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范绍武先生原任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图1），负责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所以大家都称他范秘书。解放前曾在北京华北文法学院历史系读书，后转入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在西安市文教局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学习班。1953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任秘书，他精通中国历史又受考古专业培训，属业务干部。我1965年9月初到西安市文化局第一次见到范秘书，瘦高个子，留分头长发，双颊瘦削，身体多病，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显得宽大，态度和蔼，谈起历史或古遗址，总是滔滔不绝，特别是谈近代史中太平天国史，对我来说受益非浅。
发现商代遗址
1971年春的清晨，范绍武秘书一见到淡斌昌同志和我就说，毛西公社电话通知发现几件铜器。毛西公社距我们单位20余公里，听毕我们便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到了毛西公社，经过一番了解才知是毛西供销社的群众文物保护员（后面简称群保员）用公社电话通知的。那位群保员指着灞河对面对我们说，隔灞河的高坡上叫老牛坡,那里的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铜器与残破陶器。于是我们俩又立刻推着自行车淌过灞河走向坡上，坡上台地到处是残破陶器，有陶鬲、陶罐、陶簋、陶豆、陶盆等加砂泥质灰陶残片，还有部分白灰平残地面，内涵极其丰富。据社员讲，地里残陶片很多，平常发现都捡拾到地边，那天在平整土地时发现13件铜器，在陶残器中有一件陶人头残像。14件器物是：饕餮纹铜（图2），高23厘米，口径15厘米，腹深10厘米，敞口，颈腹分段，深腹，平底，下设三尖足，横截面呈“T”字形，口缘上有菌状顶方柱，桩顶饰涡纹，腹部设有半圆扁，腹施阳纹饕餮纹，上下各有联珠纹各一周。云雷纹单柱铜爵（图3），高16.8厘米，口沿流与尾长14.8厘米，腹深7厘米，窄长流，对应一侧有尖状短尾，深腹圜底，器壁较薄有一，流上设有一菌状柱，下有三尖足外撇，腹部饰阳纹云雷纹。弦纹铜爵，高17.2厘米，口沿流与尾长14.2厘米，腹深8.3厘米，窄长流，对应一侧有尖状短尾，深腹，下有三尖足，外撇，流上有双柱，腹部饰三道弦纹，残。铜卷首刀（图4），长40厘米，宽3.1厘米，呈平板形，顶卷曲呈弧形，并向后卷，若安装，正好顶着的上端，外沿为刃，刀背棱沿边薄，其上有两长方形孔，便于固定于木上。铜削刀，长23厘米，宽4.1厘米，柄长6厘米，刀尖上翘，有刃，与柄连为一体；铜戈，援长14.4厘米，宽4.9厘米，内长6厘米，内宽3.9厘米，直援，有栏，长方形内有圆形孔。铜钺，长19.4厘米，宽9.5厘米，援宽、平肩、弧形刃，援上部有一圆孔，近栏处有两长条形孔，内为长方形。残陶人首（图5），残高13厘米，陶人首下部损缺，加砂灰陶，系捏制，眉目清楚可见，平顶，大眼，宽鼻，咧嘴，耳为刻划，背刻划云雷纹，古拙而形象，从整体分析判断可能是大陶器盖钮。还有铜斧三件，铜镞三件。
当淡斌昌与我带着“丰厚的收获”，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天已经黑了，郊区道上没有路灯，远处的灯光在闪。我俩一路边说边笑，喜悦使我们忘记了劳累与饥饿，车上所带的文物经研究，就会知道在考古中的重要地位，如同远处的灯光，当走近就是一片光明。回到单位已很晚了，可是范秘书还在等候着。看到我们手中的纸箱与笑脸，他立即说，回来得晚让人担心。我们兴奋地说今天征集的都是珍贵文物，喝着范秘书为我们倒的开水都感到甘甜。
第二天，淡斌昌与我汇报昨天去老牛坡带回的文物与发现，范秘书说这区域很重要，约专家刘汉基老师同奔现场。骑自行车到了老牛坡，南是灞河，东与蓝田县境接壤，西去田王镇，北倚骊山山脉的洪庆塬，上面是一片浓绿麦苗地。范秘书、刘汉基老师看到地边的残陶片说，这是标准的商代器，特别是陶鬲足更明显，白灰地面是人类居住地面遗址，可以证实是商代居住地，若进行考古发掘进行论证就更好了。
