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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时局动荡，许多文人死于非命，历仕北齐、北周、隋三个王朝的著名诗人薛道衡（540-609）就是其中一位——他在70岁时被隋炀帝杨广（569-618）杀掉。
《隋书·薛道衡传》载，隋炀帝上台后，薛老由检校襄州总管调任播州刺史，不久即上书请求退休，炀帝不同意，召他进京，准备另行安排为秘书监；而薛老到京以后，特别呈上《高祖文皇帝颂》，把今上的父皇隋文帝杨坚（541-604）大大歌颂了一番，不料炀帝看了以后非常不高兴。这是因为他与晚年的父皇杨坚本是十分不睦的：文帝病重时忽然打算取消现任太子也就是杨广本人的继承权，召回已被废为庶人的前任太子杨勇；结果是“高祖暴崩”，杨广又迅即“伪为高祖敕书，赐庶人（杨勇）死。追封房陵王，不为立嗣”（《隋书·文四子传》）。炀帝之以马上台是很动了手脚的，对着他来赞美高祖文皇帝无异于批逆鳞，所以他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此时已暗暗准备来整他，而后来事情更有了戏剧性的进展：
于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耶？”付执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断。暨于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诀。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隋书·薛道衡传》）
薛道衡死得实在冤枉。他的问题在于不明白宫廷政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奥妙，又有点倚老卖老的做派，殊不知有些敏感问题根本不能碰，帝王又往往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炀帝刚愎自用，根本不讲什么民主，尤其容不得批评。薛道衡书生气十足，结果搭上了一条老命。如果他实行好友房彦谦所说的“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不是反其道以行之，事情也许不至于弄得如此不可收拾死有余辜吧。
《鱼藻》是《诗经·小雅》里的一篇，诗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小序解释诗意说：“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也。”诗的本意是否就是如此其实很难说，但古人总是根据权威的解释这样来理解的。隋炀帝对苏威说的那句话，意思是指薛道衡的《高祖文皇帝颂》表面上歌颂先皇，实际上是在骂自己。宋人叶适写道：
隋炀帝戕杀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颂》，极于褒崇，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言之，夸虚谄而示实讥，真所谓“《鱼藻》之义”也。《传》谓房彦谦劝之而道衡不用，则诚不知悟。从古文人，词繁识寡，志欲邀福，反贻身灾。绞缢既及，犹不自意，真可哀也。（《习学记言自序》卷三七）
其言得之。但薛道衡有没有暗暗讽刺炀帝之意很难知道，估计不大可能，他的问题只是在于不明白这样的颂歌其实很犯忌讳。宫廷深处的种种阴谋曲折，书生何从得知！
天真的诗人又不明白，高颎（？-607）其人在此时也是不能正面提到的，薛老不知趋避，再一次大犯忌讳。
高颎乃是文帝的重臣，早已功勋卓著，在消灭南朝陈之役中又颇立新功。当时的行军元帅（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是年仅20岁的晋王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而一切决策指挥实际出于元帅长史（相当于秘书长）高颎，“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平陈后，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隋书·高颎传》）
张丽华是当时超一流的美人，杨广其人好色，对这一重大战利品抱有浓厚的兴趣。而思想正统、作风硬朗的元帅长史高颎却不容分说地狠扫了晋王杨广的兴。这时杨广羽毛未丰，不能拿高颎怎么样，但事情的后果是严重的，早晚要表现出来。
隋文帝杨坚非常信任高颎，让他同太子杨勇（杨广的哥哥）结为儿女亲家。后来隋文帝有意废去杨勇另立次子晋王杨广为太子，征求高颎的意见，高颎依据“长幼有序”的古老原则表示反对，这样他就成了杨广实施夺宗之计的一大障碍。等到杨广当上皇帝以后，有着双重前科的资深高官高颎又一再批评时事，指出当下有种种处置不当；隋炀帝大为恼火，“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隋书·高颎传》），实际上是同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彻底地出了一口恶气。
对于这样一个被当今皇帝整肃掉的高颎，薛道衡竟然充满怀念的深情，犯忌之至，这样他就离倒霉不远了，而他本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薛道衡死于政治原因是毫无疑义的。古代许多诗人、文学家都有大小不等的官衔。他们的人生轨迹大抵与他们在官场里的言行以及运气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过薛道衡的情形比较复杂，正史中只记载相关的政治原因，而野史笔记里却说同他的诗也颇有关系。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照这么说，司隶大夫薛道衡是因为诗写得太好，隋炀帝妒贤嫉能，另找借口将他杀了。时下的学者一般不肯采信此种文学因素高于政治因素的说法，《隋书》里讲到的那些政治原因自应可信，而且薛道衡也绝没有与隋炀帝比试高下的意思。“空梁落燕泥”见于他早先写的《昔昔盐》一诗：“惊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描写思妇之孤独无聊，确实深刻精彩，隋炀帝没有写过这个题目，应当没有什么可比性。
