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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柳氏宗谱》柳序是伪作
嘉庆丙子(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纂修的《泾川柳氏宗谱》卷首载《宗元公谱牒论》、《公原序》。针对前者,我已考证其为伪作;今再撰文,揭示后者亦系赝品。
所谓《公原序》,署:“赐进士出身授吏部清吏司西舍人兼御史大夫四十三世孙字绍威号类贞题”。这个头衔大有问题,辨伪就从这里开始。
“赐进士出身”?据《旧唐书》卷一六五《柳传》:“应两经举,释褐秘书正字。又书判拔萃,高辟为度支推官。”可见柳以明经科、书判拔萃科入仕,未登进士科。不仅“赐进士出身”这个头衔与柳的身份不符,而且唐朝没有这个名称。请看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中所见之唐人署名:
河南府乡贡进士陈众甫词侄孙乡贡明经(张)有邻书(1514页)
嗣子前乡贡进士(高)盖述次子前乡贡明经(高)宇书(1338页)
陈众甫、张有邻是投考而未录取者,称“进士”、“明经”;高盖、高宇是已录取者,称“前进士”、“前明经”。
宋、明、清盛行进士科。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所谓《公原序》中“赐进士出身”的头衔,暴露出此“序”是不了解唐代科举制度的后人所伪撰的。
“授吏部清吏司”?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吏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无“清吏司”这个名称。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吏部》:“(洪武)二十九年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并五部属,皆称清吏司。”《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吏部》:“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所谓《公原序》中“吏部清吏司”的头衔,暴露出此“序”是不了解唐代职官制度的明、清人所伪撰的。
“西舍人”?据《新唐书》卷一六三《柳传》:“高再镇昭义,皆表为副,擢刑部员外郎……出为岭南节度副使……黄巢陷交、广,逃还,除起居郎。巢入京师,奔行在,再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未任“西舍人”之职。
“兼御史大夫”?《旧唐书·柳传》:“历谏议给事中,位至御史大夫。”《新唐书·柳传》:“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柳一生中之最高官职,是专任,非兼职。再看《唐代墓志汇编》中唐代高官署名:
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撰(667页)
尚书左仆射姚崇撰并书(1291页)
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1403页)
从这些署名可以看出唐人的习惯:⑴入仕后,头衔中就不写进士、明经;⑵头衔中只写当时官职;⑶以品阶较高之职“兼”较低之职。所谓《公原序》“赐进士出身授吏部清吏司西舍人兼御史大夫”署名,不仅与柳生平不合,而且违反唐人的习惯,其出于伪造,盖无可疑。
《公原序》署:“唐光化三年岁次庚申夏蒲月”,这个时间,更与柳生平不合。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唐柳大夫……谪授泸州郡守。”《新唐书·柳传》:“坐事贬泸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华还,诏复官爵。”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三月)以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六:“新、旧书,贬官无年月。今据《实录》……当是初贬渝州,后移泸州。《新·传》、《北梦琐言》误也。”孝萱按: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大唐万寿寺记》署:“刺史柳撰”,“景福元年八月一日”,可以证明司马光说柳先贬渝州后移泸州是正确的(《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大唐万寿寺记》附王昶云:“碑但署刺史,而不言泸州者,何也?”王昶未检《资治通鉴》,未能深考)。《新唐书·柳传》漏记渝州之贬,但说柳贬泸州后“卒”,不误。光化初,昭宗诏复柳官爵,此时柳已卒。所谓《公原序》署“光化三年”,岂有已卒之柳撰序乎?
