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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客聂隐娘》是由侯孝贤执导，侯孝贤、朱天文、钟阿城、谢海盟联合编剧的一部电影。朱天文投身电影创作三十余年，早已形成了独到的风格。本文试图对《刺客聂隐娘》的电影剧作进行剖析，同时，挖掘出作品背后，作者所一直追求的电影剧作的创作风格：讲故事是次要的，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回归对“人”的观照，才是目的所在。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剧作；“人”的关怀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2
在电影《刺客聂隐娘》公映当天，女主角舒淇在微博写道，“天文老师说，这部电影被我们剪成这样，是需要观影人对侯导或对电影有无比的善意才看的下去，以前还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出所料的，电影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观影者对于电影的诟病，多数是批评其“节奏过慢”，“长镜头运用频繁”，“明明是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故事，却拖沓了快两个小时”……的确，在人们习惯了爆米花电影的今天，很难转换自己的观影期待，更难能用一种合适的心态去接受《刺客聂隐娘》这样一部“沉闷”的电影。可是，在当今社会，人们都生活在朱天文口中的“塑胶的时代”里，正是有了这样愿意“慢下来”的电影，有人为了自己真实的心意去创作，我们才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一、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作分析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本改编于唐人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一篇，由侯孝贤、朱天文、钟阿城、谢海盟共同创作，讲述了“一个武功绝伦的女杀手，最后，却无法杀人的故事。”
裴铏的《聂隐娘》原文短小精悍，只有一千七百三十四字，改编成剧本一共不到一万五千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标准的体系来说，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其剧本的字数应该达到三至五万字，而《刺客聂隐娘》片长108分钟，可见，故事的框架并很简单，编剧的本意并不在于故事本身。朱天文在文章《电影与小说》里这样描述电影，“然后我以为，电影史事物和人物的情境，因此安排情节不如安排状况，让人物的个性在状况当中碰撞，自然延展出故事。换言之，情节越简单，越能铺陈细节，靠细节推动故事进行，积蕴出一个总体的感觉，这就不low了，算是高手。”可见，作为一个编剧，朱天文的创作重点从来不是把只故事讲完，本质上，故事还是助兴于时代和人的精神风貌。
《刺客聂隐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安史之乱，藩镇割据，聂隐娘是魏博藩镇的大将聂锋之女，原本和表哥田季安青梅竹马、定下婚约，然而魏博主公为了巩固他作为魏博藩镇藩主的地位，与由朝廷投奔而来的洺州刺史元谊结亲，时年十岁的隐娘由此被嘉诚公主的姐姐道姑带走。十三年后，隐娘归来，成为了一名武功绝伦的女刺客，奉师命刺杀田季安。道姑教导其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而其母聂田氏则告知聂隐娘，杀掉田季安将使其妻元氏一族趁虚而入，魏博将天下大乱，田季安不能杀。同时，聂隐娘父亲聂锋奉命，护送名义上遭贬谪的军队统帅田兴前往他处避难，路遇追来的元氏暗杀队伍。聂隐娘尾随其后，遇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一同救下了聂锋和田兴。最后，隐娘终究违抗师命，放弃刺杀田季安。了结了一切后，聂隐娘与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飘然远去。
在全篇剧作中，对聂隐娘的形象特征没有细致的描写，都用“黑衣女子”这一抽象的代号来代替。聂隐娘第一次出场，奉师命刺杀大僚，“顷刻，浮云蔽日，黑衣女子飞鸟般掠入居室，隐匿于梁柱斗拱上。”；“黑衣女子睁眼，轻声下地直趋卧榻前，见小儿俯卧于大僚胸腹上睡态可掬，一时迟疑，……遽然转身离去。”放弃刺杀大僚后，面对道姑的质问，隐娘如是道：“见大僚小儿可爱，未忍心下手。”道姑道：“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序场的这一幕，不仅塑造了聂隐娘这一人物形象，也为结局她不忍刺杀田季安作出了铺垫。相比于已经断绝了人伦之亲的道姑，隐娘的性格中还存在着一些所谓人性。在隐娘最终放弃刺杀田季安，去道观与道姑诀别时，她说：“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冷寂如死，半晌，道姑深深一叹”，说道：“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汝剑术已成，惟不能斩绝人伦之亲……”。序场中，聂隐娘没能忍心对家有幼儿的大僚下手，尾声里，她又为了魏博德太平不杀田季安，这是她“侠”的风骨，故事的结局，聂隐娘跟着采药老者和负镜少年飘然远去，选择了“隐”。朱天文把聂隐娘这一人物形象放到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与其说她是一个武功盖世的侠女，倒不如说她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一直生活在由权力、亲情、政治操控之下的孤独的人罢了。