不过照我看，《隋唐嘉话》的记载仍然是很有意味的。隋炀帝杀薛道衡固然是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但他失口道出的这句话倒也流露出他头脑深处的一大情结：写诗也应当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都要低一头；如果他太高，那就让他灭亡！
杨广先后当过藩王、太子、皇帝，政治上自然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而同时对于诗歌创作也下过很大功夫，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强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据《隋书·文学传》载，杨广每写成一首诗以后，总是让他最为信任的由南朝陈转过来的五言诗高手庾自直提出意见，反复加以修改，“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写诗一定要改到满意为止，这是很专业的态度。炀帝对诗人薛道衡是钦佩的，早就想揽入门下，可惜未能搞成。直到很晚的时候，炀帝也还打算请他担任文人学士最有面子的职务秘书监——可恨这老家伙不识抬举，竟然一再反对自己，现在干脆杀了，看你还能写什么佳句！ 并不是因为有“空梁落燕泥”这样的佳句就杀人，而是让你根本写不成。隋炀帝恶狠狠地说这句话时，固然是一个暴君，而同时也流露了一点诗人本色，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薛道衡是北朝后期至隋初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文集有70卷之多，到唐初已亡佚过半，现在所能看到则仅有文8篇、诗21首。但亡佚之馀的诗中仍多佳作，除了最负盛名的《昔昔盐》之外，不妨再举出两首来看：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人日思归》
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劳。龙门竹箭急，华岳莲花高。
岳高障重叠，鸟道风烟接。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
叶舟旦旦浮，惊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关秋。
秋夜清风发，弹琴即鉴月。虽非庄舄歌，吟咏常思越。
——《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
前一首是他早年作为北齐的使者聘陈、留居南方时的作品。据说南方读者才听到前二句时大不以为然，像这样的大白话算什么诗！再听下去则大为佩服，承认“名下固无虚士”。清代诗评家张玉谷分析这后二句的妙处道：“三句，点醒迟归，恰又补点‘人’字，与‘雁’对剔；四句，正点‘思’字，‘在花前’恰又抱转人日，流对极为巧切。”（《古诗赏析》卷二十二）五言绝句很不好写，非大手笔不易出彩。
后一首是回赠越国公、尚书仆射杨素（544-606）的，其中甚少世俗的应酬，仅在诗末用典故略一点到。全诗用大量的笔墨写山斋周围的景物，四句一组，蝉联而下，转接自如，清丽高雅，情景交融，且颇富于音乐之美，开出了唐人此类诗作的先河。
薛老不仅是抒写思妇闺情的高手，也得心应手于更广阔的领域，比起南朝梁、陈间那些沉湎于宫体狭小领域的时髦诗人来，高明多了。如果他不是死于非命，妻、子皆受到株连并发配至边陲的话，他的佳作应当可以保存得稍多些，惜哉！
刘希夷
据说唐代诗人刘希夷（651-？）不到30岁就死于非命，而其致死之由在于他写过一首《白头吟》（一作《代悲白头翁》），诗云：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儿女好颜色，坐见落花常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为海。
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生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世事沧桑，人生易老，此诗用华美的词句写这一永恒的感叹，在当时自有突破宫体诗老套的革新意义。诗中的警策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据说刘希夷就由于这两句丢掉了性命。
这是因为他的舅舅宋之问（？-712）“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此事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也有所记载，但说是“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那么谋杀者应另有“奸人”。孟棨《本事诗·征咎》则说刘希夷自己感到诗中有“不祥”的句子，但还是保留了这首诗，稍后“果以来春之初下世”——照这么说，则他并非死于他杀。
总之，刘希夷之死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自己死，两种是被杀死；元人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单取宋之问谋害致死一说，他写道：
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可知他是相信《刘宾客嘉话录》之说的。大约他还看到过唐人提供的其他的材料，于是又补充了一些细节。
