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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两党关系的恢复
中国和古巴两党恢复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调整的重大步骤之一。
中古两党关系在60大论战中被扭曲，70年代恶化。80年代初，两党关系缓和的最初信息，是从两位老朋友见面时发出的，古巴驻华大使邀请他昔日的朋友、时任中联部拉美局副局长杨白冰到使馆做客，表示要努力争取中古关系最好时刻的到来。中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1987年年底，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里斯盖特出席法共二十六大，主动约见中共代表、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正式提出恢复两党关系问题。随后双方商定两党对外机构交换代表团，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古共希望中联部代表团年内访古，时间越早越好
1988年8月1日，我以中联部秘书长的身份率中联部代表团一行四人，赴古巴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工作性会谈行前我们做了认真准备。双方虽然有恢复关系的愿望，大的原则达成了共识，总的方针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朝前看”，强调共同点是根本的，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求同存异。但是进入具体会谈，在实质性问题上会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我们并没有把握。因此围绕如何结束过去和如何面向未来，我们尽可能把问题想得多一些。实际上当时中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不仅存在，有的还很突出。我们到达哈瓦那一下飞机，前来迎接的是占共国际关系部副部长塔尼娅，她一身红装，满面笑容，热烈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她和古巴的热带气候一样，第一印象就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随后，我同她会谈。对于大论战年代的过来人，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那简直算不上是什么会谈，却好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欢聚。她充满激情地对我们到来表示欢迎，对两党不愉快的往事根本不提，对仍有分歧的问题也不触及，除了称赞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就是希望两党关系逐步发展，直至最高层会晤，并具体提出1989年恰逢古巴革命胜利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互派党的高级代表团，以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关系。大部分时间，她都用来介绍古共对外关系部有关情况，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组织结构，政治职能，以及13个局的工作情况。她的这种友善姿态，和我们不谋而合。作为回应，我高度评价古巴革命和建设，赞扬卡斯特罗的领导和古巴人民的英勇顽强精神，正面回顾两党关系，对结束过去面向未来讲了几条原则性意见，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前景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积极的响应。最后，我也简要介绍了中联部的情况，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一次工作性会谈结束，双方皆大欢喜。接下来是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斯盖特会见，还有古共中央组织部、经济部、美洲部的领导同我们会见、会谈，然后到外地参观游览，到处是笑脸和掌声，将近10天的访问我们始终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之中。
我们访问后不久，9月中旬应中联部邀请，塔尼娅率领古共国际关系部代表团回防，中方也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关系交换了意见，包括就两党互派更高级别的代表团达成协议。其他活动，我们作了相应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同志会见，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出面会见、会谈，然后参观游览，他们一路也是高高兴兴。这样两党国际部门的工作性会谈圆满完成任务。
紧接着朱良同志以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访问古巴，古方接待规格很高，卡斯特罗主席会见，中央书记里斯盖特会谈。相隔不到半月，古共中央书记里昂内尔·索托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以后往来逐渐增多，级别不断升格，两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人，你来我往连续不断，双方接待规格都很高。他们来的江泽民同志见，我们去的卡斯特罗主席见，双方最高层的领导人也都频繁出场，见面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有叙不尽的情。
