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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毕恒达自己也难以想象有一天自己会跟涂鸦扯上关系。他不是一个涂鸦客，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我不曾在课桌椅上写字，也没有留下到此一游的记录。”
1986年，毕恒达到纽约留学，在首次搭乘地铁的时候，看见涂抹在车厢内乌黑的签名涂鸦，“只觉得一股阴森气息，让人不寒而栗”。但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专业兴趣（毕恒达当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攻读环境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人与环境如何互动），谁曾料到，涂鸦——那些会说话的墙，却成为日后他诸多研究中较为专注、充满意趣的一项。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不算是我正式的研究课题，后来因为注意到各种形式的涂鸦，我也在修课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所以它变成我的一个兴趣，之后去欧洲或其它地方旅行的时候，我常常留意街头涂鸦。”
对多数人而言，“涂鸦”一词与“破坏公物或环境”无异，毕恒达返台后却专注于涂鸦研究，从涂鸦的形式、流派、发展脉络、技巧深入浅出，涉及空间论述、反叛精神等议题，开辟了另一种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涂鸦”，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新书《涂鸦鬼飞踢》之中。
“鬼飞踢”不仅仅是“涂鸦”的译名，也曾经是台湾一个涂鸦团体的名字，毕恒达藉此三字为书名，清晰传达涂鸦的特质和意义，也是为涂鸦和涂鸦者正名。
“我写故我在”：从大众涂鸦到街头涂鸦
《涂鸦鬼飞踢》并未拘囿于“街头涂鸦”研究，而是拾回大多涂鸦艺术家或研究者所摒弃的“大众涂鸦”，从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涂鸦经历讲起。从古时题壁诗到现今观光景点各种版本的“某某到此一游”，从美国西雅图“市场剧场”（Market Theatre）的“西雅图口香糖墙（Seattle Gum Wall）”到台湾中山美术公园的“公园石板路，心情涂鸦板”，更涉及课桌椅涂鸦、课本涂鸦……
2004年底，《联合晚报》以第一、二版的大篇幅报导了中山美术公园的“公园石板路，心情留言板”。中山美术公园水景附近的上千块石板步道布满了用立可白写的涂鸦，甚至到了一板难求的地步。“在这些上千则的涂鸦里，有几个涂鸦客不断重复出现，像神父、丫铭等，他们自己也承认：‘丫铭，这里已经被我们罢（霸）占了…哈！爽啦！你呢？看到this快点回家……’”甚至有一位署名“丸”的涂鸦客，把涂鸦当做了自己的博客，在每块石板上，密密地详细记录了她与男友每一次分离聚合的情感经历，时间达半年之久。
当年，毕恒达回到台湾即是从大众涂鸦开始研究，因为彼时，九十年代的台湾街头，尚不多见的街头涂鸦，直至2000年左右才兴起。
“很多人是从滑板开始。他们喜欢滑板，滑板以及滑板场地都是充满涂鸦的。而且，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美术。他们发现绘画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公共空间呈现，而不只是在纸上或者油布上呈现而已，并由此走入涂鸦界。”这些台湾涂鸦客通过网络、杂志、滑板运动以及来台涂鸦客，来了解、学习涂鸦艺术。
台湾街头涂鸦直接受到美式或欧陆涂鸦的影响，风格也相近。但不同的是，台湾涂鸦的发展是由图像涂鸦发展至签名涂鸦，正好与欧美涂鸦的发展相反。“涂鸦毕竟是西方文化，英文并非我们的母语，用英文字签名不太成熟，但是他们绘画能力很强，所以开始用图像来代替签名。”而这也成为台湾街头涂鸦的一种重要风格。
涂鸦，他们不堕落的理由
