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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正如其人，不露锋芒，绵里藏针，奇思之中具有自己的审美取舍：少年老成，控制得宜，不急不躁不铺不张之中若有深意存焉。”在文坛“常青树”王蒙眼中，这个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小说世界”。
这个“不随潮流奔突”的作家，与王蒙因约稿相识于1991年。那时王蒙暂时沉寂，他被约稿的土家族编辑的胆量与执著感动，遂痛快应约，中篇小说《蜘蛛》于是当年就在《花城》以头条刊发。这个自诩“有向任何有写作权利的人约稿”的编辑，就是来自沈从文故乡—湘西的作家田瑛。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最早亦经田瑛慧眼相中，发于《花城》。之后，王小波的《白银时代》等均见刊于《花城》；苏童视为个人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我的帝王生涯》亦是给了田瑛发于《花城》……文学编辑田瑛的大名与文学期刊先锋《花城》，一时成为中国文坛的南方旗帜，这旗帜，一时遮蔽了小说家田瑛的本来脸面。当田瑛拿着小说集《大太阳》清样恳请王蒙批评时，王蒙在序中说他认真看后，“大吃一惊”。
当了八年兵没有提干，这在部队实属罕见；从湖南吉首军分区调至广州军区政治部，再转业花城出版社当编辑，田瑛坦言他开了全军几个先例，步步让身边的亲朋“大吃一惊”。
散发于作品中的野性思维，加上行事的坚韧、对世俗规则的蔑视，田瑛被一顶“湘匪”的帽子坐实。他亦乐于以“匪士”面目示人，“家居顶层九楼，这是我的巢，我在此落草为寇或占山为王，统帅着我的部属，它们是由一群汉字组成的乌合之众。”在一篇《都市的匪情》文章中，他欣然“自首”。
从《花城》主编任上退休，又被返聘，任职《花城》名誉主编，在《花城》工作24年的田瑛被他的朋友郭小东调笑为“土匪守门”，“最安全不过”。
惬意的“鬼眼”
“今天是5月23日，30年前的今天，我到花城出版社报到。”田瑛少年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对其余课程概无兴趣，自然对数字糊涂，“这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记者采访田瑛的地点，就选在他杂志和书稿堆积如山的办公室，窗外大雨酣畅，他的阔谈借由一桩桩往事，一个个作家酣畅回溯。
1985年，30岁的田瑛携带一本自编的《而立集》敲开了花城出版社小说室副主任廖晓勉的门。此时，田瑛在广州军区服役，80年代的文学热已让这个有着10年文学历练的青年萌发了极大的文学野心，在他眼里，花城出版社可能就是孕育和浇灌野心的理想土壤。几经周折，田瑛遂愿转业进入花城出版社。
田瑛刁钻的“鬼眼”，在那时已放光彩。1989年秋天，作家郭小东偶然向田瑛提及自己的书稿《中国知青部落》生死未卜。其时这部书稿已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审稿两年多。田瑛不紧不慢地说，拿来看看吧。几天后，田瑛就带着书商约见郭小东，“可以了，选题也申报了。”书商代销20万册，一个月后全国发行。郭小东睁大眼睛，不敢相信。据郭小东回忆，在当时情形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压着书稿不出，自有其道理。而田瑛说他从不冒险，他确信《中国知青部落》没有问题。书出版发行后，许多报刊转载，并获得当年由读者投票的全国“金钥匙”奖，后该书又获多个大奖。“他的鬼眼超越平庸。”如今身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郭小东说，田瑛就这样在不动声色中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引上了文学的快车道。
“拿来看看”，基本成为编辑田瑛的口头禅。很多不被其他文学期刊看好的作品，经他之手咸鱼翻身，大放异彩，这一点，在他被调至《花城》杂志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尽管王小波挟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之美誉，进军内地文坛时，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此时田瑛已主持《花城》编辑部工作，他开始放弃曾给《花城》带来巨大影响力亦带来不小风险的报告文学，提倡文本实验，追求艺术形式的探索。1994年3月，不怕争议的田瑛顶着压力签发了王小波被四处退稿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是王小波在国内最早发表的小说，“《花城》陆续发表过王小波的几个中篇小说。可以说王小波就是《花城》推出来的，也是我们看好的作家。”