所谓《公原序》,文格卑下,绝非出于柳之手,其中漏洞甚多,如:“我唐及今三百余载,士庶如林立矣……商贾迁徙之地……犁然毕具”云云,更暴露出作伪的马脚,驳斥如下:
(1)《新唐书·柳传》:“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自武德元年戊寅(618年)至文德元年戊申(888年),只270年,而“序”云“及今三百余载”,与柳生平不合。
(2)《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性謇直,无缘饰。宗人璧、,贵仕于朝,鄙璨朴钝,不以诸宗齿之。”《北梦琐言》卷十二:“仆亲家柳坤,即亚台(柳)疏房也……亚台先问读书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须学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业,幸勿弃分阴也。”可见柳只重视“读书”、“修文”、“作官”;柳璨“采樵”,不认为同宗;而“序”中重视“商贾”,与柳思想不合。
在旧社会,编修家谱者,常伪造名人题字、撰序,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在这种风气下,《泾川柳氏宗谱》伪造柳宗元《谱牒论》、柳“序”,不足为怪。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杂传记类》:“《柳氏训序》一卷(柳)。”《旧唐书·柳传》:“尝著书诫其子弟。”《新唐书·柳传》:“常述家训以戒子孙。”《北梦琐言》卷十二:“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严肃,乃士流之最也。”修《泾川柳氏宗谱》者,精心选择了以著《柳氏训序》闻名,“乃士流之最”的柳为作伪之对象。
《中山刘氏宗谱》冒充刘禹锡后裔
《中山刘氏宗谱》卷首有《中山源流记略》(以下简称《源流》),卷一有《中山刘氏重修族谱世系》(以下简称《世系》),皆以刘禹锡为中心,叙述家世,但内容分歧。今先录原文,再作分析。
《源流》:“汉景帝第七子胜,封中山靖王,生子百二十人,散布淮海甚盛,然而渺然不可稽矣。越晋迄唐,有集贤学士禹锡公由中山寓居彭城。生子惠。惠生永成,以进士任参政。成生爵。爵举三子:长政,字以德;次,字以音;季,字以校。流离避难渡江,羁旅无依,遂各择所处……惟以德公……迤逦来溧水……境内有故乡中山之名,遂止而家焉。”
《世系》:“汉景帝第七子胜(贾夫人生)封为中山氏……有子一百二十人(见《十七史》)……逮晋广武侯刘琨(中山魏昌人)护元帝渡江东,幽州刺史段匹推为盟主,共讨石勒,后为匹所害,子孙畏其暴,潜居江左。至唐礼部尚书刘禹锡,生惠。惠生永成,举进士,官参政。永成生爵。爵生政、、兄弟三人,自中山避五季难,渡江东……(政)公留溧水之茅城。政公以前,世次遐邈,又经兵燹,谱系不传。”
今按:两文皆以刘禹锡为刘胜后裔,《世系》插入刘琨,但未交代刘琨与刘禹锡是什么关系。《源流》说刘禹锡由中山寓居彭城,《世系》说刘禹锡五世孙刘政等于五代时自中山渡江东。《中山刘氏宗谱》的编者面对这些分歧,不置可否,可见其心中无数,姑妄言之。必须指出,二文都不符合刘禹锡之家世、生平与后裔,逐一辨析如下:
(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这一段话是真实可信的,只要对照《魏书》、《周书》、《隋书》,便可了解刘禹锡自述家世的真相。请看:
(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北魏建国于公元386年正月,初称代国,至同年四月始改国号为魏。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显祖献文帝,493年,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
(2)《周书》卷四《明帝纪》记载: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这是说,到周明帝宇文毓时,再下诏书,重申当初随北魏南迁的各族民众皆称河南人。
(3)《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指出:“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可见刘禹锡自述的“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以上三条资料相合,他是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
这与《子刘子自传》中“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一段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今按:东汉末年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已没有多少人相信。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对此事就已指出:“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刘备自称刘胜之后尚有疑问,何况时代更晚的唐朝的刘禹锡呢?