去年夏天，毕恒达特意到美国搜罗街头涂鸦照片，一路从洛杉矶、旧金山飞到波士顿、纽约。在洛杉矶市中心向邮差询问涂鸦聚集地时，邮差竟如同遭遇毒品交易，慌忙摇头表示附近不会有涂鸦。涂鸦在当今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美国的街头涂鸦风潮确然发生在华盛顿高地、哈林等纽约最为困苦、破败的低层区域，而生存于底层的少数族裔或黑人少年因为对未来出路感到沮丧，便用最简易经济的方式到处涂鸦他们的名字，寻找对自我存在的认可。
有趣的是，纽约涂鸦的前身虽然多少带点帮派涂鸦的影子，但是真正的地下铁涂鸦却跟帮派切割了关系。他们虽然会因为买不起喷漆材料而去商店盗窃，却不做贩毒青年，也非属帮派组织。涂鸦，反而成为他们不堕落的理由。 很多年轻涂鸦客当年参与涂鸦的理由是“不想贩毒、不想参加帮派，我无事可做，所以只好到街头涂鸦”。一位华盛顿的涂鸦客甚至说同他一起长大的伙伴都已过世，而他是唯一存活的，原因是他们参加帮派或贩毒，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涂鸦。
不仅如此，涂鸦客亦会组成团体，形成一定的次文化，“他们把这个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有内部的次文化，可以规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旧金山曾有一位早逝的知名涂鸦客TIE ONE，他的作品在其死后多年仍受到涂鸦客的喜爱，却有一位无知涂鸦客在TIE ONE的作品上“盖图”（编注：即在原有涂鸦的位置上涂上新图），引起公愤，最后只好喷回原图以示歉意。
台湾的涂鸦客更与帮派无任何瓜葛。台湾的涂鸦客纯粹只是一群喜爱绘画，或想为某个社会议题发表意见的一群人。
城市视觉空间的所有权争夺
在涂鸦发展的早期，涂鸦客用涂鸦来增加内部社区的认同感，或者抵御外部族群进入所在空间领域。待发展至地下铁涂鸦、街头涂鸦，他们的名字通过涂鸦穿越白人社区、高级商业区，从而改变了涂鸦原本的空间意义。而涂鸦本身的意义，也从一种弱势群体的宣泄，成为创意者的表达方式，继而上升为一场城市视觉空间的争夺战。
巴西的青少年说：那些富人盖摩天大楼，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是美观的，高楼建起之后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日照和通风，可是我们依然无话可说，唯有接受。有钱的人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情，而我们穷人连在墙上涂写都不被允许。实际上，全世界的涂鸦客都在说着相似的话。还有涂鸦客说：如果你认为在墙上涂鸦是犯罪的话，那么那些企业界是组织型的犯罪。
当都市图景几乎被商业广告填充，我们似乎从未担心过我们的视觉美感被溺毙，而涂鸦客却开始了挑战：这个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谁可以决定我们空间的样貌？
但几乎全世界的涂鸦都是非法的。有民众觉得涂鸦很丑，有民众将其作为责备政府未能管理好城市的理由，而政府也借此不断向民众倡导主动制止和检举涂鸦客的行为。
最明显的就是用“破窗理论”来抨击涂鸦行为，认为如果涂鸦没有被及时清洗，这座城市很快便会布满涂鸦，不堪入目。可是涂鸦客却回应，涂鸦并没有打破任何一扇“窗子”，涂鸦没有破坏环境，相反在很多时候是在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创意色彩。毕恒达说，“台湾很多涂鸦客只是在变压电箱、工地围篱等边缘、暂时性的空间上涂鸦，并没有去挑衅历史古建筑，或者本来已是十分洁净的商业建筑。”
“台湾前几年比较开放，最近几年却是越来越严苛，现在政府会通过环境保护法或者社会秩序维护的法令来加以处罚，并且鼓励检举。去年办花博，政府为了维护台北市的形象，大力清除涂鸦，光一两个月，便彻底清除了1300多处。”
诚然，台湾也为涂鸦客设了5处合法涂鸦区，但或许不愿因为“合法”涂鸦区的存在而被取缔更多“非法”涂鸦区，所以，大多涂鸦客仍在争取城市的视觉空间所有权。
性别空间里的涂鸦趣味
街头涂鸦很多时候就像是执行一场军事任务，对于涂鸦客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可能会被检举、罚款，甚至遭到黑道的袭击。这或许是涂鸦客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男性涂鸦客也并不相信女性有足够的勇气和涂鸦技巧来从事这项行为，女性涂鸦客凸显的总是“性别”，而非其涂鸦能力，故而女性涂鸦者少之又少。