在人们眼中，广州遍地黄金，田瑛就是心无旁骛的“编痴”。其实，田瑛自陈也动过凡心。朋友中有经商发财的，他学着进了生意场。经过周而复始的“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彻底绝望”，妻子劝他：“只见你忙，没见你赚一分钱，倒是你坐下来写几天东西，还能得点稿费。”从此，田瑛安心在家看稿，写稿，凡来者只准谈文学。
“湘西历史上只出两种人，土匪和作家，如今土匪不准出了，看来，我只能走作家这条路。”田瑛在小说《风声》中说主人公“我”是《乌龙山剿匪记》中匪首田大膀的堂侄，作风强悍的他被圈内朋友顺势冠以“湘匪”。“从此，我竟然以土匪而知名，作家头衔却弃之而去。” 田瑛无奈，继而洒脱，“是土匪，又如何？想一个孤匪居然能够在外地立足，给现代都市制造一点匪情，倒也惬意。”
酒风浩荡，两肋插刀
15岁那年，田瑛尚未初中毕业，他想参军，借此跳出农门，但因年龄太小一直未能拿到体检表。一个偶然机遇，他认识了所在区的武装部部长兼体检站站长。部长嗜酒，每天晚餐都要打酒喝。一次天降大雨，部长嘟囔着喝酒要泡汤时，田瑛冲进雨幕，仅用几分钟时间，就将酒送到部长手中。此时部长严厉训斥了浑身湿透的田瑛，但田瑛看得出他眼里的赞许。命运由此转机，田瑛如愿拿到入伍体检表。
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码头《花城》的掌舵者，田瑛少不了要参与众多的宴请。席间，酒是少不了的。“湘西土匪”的声名让很多人误会田瑛的酒量深不可测，在被敬酒和被劝酒中，田瑛的酒量确实也天天见长。后来因体检出身体有“三高”，田瑛才学会在众目睽睽下服药。但抵不住席间朋友的热情，“敬酒不喝总是不好。”田瑛最怕别人说他耍大牌。一杯两杯喝着，不一会，田瑛会“端起酒杯主动挑衅”，郭小东说，“要治理田瑛的最好办法，就是激将他。他声称绝不会中计，但常常中计。” 如今，朋友约田瑛饭局，没有老酱香，似乎不成敬意。每次喝酒，一瓶酒分完，田瑛会用硬物撬掉瓶口残余的瓶盖，将瓶盖中的残酒沥进自己的酒杯，再心满意足地向瓶子里扔进几根烟，盖好瓶盖；尔后，酒酣，众人分而抽之。
酒风浩荡的田瑛，行事无“义”的话，“湘匪”的成色肯定要大打折扣的。多年前，田瑛毫不犹豫地为朋友的亲戚出具保书，事后被其他朋友责备，说他太冒险了，如果所保之人杀人、抢劫、贩毒了怎么办？“提醒的话是有道理，但事情放到今天，我仍然会这么做。我们常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权当我为朋友两肋插一回刀罢了。”田瑛说谢天谢地，好在一切平安过去。
2005年晚秋，田瑛和一波朋友准备从广州去西沙采风。临行前，人们把晕船描绘得非常恐怖，“一次给岛上运送物质，关在货舱的一头活猪都难受得跳了海。”田瑛向来怕晕，加诸刚刚体检过，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胆固醇等指标统统居高不下，他担心此去难免出现意外。启程前一夜，田瑛又被同行中的一个健康“专家”宣判为糖尿病患者。真是祸不单行。在“专家”眼里，当务之急，田瑛是住院治疗而不宜外出。“我是这次笔会的联络官，联络那么多人，把他们请来晕船，你自己却弃船而去，难道就没想一下后果吗？”田瑛知道后果，于是硬着头皮上船，其时，他刚处理完母亲后事，身心俱疲。万幸的是，他们从深度晕眩中虽狼狈但安全地返回。
故乡，不能归去
“像我这种年纪，在过去习惯早婚的乡下，或许已是曾祖父的辈分了。假如不在人世，那么就名正言顺被称作祖先，在另一世界里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独居的小屋，年年受到后人祭拜。我的人生之路总是走得缓慢，迄今依然停留在父辈遥想未来。未来，当我也成为祖先，我将在何处？是枕着故乡的青山长眠，还是装进石制小盒永久地寄居别人的城市？……”
2015年初，一篇讲述故乡的散文《未来的祖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这篇饱含反思力度的散文在年初获得《边疆文学》年度散文奖，《新华文摘》3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散文是偶然之作，非计划中作品。”田瑛笑着向记者说明。