范秘书指了指地上散落的残陶片，又遥指远处说，刘汉基老师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是商代遗址，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居的好地方，下面河流可以就近取水，又可捕鱼，住在上面的“二层台”，发了大水也无事，商代人自然选在这样的“地带”上生活。我放眼望去，风光旖旎，阳光普照碧绿原上，南边山峰隽秀婀娜，蓝天下长长的河流反射着阳光流向远处。山川、河流是有生命的，回荡、翻卷、升腾。在这里发现的青铜器是贵族使用的重器，形制精美，与爵上的饕餮纹充满神秘色彩，给人以威慑恐怖之感，体现着贵族的尊严，戈、钺、刀是保卫贵族的武器，生产工具是下层人劳动使用的，大量的陶器是人们生活日用品。这里曾有上层社会人物居住，也有一般人在此生活，反映出当时不同阶级的生活，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冶金铸造与制陶技术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我们向坡下绕道而行，落日时的田间，别样风采，波光粼粼的灞水抹上一层晕红，满树的绿色新叶飘洒摆动，一缕缕的日光穿射在绿色麦苗地里不停地变化着，夕阳如血般灿烂。我们骑着车仍然走来时的路，想着今天调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范秘书的讲解，使我看到了人类的文明与沧桑。
我们对征集的铜器与陶器进行了研究，时代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铜为饮酒兼温酒器，《说文》云：“，玉爵也……象形。”盛行于商代，西周早期沿用，所征集的器底部还留有火烧烟熏的痕迹，曾做过实用品，所饰的饕餮为阳线，与安阳小屯YM311相同，与殷墟文化早期相当。单柱铜爵时代偏早，整体器璧薄，流窄长上有一柱，与商代早期爵相似。三弦纹铜爵与武官村59M1：6爵相近，其年代原报告定在殷墟文化第一期。铜戈，直形，为两面刃，较宽，锋利，有栏，直内呈长方形，与郑州白家庄.2出土铜戈相同。铜钺，体呈现舌形，中有圆形大孔，弧形有刃，与安阳商墓出土相近。铜卷首刀，是商代兵器，与在陕西淳化县商后期出土的相似。铜斧与郑州商遗址出土铜斧相同，直体，平刃或弧刃式。总之，按照各类器的特征，进行对比应是商代器，此遗址也属商代。
此后我们又多次到老牛坡遗址，又征集到铜鼎（图6）、铜豆（图7）、铜壶（图8）与玉戈（图8）（有的是当地社员送来的）。1979年12月，许家寺（属老牛坡遗址）墓地出土了6件铜器，有鼎、觚、爵、斧、戈、弓形器等。1985年至1989年由西北大学教授刘士莪先生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到老牛坡遗址（图10）先后进行6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文化遗迹和文物，科学地正确地进行了文化分期，对遗址基本搞清楚，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资料对老牛坡商文化的族属与国别问题进行研究：老牛坡应是商代的一支势力，“即是商王国努力向西扩张和发展，为了屏藩西部边陲而派驻西土的一支防御震摄力量、向外延的军事据点。因此，我们说老牛坡遗址已具备了作为一个方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它绝非一般的村落遗存可比，应属商王国西方的一个主要方国……”（见刘士莪著《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老牛坡商代遗址的发现对了解商王朝的历史有很大意义，应属重要发现。刘士莪先生是西北大学著名教授，也是我在校读书的老师，博学多闻，教学经验极为丰富，带领学生揭开了老牛坡商代遗址面貌，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亲自执笔发表了厚厚的一本《老牛坡》发掘报告。
以后范秘书与我们常常议论老牛坡商代遗址的发现与出土的文物，它的发现可以在西安文明发展史上再重重地加上一笔。他还说：“这要感谢毛西供销社的群保员及时电话通知，斌昌和长启也要记一功。”我们都笑了。这些话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范秘书，单位上的“革命造反派”把范秘书揪出来批判，瘦弱的身体被整得更糟，一位曾为西安文物事业做过贡献的知识分子有何罪之有!造反派把一位外单位的名字仅差一字的曾是国民党员的人的“罪名”强加在范秘书身上，又关入“牛棚”，以后所谓的“解放”了，但在工作中范秘书从没有谈起这段“历史”，可能是“痛定思痛”更令人伤感吧！当然我们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工作中应当向前看，但是那段时期留下的伤痕是很难抹平的。
保护文物率先垂范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全国上下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备战，西安同样进行农田建设，平整土地，处处挖防空洞。对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来说，除了要做好日常征集传世文物外，还要帮助“抄家”办公室整理文物。负责我们业务工作的是刚刚调入单位的白薇主任，具体担任文物保护征集工作的是范秘书，成员有专家刘汉基、刘遵祖、淡斌昌与我等5位同志，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瘦弱的范秘书有时和我们一样工作，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要放在首位，业务工作是第二位，恰恰我们几位是搞业务工作，视其为主要的。