但在辛《传》以前，宋朝人魏泰已表示不能相信刘禹锡的说法，提出质疑道：“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句，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乃夺之？”（《临汉隐居诗话》）这个质问好像并没有什么力量，自己会写诗，有好句，并不能证明宋之问就不可能去巧取豪夺，倒是不懂诗的人才不会干那种事情。“希夷之句殊无可采”，这是魏泰的看法，不是宋之问当时的看法。魏泰有点像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打算把事主弄成无罪，没有搞成。凡是事实，无论你用什么理论去推翻它，总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辛文房虽在魏泰之后而并不理会魏泰的推测。
近人或因为刘希夷、宋之问年纪差不多，宋的年龄可能还要小一点，就怀疑他们之间的甥舅关系，从而否定这一谋杀案的存在。可是我们知道外甥和舅舅的年龄可能有各种情形，古代尤其如此，如果没有确切的依据，仍然无从否认唐人的记载。
这样一个谋诗害命案，我们现在更加无从否定，只好予以确认。宋之问人品很差，一向走上层路线，后台很硬，使奴以土囊压杀外甥刘希夷这样残忍的事情，他大概是做得出来的。刘希夷的问题在于，他不该“许而竟不与”，一上来就不应该“许”，而答应了事情就得办——送两句诗给舅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题为《代悲白头翁》或《白头吟》的这首诗，在《全唐诗》中被编入刘希夷名下（卷八二）；又编入宋之问名下（卷五一），但被改题为《有所思》，题下有编者注说：“一作刘希夷诗，题云《代悲白头翁》。”如果不是宋之问“苦爱”此诗，不惜杀人越货，它怎么会两边都录入？《有所思》这个新标题应当是宋之问改的，这样一改，诗就算是他写的了。
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说过两句伤心且见道之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从刘希夷被杀一案看来，私人的东西也很不容易保存，如果遇到懂行的坏人，你那点好东西就要当心了。
最后不妨顺便指出，《唐才子传》的行文中也有一点错误，“白首同所归”不是石崇说的，这乃是潘岳（字安仁）的诗句，见于他的《金谷集作诗》之末：“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赠石友，白首同所归。”石崇是金谷聚会的主人，大家写诗，编为一集。潘岳在诗里表示，自己同石崇的友谊长存，直到生命的结束。后来西晋发生政变，石崇、潘岳分别被捕，立即执行死刑，其时“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赠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世说新语·仇隙》）把石崇和潘岳弄混了，不知道是刘希夷的失误，还是辛文房的问题，好在无关大局，可以不去管它了。
（本文编辑 谢宁）
《隋书·薛道衡传》载，隋炀帝上台后，薛老由检校襄州总管调任播州刺史，不久即上书请求退休，炀帝不同意，召他进京，准备另行安排为秘书监；而薛老到京以后，特别呈上《高祖文皇帝颂》，把今上的父皇隋文帝杨坚（541-604）大大歌颂了一番，不料炀帝看了以后非常不高兴。这是因为他与晚年的父皇杨坚本是十分不睦的：文帝病重时忽然打算取消现任太子也就是杨广本人的继承权，召回已被废为庶人的前任太子杨勇；结果是“高祖暴崩”，杨广又迅即“伪为高祖敕书，赐庶人（杨勇）死。追封房陵王，不为立嗣”（《隋书·文四子传》）。炀帝之以马上台是很动了手脚的，对着他来赞美高祖文皇帝无异于批逆鳞，所以他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此时已暗暗准备来整他，而后来事情更有了戏剧性的进展：
于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耶？”付执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断。暨于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诀。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隋书·薛道衡传》）
薛道衡死得实在冤枉。他的问题在于不明白宫廷政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奥妙，又有点倚老卖老的做派，殊不知有些敏感问题根本不能碰，帝王又往往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炀帝刚愎自用，根本不讲什么民主，尤其容不得批评。薛道衡书生气十足，结果搭上了一条老命。如果他实行好友房彦谦所说的“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不是反其道以行之，事情也许不至于弄得如此不可收拾死有余辜吧。
《鱼藻》是《诗经·小雅》里的一篇，诗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小序解释诗意说：“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也。”诗的本意是否就是如此其实很难说，但古人总是根据权威的解释这样来理解的。隋炀帝对苏威说的那句话，意思是指薛道衡的《高祖文皇帝颂》表面上歌颂先皇，实际上是在骂自己。宋人叶适写道：
隋炀帝戕杀父兄而取其位，薛道衡乃上《文帝颂》，极于褒崇，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言之，夸虚谄而示实讥，真所谓“《鱼藻》之义”也。《传》谓房彦谦劝之而道衡不用，则诚不知悟。从古文人，词繁识寡，志欲邀福，反贻身灾。绞缢既及，犹不自意，真可哀也。（《习学记言自序》卷三七）
