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的文学批评观涉及作家心态、新文学、文学本土化理论等众多方面。就批评家个人而言，他强调文学批评应当从心灵出发，要坚持文学批评的审美原则和独立自主精神，坚持批评的勇气。贺仲明通过研究作家文化心态，梳理出新文学发展的时代变迁与作家、作品的关系，为文学本土化理论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以乡土文学为重点的文学本土化建设注重多元、开放发展，以实现世界眼光和民族精神有效融合。他对待文学批评的现实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正是其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
　　一、文学批评—指向心灵
　　贺仲明在《南方文坛：我的批评观》中明确提出他的批评观：文学批评是心灵的对话。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的首要原则是文学的原则—作为人类心灵世界的产物。“文学批评不应该成为政治、经济或其他权力的工具，也不应该以其他标准来代替文学的标准”。就批评家而言，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也应当保持应有的原则，即批评家也应当从心灵出发进行批评。
　　他认为自由的品格是文学批评的根本灵魂，“文学批评的自由品格，使文学批评具有了独立的个性精神和充分的创造性价值”。自由的品格首先表现为批评家具有完全独立的精神品格，能以自主独立的心态进行文学批评。其次，优秀的文学批评既能保持客观公正，又有批评家本人的主见和个性，勃兰兑斯、李健吾等批评家是贺仲明认为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代表。他重视批评家主体精神的张扬，强调文学批评需要有原则、个性、精神和尊严，批评家应该始终坚持自己的勇气，有坚定的立场，敢于表达观点、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贺仲明本人认为：“创作主体心灵的自由度直接关系着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自由心灵’是对文学创作者主体心灵世界的高度要求。”因而，以作家的文化心态为切入点考察新文学的变迁是贺仲明文学批评的重点之一。
　　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贺仲明看到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功利的腐蚀，使得自由在作家们心中严重匮缺，许多作家失去了精神的自傲和尊严，失落、沦丧成为普遍现象。《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是贺仲明研究作家文化心态的集大成之作，重点解剖作家们的心灵困境，找出其作品缺陷的症结，以期作家们走向创作的新生与心灵世界的真正自由。
　　20世纪末的作家文化心态主要有以下分类：第一，以杨绛、孙犁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的晚年心态—“智者的达观与仁者的落拓”，在经历政治洗礼后，杨绛仍然保持着她的豁达和机智，孙犁则多了对人生短暂的怨叹，表现出晚年的诗意和落寞。第二，“归来作家”的文化心态体现为“文以载道”的沉落与新生。“文以载道”观念深深影响着有20世纪50年代生活经历的作家，“载道”思想对他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经历从侧面证明了文学独立性于文学生存的不可或缺。第三，知青作家的困惑与彷徨主要表现在韩少功的短篇小说 《归去来》，在“伤痕”期，知青文学笔下的乡村是苦难与伤痕、丑恶与痛苦的化身，如王安忆的《绕公社一周》、竹林的《生活的路》等。知青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乡村的情感联系和文化困惑。第四，“青年农裔作家”在文化转型下的心态在贺仲明看来是绝望而困惑的，刘震云、莫言的早期作品多描写乡村的痛苦与贫穷。随着乡村改革，作家们面临对乡村文明进行评判和取舍的两难，贾平凹《古堡》等作品杂糅了对乡村的批判和诗意的描述。“寻根”运动下的莫言、贾平凹等作家及作品是当时作家矛盾心态的表现。第五，以马原、余华、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在思想上广泛接受“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荒诞派”“黑色幽默”。第六，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作家作为“新生代”，追求风格和表现的独立个性，追求新潮和前卫，韩东、鲁羊、东西等人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对政治意识形态逃离、对社会意识淡漠、创作走向琐屑叙述的倾向。贺仲明认为作家们的转向反映出在商品经济下作家内心的犹疑和缺乏坚定目标的迷茫心态，“断裂”性成为作品的最主要特点。
　　从众多作品中能看出贺仲明的文学批评的主导精神是现实关怀，他对新文学和作家们有着更高的希冀，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考察可以明确梳理出影响文学创作的多方因素，进而展开切实的文学批评。
　　二、中国乡土文学研究
　　贺仲明在采访时提到他关注文学本土化的最初动因是乡土文学，“乡土小说所关联的‘乡土文明’与‘传统’‘本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乡土文学研究是贺仲明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向，批评角度主要集中于“反思中国乡土小说的现状及困境，探讨其创作形态的新变与发展趋势”。乡土文学应该承担三个任务，一是对乡村现实的反映，二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三是提供独特的美学形态。