整个西安市地面广阔，仅仅靠我们几位同志远远不行，白薇同志也常和我们一起工作，有次范秘书说，我们人微言薄，工作量大，要搞好确很难……白薇同志带着激情地说，工作如此繁多，你们已尽最大努力，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范绍武同志，历史是清白的，文物工作离不开像你们这样有文化的。还说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万万不能等闲视之，以后就能看到抢救、保护的一大批文物的重要性，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暖人的话语使范秘书的情绪激动，可能是受“冲击”后工作首次得到肯定。我的家也被“抄”过，这时思想的压力也稍减轻，心中自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其他几位同志也是如此，我心想把工作干好，问心无愧就是了。为了把工作效率再提高，白薇主任提出将宣传文物政策放在首位，采用各种措施宣传：“爱护文物，人人有责。”随之在各区、公社、生产队、供销社、物质回收、基建与文化单位成立义务群众文物保护组织（简称群保组）。由于作了大量的踏踏实实工作，群保组投入到这项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现古代遗迹遭到破坏，或者有文物出土就立即打电话通知，有的没有电话就亲自登门，这使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每天外出的同志也感到安慰与喜悦，这时出现很多生动的可歌情景，到现在还留在我心里。
范秘书曾调到西安市文物商店工作任主任，文物商店1964年开始筹办，1965年11月正式开业，为了办好，埋头苦干，门前的横匾与悬挂的毛主席语录，都是他亲自登门求字。关于语录，为了和单位工作性质结合，从毛主席著作选的一段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畜”。请王光和先生书写，开始用正楷，又改为隶书，最后决定用紫红绒布底，仿宋体金字，悬挂在营业场上格外耀眼。所用的紫红绒布还是借用的。商店开业的文物主要是借用，这里要感谢刘汉基老师，将自己的藏品布置到柜台里。范秘书虽然怀着美好理想和百倍的信心，但在创业道路上走了一段艰难的路。文物商店工作是一个特殊行业，属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当工作正式“运营”后，由刘汉基老师负责业务，努力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不要国家拨钱，征集到线上（线上指清乾隆60年即1795年）或精品文物都无代价上交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好评。1979年的短短两个月在鼓楼上又筹办文物商店营业场，使西安文物商店在全国同行业中走到了前列。
平时范秘书跟我常常谈一些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道理，曾经把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给我详细地辅导过，现在回想起来，说明他善于读书，力争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作，也可能是追求思想上的进步而努力吧！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精神饱满，范秘书与刘汉基老师是我们工作的表率，博学又能鉴别各类文物。淡斌昌与我年轻，常在外面“奔跑”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怀着求知的渴望，怀着探索神秘历史的渴望，按照两位老师教导学习历史文物知识，其如浩瀚的大海，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无所作为与急躁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他们每次讲解都使我们有提高。文物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人们在实践中的产物，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有产生、成熟，发展到消失的过程。我们掌握了规律，扫掉盲目的书生气，豁然开朗，同时体会到范秘书与刘汉基两位老师的宽阔胸怀。