毕恒达对台湾的性别研究发展具有莫大的贡献。他在台湾大学成立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多年来筹划举办“女性与空间专业者营队”、“性别空间豆芽营”、“白丝带运动”等活动，积极介入空间改造，探讨两性与不同空间的互动。而在其研究中，厕所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空间，大众涂鸦的性别风貌也在此空间趣味横生。
涂刻在课桌椅、墙壁、公车椅背的大众涂鸦，因为无法确认涂鸦客的性别、年龄，研究变得相对困难。但从少数以性别作区隔的空间看，男性与女性的涂鸦呈现不同的特征。以厕所涂鸦为例，女性的涂鸦比男性少，“就内容而言，女性涂鸦比较着重社会互动、人际、劝告与关系取向，倾向于使用问句与委婉的修辞，内容则又较多浪漫、寻求与提供个人问题的解答，较少出现猥琐与性的涂鸦。男性涂鸦则常见武断直接的表达、具有攻击性的言辞，倾向于使用涂鸦来展现权力、肯定其宰制的位置，也比较多诽谤、负面、敌意的文字。”譬如台北市立图书馆某女厕隔壁间的这些对话：“轻松一下”、“Don't worry!Be happy!”、“祝福所有便秘者解放之后愉快”。而男性的涂鸦话题不外乎政治与性，即使一句温情的句子，响应的可能也是一句挑衅语气的语句。
毕恒达说，日后的涂鸦研究仍会集中在性别研究上，“会着重涂鸦的对话，甚至想做一个实验，看看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性别空间里是否会有不同的回响，应该会很有趣。”
1996年，毕恒达拿着收集的两盒涂鸦幻灯片，介绍给《张老师月刊》的编辑，由此开设“发现台湾涂鸦”专题，介绍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涂鸦风貌。2001年，毕恒达在《空间就是权利》的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涂鸦形式，却因资料有限，只以综述形式呈现。2005年，藉由“台湾街头涂鸦”研究课题，搜集了更多本土资料，才终成此书，时间跨度近十六年。
毕恒达说，“假设政府对于涂鸦的政策取决于民意，我希望这本书某种程度能够使民众了解涂鸦，从而改变民意。”正如萧青阳在推荐文中所问：“为什么不能把涂鸦视为公共艺术和行为艺术？纽约和其他城市都还保留非常多的涂鸦。这就像是老爷爷时代的许多东西被丢弃，其实那些东西有很宝贵的价值，与涂鸦一样有许多角度的议题值得深思。”
1986年，毕恒达到纽约留学，在首次搭乘地铁的时候，看见涂抹在车厢内乌黑的签名涂鸦，“只觉得一股阴森气息，让人不寒而栗”。但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专业兴趣（毕恒达当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攻读环境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人与环境如何互动），谁曾料到，涂鸦——那些会说话的墙，却成为日后他诸多研究中较为专注、充满意趣的一项。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不算是我正式的研究课题，后来因为注意到各种形式的涂鸦，我也在修课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所以它变成我的一个兴趣，之后去欧洲或其它地方旅行的时候，我常常留意街头涂鸦。”
对多数人而言，“涂鸦”一词与“破坏公物或环境”无异，毕恒达返台后却专注于涂鸦研究，从涂鸦的形式、流派、发展脉络、技巧深入浅出，涉及空间论述、反叛精神等议题，开辟了另一种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涂鸦”，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新书《涂鸦鬼飞踢》之中。
“鬼飞踢”不仅仅是“涂鸦”的译名，也曾经是台湾一个涂鸦团体的名字，毕恒达藉此三字为书名，清晰传达涂鸦的特质和意义，也是为涂鸦和涂鸦者正名。
“我写故我在”：从大众涂鸦到街头涂鸦
《涂鸦鬼飞踢》并未拘囿于“街头涂鸦”研究，而是拾回大多涂鸦艺术家或研究者所摒弃的“大众涂鸦”，从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涂鸦经历讲起。从古时题壁诗到现今观光景点各种版本的“某某到此一游”，从美国西雅图“市场剧场”（Market Theatre）的“西雅图口香糖墙（Seattle Gum Wall）”到台湾中山美术公园的“公园石板路，心情涂鸦板”，更涉及课桌椅涂鸦、课本涂鸦……