刘禹锡除了自称刘胜之后外,还自称刘向之后。他在《口兵戒》中说:“它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刘向为中垒校尉(《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刘禹锡称刘向为“远祖”,等于说自己是楚王刘交之后,刘禹锡究竟是汉高祖同父少弟刘交之后,还是汉景帝子刘胜之后?都是姑妄言之。唐代门第观念很重,假冒为名门之后者,何止刘禹锡一家,是不足为怪的。
(二)刘禹锡的七代祖刘亮,在北朝做官,与东晋政权无涉。《中山刘氏宗谱》插入刘琨,纯属伪造。据《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祖迈……父蕃……子群嗣。”段匹缢杀刘琨,“子侄四人俱被害”。“石季龙灭辽西,群……没胡中……至冉闵败后,群遇害。”《中山刘氏宗谱》所云刘琨子孙“潜居江左”,于史无据,更与刘禹锡家无涉。
(三)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不住在中山。《中山刘氏宗谱》说他“由中山寓居彭城”,更不合。刘知《史通·内篇》卷五《因习》下:“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中山是刘禹锡的郡望,彭城是别人送给他的高帽子,他没有说过家于中山、寓居彭城的话。
(四)《子刘子自传》:“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刘绪由洛阳“东迁”到什么地方?刘禹锡晚年在《送裴处士应制举》诗中说:“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查出嘉禾驿与苏小墓的所在地、王余鱼的出产地,就找到了刘绪“东迁”后的寓居之处。请看:
(1)《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古扬州下·吴郡(苏州)·嘉兴县》:“吴时,有嘉禾生。”
(2)《六臣注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刘逵注:“吴都者,苏州是也。”
(3)陆广微《吴地记》:“嘉兴县……前有晋妓钱唐苏小小墓。”
可见嘉禾驿、苏小小墓在苏州,王余鱼是苏州特产。唐嘉兴县属苏州,刘绪由洛阳“东迁”于苏州嘉兴县(今浙江省)。刘禹锡在嘉兴一带长大,所以自称“少为江南客”(《金陵五题并引》)。《中山刘氏宗谱》说刘禹锡“由中山寓居彭城”,与其家世、生平皆不合。
(五)刘禹锡《名子说》:“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字敬臣。”柳宗元有《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诗,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云:“仍写二本……一授梦得小儿仑郎。”对照起来看,咸允乳名孟郎,同乳名仑郎。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云“因诫子弟咸元(允)、承雍等”云云。可见刘禹锡之子名为咸允、同、承雍。《中山刘氏宗谱》所云刘禹锡子刘惠……五世孙刘政等“自中山避五季难,渡江东”,皆与刘禹锡无涉,纯属冒认。
清镇江柳氏修谱,曾批评世俗冒认祖宗之陋习。《京江柳氏宗谱》载柳可荫所撰 序云:“有经乱离而失其谱系者,则择一前代爵隆誉重之人,而冒认以为后。”《中山刘氏宗谱》冒认为刘禹锡之后,在《中山源流记略》、《中山刘氏重修族谱世系》二文中强调“世次遐邈”、“谱系不传”,就是镇江柳氏所批评的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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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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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丙子(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纂修的《泾川柳氏宗谱》卷首载《宗元公谱牒论》、《公原序》。针对前者,我已考证其为伪作;今再撰文,揭示后者亦系赝品。
所谓《公原序》,署:“赐进士出身授吏部清吏司西舍人兼御史大夫四十三世孙字绍威号类贞题”。这个头衔大有问题,辨伪就从这里开始。
“赐进士出身”?据《旧唐书》卷一六五《柳传》:“应两经举,释褐秘书正字。又书判拔萃,高辟为度支推官。”可见柳以明经科、书判拔萃科入仕,未登进士科。不仅“赐进士出身”这个头衔与柳的身份不符,而且唐朝没有这个名称。请看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中所见之唐人署名:
河南府乡贡进士陈众甫词侄孙乡贡明经(张)有邻书(1514页)
嗣子前乡贡进士(高)盖述次子前乡贡明经(高)宇书(1338页)
陈众甫、张有邻是投考而未录取者,称“进士”、“明经”;高盖、高宇是已录取者,称“前进士”、“前明经”。
宋、明、清盛行进士科。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所谓《公原序》中“赐进士出身”的头衔,暴露出此“序”是不了解唐代科举制度的后人所伪撰的。
“授吏部清吏司”?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吏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无“清吏司”这个名称。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吏部》:“(洪武)二十九年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并五部属,皆称清吏司。”《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吏部》:“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所谓《公原序》中“吏部清吏司”的头衔,暴露出此“序”是不了解唐代职官制度的明、清人所伪撰的。
“西舍人”?据《新唐书》卷一六三《柳传》:“高再镇昭义,皆表为副,擢刑部员外郎……出为岭南节度副使……黄巢陷交、广,逃还,除起居郎。巢入京师,奔行在,再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未任“西舍人”之职。
“兼御史大夫”?《旧唐书·柳传》:“历谏议给事中,位至御史大夫。”《新唐书·柳传》:“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柳一生中之最高官职,是专任,非兼职。再看《唐代墓志汇编》中唐代高官署名:
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撰(667页)
