点出现骤然激增现象；三是“渐成体系”，2002年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论文较2001年骤增近一倍，自2003年始，更是大量出现以高校困生资助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并陆续出现若干相关研究专著。该领域研究开始摆脱前期研究片面、零碎、各自为政的缺陷，逐渐呈现整体化、体系化的研究局面。综上所述，我们可对近十四年来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相关成果的时序分布作如下概括：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发轫于1994年，发展于1998年，繁荣于2002年，系统集成于2005年。可见，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基础厚实，条件成熟，开展相关深入系统研究正当其时。
二、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
“所谓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视角在文献资源组织体系中的学科分布状态”。对某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充分把握当前学界对某一问题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集中各相关学科研究者对某一问题展开协同攻关与交叉研究，进而形成研究合力，取得最佳研究效果，达到最高研究水平。
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十四年来学界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四个学科领域，历年所占比例均值分别为54.4％、10.1％、13.4％和6.4％。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除了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学科领域存在一定比例的管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外，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仅占4.0％。这说明在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问题上，管理学研究者尚且介入不多，从管理学视角开展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力度尚且不够，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
所谓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在问题本身所属的研究疆域中的重心分布状态。考察某一问题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的重心分布情况，划定“研究熟地”与“研究生地”的边界，有利于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进而实现研究疆域的“熟地”深耕与“生地”拓展。
根据1994年以来各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内容重心的不同，可将我国14年来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探索构建研究(1994－1997年)
1994年，基于“高等教育成本应由国家和个人分担”原则和“教育公平”原则，国家教委在30余所中央和地方所属重点高校进行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1995年扩大为240多所高校，1996年再扩大为650多所高校，1997年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全面实施此项改革。这一改革在1994－1997年4年间直接引发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高校开始出现相当数量的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或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有困难的学生，即贫困生。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在国家主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探索构建以“奖、贷、助、补、减”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集中介绍其所在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具体举措、工作经验，主要包括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特困补助、学杂费减免、低价伙食、同学互助、教师捐助及社会捐资等资助项目的设立运行情况(周大平，1994；何祥林，1995；赵传兴，1995；龚映杉，1996；杨毅，1997)。
(2)一部分研究者以贷学金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就贷学金的制度设计、融资渠道、管理主体、运行机制、金额测算、等级划分、还贷机制以及国外经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周大平，1996；戚业国，1996；苏幼芬，1997)。
(3)一部分研究者对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进行了体制外探索，提出了建立教育保障制度、征收教育保障金、设立“国家助学基金”、推广个人教育储蓄积累保障等方案(王杏珍，1996；蓝常高，1997)。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介绍各高校贯彻国家教委关于资助贫困生的相关政策的措施和经验，这有利于在短短4 年内在全国各高等学校普遍建立推广国家主导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推广部分高校的成功经验，实现对高校贫困生的有效资助。但是，这一时期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同于国家宏观政策划定的资助框架，工作调查、实证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宏观上按国家政策办，微观上按主观经验办，着眼于实然讲述，忽视了应然分析。如此一来，在高校贫困生资助方面，各高校资助方式高度一致，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计量模型和管理体系，资助金额、比例往往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处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重经验、轻理性”、“重实践、轻理论”的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此一阶段关于贷学金的相关研究为后来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酝酿、出台、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调整完善研究(1998－2001年)
1997年全国高校全部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此后4年，高校学费一度以每年增加20％的速度上涨。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新的高校收费制度在这一阶段将在校贫困大学生人数推上了历史最高峰，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日趋突出，开始突破高校、教育行政部门的局限，全面进入到社会视野。在这一阶段，一方面高校贫困生总量激增，前一阶段建立起来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在沉重的资助任务面前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高校学费拖欠问题严重，许多高校拖欠学费上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学校办学资金安全面临严峻局面。在此情况下，政府开始对原有资助体系进行调整完善，积极谋划开辟新的贫困生资助渠道。