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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戈德史密斯、简·奥斯丁、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拜伦、德·昆西、查尔斯·兰姆、夏洛蒂·勃朗特、雪莱……乍眼看去，这一连串在英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似乎很难与中国扯上什么关系，然而，其间的关联却可以参照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描述：伯特兰姆家族与他们在安提瓜的种植园关系密切，但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这种关系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美学上的沉默和谨慎成为英帝国攫取海外经济利益的同谋。作为撑起帝国大厦支柱的海外殖民地，在宗主国的小说中却鲜能得到表述，这本身就表明了帝国话语政治对文本的操控。虽然关于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对同时期英国对外扩张的殖民事业推波助澜的专著不胜枚举，但与中英贸易往来相伴随的中英文化交流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关联，却鲜有论及，而这恰恰成为杰臣《制造浪漫的中国：中英文化交流1760—1840》一书的着眼点。
杰臣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教授，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中英关系见长，在书中，他列举了该时段内英国众多文学家受益于英中贸易往来。德·昆西的母族彭森斯家族（ThePensons）从事鸦片贸易，他的舅舅托马斯在东印度公司所辖军队服役，而对华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亨利·华生与他们家族人员往来密切。在《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中，德·昆西将对人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并具有成瘾性的鸦片粉饰成能缓解疼痛、让人进入幻想世界的“神药”，从而为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摇旗呐喊。
奥斯丁的两位兄弟，弗朗西斯和查尔斯，都在皇家海军供职，其中弗朗西斯曾担任圣艾本斯号（St.Albans）的船长。他于1809—1810年来到广州，奉命绘制中国华南地区的海岸线地图。此外，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代理人，曾与清朝政府官员打过交道，处理过英国人杀害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补偿。弗朗西斯从他私下进行的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极大地缓解了奥斯丁一家的经济压力，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他成为范妮的哥哥威廉的原型，而范妮正在阅读的恰恰是《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至于华兹华斯一家，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紧密。华兹华斯的父亲是北方大贵族詹姆斯·劳瑟（JamesLowther）的土地代理人，而劳瑟的岳父布特（LordBute）曾担任英国首相，并举荐钱伯斯为乔治三世的老师，他赞同钱伯斯对皇家园林———邱园的设计方案，要在园中修建一座中国塔和孔子之屋。劳瑟的连襟，即布特的另一个女婿，就是赫赫有名的率领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马嘎尔尼。马嘎尔尼看到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秀丽风景时，不由联想到自己岳父家的卢顿胡（LutonHoo）和连襟的劳瑟庄园（LowtherHall），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华兹华斯的父亲生前不仅为劳瑟从事土地房产交易，更重要的是帮助他获取议会选票。从1775年到1880年，劳瑟家族牢牢掌握着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的国会席位，詹姆斯更是将这种控制权推向顶峰，他掌握了该地在议会10个席位中的8个，并帮助小皮特当选英国首相，执政近20年。华兹华斯父母的突然离世，带来了与东家威廉斯·劳瑟的经济纠纷———据说是华兹华斯的父亲为了帮助劳瑟和马嘎尔尼获取议会席位，进行贿选而欠下债务，虽然多年之后该事得以解决，而在此之前，为改善经济条件，华兹华斯的弟弟约翰进入东印度公司从事对华贸易。当时，對华贩卖鸦片的利润最为丰厚，将孟加拉出产的鸦片贩卖到中国，并转手购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一趟下来，利润一般在4000到12000英镑之间，有时甚至会达到3万英镑。[1]189约翰因担任船长职务，还可以随船运载两吨私人货物。毫不夸张地说，对华走私鸦片，让无数希望一夜暴富的英国人美梦成真。当时手头并不宽裕的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也为弟弟的贸易事业投资了350镑，1803年，劳瑟家族偿还华兹华斯家的3000英镑也立即投入约翰的航海事业中。不幸的是，在前两次贸易中因时机不对而损失惨重的约翰，信心十足地要在第三次远洋贸易中一举翻身，却不料商船撞上礁石，人死船沉。家族与中国的关联使得华兹华斯在《序曲》将故乡湖区的风景与中国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进行比较，认为“远胜过那个万树名园———热河的无与伦比的山庄”。
华兹华斯兄妹因弟弟之缘故，时刻关注着中国、印度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好友、瘾君子柯勒律治还曾有到广州进行疗养的打算，并认真征求过约翰的意见；对柯勒律治崇拜有加的查尔斯·兰姆在东印度公司勤勤恳恳工作了30多年；德·昆西更是积极鼓吹鸦片贸易和对华开战，他22岁的儿子贺拉斯在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死于一场热病，埋葬在香港；夏洛蒂·勃朗特曾一度心仪的男子———詹姆斯·泰勒最后也去了印度。骚塞更是对东方兴趣浓厚，他与当时的汉学家珀西、巴罗关系密切。英国浪漫派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如此密切，不难想象，遥远、“神秘”而又古老的中国可以激发他们无尽的幻想和文学灵感，幻化成不朽的诗章，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二