西安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遗迹与遗物极为丰富，范秘书要求我们不但要知道西安的地上，还要了解地下。在1970年夏季我们对西安地区进行全面普查，并得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支持，郊区、长安县、碑林等都参加。我们仿佛打开历史王朝的大门，进入古代社会，看到豪华的宫殿和整齐的城堡，听见刀戈打击声，进一步地了解西安历史。我们的工作目的是明确的，正如范秘书所说不是寻宝，而是保护，其意义是深远的，文物政策是保护文物工作的指导。我们曾阻止在西安城墙上挖防空洞与拆城砖；未央宫遗址范围内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五角下水道，即向生产队宣传保护遗址，终止了土地的平整，在红卫寨发现汉代铸铁遗址和大批的铁铧犁与铁刀；在三桥一带与纪阳公社窝头寨发现铸钱遗址、在六村堡村发现汉烧俑遗址、在北郊徐家湾一带发现汉墓群，使之得到保护，没有受到破坏。我还清楚地记得范秘书、淡斌昌与我去北郊高庙村北普查时下起了雨，秋风阵阵，衣服都湿透了，土路已成泥路。我推着自行车，走不远车轮竟沾满了泥，只得肩扛，艰难地行走，身上都是泥水，瘦弱的范秘书也扛着自行车艰难行走。淡斌昌突然说，把车子放到包谷地里，单人先回去。我们放下了车子，向大路方向走去。几天后天晴了，又到原来的地方找回了车子。范秘书笑着说：“车子没丢，这是个好办法。”当时我想范秘书关在“牛棚”时，脸上愁痛，若似失掉一切，而在秋雨下的范秘书虽然艰难行走，脸面雨水却闪着光彩，满怀信心，同样的一个人，环境不同，精神状态也不同。我们征集的文物多达数万件：有沣镐地区的铜鼎、铜卣与铜车马器；西郊的唐代蓝釉罐与造像；北郊的汉代马蹄金、金饼、铜饼；南郊长安县的唐代瓷器；西安市第二机砖厂的汉代鎏金鹰形墩；大白杨库存的历代铜器，市区的书画碑帖瓷器等等，这些文物曾得到国内著名学者专家肯定，有的还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骑自行车奔波，有时还用架子车往返几十公里的路程运文物，经常都是愉快伴随着，若是珍贵的文物，很久很久都会浸在欢乐里，在北郊谭家村北征集出土的一件元代书写“风吹十里透瓶香”白釉黑花瓷瓶时，我们确实如尝到“甘甜的美酒”。正如范秘书所说我们的努力与期盼是想多为国家多征集或保护一件文物……现在见到那时征集的文物，我还能详细地讲述当时愉快的情景。
我们为了使遗址和文物少受损失，经常都是“闻风而动”。得知东郊郭家滩出土文物，立即骑车赶往，那里是唐墓葬群，经过政策的宣传保护了一大批的唐代陶俑、动物与罐瓶，若是没有群保员的通知，或者去晚了，社员对文物政策不了解就会毁掉，使出土的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经过我们的努力，文物得到保护，内心充满喜悦、兴奋。范秘书显得特别活跃，面对粉彩陶俑就精彩讲说起来，滔滔不绝，百问不厌。唐代陶俑是中国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结合，在中国雕塑史上达到了艺术顶峰，女俑是现实的人物形象，服饰和装束格外精致，窄袖短衣，袒胸，肩搭长巾，下着长裙，绿色、黄色的绸衣面上绣着花蝶或雀鸟绕花飞舞，在丰腴的身上似有微风吹拂般婀娜多姿，显得华贵。端庄的姿态，或是捧盘、或是持物，柔美体态尽显女性特征，那娟秀纯朴的脸面表情，有的略有所思，有的带有忧愁，有的嘴角略翘带有一丝的笑，这些青春少女均是侍女，虽在高墙大院内却渴望田园家庭生活。天王俑都是成对出现，是受佛教影响的造型，雄壮威武的脚踏小鬼，整体符合人体结构比例，进行了夸张，睁目咧嘴，肌肉突出，充满力感，生机勃勃，有压倒一切妖魔鬼怪的气势。还有男侍从，乐妓、胡人等，骆驼、马等聚在一起，气氛热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奇的，是神工巨匠的作品。西安是一个古老又保留着璀璨文化的地方，它让我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天黑了，我们骑车回到了城里，范秘书高兴地说一天没有吃饭，请你们吃羊肉泡馍。大家实在太饿了，淡斌昌与我吃了五个烧饼，还有一碗面条，大家还互相打趣，我俩说自己是饭桶，而范秘书却说，饭就是让你们青年人多吃，能吃就能干！征集保护了那么多文物，确实是丰收了。
还有一事，也一直记挂在怀。我们办公室在鼓楼院内，鼓楼是明代建筑，是西安文明城市的标志，年久失修，处处漏雨，上面斗拱雕梁，飞檐挑角，还有楼内桌椅屏风，雕龙木榻，均有水流滴痕，古建遭到损坏。“文革”时期申报经费很难下拨，范秘书凭借对工作的责任感，提倡自己动手翻修，高大古建翻修谈何容易，但是同志们都给予支持，最后组织了八位同志，仅有一位“匠人”，有闵力生，张青、王月金、刘遵祖、淡斌昌与我，其中两位还是曾在延安“出生入死”战斗过的老革命。在仅有的简易手脚架上，提灰泥在楼顶屋脊上行走，但仅仅把鼓楼屋顶上的废泥土运下去一项，劳动量就非常巨大。我们齐心协力，挥汗如雨，用尽了力，终于完成了工程，保护了古建。每当我再走到那里望着庄严的鼓楼，就会想起范秘书和两位老革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真是无法述说当时工作的艰难情景，感怀当时修建的勇气，这是什么精神呢！我称“延安精神”。