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拟订的《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运用金融手段资助高校贫困生完成学业；并从1999年9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8个城市的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试点，启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2000年3月，针对国家助学贷款担保难、发展慢这一主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对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取消担保要求，对在校大学生发放信用(无担保)国家助学贷款，并于2000年8月在全国全面实行，使得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该项贷款成为资助高校贫困生的主渠道。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对前一阶段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思路、资助模式和资助效果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评价和反思，提出了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贫困生认定困难、贷学金额度偏低、还贷率不高、奖学金对贫困生机会不均等、勤工助学酬金测算缺乏依据、困难补助使用频率过高、社会资助分散等等，并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吕延勤，1999；刘新华，1999；薛深，1999；王昆来，2000；付新超，2001)。
(2)一部分研究者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全面分析了高校贫困生的主要成因，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地区性贫困，父母生病、死亡、下岗或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子女众多，天灾人祸是高校贫困生的主要成因(田济民，1998；许秀琴，2000；马平，2000)。
(3)一部分研究者针对各高校贫困生资助中存在的随意性(非规范性)、无序性和权宜性等问题，从法学视阈提出制定全国普适、权威的《高等学校贫困生教育扶助条例》，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内涵、主体、范围、原则、方式、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科学界定和权威性规范，以法律促进建立有序、高效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渠长根，1998)。
(4)一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分析贫困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点，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贫困生群体存在的性格内向、自卑封闭、敏感忧虑、悲观消极、自尊虚荣、孤独郁闷等心理问题，并从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经济资助、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自我调适”等方面对贫困生进行心理疏导(吴菁，1998；周玲，1999；陈龙国，1999；罗道全，2000；黄建烽，2001)。
(5)一部分研究者重点研究了高校贫困生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特点，揭示了一些贫困生中存在的自私自利的偏狭思想、“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等问题，提出了经济资助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环境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并强调应从思想上引导贫困生树立“自尊、自强、自立、自助”的意识，培养他们正确的成才观、劳动观和消费观(张培华，1998；肖明宪，2000；李玉潮，2001)。
(6)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新的贫困生资助形式——助学贷款。在助学贷款制度启动前，研究者在介绍评述美国、瑞典、英国、澳大利亚等同的贫困生资助制度的同时(张霞，1999；王昆来，2000)，研究了助学贷款的内涵、外延和优势，并呼吁在我国高校开办助学贷款业务。这一阶段，关于助学贷款的提供主体主要有三种观点：国家主体论(程丹，1999)；银行主体论(彭春丽，1999)L30j；社会保险主体论(李艳梅，1999)。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启动后，研究者在充分肯定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的同时，也看到了银行惜贷、学生需要提供担保等制度的先天缺陷，并提出了简化贷款手续、取消担保要求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同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建议(韩振兰，2001)。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调整”和“完善”是研究的主基调。许多研究者针对当时贫困生资助实践的困局，分析研究“奖、贷、助、补、减”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和解决方案。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一是“诊病”者多，“开药方”者少。研究成果大量篇幅用于列举实际工作中暴露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全面深刻，但在应对方案设计上，则大多泛泛而谈，没有实招硬招。二是“开补药”者多，“开良方”者少。研究者所给出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调整完善方案多寄希望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完善，并以此带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调整完善，很少有研究者从学校自主权范围内的理念更新、执行强化、管理优化等方面开展研究。三是“开西药”者多，“开中药”者少。研究者大量介绍了西方的高校贫困生资助制度，但却很少有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符合国情、符合校情的调整方案。毋庸置疑，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确进一步完善了“奖、贷、助、补、减”高校贫困生资助理论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使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走上正轨。同时，这一阶段很多研究者逐渐突破“高校贫困生资助”本身，开始从贫困生成因、贫困生心理状态与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贫困生思想状况与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开展贫困生资助的发散式研究，得出了大量第一手的调研数据，形成了许多有见地的研究结论，这对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为高校调整资助贫困 生的政策指明了方向。
3.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扩充发展研究(21302－2004年)