2004年底，《联合晚报》以第一、二版的大篇幅报导了中山美术公园的“公园石板路，心情留言板”。中山美术公园水景附近的上千块石板步道布满了用立可白写的涂鸦，甚至到了一板难求的地步。“在这些上千则的涂鸦里，有几个涂鸦客不断重复出现，像神父、丫铭等，他们自己也承认：‘丫铭，这里已经被我们罢（霸）占了…哈！爽啦！你呢？看到this快点回家……’”甚至有一位署名“丸”的涂鸦客，把涂鸦当做了自己的博客，在每块石板上，密密地详细记录了她与男友每一次分离聚合的情感经历，时间达半年之久。
当年，毕恒达回到台湾即是从大众涂鸦开始研究，因为彼时，九十年代的台湾街头，尚不多见的街头涂鸦，直至2000年左右才兴起。
“很多人是从滑板开始。他们喜欢滑板，滑板以及滑板场地都是充满涂鸦的。而且，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美术。他们发现绘画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公共空间呈现，而不只是在纸上或者油布上呈现而已，并由此走入涂鸦界。”这些台湾涂鸦客通过网络、杂志、滑板运动以及来台涂鸦客，来了解、学习涂鸦艺术。
台湾街头涂鸦直接受到美式或欧陆涂鸦的影响，风格也相近。但不同的是，台湾涂鸦的发展是由图像涂鸦发展至签名涂鸦，正好与欧美涂鸦的发展相反。“涂鸦毕竟是西方文化，英文并非我们的母语，用英文字签名不太成熟，但是他们绘画能力很强，所以开始用图像来代替签名。”而这也成为台湾街头涂鸦的一种重要风格。
涂鸦，他们不堕落的理由
去年夏天，毕恒达特意到美国搜罗街头涂鸦照片，一路从洛杉矶、旧金山飞到波士顿、纽约。在洛杉矶市中心向邮差询问涂鸦聚集地时，邮差竟如同遭遇毒品交易，慌忙摇头表示附近不会有涂鸦。涂鸦在当今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美国的街头涂鸦风潮确然发生在华盛顿高地、哈林等纽约最为困苦、破败的低层区域，而生存于底层的少数族裔或黑人少年因为对未来出路感到沮丧，便用最简易经济的方式到处涂鸦他们的名字，寻找对自我存在的认可。
有趣的是，纽约涂鸦的前身虽然多少带点帮派涂鸦的影子，但是真正的地下铁涂鸦却跟帮派切割了关系。他们虽然会因为买不起喷漆材料而去商店盗窃，却不做贩毒青年，也非属帮派组织。涂鸦，反而成为他们不堕落的理由。 很多年轻涂鸦客当年参与涂鸦的理由是“不想贩毒、不想参加帮派，我无事可做，所以只好到街头涂鸦”。一位华盛顿的涂鸦客甚至说同他一起长大的伙伴都已过世，而他是唯一存活的，原因是他们参加帮派或贩毒，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涂鸦。
不仅如此，涂鸦客亦会组成团体，形成一定的次文化，“他们把这个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有内部的次文化，可以规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旧金山曾有一位早逝的知名涂鸦客TIE ONE，他的作品在其死后多年仍受到涂鸦客的喜爱，却有一位无知涂鸦客在TIE ONE的作品上“盖图”（编注：即在原有涂鸦的位置上涂上新图），引起公愤，最后只好喷回原图以示歉意。
台湾的涂鸦客更与帮派无任何瓜葛。台湾的涂鸦客纯粹只是一群喜爱绘画，或想为某个社会议题发表意见的一群人。
城市视觉空间的所有权争夺
在涂鸦发展的早期，涂鸦客用涂鸦来增加内部社区的认同感，或者抵御外部族群进入所在空间领域。待发展至地下铁涂鸦、街头涂鸦，他们的名字通过涂鸦穿越白人社区、高级商业区，从而改变了涂鸦原本的空间意义。而涂鸦本身的意义，也从一种弱势群体的宣泄，成为创意者的表达方式，继而上升为一场城市视觉空间的争夺战。
巴西的青少年说：那些富人盖摩天大楼，从来没有征求过我们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是美观的，高楼建起之后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日照和通风，可是我们依然无话可说，唯有接受。有钱的人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情，而我们穷人连在墙上涂写都不被允许。实际上，全世界的涂鸦客都在说着相似的话。还有涂鸦客说：如果你认为在墙上涂鸦是犯罪的话，那么那些企业界是组织型的犯罪。