以后范秘书调到小雁塔保管所工作，不能像以前朝夕相处，但他仍是我的老领导，见面交谈的话题主要是过去征集的文物及其历史科学价值，还说等有时间约淡斌昌再到老牛坡商代遗址去看看。今天又想起范秘书，是他不仅仅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更主要是他把工作放在首位，凭借自己的能力认真踏实地干，同时对周围青年人寄托希望，鼓励帮助青年人努力学知识，使他们能真正承担这项工作，这是我难以忘却的原因！
在那段日子，虽然工作紧张、繁忙，我与淡斌昌都有同样感受，但那是“丰收的年代”，有知识的提高，有艺术的感染，也有美的享受。（责编：石晓）
发现商代遗址
1971年春的清晨，范绍武秘书一见到淡斌昌同志和我就说，毛西公社电话通知发现几件铜器。毛西公社距我们单位20余公里，听毕我们便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到了毛西公社，经过一番了解才知是毛西供销社的群众文物保护员（后面简称群保员）用公社电话通知的。那位群保员指着灞河对面对我们说，隔灞河的高坡上叫老牛坡,那里的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铜器与残破陶器。于是我们俩又立刻推着自行车淌过灞河走向坡上，坡上台地到处是残破陶器，有陶鬲、陶罐、陶簋、陶豆、陶盆等加砂泥质灰陶残片，还有部分白灰平残地面，内涵极其丰富。据社员讲，地里残陶片很多，平常发现都捡拾到地边，那天在平整土地时发现13件铜器，在陶残器中有一件陶人头残像。14件器物是：饕餮纹铜（图2），高23厘米，口径15厘米，腹深10厘米，敞口，颈腹分段，深腹，平底，下设三尖足，横截面呈“T”字形，口缘上有菌状顶方柱，桩顶饰涡纹，腹部设有半圆扁，腹施阳纹饕餮纹，上下各有联珠纹各一周。云雷纹单柱铜爵（图3），高16.8厘米，口沿流与尾长14.8厘米，腹深7厘米，窄长流，对应一侧有尖状短尾，深腹圜底，器壁较薄有一，流上设有一菌状柱，下有三尖足外撇，腹部饰阳纹云雷纹。弦纹铜爵，高17.2厘米，口沿流与尾长14.2厘米，腹深8.3厘米，窄长流，对应一侧有尖状短尾，深腹，下有三尖足，外撇，流上有双柱，腹部饰三道弦纹，残。铜卷首刀（图4），长40厘米，宽3.1厘米，呈平板形，顶卷曲呈弧形，并向后卷，若安装，正好顶着的上端，外沿为刃，刀背棱沿边薄，其上有两长方形孔，便于固定于木上。铜削刀，长23厘米，宽4.1厘米，柄长6厘米，刀尖上翘，有刃，与柄连为一体；铜戈，援长14.4厘米，宽4.9厘米，内长6厘米，内宽3.9厘米，直援，有栏，长方形内有圆形孔。铜钺，长19.4厘米，宽9.5厘米，援宽、平肩、弧形刃，援上部有一圆孔，近栏处有两长条形孔，内为长方形。残陶人首（图5），残高13厘米，陶人首下部损缺，加砂灰陶，系捏制，眉目清楚可见，平顶，大眼，宽鼻，咧嘴，耳为刻划，背刻划云雷纹，古拙而形象，从整体分析判断可能是大陶器盖钮。还有铜斧三件，铜镞三件。
当淡斌昌与我带着“丰厚的收获”，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天已经黑了，郊区道上没有路灯，远处的灯光在闪。我俩一路边说边笑，喜悦使我们忘记了劳累与饥饿，车上所带的文物经研究，就会知道在考古中的重要地位，如同远处的灯光，当走近就是一片光明。回到单位已很晚了，可是范秘书还在等候着。看到我们手中的纸箱与笑脸，他立即说，回来得晚让人担心。我们兴奋地说今天征集的都是珍贵文物，喝着范秘书为我们倒的开水都感到甘甜。
第二天，淡斌昌与我汇报昨天去老牛坡带回的文物与发现，范秘书说这区域很重要，约专家刘汉基老师同奔现场。骑自行车到了老牛坡，南是灞河，东与蓝田县境接壤，西去田王镇，北倚骊山山脉的洪庆塬，上面是一片浓绿麦苗地。范秘书、刘汉基老师看到地边的残陶片说，这是标准的商代器，特别是陶鬲足更明显，白灰地面是人类居住地面遗址，可以证实是商代居住地，若进行考古发掘进行论证就更好了。
范秘书指了指地上散落的残陶片，又遥指远处说，刘汉基老师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是商代遗址，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居的好地方，下面河流可以就近取水，又可捕鱼，住在上面的“二层台”，发了大水也无事，商代人自然选在这样的“地带”上生活。我放眼望去，风光旖旎，阳光普照碧绿原上，南边山峰隽秀婀娜，蓝天下长长的河流反射着阳光流向远处。山川、河流是有生命的，回荡、翻卷、升腾。在这里发现的青铜器是贵族使用的重器，形制精美，与爵上的饕餮纹充满神秘色彩，给人以威慑恐怖之感，体现着贵族的尊严，戈、钺、刀是保卫贵族的武器，生产工具是下层人劳动使用的，大量的陶器是人们生活日用品。这里曾有上层社会人物居住，也有一般人在此生活，反映出当时不同阶级的生活，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冶金铸造与制陶技术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我们向坡下绕道而行，落日时的田间，别样风采，波光粼粼的灞水抹上一层晕红，满树的绿色新叶飘洒摆动，一缕缕的日光穿射在绿色麦苗地里不停地变化着，夕阳如血般灿烂。我们骑着车仍然走来时的路，想着今天调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范秘书的讲解，使我看到了人类的文明与沧桑。