1991年底展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1964年曾经率领拉美九党代表团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再次踏上久别的中国国土，这次他是来向中共通报古共“四大”情况的。他向江泽民总书记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江泽民同志明确回答：“我们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这不是谦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说：“当前社会主义遇到了困难，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国内建设好，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作出真正的贡献”。这标志着，中古两党关系已不是昔日友好关系的简单恢复，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之上的崭新的关系。
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访问古巴，199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将两党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伟大诗人杜甫在历经崎岖之路登上泰山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古关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回首过去，众山皆小，如今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前景无限广阔。
不一样的卡斯特罗
中古两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两党高层的频繁往来。在这些交往中，我有机会多次见到当代传奇英雄人物卡斯特罗。他在古巴这个处在世界头号强权大国美国鼻子底下的弹丸小国，稳坐元首宝座长达50年，美国换了11任总统，每届总统无一不想把他整掉，但是不论怎么打怎么压，他始终昂首挺立，岿然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许多人从卡斯特罗的演说和文章中，感觉他语言犀利，气势恢弘，认为他是一位高谈阔论，居高临下的人物。在国际共运大论战时，他的语言也是咄咄逼人。但是，当我同他零距离接触时，第一感觉与原来的想象相距甚远，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卡斯特罗，是一位细心、和蔼、诙谐、平易近人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是1991年9月，作为代表团秘书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访问古巴。李金章代办举行晚宴欢迎我们，卡斯特罗稍晚到达。李代办向他介绍代表团成员，他弯下高大的身材，微笑着同每一个成员握手时，都正视对方，眼神亲切。他招呼大家就座后，自己坐下，端起酒杯开始讲话，他说感谢杨汝岱同志到古巴，使他有机会到使馆喝酒，他叫服务员把酒瓶放在他面前，说这样喝起来方便，他还特意检查商标，说这是正宗的中国桂花醇，他最喜欢，就是喝的机会太少。宴会厅发出一阵阵笑声，气氛活跃，大家频频举杯欢迎卡斯特罗主席，欢迎杨汝岱书记，欢迎代表团。我看他确实喜欢桂花醇，自斟自饮，边吃边说，他声音不大，略带嘶哑，但思路敏捷，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杨汝岱个子不高，精明强干，一口四川话，对答如流。两人的对话如聊家常式地展开。
我以前听人说过，卡斯特罗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装满了数字。大约十几个一问一答之后，他就计算出，四川人口是古巴的10倍，耕地面积与古巴几乎相等，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古巴的20多倍，因为古巴当时粮食缺口大约50％，四川粮食不仅满足本省一亿多人口的食用，富余的部分还用于出口，而且四川的猪肉和农副产品也都有富余，部分供应外省。卡斯特罗对此大为惊异，越谈兴致 越高。宴会结束后，谈话从饭桌移到会客室。会客室不大，只能容纳几个人，李代办和我等少数人在里面，其他陪同人员坐在外面。
卡斯特罗请人拿来中国地图，并叫来几位古巴领导人一起旁听。他在地图上找到四川的位置，对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态环境，甚至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都一一提问。话题主要围绕四川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内容，农贸集市的发展，乡镇企业与种植业的关系，农民个体、集体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农村土地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土地耕作方法，包括一亩地施多少肥、浇多少水、下多少种，田间管理除草、除虫、防病等等一问一答，“打破沙锅问到底”。当他了解到四川电是甘蔗种植大省，对于甘蔗种植面积、单产、出糖量、管理、加工等等，一边提问一边同古巴的甘蔗生产相比较，作出谁优谁劣的评价。杨汝岱是有名的“草鞋书记”，跑遍了四川农村，对四川的情况如数家珍。两人一见，真是话逢知己千言少，酒不投机半杯多。午夜已过，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两人交谈5个小时没有休息，兴致不减反增。
这时礼宾官提醒，卡斯特罗方才起身，神情振奋地说：“中国了不起，四川了不起!”他还诙谐地对在场的古方领导人讲，你们看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古巴要是有一个杨汝岱，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又指示安排杨汝岱到地方参观时，各地多听听杨对古巴农业发展的意见，他还表示将要派更多的人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经验。
临别时，他同代表团照相。他看到四周站着许多使馆工作人员，便主动招手叫他们过来照相，大家欢欢喜喜围拢过来，像过节一样高兴。