田瑛早年以小说家和编辑家行走文学江湖，但散淡之性早被文朋诟病。早年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龙脉》和《大太阳》后，基本没有出版个人专著，“忙于编辑事务，忙于和作者喝酒。”评论家王干也感叹：“田瑛的小说不多，与时下某些高产作家相比，实在是低产，甚至算得上是歉收。”田瑛说他学不会高产，有时面对“文字这支队伍我常常无能为力，它们太不听调遣了，一气之下真想彻底解散它们，但实在又舍不得这些患难兄弟，因为它们毕竟替我打下了一小片天下”。一部他给朋友念叨多次的长篇小说断断续续地写，中间因电脑坏掉，文件丢失，又开始完全重写。
2014年，田瑛在整理出版个人首部散文集时，发觉没有镇书之作做书名，于是，他又将目光返回故乡。“《边疆文学》明天要进厂印刷了，编辑今天才接到我稿子。”田瑛说无意的急就章，反而激荡起他沉淀多年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一鼓作气，写出了最近几年自己认为还算满意的散文。
“老家自古巫风盛行，除了赶尸，还有轮回转世一说。它们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在湘西的岁月中经久流淌。前者因时代的截流露出了干涸的河床，后者却依旧暗流涌动。人死了会投胎转世为新的生命，或人，或畜，或植物。这一观念至今在民间大行其道。”在《未来的祖先》一文中，田瑛写出了自己对故乡神秘人事由怀疑，到尝试理解，到学着尊重的心路历程。
15岁还是懵懂少年时，一心想走出湘西，而今年逾六十，他再一次以悲凉的文字走回了湘西。此时，田瑛刚从《花城》荣退。郭小东说，百年文学中，沈从文构筑了“第一种湘西”，“多了怜恤”；孙健忠（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营造了“第二种湘西”，“少了一些温婉”；而田瑛，虚拟了“第三种湘西”，“以鬼眼去穿透湘西”。
故乡终是回不去了。田瑛曾打算，退休了，正好可以有时间进行一个计划：从生日那天进驻寨里，每天写一篇日记，有个人所见，有当日国内和国际的大事，持续一年。谁知，目睹祖屋的荒芜，以及个人“身心的娇贵”，田瑛说他居然连留宿一夜也不能做到。
故乡不能归去，何处话凄凉？
可爱的傲气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自由的世界。”化用王小波的名言，概括当下的田瑛，几近准确。
2005年，著名作家邱华栋在一次饭局上，碰到了田瑛。田瑛告诉他，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大太阳》，并且郑重地强调：“写小说的和读小说的，应该看一看。”邱华栋常在《花城》发表小说，他知道作为著名编辑家的田瑛，眼光刁钻而优秀，但从来不知道田瑛还在闷头写小说，“看完了这本《大太阳》，我真是十分吃惊。”邱华栋事后在一篇评论中感叹，田瑛那句十分自信自得的话，“绝不是吹牛不打草稿，绝不是虚妄和自大的，而实际上竟然还是比较谦虚的说法呢。”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部名为《野性的思维》的著作，他在书中将非科学性的原始思维称为野性的思维，以区别于那些普遍性的思维。作为湘西出身的土家族人，田瑛的小说创作有着一种天然的野性思维。王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85年前后，曾有一批湖南的作家到湘西去采风，以获得“野性的思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就像现在有一些人模仿法国人的口吻批判中国的后现代一样可笑。这种缺乏独创精神的模仿，无非是受到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的影响，想迅速制造出中国的《百年孤独》来。“而真正的魔幻是模仿模不出来，是采风采不到的。魔幻在于一种野性思维，思维则是不可以克隆的，它不像文学形式那么容易复制。田瑛这种野性的思维则是原创的，或者说从骨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
广东省文学院院长熊育群和田瑛相识多年，在他看来，田瑛总以一种锐利的目光看人看世界，自己的立场、观点、好恶，绝不轻易改变。“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就是自己坚持的东西，你别想改变，甚至是一点点影响，都没门。”