我们对征集的铜器与陶器进行了研究，时代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铜为饮酒兼温酒器，《说文》云：“，玉爵也……象形。”盛行于商代，西周早期沿用，所征集的器底部还留有火烧烟熏的痕迹，曾做过实用品，所饰的饕餮为阳线，与安阳小屯YM311相同，与殷墟文化早期相当。单柱铜爵时代偏早，整体器璧薄，流窄长上有一柱，与商代早期爵相似。三弦纹铜爵与武官村59M1：6爵相近，其年代原报告定在殷墟文化第一期。铜戈，直形，为两面刃，较宽，锋利，有栏，直内呈长方形，与郑州白家庄.2出土铜戈相同。铜钺，体呈现舌形，中有圆形大孔，弧形有刃，与安阳商墓出土相近。铜卷首刀，是商代兵器，与在陕西淳化县商后期出土的相似。铜斧与郑州商遗址出土铜斧相同，直体，平刃或弧刃式。总之，按照各类器的特征，进行对比应是商代器，此遗址也属商代。
此后我们又多次到老牛坡遗址，又征集到铜鼎（图6）、铜豆（图7）、铜壶（图8）与玉戈（图8）（有的是当地社员送来的）。1979年12月，许家寺（属老牛坡遗址）墓地出土了6件铜器，有鼎、觚、爵、斧、戈、弓形器等。1985年至1989年由西北大学教授刘士莪先生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到老牛坡遗址（图10）先后进行6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文化遗迹和文物，科学地正确地进行了文化分期，对遗址基本搞清楚，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资料对老牛坡商文化的族属与国别问题进行研究：老牛坡应是商代的一支势力，“即是商王国努力向西扩张和发展，为了屏藩西部边陲而派驻西土的一支防御震摄力量、向外延的军事据点。因此，我们说老牛坡遗址已具备了作为一个方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它绝非一般的村落遗存可比，应属商王国西方的一个主要方国……”（见刘士莪著《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老牛坡商代遗址的发现对了解商王朝的历史有很大意义，应属重要发现。刘士莪先生是西北大学著名教授，也是我在校读书的老师，博学多闻，教学经验极为丰富，带领学生揭开了老牛坡商代遗址面貌，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亲自执笔发表了厚厚的一本《老牛坡》发掘报告。
以后范秘书与我们常常议论老牛坡商代遗址的发现与出土的文物，它的发现可以在西安文明发展史上再重重地加上一笔。他还说：“这要感谢毛西供销社的群保员及时电话通知，斌昌和长启也要记一功。”我们都笑了。这些话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范秘书，单位上的“革命造反派”把范秘书揪出来批判，瘦弱的身体被整得更糟，一位曾为西安文物事业做过贡献的知识分子有何罪之有!造反派把一位外单位的名字仅差一字的曾是国民党员的人的“罪名”强加在范秘书身上，又关入“牛棚”，以后所谓的“解放”了，但在工作中范秘书从没有谈起这段“历史”，可能是“痛定思痛”更令人伤感吧！当然我们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工作中应当向前看，但是那段时期留下的伤痕是很难抹平的。
保护文物率先垂范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全国上下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备战，西安同样进行农田建设，平整土地，处处挖防空洞。对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来说，除了要做好日常征集传世文物外，还要帮助“抄家”办公室整理文物。负责我们业务工作的是刚刚调入单位的白薇主任，具体担任文物保护征集工作的是范秘书，成员有专家刘汉基、刘遵祖、淡斌昌与我等5位同志，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瘦弱的范秘书有时和我们一样工作，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要放在首位，业务工作是第二位，恰恰我们几位是搞业务工作，视其为主要的。整个西安市地面广阔，仅仅靠我们几位同志远远不行，白薇同志也常和我们一起工作，有次范秘书说，我们人微言薄，工作量大，要搞好确很难……白薇同志带着激情地说，工作如此繁多，你们已尽最大努力，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范绍武同志，历史是清白的，文物工作离不开像你们这样有文化的。