剧作中的一段台词可以对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做出一个很好的总结，“白牡丹盛开似千堆雪，公主娘娘就在轩堂前教她抚琴。公主娘娘云：‘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这也是聂隐娘，一个人，没有同类。
二、《刺客聂隐娘》对朱天文剧作风格的继承
从八十年代初期，朱天文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后与陈坤厚、杨德昌、侯孝贤等导演合作，参与的电影剧作，也从最初只是由小说改编，到后来直接投入到剧本创作。她的创作主题和视野经历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初期，朱天文作为一位年轻眷村作家，怀有保守的故土情节、青春躁动与少女情怀，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多是情爱纠葛的闺秀期望，如《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最想念的季节》……后来经过发展，朱天文作品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逐渐对社会、时代有了敏锐的思索与一针见血的见解，这样的触觉引申到她的电影剧作中，便创作出了《悲情城市》、《千禧曼波》、《刺客聂隐娘》等作品，这些不同形态的电影皆可共存，除了要归功于社会给了电影一个愈发宽松的生存环境，更加重要的是创作者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迈出这一步。对此，朱天文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喧嚣的运动过后，是长期而深入的实践过程。与创制面对面，绝对，需要有更多层次的、绵密敏锐的心智去从事。” 朱天文认为，电影和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她曾直言不讳地说，“电影原来也是创作，不是制造。而创作，永远只能够独立完成。至此电影似乎有了它绝对异于其他创作的一项特质，影像。”她说电影是小说的敌人，可是当我们读她的小说，却能找到其与电影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电影空间感，她始终用第三方的视角，采取跨媒介性的语言方式，为小说的文字带来了影像基础。
在故事内涵的表现手法上，《刺客聂隐娘》与《悲情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悲情城市》的故事背景是台湾“二二八”事变之后，普通的一家人的悲剧；《刺客聂隐娘》则讲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时，一个可怜女子的孤独人生。朱天文并不把笔墨着重于描写历史的黑暗，而是通过描写滚滚红尘中的渺小的个人，从侧面反映腐朽的政治对人的摧残。《刺客聂隐娘》的剧作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对比：“绯衣的十二岁女孩窈娘，在秋千上，在碧天里，飞也似的掠……”可是，当隐娘十三年后归家时，“黑衣女子”成了她的象征，这种改变，不是她自愿的，她成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是：历史侵犯了不涉政治的普通人的人生。朱天文笔下的主人公，最初大多怀着对爱的向往、希望经历爱的鼓动与慰藉，可最后却体验着人生的无奈与苍凉。一直以来，朱天文对塑造“人”的兴趣都超过了表现时代和历史故事本身，这也是对一直以来她的小说和剧作创作的特征和倾向的传承。
《刺客聂隐娘》的创作也一如既往的重视环境对情节的烘托和推动作用。最后一幕，“秋水长天。隐娘，采药老者和少年，三人同行。前面就是津渡，水气凌空，苍茫烟波无尽。”这段文字给人强烈地影像感，就算没有看过电影，也能感受出悠远苍茫的气息。
人生易逝，山水恒长，人的短暂一生与大自热的永恒相比，微不足道，而聂隐娘孤独地游荡在这永恒的山水之间，也愈发让人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朱天文：《最美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朱天文：《红气球的旅行——侯孝贤电影记录续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3]罗夏美：《虚妄之花——朱天文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台湾国立成功大学，2010年。