1994年6月，我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访问古巴，再次见到卡斯特罗。这次与上次不同，不仅换了场地，而且先后两场。第一场是他会见我们，在他的国务委员会办公楼。第二场是他出席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两场对话共计5小时20分钟，可以说那是他对上海改革开放的一次“问卷式”考察。
对话从吴邦国送给他的礼物开始，那是一架上海最新生产的摄像机，卡斯特罗接过去，放在眼睛前试了试说：“上海生产的这玩意儿太先进，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的同志笑着帮他打开了镜头盖，他说，“这机器只听上海人的指挥，现在我开始摄像了!”他拿镜头对着大家扫去，大家哈哈大笑。接着他翻开吴邦国送的上海画册，惊问这就是上海吗?他指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大厦，问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做什么用的?吴邦国即问即答，说出每栋高楼的来历，对话很快启动，主要话题围绕上海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
卡斯特罗神情贯注，兴趣浓厚，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开发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计划；大型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经济效益和建设单位；引进外资政策，外资数额，外资来源，批准程序和投向部门；合资企业的工人工资，土地批租，居民安置；上海生产规模和水平，与外省市的关系；国企经营状况，亏损企业及安置多余人员；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行政关系与财税关系；旧城改造，房地产事业，居民住房制度；汇率并轨与外汇管理；居民生活，蔬菜供应，等等。
卡斯特罗思路活跃，跳跃式地发问，问题并没有严格的顺序，而是互相穿插，前后交叉，同对方一问一答保持短促互动。吴邦国既熟悉政策，又懂经济和技术，回答简明扼要，如行云流水一般，常常举一反三，内容翔实，将方针政策融入具体事例之中。卡听了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说中国的成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他对中国和上海的成就感到鼓舞，称赞吴邦国带他神游了上海，使他成为上海问题专家。他指示陪同的古巴领导人，要将中国和上海的做法一一认真研究，他自己也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经验。
卡斯特罗离开中国使馆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我们送他离去时，看他上车已有一些困难，他仍然热情地不断向我们挥手。
199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访问古巴，我陪同他又见到卡斯特罗。这次卡斯特罗除了应中国驻古巴大使刘培根邀请，出席使馆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外，最具特色的安排是他邀请黄菊和代表团到革命宫做客，先会见后宴请。参加这次活动的都是古共政治局的要人，他们是：古巴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巴拉格尔，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马坦萨省委书记娅迪拉等。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出场，因为卡斯特罗兄弟俩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这在古巴是极其罕见的，据说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内部曾有过专门的规定。劳尔没有出席会见，而是在宴会前的酒会上，他微笑着走来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然后向在场的古巴人寒暄问好。酒会的气氛轻松，大家自由组合，有说有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劳尔，趁卡斯特罗同黄菊聊得最欢的机会，我走到劳尔那边向他打打招呼。巴拉格尔向劳尔介绍我，说：“这位是中国的阿鲁菲，他多次来过古巴。”阿鲁菲是古巴党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主管对华关系。我说：“第一次见到劳尔同志很高兴，久仰大名了!”劳尔严肃地对我说：“你犯了错误，知道吗?”我笑着回答：“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不知这次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你来古巴不见我，你以前对古巴的访问统统不算数!”随即招呼记者和我一起照相，我们几人都哈哈大笑。
接着，卡斯特罗带领大家走向宴会厅。一条长桌，中古双方人员面对面按序入席。简短的欢迎客套后，主菜上来，大家边喝边吃边聊，开始还分得出主人和主宾，后来渐渐松散，互相交头接耳，欢声笑语。这样的宽松气氛是卡氏兄弟带的头。
当时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对中国朋友非常热情，玩笑就是从他开始的。
卡斯特罗说：“你们看，中国强大了，拉索同中国套近乎”。
劳尔接着说：“拉索可厉害啦!他到处施压，中央的部长都是他的老部下，谁敢不给他钱?”
拉索笑着反驳：“所有的部长都向我施压，他们知道我穷，有求于他们。”
卡斯特罗：“上面怕拉索，下面喜欢拉索，所以古巴很稳定；如果古巴不稳，肯定是拉索制造的。”
劳尔变换了方向，直指卡斯特罗，他说：“当年巴蒂斯塔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赦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反驳：“你倒好，在牢里尽睡觉!”