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再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做了具体的动员和部署。之后，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批人数和审批金额较200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4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一步制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扩大了借款学生的范围，延长了还贷期限，要求学校出资建立风险基金以减少银行的风险，着力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突出问题，清除国家助学贷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在此阶段，国家助学贷款在事实上真正成为高校贫困生资助的主渠道。同时，国家于2002年9月出台了“国家奖学金”制度，以国家名义每年为4.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提供总额为2亿元的无偿资助，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高校贫困生资助中的主体作用。但是，就在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不断扩充发展，结构完整、形式多样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全面构建成功的同时，我同适龄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也在2003年达到了17％，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虽然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比例仍保持在30％左右，但实际上，这一阶段的贫困生绝对数已达到400余万人，较之1994年的60余万人，十年内我国高校贫困生绝对数增长了340余万人，因此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不容乐观。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继续追踪前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既有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等政策全部到位，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结构搭建完整的情况下，着眼于针对实际问题开展具体研究，从学校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各个层面逐一分析各资助项目的优势和弊端，提出了减少容易产生不公平和低效率的减免学费、特困补助等资助手段的使用，单列贫困生奖学金，改革和完善同家助学贷款制度，大力加强勤工助学工作，组建专门组织管理社会资助，采取“权利义务对等”的贫困生资助模式等有益的观点和方案(蔡亚平，2002；廖巧萍，2003；高晓杰，2004；徐晓军，2004)。
(2)一部分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研究，分析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消费贷款属性、商业贷款属性和财政贷款属性(柴效武，2002)，提出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银行积极性不高、贷款额度低、还款周期短、学生还贷率低、惩罚措施难以落实等具体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放宽贷款资格、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还款期限，建立个人征信系统等建议(苟朝莉，2002；申卫东，2004)。
(3)一部分研究者在前一阶段关于高校贫困生心理特点和思想状况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将贫困生资助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如减少学费减免和困难补助，增加奖学金份额，以此激励贫困学生；强化勤工助学工作，锻炼贫困学生的自立自强意识和劳动光荣观念(施永红，2002)；加强对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奖励和表彰，营造自立自强的校园氛围；同时注重对贫困大学生的诚信品质培养等等(朱磊，2002；庞桥，2004；刘光辉，2004)。
(4)一部分研究者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相关外围开展研究工作，提出了加强贫困生就业指导的必要性和具体思路(余武明，2004)，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贫困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高文莲，2004)。还有研究者提出从贫困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付费能力的实际出发，制定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标准(周鹏，2004)。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经过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之对世界各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考察与反思，研究者对资助内涵、功能、方法、局限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国家全面完成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的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从国家宏观政策的“云端”落脚到学校微观执行的“地面”，着眼于高校自身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内部整合与优化，着眼于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步与契合，着眼于一点一滴地解决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理念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重新定位，资助理念在这一阶段开始从为“资助”而“资助”向为“育人”而“资助”的方向发展，开始从临时的、局部的、优先维护“稳定局面”，为改革扫清道路向长远的、全局的、优先考虑“公平”、“发展”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另外，此一阶段前期及前一阶段后期关于国家助学贷款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刻全面，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和主张，如延长还款期限、建立征信系统等，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后来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中多有体现。这两点构成了这一阶段高校贫闲生资助研究的主要重心和主要成果。
4.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系统集成研究(2005－2007年)
经过1994－2004年十年的努力，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已经完全构建起来。2005－2007年，国家在高校贫困生资助方面未再出台新的政策，主要依靠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对贫困生进行资助。高校贫困生资助从2005年开始正式转入了“制度相对稳定期”。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继续开展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研究，重点针对前一阶段国家助学贷款暴露出来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性的内在冲突、还贷率不高等实际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探寻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重提生源地贷款方案，并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助学贷款现存问题的根本途径(姜红仁，2005；李志霞，2006)。
(2)一部分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在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开始大量进行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以规范的“政治观一价值观一道德观”分析范式对贫困生的思想特点进行了深层研究，提出了系统开展贫困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责任教育、自强教育、诚信教育、奋斗教育等对策和建议(刁艳红，2006；崔迎春，2006)。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以规范的SDS量表、SSS量表、SES量表、SCL－90量表、EPQ量表等国际通用心理测评工具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开设心理健康课程、提供心理咨询、建立行为发泄室等对策和建议(宋慧，2005；李薛嘉，2006；陈晶，2007)。