想来，田瑛的骄傲是有底气的。毕竟，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早年的军旅生涯中，田瑛是报务员出身，他的抄、发报成绩是报务部门最好的。因为业务成绩突出，所以田瑛没有被按时退役；但因爱好文学，“业余时间，我会参加各种采风或报道活动，甚至上班时间，我有时会因此请假，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所以，田瑛在部队一待八年，没有被提干。
但田瑛并没有因此讨好领导，放弃文学爱好。“每到周末，我都会去距离军营很近的图书馆去借书，从未间断。我几乎看完了一家地区级图书馆的全部文学书籍。”他的坚持，终于引起上级文化部门的重视，便以保留特殊人才的名义转干。
1990年，田瑛收到中国作协的入会申请表。“当时没在意，弄丢了，我也没有再要。”田瑛笑着回忆，几十年来，都以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会员，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加入作协。
广东省出版大楼自实行打卡上班制后，田瑛从没打过，直至退休。他喜欢自由，拒绝任何形式上的限制。甚至迄今连人皆有之的职称也没有，这在体制内是不可想象的。他说信奉无欲则刚，无为而治，“因此失去了很多，当然也有所得，这便够了。”
“我的写作如提灯夜行。众人聚集在阳光下争相奔跑，我不为所动。”这是田瑛对自己写作的界定。写作如是，其做人，何尝不是如此，“对于我，只要那一团光照耀便可，最终也能到达我想去的地方。”
“说实在的，我不怕失去，不想那点名利，谁能把我怎样？”田瑛身子向沙发一仰，有点自得地强调，记者赶紧补充：“你却得到了自由。”他笑容一闪，点了点头。
田瑛 编辑家、作家， 《花城》 杂志名誉主编。1975年从事文学创作，曾任《花城》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和主编。迄今发表和出版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近100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龙脉》《大太阳》、散文集《未来的祖先》等。许多作品曾在海外发表和连载，并获得各种奖项，被评论界称其写出了“第三种湘西”。
这个“不随潮流奔突”的作家，与王蒙因约稿相识于1991年。那时王蒙暂时沉寂，他被约稿的土家族编辑的胆量与执著感动，遂痛快应约，中篇小说《蜘蛛》于是当年就在《花城》以头条刊发。这个自诩“有向任何有写作权利的人约稿”的编辑，就是来自沈从文故乡—湘西的作家田瑛。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最早亦经田瑛慧眼相中，发于《花城》。之后，王小波的《白银时代》等均见刊于《花城》；苏童视为个人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我的帝王生涯》亦是给了田瑛发于《花城》……文学编辑田瑛的大名与文学期刊先锋《花城》，一时成为中国文坛的南方旗帜，这旗帜，一时遮蔽了小说家田瑛的本来脸面。当田瑛拿着小说集《大太阳》清样恳请王蒙批评时，王蒙在序中说他认真看后，“大吃一惊”。
当了八年兵没有提干，这在部队实属罕见；从湖南吉首军分区调至广州军区政治部，再转业花城出版社当编辑，田瑛坦言他开了全军几个先例，步步让身边的亲朋“大吃一惊”。
散发于作品中的野性思维，加上行事的坚韧、对世俗规则的蔑视，田瑛被一顶“湘匪”的帽子坐实。他亦乐于以“匪士”面目示人，“家居顶层九楼，这是我的巢，我在此落草为寇或占山为王，统帅着我的部属，它们是由一群汉字组成的乌合之众。”在一篇《都市的匪情》文章中，他欣然“自首”。
从《花城》主编任上退休，又被返聘，任职《花城》名誉主编，在《花城》工作24年的田瑛被他的朋友郭小东调笑为“土匪守门”，“最安全不过”。
惬意的“鬼眼”
“今天是5月23日，30年前的今天，我到花城出版社报到。”田瑛少年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对其余课程概无兴趣，自然对数字糊涂，“这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记者采访田瑛的地点，就选在他杂志和书稿堆积如山的办公室，窗外大雨酣畅，他的阔谈借由一桩桩往事，一个个作家酣畅回溯。