还说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万万不能等闲视之，以后就能看到抢救、保护的一大批文物的重要性，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暖人的话语使范秘书的情绪激动，可能是受“冲击”后工作首次得到肯定。我的家也被“抄”过，这时思想的压力也稍减轻，心中自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其他几位同志也是如此，我心想把工作干好，问心无愧就是了。为了把工作效率再提高，白薇主任提出将宣传文物政策放在首位，采用各种措施宣传：“爱护文物，人人有责。”随之在各区、公社、生产队、供销社、物质回收、基建与文化单位成立义务群众文物保护组织（简称群保组）。由于作了大量的踏踏实实工作，群保组投入到这项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现古代遗迹遭到破坏，或者有文物出土就立即打电话通知，有的没有电话就亲自登门，这使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每天外出的同志也感到安慰与喜悦，这时出现很多生动的可歌情景，到现在还留在我心里。
范秘书曾调到西安市文物商店工作任主任，文物商店1964年开始筹办，1965年11月正式开业，为了办好，埋头苦干，门前的横匾与悬挂的毛主席语录，都是他亲自登门求字。关于语录，为了和单位工作性质结合，从毛主席著作选的一段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畜”。请王光和先生书写，开始用正楷，又改为隶书，最后决定用紫红绒布底，仿宋体金字，悬挂在营业场上格外耀眼。所用的紫红绒布还是借用的。商店开业的文物主要是借用，这里要感谢刘汉基老师，将自己的藏品布置到柜台里。范秘书虽然怀着美好理想和百倍的信心，但在创业道路上走了一段艰难的路。文物商店工作是一个特殊行业，属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当工作正式“运营”后，由刘汉基老师负责业务，努力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不要国家拨钱，征集到线上（线上指清乾隆60年即1795年）或精品文物都无代价上交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好评。1979年的短短两个月在鼓楼上又筹办文物商店营业场，使西安文物商店在全国同行业中走到了前列。
平时范秘书跟我常常谈一些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道理，曾经把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给我详细地辅导过，现在回想起来，说明他善于读书，力争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作，也可能是追求思想上的进步而努力吧！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精神饱满，范秘书与刘汉基老师是我们工作的表率，博学又能鉴别各类文物。淡斌昌与我年轻，常在外面“奔跑”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怀着求知的渴望，怀着探索神秘历史的渴望，按照两位老师教导学习历史文物知识，其如浩瀚的大海，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无所作为与急躁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他们每次讲解都使我们有提高。文物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人们在实践中的产物，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有产生、成熟，发展到消失的过程。我们掌握了规律，扫掉盲目的书生气，豁然开朗，同时体会到范秘书与刘汉基两位老师的宽阔胸怀。
西安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遗迹与遗物极为丰富，范秘书要求我们不但要知道西安的地上，还要了解地下。在1970年夏季我们对西安地区进行全面普查，并得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支持，郊区、长安县、碑林等都参加。我们仿佛打开历史王朝的大门，进入古代社会，看到豪华的宫殿和整齐的城堡，听见刀戈打击声，进一步地了解西安历史。我们的工作目的是明确的，正如范秘书所说不是寻宝，而是保护，其意义是深远的，文物政策是保护文物工作的指导。我们曾阻止在西安城墙上挖防空洞与拆城砖；未央宫遗址范围内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五角下水道，即向生产队宣传保护遗址，终止了土地的平整，在红卫寨发现汉代铸铁遗址和大批的铁铧犁与铁刀；在三桥一带与纪阳公社窝头寨发现铸钱遗址、在六村堡村发现汉烧俑遗址、在北郊徐家湾一带发现汉墓群，使之得到保护，没有受到破坏。