尚书左仆射姚崇撰并书(1291页)
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1403页)
从这些署名可以看出唐人的习惯:⑴入仕后,头衔中就不写进士、明经;⑵头衔中只写当时官职;⑶以品阶较高之职“兼”较低之职。所谓《公原序》“赐进士出身授吏部清吏司西舍人兼御史大夫”署名,不仅与柳生平不合,而且违反唐人的习惯,其出于伪造,盖无可疑。
《公原序》署:“唐光化三年岁次庚申夏蒲月”,这个时间,更与柳生平不合。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唐柳大夫……谪授泸州郡守。”《新唐书·柳传》:“坐事贬泸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华还,诏复官爵。”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三月)以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六:“新、旧书,贬官无年月。今据《实录》……当是初贬渝州,后移泸州。《新·传》、《北梦琐言》误也。”孝萱按: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大唐万寿寺记》署:“刺史柳撰”,“景福元年八月一日”,可以证明司马光说柳先贬渝州后移泸州是正确的(《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大唐万寿寺记》附王昶云:“碑但署刺史,而不言泸州者,何也?”王昶未检《资治通鉴》,未能深考)。《新唐书·柳传》漏记渝州之贬,但说柳贬泸州后“卒”,不误。光化初,昭宗诏复柳官爵,此时柳已卒。所谓《公原序》署“光化三年”,岂有已卒之柳撰序乎?
所谓《公原序》,文格卑下,绝非出于柳之手,其中漏洞甚多,如:“我唐及今三百余载,士庶如林立矣……商贾迁徙之地……犁然毕具”云云,更暴露出作伪的马脚,驳斥如下:
(1)《新唐书·柳传》:“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自武德元年戊寅(618年)至文德元年戊申(888年),只270年,而“序”云“及今三百余载”,与柳生平不合。
(2)《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性謇直,无缘饰。宗人璧、,贵仕于朝,鄙璨朴钝,不以诸宗齿之。”《北梦琐言》卷十二:“仆亲家柳坤,即亚台(柳)疏房也……亚台先问读书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须学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业,幸勿弃分阴也。”可见柳只重视“读书”、“修文”、“作官”;柳璨“采樵”,不认为同宗;而“序”中重视“商贾”,与柳思想不合。
在旧社会,编修家谱者,常伪造名人题字、撰序,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在这种风气下,《泾川柳氏宗谱》伪造柳宗元《谱牒论》、柳“序”,不足为怪。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杂传记类》:“《柳氏训序》一卷(柳)。”《旧唐书·柳传》:“尝著书诫其子弟。”《新唐书·柳传》:“常述家训以戒子孙。”《北梦琐言》卷十二:“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严肃,乃士流之最也。”修《泾川柳氏宗谱》者,精心选择了以著《柳氏训序》闻名,“乃士流之最”的柳为作伪之对象。
《中山刘氏宗谱》冒充刘禹锡后裔
《中山刘氏宗谱》卷首有《中山源流记略》(以下简称《源流》),卷一有《中山刘氏重修族谱世系》(以下简称《世系》),皆以刘禹锡为中心,叙述家世,但内容分歧。今先录原文,再作分析。
《源流》:“汉景帝第七子胜,封中山靖王,生子百二十人,散布淮海甚盛,然而渺然不可稽矣。越晋迄唐,有集贤学士禹锡公由中山寓居彭城。生子惠。惠生永成,以进士任参政。成生爵。爵举三子:长政,字以德;次,字以音;季,字以校。流离避难渡江,羁旅无依,遂各择所处……惟以德公……迤逦来溧水……境内有故乡中山之名,遂止而家焉。”
《世系》:“汉景帝第七子胜(贾夫人生)封为中山氏……有子一百二十人(见《十七史》)……逮晋广武侯刘琨(中山魏昌人)护元帝渡江东,幽州刺史段匹推为盟主,共讨石勒,后为匹所害,子孙畏其暴,潜居江左。至唐礼部尚书刘禹锡,生惠。惠生永成,举进士,官参政。永成生爵。爵生政、、兄弟三人,自中山避五季难,渡江东……(政)公留溧水之茅城。政公以前,世次遐邈,又经兵燹,谱系不传。”
今按:两文皆以刘禹锡为刘胜后裔,《世系》插入刘琨,但未交代刘琨与刘禹锡是什么关系。《源流》说刘禹锡由中山寓居彭城,《世系》说刘禹锡五世孙刘政等于五代时自中山渡江东。《中山刘氏宗谱》的编者面对这些分歧,不置可否,可见其心中无数,姑妄言之。必须指出,二文都不符合刘禹锡之家世、生平与后裔,逐一辨析如下:
(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这一段话是真实可信的,只要对照《魏书》、《周书》、《隋书》,便可了解刘禹锡自述家世的真相。请看:
(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北魏建国于公元386年正月,初称代国,至同年四月始改国号为魏。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显祖献文帝,493年,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
(2)《周书》卷四《明帝纪》记载: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这是说,到周明帝宇文毓时,再下诏书,重申当初随北魏南迁的各族民众皆称河南人。
(3)《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指出:“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可见刘禹锡自述的“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以上三条资料相合,他是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
这与《子刘子自传》中“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一段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今按:东汉末年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已没有多少人相信。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对此事就已指出:“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刘备自称刘胜之后尚有疑问,何况时代更晚的唐朝的刘禹锡呢?
