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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我姓邵
第一次和邵喜春通电话时，他那边有点吵，音乐、歌声、掌声，似乎气氛欢腾。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场农民工联欢会，他是特邀嘉宾。
第二次通电话，我们敲定了见面的时间，他正在第N次前往沈阳市福利院的路上，他是那里孩子们的编外爸爸。
第三次是采访的那天，放下电话没多久，我们见了面，他小平头、黑脸膛，针织衫、休闲裤，腼腆一笑，“我姓邵。”
邵喜春是农民工出身，现在带着一些建筑工人承包工程，就是人们说的包工头。采访他是因为他身上的各种标签：讨薪达人、农民工志愿者、草根公益明星……能够拥有这样多重的身份，走出农村后的二十余年，他一定是一直在忙碌，用他的话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让我没事呆着我就难受。”不仅为生活，更为那些他放不下的事。
讨薪：兄弟们不易
年关将近，邵喜春一直在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空出时间接受采访，他的电话时不时就要响一响，因为又有一群没拿到薪水的农民工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帮忙讨回大伙的工资。
邵喜春讨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4年，第一次是为自己。
他是朝阳市农村人，自幼丧父，家里实在供不起孩子读书，他虽然爱学习，“有字就看”，却只能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17岁来到沈阳的工地打工。
“那是1988年，最初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工程处干，虽然挺累，但那时没有欠薪这回事，每月结工资，不差日子。后来90年代，我学了粉刷的技术，部队的工程处也解体了，我们出来单干，就逐渐有这事了。”
2004年，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邵喜春第一次当上包工头，带着20几个农民工承揽了苏家屯一个建筑公司的工程，辛苦小半年，钱没挣到，先被欠薪。
“我前前后后去要了好多次，那老板都有各种托词，什么过几天就给啦、现在款项还没到啦……其实就是想把欠款拖黄了。那时政策不如现在好，农民工被欠了薪常常不知道该找谁，我爱看书，想起杂志《辽宁青年》上有法律热线，就去找他们。”
媒体的介入让这件事出现了转机。后来，在“辽青”的帮助下，20多个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该拿的工资，邵喜春也因为这次成功的讨薪，从此成了农民工圈子里知名的讨薪达人，常常有被欠薪的农民工请他帮忙要工资，他也不推脱，能帮的一定帮。“说起来挺惭愧的，咱也没做过啥，就是这方面算有点经验，就帮兄弟们跑跑腿、说说话，况且咱说话也不一定有啥用。”
其实邵喜春做的远不像他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据他的粗略统计，几年来，他帮农民工讨回工资加起来有千八百万。他自己搭路费、花时间不说，还时常担风险，他曾在讨薪时被人一板砖拍进医院。为了帮人讨薪，邵喜春琢磨过不少办法，他找过媒体，联合过鲁园工会主席，还和东北大学的教授合作过，最艰难的一次，他上了塔吊。
“那次是在鞍山，大包工头雇二包工头干活，完工了不给钱，他们就找了我。为这事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鞍山，该找的都找了，就是不行。后来实在没辙了，几十个兄弟眼巴巴地等着要工资，我一咬牙爬上工地的大塔吊，不给钱我就跳！”
结局是几个小时后农民工顺利拿到了欠薪，但邵喜春被公安局拘留了7天。讨薪近百次，那是他采取过的最激烈的行动，他承认过激了，以后不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但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被欠薪的滋味，也知道农民工有多不容易。”
虚荣心正能量
邵喜春学会粉刷之前，干的一直是力工，“最开始一天1.86元，那时机械化程度低，没有吊车什么的，工地干活就靠小车推，我也没啥技术，就是拿个小桶，抠沙子运，每天要抠上千勺，小桶倒不出来就用手抠，手指一直是破的。”