当都市图景几乎被商业广告填充，我们似乎从未担心过我们的视觉美感被溺毙，而涂鸦客却开始了挑战：这个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谁可以决定我们空间的样貌？
但几乎全世界的涂鸦都是非法的。有民众觉得涂鸦很丑，有民众将其作为责备政府未能管理好城市的理由，而政府也借此不断向民众倡导主动制止和检举涂鸦客的行为。
最明显的就是用“破窗理论”来抨击涂鸦行为，认为如果涂鸦没有被及时清洗，这座城市很快便会布满涂鸦，不堪入目。可是涂鸦客却回应，涂鸦并没有打破任何一扇“窗子”，涂鸦没有破坏环境，相反在很多时候是在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创意色彩。毕恒达说，“台湾很多涂鸦客只是在变压电箱、工地围篱等边缘、暂时性的空间上涂鸦，并没有去挑衅历史古建筑，或者本来已是十分洁净的商业建筑。”
“台湾前几年比较开放，最近几年却是越来越严苛，现在政府会通过环境保护法或者社会秩序维护的法令来加以处罚，并且鼓励检举。去年办花博，政府为了维护台北市的形象，大力清除涂鸦，光一两个月，便彻底清除了1300多处。”
诚然，台湾也为涂鸦客设了5处合法涂鸦区，但或许不愿因为“合法”涂鸦区的存在而被取缔更多“非法”涂鸦区，所以，大多涂鸦客仍在争取城市的视觉空间所有权。
性别空间里的涂鸦趣味
街头涂鸦很多时候就像是执行一场军事任务，对于涂鸦客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可能会被检举、罚款，甚至遭到黑道的袭击。这或许是涂鸦客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男性涂鸦客也并不相信女性有足够的勇气和涂鸦技巧来从事这项行为，女性涂鸦客凸显的总是“性别”，而非其涂鸦能力，故而女性涂鸦者少之又少。
毕恒达对台湾的性别研究发展具有莫大的贡献。他在台湾大学成立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多年来筹划举办“女性与空间专业者营队”、“性别空间豆芽营”、“白丝带运动”等活动，积极介入空间改造，探讨两性与不同空间的互动。而在其研究中，厕所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空间，大众涂鸦的性别风貌也在此空间趣味横生。
涂刻在课桌椅、墙壁、公车椅背的大众涂鸦，因为无法确认涂鸦客的性别、年龄，研究变得相对困难。但从少数以性别作区隔的空间看，男性与女性的涂鸦呈现不同的特征。以厕所涂鸦为例，女性的涂鸦比男性少，“就内容而言，女性涂鸦比较着重社会互动、人际、劝告与关系取向，倾向于使用问句与委婉的修辞，内容则又较多浪漫、寻求与提供个人问题的解答，较少出现猥琐与性的涂鸦。男性涂鸦则常见武断直接的表达、具有攻击性的言辞，倾向于使用涂鸦来展现权力、肯定其宰制的位置，也比较多诽谤、负面、敌意的文字。”譬如台北市立图书馆某女厕隔壁间的这些对话：“轻松一下”、“Don't worry!Be happy!”、“祝福所有便秘者解放之后愉快”。而男性的涂鸦话题不外乎政治与性，即使一句温情的句子，响应的可能也是一句挑衅语气的语句。
毕恒达说，日后的涂鸦研究仍会集中在性别研究上，“会着重涂鸦的对话，甚至想做一个实验，看看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性别空间里是否会有不同的回响，应该会很有趣。”
1996年，毕恒达拿着收集的两盒涂鸦幻灯片，介绍给《张老师月刊》的编辑，由此开设“发现台湾涂鸦”专题，介绍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涂鸦风貌。2001年，毕恒达在《空间就是权利》的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涂鸦形式，却因资料有限，只以综述形式呈现。2005年，藉由“台湾街头涂鸦”研究课题，搜集了更多本土资料，才终成此书，时间跨度近十六年。
毕恒达说，“假设政府对于涂鸦的政策取决于民意，我希望这本书某种程度能够使民众了解涂鸦，从而改变民意。”正如萧青阳在推荐文中所问：“为什么不能把涂鸦视为公共艺术和行为艺术？纽约和其他城市都还保留非常多的涂鸦。这就像是老爷爷时代的许多东西被丢弃，其实那些东西有很宝贵的价值，与涂鸦一样有许多角度的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