(3)一部分研究者开始着手整理十余年来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相关成果，并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升华，同时开展了国内外资助理念与资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完成了一大批相关硕士论文，出现了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性文献(卜长安，2005；刘一荻，2007)。
(4)一部分研究者将主要研究精力投放在对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内部整合和系统优化上，专注于对各单一、独立的资助项目的相关性研究，从其思想发展、实践历程、利弊分析、对策方案等方面开展规范的系统研究，对国家助学贷款(邵家声，2007)、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周宇珩，2007)、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杨漠，2007)等贫困生资助研究的主要构成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优化整合方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
通观此一阶段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研究成果开始从独立、分散走向系统、集成，出现了大量具有显著综合性和浓厚理论性的硕士论文和专著，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在点、面两个层次都取得巨大突破，为实现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这一“制度相对稳定期”，高校贫困生资助的任务主体开始下移，高校贫闲生资助开始从资金、政策的获取阶段，转入资金、政策的整合和优化使用阶段。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层面转向高校层面，着手研究现有资助政策、资助资源的最佳整合办法和优化配置方案，挖掘潜力，力争发挥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最大功用。
责任编辑 舒莉霞
摘要：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在时序分布上呈现逐年递增、拐点分段、渐成体系三大特点；在研究视角上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研究分为探索构建、调整完善、扩充发展和系统集成四个阶段。由于高校贫困生资助从开始为“资助”而“资助”转向为“育人”而“资助”，向“公平”、“发展”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其研究也开始从独立、分散走向系统、集成，出现了大量综合性论文和专著，为实现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随着资助从资金、政策的获取阶段转入资金、政策的整合和优化使用阶段，许多研究者开始着手研究现有资助政策、资助资源的最佳整合办法和优化配置方案。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62－08
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是1994年以来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热点。以“贫困生”和“资助”为主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进行综合检索，自1994年1月至2007年12月，14年来国内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671篇(核心期刊论文197篇，非核心期刊论文474篇)，完成相关硕士论文53篇、博士论文1篇，出版相关研究专著6部。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成果丰硕，对各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理性思考，为各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提供了方向坐标和理论指导，推动着高校贫困生资助理论与资助实践的发展。
笔者就1994－2007年国内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做一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从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和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三个方面，简要归纳这一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一、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
所谓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特定时点(段)的数量分布状态。对某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基于时序分布研究需要的数量统计和图表描绘，有利于全面准确地表征特定时点(段)该问题的研究力度与研究热度，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预见特定时点(段)该问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趋势。
从统计数据来看，1994－2007年，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序分布特点有三：一是“逐年递增”，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随时间发展而渐次增加，研究力度不断加大，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的问题历经14年仍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二是“拐点分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递增并非线形均匀递增，而是存在某些特定“拐点”，在某几个时点出现骤然激增现象；三是“渐成体系”，2002年高校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论文较2001年骤增近一倍，自2003年始，更是大量出现以高校困生资助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并陆续出现若干相关研究专著。该领域研究开始摆脱前期研究片面、零碎、各自为政的缺陷，逐渐呈现整体化、体系化的研究局面。综上所述，我们可对近十四年来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相关成果的时序分布作如下概括：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发轫于1994年，发展于1998年，繁荣于2002年，系统集成于2005年。可见，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基础厚实，条件成熟，开展相关深入系统研究正当其时。
二、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
“所谓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视角在文献资源组织体系中的学科分布状态”。对某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视角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充分把握当前学界对某一问题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集中各相关学科研究者对某一问题展开协同攻关与交叉研究，进而形成研究合力，取得最佳研究效果，达到最高研究水平。
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十四年来学界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四个学科领域，历年所占比例均值分别为54.4％、10.1％、13.4％和6.4％。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除了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学科领域存在一定比例的管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外，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仅占4.0％。这说明在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问题上，管理学研究者尚且介入不多，从管理学视角开展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力度尚且不够，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