[4]侯孝贤：《且谈<刺客聂隐娘>》，2015年。
[5]钟正道：《论朱天文小说的电影感》，《东吴中文学报》2009年第18期。
[6]朱天文：《电影与小说》，《联合文学》1986年第7期。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剧作；“人”的关怀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2
在电影《刺客聂隐娘》公映当天，女主角舒淇在微博写道，“天文老师说，这部电影被我们剪成这样，是需要观影人对侯导或对电影有无比的善意才看的下去，以前还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出所料的，电影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观影者对于电影的诟病，多数是批评其“节奏过慢”，“长镜头运用频繁”，“明明是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故事，却拖沓了快两个小时”……的确，在人们习惯了爆米花电影的今天，很难转换自己的观影期待，更难能用一种合适的心态去接受《刺客聂隐娘》这样一部“沉闷”的电影。可是，在当今社会，人们都生活在朱天文口中的“塑胶的时代”里，正是有了这样愿意“慢下来”的电影，有人为了自己真实的心意去创作，我们才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一、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作分析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本改编于唐人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一篇，由侯孝贤、朱天文、钟阿城、谢海盟共同创作，讲述了“一个武功绝伦的女杀手，最后，却无法杀人的故事。”
裴铏的《聂隐娘》原文短小精悍，只有一千七百三十四字，改编成剧本一共不到一万五千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标准的体系来说，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其剧本的字数应该达到三至五万字，而《刺客聂隐娘》片长108分钟，可见，故事的框架并很简单，编剧的本意并不在于故事本身。朱天文在文章《电影与小说》里这样描述电影，“然后我以为，电影史事物和人物的情境，因此安排情节不如安排状况，让人物的个性在状况当中碰撞，自然延展出故事。换言之，情节越简单，越能铺陈细节，靠细节推动故事进行，积蕴出一个总体的感觉，这就不low了，算是高手。”可见，作为一个编剧，朱天文的创作重点从来不是把只故事讲完，本质上，故事还是助兴于时代和人的精神风貌。
《刺客聂隐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安史之乱，藩镇割据，聂隐娘是魏博藩镇的大将聂锋之女，原本和表哥田季安青梅竹马、定下婚约，然而魏博主公为了巩固他作为魏博藩镇藩主的地位，与由朝廷投奔而来的洺州刺史元谊结亲，时年十岁的隐娘由此被嘉诚公主的姐姐道姑带走。十三年后，隐娘归来，成为了一名武功绝伦的女刺客，奉师命刺杀田季安。道姑教导其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而其母聂田氏则告知聂隐娘，杀掉田季安将使其妻元氏一族趁虚而入，魏博将天下大乱，田季安不能杀。同时，聂隐娘父亲聂锋奉命，护送名义上遭贬谪的军队统帅田兴前往他处避难，路遇追来的元氏暗杀队伍。聂隐娘尾随其后，遇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一同救下了聂锋和田兴。最后，隐娘终究违抗师命，放弃刺杀田季安。了结了一切后，聂隐娘与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飘然远去。
在全篇剧作中，对聂隐娘的形象特征没有细致的描写，都用“黑衣女子”这一抽象的代号来代替。聂隐娘第一次出场，奉师命刺杀大僚，“顷刻，浮云蔽日，黑衣女子飞鸟般掠入居室，隐匿于梁柱斗拱上。”；“黑衣女子睁眼，轻声下地直趋卧榻前，见小儿俯卧于大僚胸腹上睡态可掬，一时迟疑，……遽然转身离去。”放弃刺杀大僚后，面对道姑的质问，隐娘如是道：“见大僚小儿可爱，未忍心下手。”道姑道：“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杀之。”序场的这一幕，不仅塑造了聂隐娘这一人物形象，也为结局她不忍刺杀田季安作出了铺垫。相比于已经断绝了人伦之亲的道姑，隐娘的性格中还存在着一些所谓人性。在隐娘最终放弃刺杀田季安，去道观与道姑诀别时，她说：“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冷寂如死，半晌，道姑深深一叹”，说道：“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汝剑术已成，惟不能斩绝人伦之亲……”。序场中，聂隐娘没能忍心对家有幼儿的大僚下手，尾声里，她又为了魏博德太平不杀田季安，这是她“侠”的风骨，故事的结局，聂隐娘跟着采药老者和负镜少年飘然远去，选择了“隐”。朱天文把聂隐娘这一人物形象放到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与其说她是一个武功盖世的侠女，倒不如说她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一直生活在由权力、亲情、政治操控之下的孤独的人罢了。
