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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书法的受众面之所以如此广，终其原因是因为书法的实用性，当时书法的实用性主要还是指日常书写，时至今日，日常书写这一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如果书法有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挖掘书法的实用性。
关键词：书法;日常书写;实用性
自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裂变与新生的特殊时期，封建王朝的覆灭和西方势力的干预正催化着中国转型时期的到来，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政治的极度松弛，恰给艺术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契机，摆脱封建铐镣的民族艺术急速驰骋，戏曲、绘画、建筑等艺术门类迅猛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渗入让传统的民族艺术有了危机感，无数仁人志士高举爱国旗幡，大兴民族艺术。那么又有谁能撑起振兴泱泱中华文化的脊梁？在这个问题面前任何文化种类的都显得苍白无力，唯独书法艺术。时值民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可谓近代书法史的滥觞，这既是其由清代衍生而来的历史背景，也有清末民初新出现的时代背景，更有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来书法问题的讨论都不可能回避所处时代环境这一大的前提，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一话题更不例外。为什么说更不例外呢？因为当代书法所处的这一时代环境太特殊，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裂变与新生的过程中。“裂变”首先发生在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身上。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至清王朝的灭亡，无论政权如何变更，历代帝王都在文字上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文字成为当权者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件特殊工具。秦王统一六国文字，方便日常生活是其首要目的，与此同时也保障了皇权诏令下达的畅通无阻。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法书，举国奉“王书”为圭臬，有“不疾不厉，而风规自远”佳评的“王书”在方便人们生活和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更进一步确认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典范地位。后来更有康熙崇董书风、乾隆崇赵书风等等。笔者例举上述几个案例只想说明一个问题，无论秦始皇的文字统一，还是唐太宗大兴崇王之风，这正是彰显了当时书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所在。科举制度创建于隋代，清光绪三十一（1905）年取消。以书取仕自古就存在，西晋首设书博士一职，科举建制后，以书法的好坏作为取舍仕人的一大评判因素，从此科举制度和书法艺术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而优则仕，在封建帝制和科举制度下考取名份显得尤为重要，骨子里坚守“士”字的文人学者们都要系统学习书法这一技能，不只是科考需要书法，书法自然就变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了。由上可以看出，从古代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对书法实用性的挖掘从没有间断过，这也正是笔者想要强调的一个问题，书法实用性的存在正是中国书法之所以薪火相传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通过前段时间展出的李叔同先生的科考答卷和日常信件再现当时书法在社会中的实用功能。李叔同（1880—1942）有“艺术全能大师”之誉。先生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其答卷我们可以读出其书迹大小整齐划一、结体紧密，是典型的馆阁体书写式样，即便是帝制和科举制度并存下的产物，但不可否认这是书法实用性功能的一大显现。更有先生一九一八年农历三月初九和一九二零年农历四月十八致刘质平先生的两封书信。书信形式是书写最常见的实用形式，两扎书信的自由散漫之风着实令人惊叹，完全脱离馆阁体的程式化影响，寥寥几笔书写真实情性。科考答卷和日常信件是体现古代书法实用功能的两大领域，当然过去利用书法实用性功能的领域远不止于此，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书法的踪迹。然而，帝制覆灭和科考的取消无疑对书法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书法的社会实用性大打折扣。
在史学界中，法国的福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将不再是不断完善的历史，不再是其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相反，断裂现象似乎在不断地增强和出现，所以历史学应寻找“非连续性”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现象”。那么，问题同样存在于整个文化范围内，当然书法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帝制的覆灭和科考的取消乃至当今整个社会的变革，使得书法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改变，归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书法失去了“大众性”这一性质。古代时候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都和笔墨纸砚分不开，然而今天的书法却成为了少数人从事的艺术活动，无论是书法的创作工具还是载体都遭到了极大迫害，自来水笔的引进、简化字的推广进一步抹杀者书法的大众性。再者就是适于书法生存的传统文化贫瘠不堪。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身上，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对文化的损害，西方文化一时间涌入中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打击之大可谓前所未有，那么，依附传统文化生存的中国书法自然也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越传统的东西越有生命力，书法既然能够发展到当代，也肯定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当代对于书法的实用性的重视就显得尤为关键。一般来讲对于事物实用性认识越深刻，则适用群体越加广泛，广泛适用群体的需求是推动其发展的最大动力所在。书法实用功能的重拾无非是当代书法发展的一大拐点。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对于书法的实用性的探讨，我们首先要从汉字的特殊性入手。汉字源于生活，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抽象化，其本身具有点、线、造型等美感，利用汉字的这一特性与各种产品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书法产业一大特色。家具、灯笼、衣服等摆件或者饰品与书法因素成功结合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样做的优势是既能提升产品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更能使书法的实用功能得到充分利用。当然书法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产品中简单的复制和盲目的模仿，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不是单纯的组合或相加，而是将其最美感的因素进行取舍和艺术归纳，把汉字书法的形、神、意系統的综合。