所谓研究内容的重心分布是指某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在问题本身所属的研究疆域中的重心分布状态。考察某一问题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的重心分布情况，划定“研究熟地”与“研究生地”的边界，有利于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进而实现研究疆域的“熟地”深耕与“生地”拓展。
根据1994年以来各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内容重心的不同，可将我国14年来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探索构建研究(1994－1997年)
1994年，基于“高等教育成本应由国家和个人分担”原则和“教育公平”原则，国家教委在30余所中央和地方所属重点高校进行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1995年扩大为240多所高校，1996年再扩大为650多所高校，1997年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全面实施此项改革。这一改革在1994－1997年4年间直接引发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高校开始出现相当数量的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或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有困难的学生，即贫困生。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在国家主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探索构建以“奖、贷、助、补、减”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集中介绍其所在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具体举措、工作经验，主要包括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特困补助、学杂费减免、低价伙食、同学互助、教师捐助及社会捐资等资助项目的设立运行情况(周大平，1994；何祥林，1995；赵传兴，1995；龚映杉，1996；杨毅，1997)。
(2)一部分研究者以贷学金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就贷学金的制度设计、融资渠道、管理主体、运行机制、金额测算、等级划分、还贷机制以及国外经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周大平，1996；戚业国，1996；苏幼芬，1997)。
(3)一部分研究者对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进行了体制外探索，提出了建立教育保障制度、征收教育保障金、设立“国家助学基金”、推广个人教育储蓄积累保障等方案(王杏珍，1996；蓝常高，1997)。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介绍各高校贯彻国家教委关于资助贫困生的相关政策的措施和经验，这有利于在短短4 年内在全国各高等学校普遍建立推广国家主导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推广部分高校的成功经验，实现对高校贫困生的有效资助。但是，这一时期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同于国家宏观政策划定的资助框架，工作调查、实证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宏观上按国家政策办，微观上按主观经验办，着眼于实然讲述，忽视了应然分析。如此一来，在高校贫困生资助方面，各高校资助方式高度一致，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计量模型和管理体系，资助金额、比例往往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处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重经验、轻理性”、“重实践、轻理论”的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此一阶段关于贷学金的相关研究为后来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酝酿、出台、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调整完善研究(1998－2001年)
1997年全国高校全部实行招生“并轨”，缴费上学。此后4年，高校学费一度以每年增加20％的速度上涨。作为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新的高校收费制度在这一阶段将在校贫困大学生人数推上了历史最高峰，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日趋突出，开始突破高校、教育行政部门的局限，全面进入到社会视野。在这一阶段，一方面高校贫困生总量激增，前一阶段建立起来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在沉重的资助任务面前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高校学费拖欠问题严重，许多高校拖欠学费上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学校办学资金安全面临严峻局面。在此情况下，政府开始对原有资助体系进行调整完善，积极谋划开辟新的贫困生资助渠道。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拟订的《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运用金融手段资助高校贫困生完成学业；并从1999年9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8个城市的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试点，启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2000年3月，针对国家助学贷款担保难、发展慢这一主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对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取消担保要求，对在校大学生发放信用(无担保)国家助学贷款，并于2000年8月在全国全面实行，使得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该项贷款成为资助高校贫困生的主渠道。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对前一阶段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思路、资助模式和资助效果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评价和反思，提出了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贫困生认定困难、贷学金额度偏低、还贷率不高、奖学金对贫困生机会不均等、勤工助学酬金测算缺乏依据、困难补助使用频率过高、社会资助分散等等，并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吕延勤，1999；刘新华，1999；薛深，1999；王昆来，2000；付新超，2001)。
(2)一部分研究者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全面分析了高校贫困生的主要成因，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地区性贫困，父母生病、死亡、下岗或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子女众多，天灾人祸是高校贫困生的主要成因(田济民，1998；许秀琴，2000；马平，2000)。