剧作中的一段台词可以对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做出一个很好的总结，“白牡丹盛开似千堆雪，公主娘娘就在轩堂前教她抚琴。公主娘娘云：‘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这也是聂隐娘，一个人，没有同类。
二、《刺客聂隐娘》对朱天文剧作风格的继承
从八十年代初期，朱天文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后与陈坤厚、杨德昌、侯孝贤等导演合作，参与的电影剧作，也从最初只是由小说改编，到后来直接投入到剧本创作。她的创作主题和视野经历了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初期，朱天文作为一位年轻眷村作家，怀有保守的故土情节、青春躁动与少女情怀，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多是情爱纠葛的闺秀期望，如《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最想念的季节》……后来经过发展，朱天文作品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逐渐对社会、时代有了敏锐的思索与一针见血的见解，这样的触觉引申到她的电影剧作中，便创作出了《悲情城市》、《千禧曼波》、《刺客聂隐娘》等作品，这些不同形态的电影皆可共存，除了要归功于社会给了电影一个愈发宽松的生存环境，更加重要的是创作者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迈出这一步。对此，朱天文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喧嚣的运动过后，是长期而深入的实践过程。与创制面对面，绝对，需要有更多层次的、绵密敏锐的心智去从事。” 朱天文认为，电影和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她曾直言不讳地说，“电影原来也是创作，不是制造。而创作，永远只能够独立完成。至此电影似乎有了它绝对异于其他创作的一项特质，影像。”她说电影是小说的敌人，可是当我们读她的小说，却能找到其与电影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电影空间感，她始终用第三方的视角，采取跨媒介性的语言方式，为小说的文字带来了影像基础。
在故事内涵的表现手法上，《刺客聂隐娘》与《悲情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悲情城市》的故事背景是台湾“二二八”事变之后，普通的一家人的悲剧；《刺客聂隐娘》则讲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时，一个可怜女子的孤独人生。朱天文并不把笔墨着重于描写历史的黑暗，而是通过描写滚滚红尘中的渺小的个人，从侧面反映腐朽的政治对人的摧残。《刺客聂隐娘》的剧作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对比：“绯衣的十二岁女孩窈娘，在秋千上，在碧天里，飞也似的掠……”可是，当隐娘十三年后归家时，“黑衣女子”成了她的象征，这种改变，不是她自愿的，她成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是：历史侵犯了不涉政治的普通人的人生。朱天文笔下的主人公，最初大多怀着对爱的向往、希望经历爱的鼓动与慰藉，可最后却体验着人生的无奈与苍凉。一直以来，朱天文对塑造“人”的兴趣都超过了表现时代和历史故事本身，这也是对一直以来她的小说和剧作创作的特征和倾向的传承。
《刺客聂隐娘》的创作也一如既往的重视环境对情节的烘托和推动作用。最后一幕，“秋水长天。隐娘，采药老者和少年，三人同行。前面就是津渡，水气凌空，苍茫烟波无尽。”这段文字给人强烈地影像感，就算没有看过电影，也能感受出悠远苍茫的气息。
人生易逝，山水恒长，人的短暂一生与大自热的永恒相比，微不足道，而聂隐娘孤独地游荡在这永恒的山水之间，也愈发让人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朱天文：《最美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朱天文：《红气球的旅行——侯孝贤电影记录续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3]罗夏美：《虚妄之花——朱天文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台湾国立成功大学，2010年。
[4]侯孝贤：《且谈<刺客聂隐娘>》，2015年。
[5]钟正道：《论朱天文小说的电影感》，《东吴中文学报》2009年第18期。
[6]朱天文：《电影与小说》，《联合文学》198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