劳尔：“当年坐牢，你读足了书，看完了《资本论》，我睡足了觉，直到今天都不困。不过，我睡觉不像你看书那样入迷，有一天，电台报道一条消息，说卡斯特罗和劳尔的家失火，全烧光了。卡斯特罗听了，继续看他的书，我从床上跳起来，再也睡不着了。”
酒会和宴会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笑声不断，始终洋溢着和睦欢乐的气氛。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次聚会。
(责任编辑：刘娟娟)
中国和古巴两党恢复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调整的重大步骤之一。
中古两党关系在60大论战中被扭曲，70年代恶化。80年代初，两党关系缓和的最初信息，是从两位老朋友见面时发出的，古巴驻华大使邀请他昔日的朋友、时任中联部拉美局副局长杨白冰到使馆做客，表示要努力争取中古关系最好时刻的到来。中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1987年年底，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里斯盖特出席法共二十六大，主动约见中共代表、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正式提出恢复两党关系问题。随后双方商定两党对外机构交换代表团，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古共希望中联部代表团年内访古，时间越早越好
1988年8月1日，我以中联部秘书长的身份率中联部代表团一行四人，赴古巴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工作性会谈行前我们做了认真准备。双方虽然有恢复关系的愿望，大的原则达成了共识，总的方针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朝前看”，强调共同点是根本的，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求同存异。但是进入具体会谈，在实质性问题上会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我们并没有把握。因此围绕如何结束过去和如何面向未来，我们尽可能把问题想得多一些。实际上当时中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不仅存在，有的还很突出。我们到达哈瓦那一下飞机，前来迎接的是占共国际关系部副部长塔尼娅，她一身红装，满面笑容，热烈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她和古巴的热带气候一样，第一印象就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随后，我同她会谈。对于大论战年代的过来人，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那简直算不上是什么会谈，却好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欢聚。她充满激情地对我们到来表示欢迎，对两党不愉快的往事根本不提，对仍有分歧的问题也不触及，除了称赞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就是希望两党关系逐步发展，直至最高层会晤，并具体提出1989年恰逢古巴革命胜利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互派党的高级代表团，以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关系。大部分时间，她都用来介绍古共对外关系部有关情况，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组织结构，政治职能，以及13个局的工作情况。她的这种友善姿态，和我们不谋而合。作为回应，我高度评价古巴革命和建设，赞扬卡斯特罗的领导和古巴人民的英勇顽强精神，正面回顾两党关系，对结束过去面向未来讲了几条原则性意见，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前景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积极的响应。最后，我也简要介绍了中联部的情况，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一次工作性会谈结束，双方皆大欢喜。接下来是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斯盖特会见，还有古共中央组织部、经济部、美洲部的领导同我们会见、会谈，然后到外地参观游览，到处是笑脸和掌声，将近10天的访问我们始终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之中。
我们访问后不久，9月中旬应中联部邀请，塔尼娅率领古共国际关系部代表团回防，中方也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关系交换了意见，包括就两党互派更高级别的代表团达成协议。其他活动，我们作了相应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同志会见，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出面会见、会谈，然后参观游览，他们一路也是高高兴兴。这样两党国际部门的工作性会谈圆满完成任务。
紧接着朱良同志以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访问古巴，古方接待规格很高，卡斯特罗主席会见，中央书记里斯盖特会谈。相隔不到半月，古共中央书记里昂内尔·索托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以后往来逐渐增多，级别不断升格，两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人，你来我往连续不断，双方接待规格都很高。他们来的江泽民同志见，我们去的卡斯特罗主席见，双方最高层的领导人也都频繁出场，见面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有叙不尽的情。