其言得之。但薛道衡有没有暗暗讽刺炀帝之意很难知道，估计不大可能，他的问题只是在于不明白这样的颂歌其实很犯忌讳。宫廷深处的种种阴谋曲折，书生何从得知！
天真的诗人又不明白，高颎（？-607）其人在此时也是不能正面提到的，薛老不知趋避，再一次大犯忌讳。
高颎乃是文帝的重臣，早已功勋卓著，在消灭南朝陈之役中又颇立新功。当时的行军元帅（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是年仅20岁的晋王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而一切决策指挥实际出于元帅长史（相当于秘书长）高颎，“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平陈后，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隋书·高颎传》）
张丽华是当时超一流的美人，杨广其人好色，对这一重大战利品抱有浓厚的兴趣。而思想正统、作风硬朗的元帅长史高颎却不容分说地狠扫了晋王杨广的兴。这时杨广羽毛未丰，不能拿高颎怎么样，但事情的后果是严重的，早晚要表现出来。
隋文帝杨坚非常信任高颎，让他同太子杨勇（杨广的哥哥）结为儿女亲家。后来隋文帝有意废去杨勇另立次子晋王杨广为太子，征求高颎的意见，高颎依据“长幼有序”的古老原则表示反对，这样他就成了杨广实施夺宗之计的一大障碍。等到杨广当上皇帝以后，有着双重前科的资深高官高颎又一再批评时事，指出当下有种种处置不当；隋炀帝大为恼火，“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隋书·高颎传》），实际上是同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彻底地出了一口恶气。
对于这样一个被当今皇帝整肃掉的高颎，薛道衡竟然充满怀念的深情，犯忌之至，这样他就离倒霉不远了，而他本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薛道衡死于政治原因是毫无疑义的。古代许多诗人、文学家都有大小不等的官衔。他们的人生轨迹大抵与他们在官场里的言行以及运气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过薛道衡的情形比较复杂，正史中只记载相关的政治原因，而野史笔记里却说同他的诗也颇有关系。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照这么说，司隶大夫薛道衡是因为诗写得太好，隋炀帝妒贤嫉能，另找借口将他杀了。时下的学者一般不肯采信此种文学因素高于政治因素的说法，《隋书》里讲到的那些政治原因自应可信，而且薛道衡也绝没有与隋炀帝比试高下的意思。“空梁落燕泥”见于他早先写的《昔昔盐》一诗：“惊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描写思妇之孤独无聊，确实深刻精彩，隋炀帝没有写过这个题目，应当没有什么可比性。
不过照我看，《隋唐嘉话》的记载仍然是很有意味的。隋炀帝杀薛道衡固然是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但他失口道出的这句话倒也流露出他头脑深处的一大情结：写诗也应当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都要低一头；如果他太高，那就让他灭亡！
杨广先后当过藩王、太子、皇帝，政治上自然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而同时对于诗歌创作也下过很大功夫，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强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据《隋书·文学传》载，杨广每写成一首诗以后，总是让他最为信任的由南朝陈转过来的五言诗高手庾自直提出意见，反复加以修改，“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写诗一定要改到满意为止，这是很专业的态度。炀帝对诗人薛道衡是钦佩的，早就想揽入门下，可惜未能搞成。直到很晚的时候，炀帝也还打算请他担任文人学士最有面子的职务秘书监——可恨这老家伙不识抬举，竟然一再反对自己，现在干脆杀了，看你还能写什么佳句！ 并不是因为有“空梁落燕泥”这样的佳句就杀人，而是让你根本写不成。隋炀帝恶狠狠地说这句话时，固然是一个暴君，而同时也流露了一点诗人本色，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薛道衡是北朝后期至隋初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文集有70卷之多，到唐初已亡佚过半，现在所能看到则仅有文8篇、诗21首。但亡佚之馀的诗中仍多佳作，除了最负盛名的《昔昔盐》之外，不妨再举出两首来看：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人日思归》
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劳。龙门竹箭急，华岳莲花高。
岳高障重叠，鸟道风烟接。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
叶舟旦旦浮，惊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关秋。
秋夜清风发，弹琴即鉴月。虽非庄舄歌，吟咏常思越。
——《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