　　对于第一点，重点在于展现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的生活，包括乡村的生活习俗、劳动场景等。对于第二点，贺仲明在访谈时表示乡土小说近年来的发展状况是“衰微”，在乡村变革、社会转型时期能够真正深刻反映时代变化，揭示时代深层状貌的作品还是很匮乏。对于第三点，乡土文学的美学形态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目标，贺仲明对莫言的乡土小说审美性大加赞赏，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展现出乡村特有的生命力之美和反抗、自由追求的精神。贺仲明就农民形象问题说道：“当我们巡视整个中国新文学农民形象的时候，发现几乎没有真正有强大生命力，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形象。”这一问题体现在新文学和作家本人自身内在的精神缺陷，作家群体的“悯农”心态造成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此，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作家深入乡村，以现代角度出发来看待和理解乡村和农民，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真实再现当下的中国乡村。
　　他较为赞赏的是赵树理和莫言的乡土文学创作。赵树理的乡土文学创作在贺仲明看来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他首先确立了为农民说话，为乡村代言，站在乡村立场上写作的姿态。赵树理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都受农民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在年轻时期自覺选择了农民文化，他的创作风格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审视乡村”传统，而是以农民代言人身份来写乡村。把农民能够欣赏、能够看懂作为创作的基本立场，以农民立场进行创作是赵树理的乡村文学深受大众喜爱的主要原因。 　　另一位被贺仲明称赞的作家是莫言，他对乡村文化进行深度的发掘，吸取了乡村大地的因素，创作内容更加广袤、博大和丰富。苦难和幻想是莫言乡土文学的代名词，《红蝗》《食草家族》等作品反复书写了北方乡村的蝗灾，早期的《枯河》《白狗秋千架》等作品表现了童年的痛苦和饥饿主题。莫言通过超现实的描写表现更深层面的乡村文化，相比赵树理来说，莫言对乡村的另类描写同样展现了乡村文化不为人知却又吸引大众目光的层面。二者同为贺仲明所赞赏的表现“真实的农民和乡村”的代表，对于乡土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发展有着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
　　贺仲明在《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文学本土化理论，在贺仲明看来“文学本土化”的基本精神有以下两方面：“立足和深入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第一点需要作家的创作来自生活本身的要求，从生活中进行由内而外的伸展，而非以往的俯视姿态。第二点需要作家汲取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并且做出创造性发展和表现，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面对新文学本土化的困境，贺仲明做出相应的思考和倡导。首先，面对如何继承传统，继承传统中的什么内容，他提出了“道”与“器”的深层取舍问题。他认为“‘道’的内涵需要细致的甄别、选择和现代转换”“赋予‘道’以现实活力和生命气息”“客观认识‘道’与‘器’的关系”。其次，文学本土化离不开乡土文学的实践，不同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为新文学的本土化做出有益贡献。20世纪40年代孙犁的创作表现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独特感受，他的本质精神来自乡村的传统文化，他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继赵树理后，周立波对乡土小说进行继承和发扬，他深入体验乡村生活，积累材料，通过将古典艺术与现代西方小说技巧相结合，将本土的生活材料进行艺术化的提高。1985年以后，莫言的创作代表了乡土文学的新高度，莫言能够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突破政治和文化囿限，更加多元地认识中国的乡村生活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其作品的本土文化深度既源于乡村又在一定程度超越了乡村，關涉到整个中国文化。
　　基于乡土文学角度考察贺仲明的文学本土化理论，可了解到贺仲明的文学批评重点，作家的创作应当关注现实大众生活，写出他们真实的处境，表达大众的内在心声，目的是与大众产生共鸣。同样，文学评论的“本土性”要考察作品的大众接受、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创造性的文学形式等因素。文学本土化并不是封闭、保守的，而是开放、多元、具有现代气质的。不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评论，以“本土化”的视角进行考察是贺仲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