1985年，30岁的田瑛携带一本自编的《而立集》敲开了花城出版社小说室副主任廖晓勉的门。此时，田瑛在广州军区服役，80年代的文学热已让这个有着10年文学历练的青年萌发了极大的文学野心，在他眼里，花城出版社可能就是孕育和浇灌野心的理想土壤。几经周折，田瑛遂愿转业进入花城出版社。
田瑛刁钻的“鬼眼”，在那时已放光彩。1989年秋天，作家郭小东偶然向田瑛提及自己的书稿《中国知青部落》生死未卜。其时这部书稿已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审稿两年多。田瑛不紧不慢地说，拿来看看吧。几天后，田瑛就带着书商约见郭小东，“可以了，选题也申报了。”书商代销20万册，一个月后全国发行。郭小东睁大眼睛，不敢相信。据郭小东回忆，在当时情形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压着书稿不出，自有其道理。而田瑛说他从不冒险，他确信《中国知青部落》没有问题。书出版发行后，许多报刊转载，并获得当年由读者投票的全国“金钥匙”奖，后该书又获多个大奖。“他的鬼眼超越平庸。”如今身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郭小东说，田瑛就这样在不动声色中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引上了文学的快车道。
“拿来看看”，基本成为编辑田瑛的口头禅。很多不被其他文学期刊看好的作品，经他之手咸鱼翻身，大放异彩，这一点，在他被调至《花城》杂志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初，尽管王小波挟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之美誉，进军内地文坛时，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此时田瑛已主持《花城》编辑部工作，他开始放弃曾给《花城》带来巨大影响力亦带来不小风险的报告文学，提倡文本实验，追求艺术形式的探索。1994年3月，不怕争议的田瑛顶着压力签发了王小波被四处退稿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是王小波在国内最早发表的小说，“《花城》陆续发表过王小波的几个中篇小说。可以说王小波就是《花城》推出来的，也是我们看好的作家。”
在人们眼中，广州遍地黄金，田瑛就是心无旁骛的“编痴”。其实，田瑛自陈也动过凡心。朋友中有经商发财的，他学着进了生意场。经过周而复始的“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彻底绝望”，妻子劝他：“只见你忙，没见你赚一分钱，倒是你坐下来写几天东西，还能得点稿费。”从此，田瑛安心在家看稿，写稿，凡来者只准谈文学。
“湘西历史上只出两种人，土匪和作家，如今土匪不准出了，看来，我只能走作家这条路。”田瑛在小说《风声》中说主人公“我”是《乌龙山剿匪记》中匪首田大膀的堂侄，作风强悍的他被圈内朋友顺势冠以“湘匪”。“从此，我竟然以土匪而知名，作家头衔却弃之而去。” 田瑛无奈，继而洒脱，“是土匪，又如何？想一个孤匪居然能够在外地立足，给现代都市制造一点匪情，倒也惬意。”
酒风浩荡，两肋插刀
15岁那年，田瑛尚未初中毕业，他想参军，借此跳出农门，但因年龄太小一直未能拿到体检表。一个偶然机遇，他认识了所在区的武装部部长兼体检站站长。部长嗜酒，每天晚餐都要打酒喝。一次天降大雨，部长嘟囔着喝酒要泡汤时，田瑛冲进雨幕，仅用几分钟时间，就将酒送到部长手中。此时部长严厉训斥了浑身湿透的田瑛，但田瑛看得出他眼里的赞许。命运由此转机，田瑛如愿拿到入伍体检表。
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码头《花城》的掌舵者，田瑛少不了要参与众多的宴请。席间，酒是少不了的。“湘西土匪”的声名让很多人误会田瑛的酒量深不可测，在被敬酒和被劝酒中，田瑛的酒量确实也天天见长。后来因体检出身体有“三高”，田瑛才学会在众目睽睽下服药。但抵不住席间朋友的热情，“敬酒不喝总是不好。”田瑛最怕别人说他耍大牌。一杯两杯喝着，不一会，田瑛会“端起酒杯主动挑衅”，郭小东说，“要治理田瑛的最好办法，就是激将他。他声称绝不会中计，但常常中计。” 如今，朋友约田瑛饭局，没有老酱香，似乎不成敬意。每次喝酒，一瓶酒分完，田瑛会用硬物撬掉瓶口残余的瓶盖，将瓶盖中的残酒沥进自己的酒杯，再心满意足地向瓶子里扔进几根烟，盖好瓶盖；尔后，酒酣，众人分而抽之。