刘禹锡除了自称刘胜之后外,还自称刘向之后。他在《口兵戒》中说:“它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刘向为中垒校尉(《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刘禹锡称刘向为“远祖”,等于说自己是楚王刘交之后,刘禹锡究竟是汉高祖同父少弟刘交之后,还是汉景帝子刘胜之后?都是姑妄言之。唐代门第观念很重,假冒为名门之后者,何止刘禹锡一家,是不足为怪的。
(二)刘禹锡的七代祖刘亮,在北朝做官,与东晋政权无涉。《中山刘氏宗谱》插入刘琨,纯属伪造。据《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祖迈……父蕃……子群嗣。”段匹缢杀刘琨,“子侄四人俱被害”。“石季龙灭辽西,群……没胡中……至冉闵败后,群遇害。”《中山刘氏宗谱》所云刘琨子孙“潜居江左”,于史无据,更与刘禹锡家无涉。
(三)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不住在中山。《中山刘氏宗谱》说他“由中山寓居彭城”,更不合。刘知《史通·内篇》卷五《因习》下:“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中山是刘禹锡的郡望,彭城是别人送给他的高帽子,他没有说过家于中山、寓居彭城的话。
(四)《子刘子自传》:“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刘绪由洛阳“东迁”到什么地方?刘禹锡晚年在《送裴处士应制举》诗中说:“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查出嘉禾驿与苏小墓的所在地、王余鱼的出产地,就找到了刘绪“东迁”后的寓居之处。请看:
(1)《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古扬州下·吴郡(苏州)·嘉兴县》:“吴时,有嘉禾生。”
(2)《六臣注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刘逵注:“吴都者,苏州是也。”
(3)陆广微《吴地记》:“嘉兴县……前有晋妓钱唐苏小小墓。”
可见嘉禾驿、苏小小墓在苏州,王余鱼是苏州特产。唐嘉兴县属苏州,刘绪由洛阳“东迁”于苏州嘉兴县(今浙江省)。刘禹锡在嘉兴一带长大,所以自称“少为江南客”(《金陵五题并引》)。《中山刘氏宗谱》说刘禹锡“由中山寓居彭城”,与其家世、生平皆不合。
(五)刘禹锡《名子说》:“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字敬臣。”柳宗元有《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诗,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云:“仍写二本……一授梦得小儿仑郎。”对照起来看,咸允乳名孟郎,同乳名仑郎。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云“因诫子弟咸元(允)、承雍等”云云。可见刘禹锡之子名为咸允、同、承雍。《中山刘氏宗谱》所云刘禹锡子刘惠……五世孙刘政等“自中山避五季难,渡江东”,皆与刘禹锡无涉,纯属冒认。
清镇江柳氏修谱,曾批评世俗冒认祖宗之陋习。《京江柳氏宗谱》载柳可荫所撰 序云:“有经乱离而失其谱系者,则择一前代爵隆誉重之人,而冒认以为后。”《中山刘氏宗谱》冒认为刘禹锡之后,在《中山源流记略》、《中山刘氏重修族谱世系》二文中强调“世次遐邈”、“谱系不传”,就是镇江柳氏所批评的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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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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