作者简介：张明伟（1989-09），男，山东临沂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书法理论。
关键词：书法;日常书写;实用性
自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裂变与新生的特殊时期，封建王朝的覆灭和西方势力的干预正催化着中国转型时期的到来，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政治的极度松弛，恰给艺术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契机，摆脱封建铐镣的民族艺术急速驰骋，戏曲、绘画、建筑等艺术门类迅猛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渗入让传统的民族艺术有了危机感，无数仁人志士高举爱国旗幡，大兴民族艺术。那么又有谁能撑起振兴泱泱中华文化的脊梁？在这个问题面前任何文化种类的都显得苍白无力，唯独书法艺术。时值民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可谓近代书法史的滥觞，这既是其由清代衍生而来的历史背景，也有清末民初新出现的时代背景，更有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来书法问题的讨论都不可能回避所处时代环境这一大的前提，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一话题更不例外。为什么说更不例外呢？因为当代书法所处的这一时代环境太特殊，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裂变与新生的过程中。“裂变”首先发生在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身上。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至清王朝的灭亡，无论政权如何变更，历代帝王都在文字上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文字成为当权者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件特殊工具。秦王统一六国文字，方便日常生活是其首要目的，与此同时也保障了皇权诏令下达的畅通无阻。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法书，举国奉“王书”为圭臬，有“不疾不厉，而风规自远”佳评的“王书”在方便人们生活和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更进一步确认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典范地位。后来更有康熙崇董书风、乾隆崇赵书风等等。笔者例举上述几个案例只想说明一个问题，无论秦始皇的文字统一，还是唐太宗大兴崇王之风，这正是彰显了当时书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所在。科举制度创建于隋代，清光绪三十一（1905）年取消。以书取仕自古就存在，西晋首设书博士一职，科举建制后，以书法的好坏作为取舍仕人的一大评判因素，从此科举制度和书法艺术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而优则仕，在封建帝制和科举制度下考取名份显得尤为重要，骨子里坚守“士”字的文人学者们都要系统学习书法这一技能，不只是科考需要书法，书法自然就变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了。由上可以看出，从古代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对书法实用性的挖掘从没有间断过，这也正是笔者想要强调的一个问题，书法实用性的存在正是中国书法之所以薪火相传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通过前段时间展出的李叔同先生的科考答卷和日常信件再现当时书法在社会中的实用功能。李叔同（1880—1942）有“艺术全能大师”之誉。先生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其答卷我们可以读出其书迹大小整齐划一、结体紧密，是典型的馆阁体书写式样，即便是帝制和科举制度并存下的产物，但不可否认这是书法实用性功能的一大显现。更有先生一九一八年农历三月初九和一九二零年农历四月十八致刘质平先生的两封书信。书信形式是书写最常见的实用形式，两扎书信的自由散漫之风着实令人惊叹，完全脱离馆阁体的程式化影响，寥寥几笔书写真实情性。科考答卷和日常信件是体现古代书法实用功能的两大领域，当然过去利用书法实用性功能的领域远不止于此，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书法的踪迹。然而，帝制覆灭和科考的取消无疑对书法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书法的社会实用性大打折扣。
在史学界中，法国的福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将不再是不断完善的历史，不再是其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相反，断裂现象似乎在不断地增强和出现，所以历史学应寻找“非连续性”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现象”。那么，问题同样存在于整个文化范围内，当然书法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帝制的覆灭和科考的取消乃至当今整个社会的变革，使得书法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改变，归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书法失去了“大众性”这一性质。古代时候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都和笔墨纸砚分不开，然而今天的书法却成为了少数人从事的艺术活动，无论是书法的创作工具还是载体都遭到了极大迫害，自来水笔的引进、简化字的推广进一步抹杀者书法的大众性。再者就是适于书法生存的传统文化贫瘠不堪。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身上，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对文化的损害，西方文化一时间涌入中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打击之大可谓前所未有，那么，依附传统文化生存的中国书法自然也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越传统的东西越有生命力，书法既然能够发展到当代，也肯定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当代对于书法的实用性的重视就显得尤为关键。一般来讲对于事物实用性认识越深刻，则适用群体越加广泛，广泛适用群体的需求是推动其发展的最大动力所在。书法实用功能的重拾无非是当代书法发展的一大拐点。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对于书法的实用性的探讨，我们首先要从汉字的特殊性入手。汉字源于生活，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抽象化，其本身具有点、线、造型等美感，利用汉字的这一特性与各种产品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书法产业一大特色。家具、灯笼、衣服等摆件或者饰品与书法因素成功结合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样做的优势是既能提升产品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更能使书法的实用功能得到充分利用。当然书法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产品中简单的复制和盲目的模仿，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不是单纯的组合或相加，而是将其最美感的因素进行取舍和艺术归纳，把汉字书法的形、神、意系統的综合。
作者简介：张明伟（1989-09），男，山东临沂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书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