酒风浩荡的田瑛，行事无“义”的话，“湘匪”的成色肯定要大打折扣的。多年前，田瑛毫不犹豫地为朋友的亲戚出具保书，事后被其他朋友责备，说他太冒险了，如果所保之人杀人、抢劫、贩毒了怎么办？“提醒的话是有道理，但事情放到今天，我仍然会这么做。我们常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权当我为朋友两肋插一回刀罢了。”田瑛说谢天谢地，好在一切平安过去。
2005年晚秋，田瑛和一波朋友准备从广州去西沙采风。临行前，人们把晕船描绘得非常恐怖，“一次给岛上运送物质，关在货舱的一头活猪都难受得跳了海。”田瑛向来怕晕，加诸刚刚体检过，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胆固醇等指标统统居高不下，他担心此去难免出现意外。启程前一夜，田瑛又被同行中的一个健康“专家”宣判为糖尿病患者。真是祸不单行。在“专家”眼里，当务之急，田瑛是住院治疗而不宜外出。“我是这次笔会的联络官，联络那么多人，把他们请来晕船，你自己却弃船而去，难道就没想一下后果吗？”田瑛知道后果，于是硬着头皮上船，其时，他刚处理完母亲后事，身心俱疲。万幸的是，他们从深度晕眩中虽狼狈但安全地返回。
故乡，不能归去
“像我这种年纪，在过去习惯早婚的乡下，或许已是曾祖父的辈分了。假如不在人世，那么就名正言顺被称作祖先，在另一世界里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独居的小屋，年年受到后人祭拜。我的人生之路总是走得缓慢，迄今依然停留在父辈遥想未来。未来，当我也成为祖先，我将在何处？是枕着故乡的青山长眠，还是装进石制小盒永久地寄居别人的城市？……”
2015年初，一篇讲述故乡的散文《未来的祖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这篇饱含反思力度的散文在年初获得《边疆文学》年度散文奖，《新华文摘》3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散文是偶然之作，非计划中作品。”田瑛笑着向记者说明。
田瑛早年以小说家和编辑家行走文学江湖，但散淡之性早被文朋诟病。早年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龙脉》和《大太阳》后，基本没有出版个人专著，“忙于编辑事务，忙于和作者喝酒。”评论家王干也感叹：“田瑛的小说不多，与时下某些高产作家相比，实在是低产，甚至算得上是歉收。”田瑛说他学不会高产，有时面对“文字这支队伍我常常无能为力，它们太不听调遣了，一气之下真想彻底解散它们，但实在又舍不得这些患难兄弟，因为它们毕竟替我打下了一小片天下”。一部他给朋友念叨多次的长篇小说断断续续地写，中间因电脑坏掉，文件丢失，又开始完全重写。
2014年，田瑛在整理出版个人首部散文集时，发觉没有镇书之作做书名，于是，他又将目光返回故乡。“《边疆文学》明天要进厂印刷了，编辑今天才接到我稿子。”田瑛说无意的急就章，反而激荡起他沉淀多年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一鼓作气，写出了最近几年自己认为还算满意的散文。
“老家自古巫风盛行，除了赶尸，还有轮回转世一说。它们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在湘西的岁月中经久流淌。前者因时代的截流露出了干涸的河床，后者却依旧暗流涌动。人死了会投胎转世为新的生命，或人，或畜，或植物。这一观念至今在民间大行其道。”在《未来的祖先》一文中，田瑛写出了自己对故乡神秘人事由怀疑，到尝试理解，到学着尊重的心路历程。
15岁还是懵懂少年时，一心想走出湘西，而今年逾六十，他再一次以悲凉的文字走回了湘西。此时，田瑛刚从《花城》荣退。郭小东说，百年文学中，沈从文构筑了“第一种湘西”，“多了怜恤”；孙健忠（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营造了“第二种湘西”，“少了一些温婉”；而田瑛，虚拟了“第三种湘西”，“以鬼眼去穿透湘西”。
故乡终是回不去了。田瑛曾打算，退休了，正好可以有时间进行一个计划：从生日那天进驻寨里，每天写一篇日记，有个人所见，有当日国内和国际的大事，持续一年。谁知，目睹祖屋的荒芜，以及个人“身心的娇贵”，田瑛说他居然连留宿一夜也不能做到。
故乡不能归去，何处话凄凉？
可爱的傲气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自由的世界。”化用王小波的名言，概括当下的田瑛，几近准确。