后来，他当了小包工头，就尽量保护自己的农民工队伍。天冷了，邵喜春就忙着给兄弟们张罗棉衣、棉被，端午节、中秋节，他又忙着张罗粽子和月饼。2005年的秋天，邵喜春带领农民工在大东区的一处工地干活时，工地突然起火。就在所有人都往外跑时，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查看里面是否有被困住的农民工。最后他被浓烟熏倒，消防员救他出来时，还以为是有他的亲人在里面呢。因为这次救人，他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有时，他带的包工队也被欠薪。“那回，等了两个月都没给，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过年，大冷的天，天天在工棚盼着，实在太可怜。”邵喜春不忍心，借了15万的高利贷，先发了工资，工人回家了，他自己顶着每天500元的利息去讨薪。“农民工维权还是挺难的，但现在政策好多了，市县区一般都有农民工维权中心，几个部门联合办公，对我们打工的帮助不小。”
有人说邵喜春是不务正业，因为他的正业是赚钱养家，可他管了太多闲事，像他儿子小时候埋怨他时说的，“你有钱，给我点呗。”他自己的说法是，“公交车让座，别人说声谢谢，心里都舒服。人都有点虚荣心。”
他管闲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记不清是哪年了，阜新有个老师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向社会求助，我就给她家写了封信，想问问情况帮帮她。当我收到回信时才知道，孩子已经去世了。我没帮到她，可是人家的回信特别客气。我就想，咱没做什么，就说了一句话，人家就对咱这么大的感激，帮助人的感觉真好。”
后来，这种感觉让他参与了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有温度就是太阳
“我姑娘不理我了。”提起这事，邵喜春就忍不住泛起笑容，他手机里有张照片，是他和福利院一个6岁小女孩照的，“别人逗我姑娘说，照片里的小孩是你爸和他小媳妇在外面生的，以后你爸不喜欢你，只喜欢她了。我姑娘一听生我气了。”
邵喜春告诉女儿：“爸爸永远爱你。”他同样放不下的，还有照片里的小女孩。同春是沈阳市福利院的孩子，和邵喜春的女儿同岁，格外让他心疼。“这孩子看照片乖巧可爱，其实是个脑瘫患儿，连路都走不了，其他不少孩子也有各种残疾。我周末只要在沈阳就去看他们，洗洗澡、喂喂饭，陪他们玩一会，帮忙收拾一下卫生。这些孩子太需要人关爱了。”
同样需要关爱的还有他的农民工兄弟。“不少工人收工后，不是喝小酒，就是打扑克，甚至赌钱。”邵喜春觉得，不能让大家仅仅满足衣食无忧的生活，得让他们拥有更精彩的精神世界。
2011年7月，他从辽宁大学募捐得来1000册图书，还请沈河区教育局帮忙筹集到2000册图书，又把“盛京仁爱服务中心”捐赠的电视机、影碟机和碟片，分发到了5个建筑工地。这样，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就不再单调了。到了冬天，有些建筑工地的工程停了，他舍不得将这些书籍丢弃，就再一次收集起来，在12月13日，联合“利州扶贫发展中心”将这些书籍送到朝阳喀左的贫困小学，用于建造那里的图书馆。
邵喜春承认自己感情丰富，“有时看看电视里的感人情节，就跟着激动了。”他说，好多事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就去做了，不是因为品德多崇高。只是他冲动之下，做的大多是好事。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几个朋友聚会，说咱们去四川当志愿者吧。”大伙说完这事也就过去了，邵喜春却上了心，第二天，他谁也没告诉，一个人悄悄去了灾情最重的四川绵竹汉旺镇，参加灾后援建工作，一干就是小半年。
邵喜春信佛，“有信仰就有寄托。起码要做什么坏事，想想就觉得罪过。”信佛让他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哪怕是对乞丐，可老天似乎格外青睐好人，偏偏让他遇到富人。“以前我在慈恩寺附近住，一个人吃饭没意思，我就叫上路边乞讨的跟我回家，做点饭一起吃，有一回我找了个穿着特破的，结果一聊天，他是个大款，也信佛，在苦修，一天吃饭标准3元。”从此，两人就成了朋友，款哥告诉邵喜春，兄弟，啥时用钱，跟哥说。
不久前，邵喜春搞了一个“阳阳打工服务中心”，“阳阳”之意取的是朝阳和沈阳，以及照耀农民工的太阳，“打工的事我们接触比较多，有事了帮忙协调一下，不懂的告诉一下。”新年他也有新打算，“再过年，我要给农民工兄弟们张罗台好晚会，让大伙的年关有盼头！”