(3)一部分研究者针对各高校贫困生资助中存在的随意性(非规范性)、无序性和权宜性等问题，从法学视阈提出制定全国普适、权威的《高等学校贫困生教育扶助条例》，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内涵、主体、范围、原则、方式、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科学界定和权威性规范，以法律促进建立有序、高效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渠长根，1998)。
(4)一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分析贫困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点，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贫困生群体存在的性格内向、自卑封闭、敏感忧虑、悲观消极、自尊虚荣、孤独郁闷等心理问题，并从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经济资助、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自我调适”等方面对贫困生进行心理疏导(吴菁，1998；周玲，1999；陈龙国，1999；罗道全，2000；黄建烽，2001)。
(5)一部分研究者重点研究了高校贫困生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特点，揭示了一些贫困生中存在的自私自利的偏狭思想、“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等问题，提出了经济资助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环境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并强调应从思想上引导贫困生树立“自尊、自强、自立、自助”的意识，培养他们正确的成才观、劳动观和消费观(张培华，1998；肖明宪，2000；李玉潮，2001)。
(6)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新的贫困生资助形式——助学贷款。在助学贷款制度启动前，研究者在介绍评述美国、瑞典、英国、澳大利亚等同的贫困生资助制度的同时(张霞，1999；王昆来，2000)，研究了助学贷款的内涵、外延和优势，并呼吁在我国高校开办助学贷款业务。这一阶段，关于助学贷款的提供主体主要有三种观点：国家主体论(程丹，1999)；银行主体论(彭春丽，1999)L30j；社会保险主体论(李艳梅，1999)。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启动后，研究者在充分肯定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的同时，也看到了银行惜贷、学生需要提供担保等制度的先天缺陷，并提出了简化贷款手续、取消担保要求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同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建议(韩振兰，2001)。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调整”和“完善”是研究的主基调。许多研究者针对当时贫困生资助实践的困局，分析研究“奖、贷、助、补、减”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和解决方案。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一是“诊病”者多，“开药方”者少。研究成果大量篇幅用于列举实际工作中暴露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全面深刻，但在应对方案设计上，则大多泛泛而谈，没有实招硬招。二是“开补药”者多，“开良方”者少。研究者所给出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调整完善方案多寄希望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完善，并以此带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调整完善，很少有研究者从学校自主权范围内的理念更新、执行强化、管理优化等方面开展研究。三是“开西药”者多，“开中药”者少。研究者大量介绍了西方的高校贫困生资助制度，但却很少有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符合国情、符合校情的调整方案。毋庸置疑，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确进一步完善了“奖、贷、助、补、减”高校贫困生资助理论体系，取得了显著成绩，使高校贫困生资助实践走上正轨。同时，这一阶段很多研究者逐渐突破“高校贫困生资助”本身，开始从贫困生成因、贫困生心理状态与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贫困生思想状况与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开展贫困生资助的发散式研究，得出了大量第一手的调研数据，形成了许多有见地的研究结论，这对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为高校调整资助贫困 生的政策指明了方向。
3.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扩充发展研究(21302－2004年)
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再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做了具体的动员和部署。之后，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批人数和审批金额较200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4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一步制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扩大了借款学生的范围，延长了还贷期限，要求学校出资建立风险基金以减少银行的风险，着力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突出问题，清除国家助学贷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在此阶段，国家助学贷款在事实上真正成为高校贫困生资助的主渠道。同时，国家于2002年9月出台了“国家奖学金”制度，以国家名义每年为4.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提供总额为2亿元的无偿资助，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高校贫困生资助中的主体作用。但是，就在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不断扩充发展，结构完整、形式多样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全面构建成功的同时，我同适龄人口大学毛入学率也在2003年达到了17％，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虽然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比例仍保持在30％左右，但实际上，这一阶段的贫困生绝对数已达到400余万人，较之1994年的60余万人，十年内我国高校贫困生绝对数增长了340余万人，因此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不容乐观。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继续追踪前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既有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等政策全部到位，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结构搭建完整的情况下，着眼于针对实际问题开展具体研究，从学校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各个层面逐一分析各资助项目的优势和弊端，提出了减少容易产生不公平和低效率的减免学费、特困补助等资助手段的使用，单列贫困生奖学金，改革和完善同家助学贷款制度，大力加强勤工助学工作，组建专门组织管理社会资助，采取“权利义务对等”的贫困生资助模式等有益的观点和方案(蔡亚平，2002；廖巧萍，2003；高晓杰，2004；徐晓军，2004)。
(2)一部分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研究，分析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消费贷款属性、商业贷款属性和财政贷款属性(柴效武，2002)，提出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银行积极性不高、贷款额度低、还款周期短、学生还贷率低、惩罚措施难以落实等具体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放宽贷款资格、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还款期限，建立个人征信系统等建议(苟朝莉，2002；申卫东，2004)。