2005年，著名作家邱华栋在一次饭局上，碰到了田瑛。田瑛告诉他，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大太阳》，并且郑重地强调：“写小说的和读小说的，应该看一看。”邱华栋常在《花城》发表小说，他知道作为著名编辑家的田瑛，眼光刁钻而优秀，但从来不知道田瑛还在闷头写小说，“看完了这本《大太阳》，我真是十分吃惊。”邱华栋事后在一篇评论中感叹，田瑛那句十分自信自得的话，“绝不是吹牛不打草稿，绝不是虚妄和自大的，而实际上竟然还是比较谦虚的说法呢。”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部名为《野性的思维》的著作，他在书中将非科学性的原始思维称为野性的思维，以区别于那些普遍性的思维。作为湘西出身的土家族人，田瑛的小说创作有着一种天然的野性思维。王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85年前后，曾有一批湖南的作家到湘西去采风，以获得“野性的思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就像现在有一些人模仿法国人的口吻批判中国的后现代一样可笑。这种缺乏独创精神的模仿，无非是受到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成功的影响，想迅速制造出中国的《百年孤独》来。“而真正的魔幻是模仿模不出来，是采风采不到的。魔幻在于一种野性思维，思维则是不可以克隆的，它不像文学形式那么容易复制。田瑛这种野性的思维则是原创的，或者说从骨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
广东省文学院院长熊育群和田瑛相识多年，在他看来，田瑛总以一种锐利的目光看人看世界，自己的立场、观点、好恶，绝不轻易改变。“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就是自己坚持的东西，你别想改变，甚至是一点点影响，都没门。”
想来，田瑛的骄傲是有底气的。毕竟，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早年的军旅生涯中，田瑛是报务员出身，他的抄、发报成绩是报务部门最好的。因为业务成绩突出，所以田瑛没有被按时退役；但因爱好文学，“业余时间，我会参加各种采风或报道活动，甚至上班时间，我有时会因此请假，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所以，田瑛在部队一待八年，没有被提干。
但田瑛并没有因此讨好领导，放弃文学爱好。“每到周末，我都会去距离军营很近的图书馆去借书，从未间断。我几乎看完了一家地区级图书馆的全部文学书籍。”他的坚持，终于引起上级文化部门的重视，便以保留特殊人才的名义转干。
1990年，田瑛收到中国作协的入会申请表。“当时没在意，弄丢了，我也没有再要。”田瑛笑着回忆，几十年来，都以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会员，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加入作协。
广东省出版大楼自实行打卡上班制后，田瑛从没打过，直至退休。他喜欢自由，拒绝任何形式上的限制。甚至迄今连人皆有之的职称也没有，这在体制内是不可想象的。他说信奉无欲则刚，无为而治，“因此失去了很多，当然也有所得，这便够了。”
“我的写作如提灯夜行。众人聚集在阳光下争相奔跑，我不为所动。”这是田瑛对自己写作的界定。写作如是，其做人，何尝不是如此，“对于我，只要那一团光照耀便可，最终也能到达我想去的地方。”
“说实在的，我不怕失去，不想那点名利，谁能把我怎样？”田瑛身子向沙发一仰，有点自得地强调，记者赶紧补充：“你却得到了自由。”他笑容一闪，点了点头。
田瑛 编辑家、作家， 《花城》 杂志名誉主编。1975年从事文学创作，曾任《花城》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和主编。迄今发表和出版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近100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龙脉》《大太阳》、散文集《未来的祖先》等。许多作品曾在海外发表和连载，并获得各种奖项，被评论界称其写出了“第三种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