我还清楚地记得范秘书、淡斌昌与我去北郊高庙村北普查时下起了雨，秋风阵阵，衣服都湿透了，土路已成泥路。我推着自行车，走不远车轮竟沾满了泥，只得肩扛，艰难地行走，身上都是泥水，瘦弱的范秘书也扛着自行车艰难行走。淡斌昌突然说，把车子放到包谷地里，单人先回去。我们放下了车子，向大路方向走去。几天后天晴了，又到原来的地方找回了车子。范秘书笑着说：“车子没丢，这是个好办法。”当时我想范秘书关在“牛棚”时，脸上愁痛，若似失掉一切，而在秋雨下的范秘书虽然艰难行走，脸面雨水却闪着光彩，满怀信心，同样的一个人，环境不同，精神状态也不同。我们征集的文物多达数万件：有沣镐地区的铜鼎、铜卣与铜车马器；西郊的唐代蓝釉罐与造像；北郊的汉代马蹄金、金饼、铜饼；南郊长安县的唐代瓷器；西安市第二机砖厂的汉代鎏金鹰形墩；大白杨库存的历代铜器，市区的书画碑帖瓷器等等，这些文物曾得到国内著名学者专家肯定，有的还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骑自行车奔波，有时还用架子车往返几十公里的路程运文物，经常都是愉快伴随着，若是珍贵的文物，很久很久都会浸在欢乐里，在北郊谭家村北征集出土的一件元代书写“风吹十里透瓶香”白釉黑花瓷瓶时，我们确实如尝到“甘甜的美酒”。正如范秘书所说我们的努力与期盼是想多为国家多征集或保护一件文物……现在见到那时征集的文物，我还能详细地讲述当时愉快的情景。
我们为了使遗址和文物少受损失，经常都是“闻风而动”。得知东郊郭家滩出土文物，立即骑车赶往，那里是唐墓葬群，经过政策的宣传保护了一大批的唐代陶俑、动物与罐瓶，若是没有群保员的通知，或者去晚了，社员对文物政策不了解就会毁掉，使出土的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经过我们的努力，文物得到保护，内心充满喜悦、兴奋。范秘书显得特别活跃，面对粉彩陶俑就精彩讲说起来，滔滔不绝，百问不厌。唐代陶俑是中国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结合，在中国雕塑史上达到了艺术顶峰，女俑是现实的人物形象，服饰和装束格外精致，窄袖短衣，袒胸，肩搭长巾，下着长裙，绿色、黄色的绸衣面上绣着花蝶或雀鸟绕花飞舞，在丰腴的身上似有微风吹拂般婀娜多姿，显得华贵。端庄的姿态，或是捧盘、或是持物，柔美体态尽显女性特征，那娟秀纯朴的脸面表情，有的略有所思，有的带有忧愁，有的嘴角略翘带有一丝的笑，这些青春少女均是侍女，虽在高墙大院内却渴望田园家庭生活。天王俑都是成对出现，是受佛教影响的造型，雄壮威武的脚踏小鬼，整体符合人体结构比例，进行了夸张，睁目咧嘴，肌肉突出，充满力感，生机勃勃，有压倒一切妖魔鬼怪的气势。还有男侍从，乐妓、胡人等，骆驼、马等聚在一起，气氛热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奇的，是神工巨匠的作品。西安是一个古老又保留着璀璨文化的地方，它让我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天黑了，我们骑车回到了城里，范秘书高兴地说一天没有吃饭，请你们吃羊肉泡馍。大家实在太饿了，淡斌昌与我吃了五个烧饼，还有一碗面条，大家还互相打趣，我俩说自己是饭桶，而范秘书却说，饭就是让你们青年人多吃，能吃就能干！征集保护了那么多文物，确实是丰收了。
还有一事，也一直记挂在怀。我们办公室在鼓楼院内，鼓楼是明代建筑，是西安文明城市的标志，年久失修，处处漏雨，上面斗拱雕梁，飞檐挑角，还有楼内桌椅屏风，雕龙木榻，均有水流滴痕，古建遭到损坏。“文革”时期申报经费很难下拨，范秘书凭借对工作的责任感，提倡自己动手翻修，高大古建翻修谈何容易，但是同志们都给予支持，最后组织了八位同志，仅有一位“匠人”，有闵力生，张青、王月金、刘遵祖、淡斌昌与我，其中两位还是曾在延安“出生入死”战斗过的老革命。在仅有的简易手脚架上，提灰泥在楼顶屋脊上行走，但仅仅把鼓楼屋顶上的废泥土运下去一项，劳动量就非常巨大。我们齐心协力，挥汗如雨，用尽了力，终于完成了工程，保护了古建。每当我再走到那里望着庄严的鼓楼，就会想起范秘书和两位老革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真是无法述说当时工作的艰难情景，感怀当时修建的勇气，这是什么精神呢！我称“延安精神”。
以后范秘书调到小雁塔保管所工作，不能像以前朝夕相处，但他仍是我的老领导，见面交谈的话题主要是过去征集的文物及其历史科学价值，还说等有时间约淡斌昌再到老牛坡商代遗址去看看。今天又想起范秘书，是他不仅仅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更主要是他把工作放在首位，凭借自己的能力认真踏实地干，同时对周围青年人寄托希望，鼓励帮助青年人努力学知识，使他们能真正承担这项工作，这是我难以忘却的原因！
在那段日子，虽然工作紧张、繁忙，我与淡斌昌都有同样感受，但那是“丰收的年代”，有知识的提高，有艺术的感染，也有美的享受。（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