1991年底展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1964年曾经率领拉美九党代表团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再次踏上久别的中国国土，这次他是来向中共通报古共“四大”情况的。他向江泽民总书记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江泽民同志明确回答：“我们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这不是谦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说：“当前社会主义遇到了困难，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国内建设好，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作出真正的贡献”。这标志着，中古两党关系已不是昔日友好关系的简单恢复，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之上的崭新的关系。
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访问古巴，199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将两党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伟大诗人杜甫在历经崎岖之路登上泰山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古关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回首过去，众山皆小，如今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前景无限广阔。
不一样的卡斯特罗
中古两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两党高层的频繁往来。在这些交往中，我有机会多次见到当代传奇英雄人物卡斯特罗。他在古巴这个处在世界头号强权大国美国鼻子底下的弹丸小国，稳坐元首宝座长达50年，美国换了11任总统，每届总统无一不想把他整掉，但是不论怎么打怎么压，他始终昂首挺立，岿然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许多人从卡斯特罗的演说和文章中，感觉他语言犀利，气势恢弘，认为他是一位高谈阔论，居高临下的人物。在国际共运大论战时，他的语言也是咄咄逼人。但是，当我同他零距离接触时，第一感觉与原来的想象相距甚远，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卡斯特罗，是一位细心、和蔼、诙谐、平易近人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是1991年9月，作为代表团秘书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访问古巴。李金章代办举行晚宴欢迎我们，卡斯特罗稍晚到达。李代办向他介绍代表团成员，他弯下高大的身材，微笑着同每一个成员握手时，都正视对方，眼神亲切。他招呼大家就座后，自己坐下，端起酒杯开始讲话，他说感谢杨汝岱同志到古巴，使他有机会到使馆喝酒，他叫服务员把酒瓶放在他面前，说这样喝起来方便，他还特意检查商标，说这是正宗的中国桂花醇，他最喜欢，就是喝的机会太少。宴会厅发出一阵阵笑声，气氛活跃，大家频频举杯欢迎卡斯特罗主席，欢迎杨汝岱书记，欢迎代表团。我看他确实喜欢桂花醇，自斟自饮，边吃边说，他声音不大，略带嘶哑，但思路敏捷，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杨汝岱个子不高，精明强干，一口四川话，对答如流。两人的对话如聊家常式地展开。
我以前听人说过，卡斯特罗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装满了数字。大约十几个一问一答之后，他就计算出，四川人口是古巴的10倍，耕地面积与古巴几乎相等，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古巴的20多倍，因为古巴当时粮食缺口大约50％，四川粮食不仅满足本省一亿多人口的食用，富余的部分还用于出口，而且四川的猪肉和农副产品也都有富余，部分供应外省。卡斯特罗对此大为惊异，越谈兴致 越高。宴会结束后，谈话从饭桌移到会客室。会客室不大，只能容纳几个人，李代办和我等少数人在里面，其他陪同人员坐在外面。
卡斯特罗请人拿来中国地图，并叫来几位古巴领导人一起旁听。他在地图上找到四川的位置，对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态环境，甚至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都一一提问。话题主要围绕四川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内容，农贸集市的发展，乡镇企业与种植业的关系，农民个体、集体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农村土地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土地耕作方法，包括一亩地施多少肥、浇多少水、下多少种，田间管理除草、除虫、防病等等一问一答，“打破沙锅问到底”。当他了解到四川电是甘蔗种植大省，对于甘蔗种植面积、单产、出糖量、管理、加工等等，一边提问一边同古巴的甘蔗生产相比较，作出谁优谁劣的评价。杨汝岱是有名的“草鞋书记”，跑遍了四川农村，对四川的情况如数家珍。两人一见，真是话逢知己千言少，酒不投机半杯多。午夜已过，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两人交谈5个小时没有休息，兴致不减反增。
这时礼宾官提醒，卡斯特罗方才起身，神情振奋地说：“中国了不起，四川了不起!”他还诙谐地对在场的古方领导人讲，你们看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古巴要是有一个杨汝岱，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又指示安排杨汝岱到地方参观时，各地多听听杨对古巴农业发展的意见，他还表示将要派更多的人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经验。
临别时，他同代表团照相。他看到四周站着许多使馆工作人员，便主动招手叫他们过来照相，大家欢欢喜喜围拢过来，像过节一样高兴。
1994年6月，我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访问古巴，再次见到卡斯特罗。这次与上次不同，不仅换了场地，而且先后两场。第一场是他会见我们，在他的国务委员会办公楼。第二场是他出席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两场对话共计5小时20分钟，可以说那是他对上海改革开放的一次“问卷式”考察。