前一首是他早年作为北齐的使者聘陈、留居南方时的作品。据说南方读者才听到前二句时大不以为然，像这样的大白话算什么诗！再听下去则大为佩服，承认“名下固无虚士”。清代诗评家张玉谷分析这后二句的妙处道：“三句，点醒迟归，恰又补点‘人’字，与‘雁’对剔；四句，正点‘思’字，‘在花前’恰又抱转人日，流对极为巧切。”（《古诗赏析》卷二十二）五言绝句很不好写，非大手笔不易出彩。
后一首是回赠越国公、尚书仆射杨素（544-606）的，其中甚少世俗的应酬，仅在诗末用典故略一点到。全诗用大量的笔墨写山斋周围的景物，四句一组，蝉联而下，转接自如，清丽高雅，情景交融，且颇富于音乐之美，开出了唐人此类诗作的先河。
薛老不仅是抒写思妇闺情的高手，也得心应手于更广阔的领域，比起南朝梁、陈间那些沉湎于宫体狭小领域的时髦诗人来，高明多了。如果他不是死于非命，妻、子皆受到株连并发配至边陲的话，他的佳作应当可以保存得稍多些，惜哉！
刘希夷
据说唐代诗人刘希夷（651-？）不到30岁就死于非命，而其致死之由在于他写过一首《白头吟》（一作《代悲白头翁》），诗云：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儿女好颜色，坐见落花常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为海。
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生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世事沧桑，人生易老，此诗用华美的词句写这一永恒的感叹，在当时自有突破宫体诗老套的革新意义。诗中的警策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据说刘希夷就由于这两句丢掉了性命。
这是因为他的舅舅宋之问（？-712）“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此事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也有所记载，但说是“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那么谋杀者应另有“奸人”。孟棨《本事诗·征咎》则说刘希夷自己感到诗中有“不祥”的句子，但还是保留了这首诗，稍后“果以来春之初下世”——照这么说，则他并非死于他杀。
总之，刘希夷之死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自己死，两种是被杀死；元人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单取宋之问谋害致死一说，他写道：
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可知他是相信《刘宾客嘉话录》之说的。大约他还看到过唐人提供的其他的材料，于是又补充了一些细节。
但在辛《传》以前，宋朝人魏泰已表示不能相信刘禹锡的说法，提出质疑道：“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句，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乃夺之？”（《临汉隐居诗话》）这个质问好像并没有什么力量，自己会写诗，有好句，并不能证明宋之问就不可能去巧取豪夺，倒是不懂诗的人才不会干那种事情。“希夷之句殊无可采”，这是魏泰的看法，不是宋之问当时的看法。魏泰有点像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打算把事主弄成无罪，没有搞成。凡是事实，无论你用什么理论去推翻它，总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辛文房虽在魏泰之后而并不理会魏泰的推测。
近人或因为刘希夷、宋之问年纪差不多，宋的年龄可能还要小一点，就怀疑他们之间的甥舅关系，从而否定这一谋杀案的存在。可是我们知道外甥和舅舅的年龄可能有各种情形，古代尤其如此，如果没有确切的依据，仍然无从否认唐人的记载。
这样一个谋诗害命案，我们现在更加无从否定，只好予以确认。宋之问人品很差，一向走上层路线，后台很硬，使奴以土囊压杀外甥刘希夷这样残忍的事情，他大概是做得出来的。刘希夷的问题在于，他不该“许而竟不与”，一上来就不应该“许”，而答应了事情就得办——送两句诗给舅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题为《代悲白头翁》或《白头吟》的这首诗，在《全唐诗》中被编入刘希夷名下（卷八二）；又编入宋之问名下（卷五一），但被改题为《有所思》，题下有编者注说：“一作刘希夷诗，题云《代悲白头翁》。”如果不是宋之问“苦爱”此诗，不惜杀人越货，它怎么会两边都录入？《有所思》这个新标题应当是宋之问改的，这样一改，诗就算是他写的了。
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说过两句伤心且见道之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从刘希夷被杀一案看来，私人的东西也很不容易保存，如果遇到懂行的坏人，你那点好东西就要当心了。
最后不妨顺便指出，《唐才子传》的行文中也有一点错误，“白首同所归”不是石崇说的，这乃是潘岳（字安仁）的诗句，见于他的《金谷集作诗》之末：“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赠石友，白首同所归。”石崇是金谷聚会的主人，大家写诗，编为一集。潘岳在诗里表示，自己同石崇的友谊长存，直到生命的结束。后来西晋发生政变，石崇、潘岳分别被捕，立即执行死刑，其时“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赠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世说新语·仇隙》）把石崇和潘岳弄混了，不知道是刘希夷的失误，还是辛文房的问题，好在无关大局，可以不去管它了。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