责编/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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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邵喜春通电话时，他那边有点吵，音乐、歌声、掌声，似乎气氛欢腾。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场农民工联欢会，他是特邀嘉宾。
第二次通电话，我们敲定了见面的时间，他正在第N次前往沈阳市福利院的路上，他是那里孩子们的编外爸爸。
第三次是采访的那天，放下电话没多久，我们见了面，他小平头、黑脸膛，针织衫、休闲裤，腼腆一笑，“我姓邵。”
邵喜春是农民工出身，现在带着一些建筑工人承包工程，就是人们说的包工头。采访他是因为他身上的各种标签：讨薪达人、农民工志愿者、草根公益明星……能够拥有这样多重的身份，走出农村后的二十余年，他一定是一直在忙碌，用他的话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让我没事呆着我就难受。”不仅为生活，更为那些他放不下的事。
讨薪：兄弟们不易
年关将近，邵喜春一直在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空出时间接受采访，他的电话时不时就要响一响，因为又有一群没拿到薪水的农民工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帮忙讨回大伙的工资。
邵喜春讨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4年，第一次是为自己。
他是朝阳市农村人，自幼丧父，家里实在供不起孩子读书，他虽然爱学习，“有字就看”，却只能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17岁来到沈阳的工地打工。
“那是1988年，最初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工程处干，虽然挺累，但那时没有欠薪这回事，每月结工资，不差日子。后来90年代，我学了粉刷的技术，部队的工程处也解体了，我们出来单干，就逐渐有这事了。”
2004年，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邵喜春第一次当上包工头，带着20几个农民工承揽了苏家屯一个建筑公司的工程，辛苦小半年，钱没挣到，先被欠薪。
“我前前后后去要了好多次，那老板都有各种托词，什么过几天就给啦、现在款项还没到啦……其实就是想把欠款拖黄了。那时政策不如现在好，农民工被欠了薪常常不知道该找谁，我爱看书，想起杂志《辽宁青年》上有法律热线，就去找他们。”
媒体的介入让这件事出现了转机。后来，在“辽青”的帮助下，20多个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该拿的工资，邵喜春也因为这次成功的讨薪，从此成了农民工圈子里知名的讨薪达人，常常有被欠薪的农民工请他帮忙要工资，他也不推脱，能帮的一定帮。“说起来挺惭愧的，咱也没做过啥，就是这方面算有点经验，就帮兄弟们跑跑腿、说说话，况且咱说话也不一定有啥用。”
其实邵喜春做的远不像他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据他的粗略统计，几年来，他帮农民工讨回工资加起来有千八百万。他自己搭路费、花时间不说，还时常担风险，他曾在讨薪时被人一板砖拍进医院。为了帮人讨薪，邵喜春琢磨过不少办法，他找过媒体，联合过鲁园工会主席，还和东北大学的教授合作过，最艰难的一次，他上了塔吊。
“那次是在鞍山，大包工头雇二包工头干活，完工了不给钱，他们就找了我。为这事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鞍山，该找的都找了，就是不行。后来实在没辙了，几十个兄弟眼巴巴地等着要工资，我一咬牙爬上工地的大塔吊，不给钱我就跳！”
结局是几个小时后农民工顺利拿到了欠薪，但邵喜春被公安局拘留了7天。讨薪近百次，那是他采取过的最激烈的行动，他承认过激了，以后不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但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被欠薪的滋味，也知道农民工有多不容易。”
虚荣心正能量
邵喜春学会粉刷之前，干的一直是力工，“最开始一天1.86元，那时机械化程度低，没有吊车什么的，工地干活就靠小车推，我也没啥技术，就是拿个小桶，抠沙子运，每天要抠上千勺，小桶倒不出来就用手抠，手指一直是破的。”