(3)一部分研究者在前一阶段关于高校贫困生心理特点和思想状况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将贫困生资助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如减少学费减免和困难补助，增加奖学金份额，以此激励贫困学生；强化勤工助学工作，锻炼贫困学生的自立自强意识和劳动光荣观念(施永红，2002)；加强对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奖励和表彰，营造自立自强的校园氛围；同时注重对贫困大学生的诚信品质培养等等(朱磊，2002；庞桥，2004；刘光辉，2004)。
(4)一部分研究者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相关外围开展研究工作，提出了加强贫困生就业指导的必要性和具体思路(余武明，2004)，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贫困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高文莲，2004)。还有研究者提出从贫困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付费能力的实际出发，制定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标准(周鹏，2004)。
通观此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经过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之对世界各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考察与反思，研究者对资助内涵、功能、方法、局限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国家全面完成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的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从国家宏观政策的“云端”落脚到学校微观执行的“地面”，着眼于高校自身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内部整合与优化，着眼于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步与契合，着眼于一点一滴地解决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理念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重新定位，资助理念在这一阶段开始从为“资助”而“资助”向为“育人”而“资助”的方向发展，开始从临时的、局部的、优先维护“稳定局面”，为改革扫清道路向长远的、全局的、优先考虑“公平”、“发展”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另外，此一阶段前期及前一阶段后期关于国家助学贷款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刻全面，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和主张，如延长还款期限、建立征信系统等，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后来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中多有体现。这两点构成了这一阶段高校贫闲生资助研究的主要重心和主要成果。
4.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系统集成研究(2005－2007年)
经过1994－2004年十年的努力，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已经完全构建起来。2005－2007年，国家在高校贫困生资助方面未再出台新的政策，主要依靠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对贫困生进行资助。高校贫困生资助从2005年开始正式转入了“制度相对稳定期”。这一阶段，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一部分研究者继续开展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研究，重点针对前一阶段国家助学贷款暴露出来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性的内在冲突、还贷率不高等实际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探寻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重提生源地贷款方案，并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助学贷款现存问题的根本途径(姜红仁，2005；李志霞，2006)。
(2)一部分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在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开始大量进行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以规范的“政治观一价值观一道德观”分析范式对贫困生的思想特点进行了深层研究，提出了系统开展贫困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责任教育、自强教育、诚信教育、奋斗教育等对策和建议(刁艳红，2006；崔迎春，2006)。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以规范的SDS量表、SSS量表、SES量表、SCL－90量表、EPQ量表等国际通用心理测评工具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开设心理健康课程、提供心理咨询、建立行为发泄室等对策和建议(宋慧，2005；李薛嘉，2006；陈晶，2007)。
(3)一部分研究者开始着手整理十余年来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相关成果，并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升华，同时开展了国内外资助理念与资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完成了一大批相关硕士论文，出现了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性文献(卜长安，2005；刘一荻，2007)。
(4)一部分研究者将主要研究精力投放在对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内部整合和系统优化上，专注于对各单一、独立的资助项目的相关性研究，从其思想发展、实践历程、利弊分析、对策方案等方面开展规范的系统研究，对国家助学贷款(邵家声，2007)、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周宇珩，2007)、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杨漠，2007)等贫困生资助研究的主要构成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优化整合方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
通观此一阶段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研究成果开始从独立、分散走向系统、集成，出现了大量具有显著综合性和浓厚理论性的硕士论文和专著，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在点、面两个层次都取得巨大突破，为实现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这一“制度相对稳定期”，高校贫困生资助的任务主体开始下移，高校贫闲生资助开始从资金、政策的获取阶段，转入资金、政策的整合和优化使用阶段。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层面转向高校层面，着手研究现有资助政策、资助资源的最佳整合办法和优化配置方案，挖掘潜力，力争发挥现有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最大功用。
责任编辑 舒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