对话从吴邦国送给他的礼物开始，那是一架上海最新生产的摄像机，卡斯特罗接过去，放在眼睛前试了试说：“上海生产的这玩意儿太先进，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的同志笑着帮他打开了镜头盖，他说，“这机器只听上海人的指挥，现在我开始摄像了!”他拿镜头对着大家扫去，大家哈哈大笑。接着他翻开吴邦国送的上海画册，惊问这就是上海吗?他指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大厦，问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做什么用的?吴邦国即问即答，说出每栋高楼的来历，对话很快启动，主要话题围绕上海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
卡斯特罗神情贯注，兴趣浓厚，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开发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计划；大型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经济效益和建设单位；引进外资政策，外资数额，外资来源，批准程序和投向部门；合资企业的工人工资，土地批租，居民安置；上海生产规模和水平，与外省市的关系；国企经营状况，亏损企业及安置多余人员；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行政关系与财税关系；旧城改造，房地产事业，居民住房制度；汇率并轨与外汇管理；居民生活，蔬菜供应，等等。
卡斯特罗思路活跃，跳跃式地发问，问题并没有严格的顺序，而是互相穿插，前后交叉，同对方一问一答保持短促互动。吴邦国既熟悉政策，又懂经济和技术，回答简明扼要，如行云流水一般，常常举一反三，内容翔实，将方针政策融入具体事例之中。卡听了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说中国的成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他对中国和上海的成就感到鼓舞，称赞吴邦国带他神游了上海，使他成为上海问题专家。他指示陪同的古巴领导人，要将中国和上海的做法一一认真研究，他自己也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经验。
卡斯特罗离开中国使馆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我们送他离去时，看他上车已有一些困难，他仍然热情地不断向我们挥手。
199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访问古巴，我陪同他又见到卡斯特罗。这次卡斯特罗除了应中国驻古巴大使刘培根邀请，出席使馆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外，最具特色的安排是他邀请黄菊和代表团到革命宫做客，先会见后宴请。参加这次活动的都是古共政治局的要人，他们是：古巴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巴拉格尔，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马坦萨省委书记娅迪拉等。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出场，因为卡斯特罗兄弟俩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这在古巴是极其罕见的，据说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内部曾有过专门的规定。劳尔没有出席会见，而是在宴会前的酒会上，他微笑着走来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然后向在场的古巴人寒暄问好。酒会的气氛轻松，大家自由组合，有说有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劳尔，趁卡斯特罗同黄菊聊得最欢的机会，我走到劳尔那边向他打打招呼。巴拉格尔向劳尔介绍我，说：“这位是中国的阿鲁菲，他多次来过古巴。”阿鲁菲是古巴党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主管对华关系。我说：“第一次见到劳尔同志很高兴，久仰大名了!”劳尔严肃地对我说：“你犯了错误，知道吗?”我笑着回答：“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不知这次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你来古巴不见我，你以前对古巴的访问统统不算数!”随即招呼记者和我一起照相，我们几人都哈哈大笑。
接着，卡斯特罗带领大家走向宴会厅。一条长桌，中古双方人员面对面按序入席。简短的欢迎客套后，主菜上来，大家边喝边吃边聊，开始还分得出主人和主宾，后来渐渐松散，互相交头接耳，欢声笑语。这样的宽松气氛是卡氏兄弟带的头。
当时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对中国朋友非常热情，玩笑就是从他开始的。
卡斯特罗说：“你们看，中国强大了，拉索同中国套近乎”。
劳尔接着说：“拉索可厉害啦!他到处施压，中央的部长都是他的老部下，谁敢不给他钱?”
拉索笑着反驳：“所有的部长都向我施压，他们知道我穷，有求于他们。”
卡斯特罗：“上面怕拉索，下面喜欢拉索，所以古巴很稳定；如果古巴不稳，肯定是拉索制造的。”
劳尔变换了方向，直指卡斯特罗，他说：“当年巴蒂斯塔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赦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反驳：“你倒好，在牢里尽睡觉!”
劳尔：“当年坐牢，你读足了书，看完了《资本论》，我睡足了觉，直到今天都不困。不过，我睡觉不像你看书那样入迷，有一天，电台报道一条消息，说卡斯特罗和劳尔的家失火，全烧光了。卡斯特罗听了，继续看他的书，我从床上跳起来，再也睡不着了。”
酒会和宴会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笑声不断，始终洋溢着和睦欢乐的气氛。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次聚会。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