后来，他当了小包工头，就尽量保护自己的农民工队伍。天冷了，邵喜春就忙着给兄弟们张罗棉衣、棉被，端午节、中秋节，他又忙着张罗粽子和月饼。2005年的秋天，邵喜春带领农民工在大东区的一处工地干活时，工地突然起火。就在所有人都往外跑时，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查看里面是否有被困住的农民工。最后他被浓烟熏倒，消防员救他出来时，还以为是有他的亲人在里面呢。因为这次救人，他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有时，他带的包工队也被欠薪。“那回，等了两个月都没给，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过年，大冷的天，天天在工棚盼着，实在太可怜。”邵喜春不忍心，借了15万的高利贷，先发了工资，工人回家了，他自己顶着每天500元的利息去讨薪。“农民工维权还是挺难的，但现在政策好多了，市县区一般都有农民工维权中心，几个部门联合办公，对我们打工的帮助不小。”
有人说邵喜春是不务正业，因为他的正业是赚钱养家，可他管了太多闲事，像他儿子小时候埋怨他时说的，“你有钱，给我点呗。”他自己的说法是，“公交车让座，别人说声谢谢，心里都舒服。人都有点虚荣心。”
他管闲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记不清是哪年了，阜新有个老师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向社会求助，我就给她家写了封信，想问问情况帮帮她。当我收到回信时才知道，孩子已经去世了。我没帮到她，可是人家的回信特别客气。我就想，咱没做什么，就说了一句话，人家就对咱这么大的感激，帮助人的感觉真好。”
后来，这种感觉让他参与了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有温度就是太阳
“我姑娘不理我了。”提起这事，邵喜春就忍不住泛起笑容，他手机里有张照片，是他和福利院一个6岁小女孩照的，“别人逗我姑娘说，照片里的小孩是你爸和他小媳妇在外面生的，以后你爸不喜欢你，只喜欢她了。我姑娘一听生我气了。”
邵喜春告诉女儿：“爸爸永远爱你。”他同样放不下的，还有照片里的小女孩。同春是沈阳市福利院的孩子，和邵喜春的女儿同岁，格外让他心疼。“这孩子看照片乖巧可爱，其实是个脑瘫患儿，连路都走不了，其他不少孩子也有各种残疾。我周末只要在沈阳就去看他们，洗洗澡、喂喂饭，陪他们玩一会，帮忙收拾一下卫生。这些孩子太需要人关爱了。”
同样需要关爱的还有他的农民工兄弟。“不少工人收工后，不是喝小酒，就是打扑克，甚至赌钱。”邵喜春觉得，不能让大家仅仅满足衣食无忧的生活，得让他们拥有更精彩的精神世界。
2011年7月，他从辽宁大学募捐得来1000册图书，还请沈河区教育局帮忙筹集到2000册图书，又把“盛京仁爱服务中心”捐赠的电视机、影碟机和碟片，分发到了5个建筑工地。这样，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就不再单调了。到了冬天，有些建筑工地的工程停了，他舍不得将这些书籍丢弃，就再一次收集起来，在12月13日，联合“利州扶贫发展中心”将这些书籍送到朝阳喀左的贫困小学，用于建造那里的图书馆。
邵喜春承认自己感情丰富，“有时看看电视里的感人情节，就跟着激动了。”他说，好多事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就去做了，不是因为品德多崇高。只是他冲动之下，做的大多是好事。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几个朋友聚会，说咱们去四川当志愿者吧。”大伙说完这事也就过去了，邵喜春却上了心，第二天，他谁也没告诉，一个人悄悄去了灾情最重的四川绵竹汉旺镇，参加灾后援建工作，一干就是小半年。
邵喜春信佛，“有信仰就有寄托。起码要做什么坏事，想想就觉得罪过。”信佛让他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哪怕是对乞丐，可老天似乎格外青睐好人，偏偏让他遇到富人。“以前我在慈恩寺附近住，一个人吃饭没意思，我就叫上路边乞讨的跟我回家，做点饭一起吃，有一回我找了个穿着特破的，结果一聊天，他是个大款，也信佛，在苦修，一天吃饭标准3元。”从此，两人就成了朋友，款哥告诉邵喜春，兄弟，啥时用钱，跟哥说。
不久前，邵喜春搞了一个“阳阳打工服务中心”，“阳阳”之意取的是朝阳和沈阳，以及照耀农民工的太阳，“打工的事我们接触比较多，有事了帮忙协调一下，不懂的告诉一下。”新年他也有新打算，“再过年，我要给农民工兄弟们张罗台好晚会，让大伙的年关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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