如前所述，虽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事实上与中国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华兹华斯一家、德·昆西、兰姆、简·奥斯丁甚至直接受益于对华贸易———但在他们笔下，中国却鲜被提及，除了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能够与中国产生关联，整个浪漫主义文学，甚至包括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内，都很难找到中国的身影，而关于印度、阿拉伯的题材却随处可见。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戈德斯密斯曾写过《中国信札》，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人围绕中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启蒙运动时期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对中国题材的沉默所形成的反差显得尤为强烈。浪漫派诗人从《一千零一夜》中汲取了更多的灵感，而鲜有一部中国著作能激发英国作家的诗情———这并不是指中、印文化影响力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英国作家对中、印两大东方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文化策略：对中国话题的刻意回避可能恰恰是另一种关注的方式，就像对时政异常关注的夏洛蒂·勃朗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创作的《简·爱》和《维莱特》中，对给世界格局带来重要影响的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战争竟然能够按下不提。对中国话题的避而不谈，成为英帝国统治术的一部分。 中国对英国的影响在整个浪漫主义文学时期遭受了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匹配的“贬低”和“遮蔽”，而这种贬低与遮蔽曾被归结为英中交流中的“间接性”：第一，语言交流的困难。英国人最早是借助欧洲大陆耶稣会士的译著来学习中文，即他们是通过被翻译成拉丁语或者法语的材料来了解中国，而信奉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描述在信奉新教的英国人看来，其真实可靠性值得怀疑，如汉学家斯彭思（JosephSpence）在翻译王致诚对圆明园的描绘时，就将其中对东方园林的赞美之词一律删去，认为是浮夸、不实之词。第二，中国与英国并未产生直接的对等联系，马嘎尔尼访华的失败使得中英要通过印度对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印度成为中英交流的中转站，孟加拉地区成为英国生产中国知识的学术中心。传入英国的中国文化常常与印度—阿拉伯的文化掺杂在一起，打上“印度”的标签，如“IndiaInk”指的是“中国墨”，“India器物”指的是“中国器物”，“Indian风格”指的是“中国风格”。在《破坏者萨拉巴》这部描述印度—阿拉伯风情的诗作中，竟出现了“黄河”一词，而当英国人在谈论印度时，他可能指向的是隐藏于其中的中国，或者说，借用印度来达到“遮蔽”中国的目的。第三，清廷出于自身安全、避免纠纷、便于管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禁止西方人未经批准自由出入中国内地。西方人除了在开市期间准许与广州公行进行贸易往来，其他时间只能暂居澳门、香港等地，加之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样，使得他们很难对中国进行整体的把握。
然而，交流的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法交流，早期翻译的困难随着马士曼（Marshman）的中国语法书、莫里森的华英字典的出版得到解决，大批翻译人才也陆续培养出来。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们只能凭借耶稣会士留下的庞大的书稿和通过其他渠道传入欧洲的二手资料以及中国器物来了解中国，而英国则将研究的前沿阵地推进到南亚次大陆以及海峡殖民地，借助印度和海峡殖民地来对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商贸的频繁交流也加速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取代了启蒙时期的法国，成为生产中国知识、表征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于对中国各地的了解，马嘎尔尼率领的访华使团更像是一个出色的间谍团伙，在华期间，他们绘制、记录、搜集、窃取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水文地理、文化风俗、物种资源等诸多情报。1811年，曼宁就乔装进入拉萨，拜见九世达赖喇嘛，而乔装深入内地的做法，到鸦片战争时期更是屡见不鲜，如福钧（Robert Fortune）1842、1843年两次深入中国内地，疯狂盗取茶种、茶树苗和制茶技术。除了来华的英国人，从1750年开始，不少中国商人和学者的身影出现在伦敦的上流社会中。因此，“间接性”无法说明中、英两国间文化、器物往来的密切程度，也并不能解释英国文坛为何会对中国文化刻意地避而不谈。
杰臣借用波特的提法，将“忽视中国”的现象称为“有益的健忘症”（instrumentalamnesia），认为这是英国为捍卫自身民族性、打击中国这一劲敌而采用的策略。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三分之一、历史悠久的庞然大物，英国从自身的体量上———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制度上———就已相形见绌，而中国货的流入更让英国人陷入对“中国风”的狂热追求之中：戏院里上演着中国的元曲，园林设计追随中国的自然观念，糊着中国壁纸的房间里摆放着中式家具和瓷器，甚至连整日离不开的茶叶、茶壶都来自中国。当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到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商品成为日用品变得不可或缺，当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中国化时，他们对自身的身份產生了极大的焦虑：中国文化正在消解英国的民族性，危及他们的民族认同，于是，“恐华、排华”的心态开始滋生，抵制中国的行为也接踵而来———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跪拜”，表明了英国人拒绝向中国臣服的姿态；莎士比亚被重新发现，成为最伟大的剧作家；英—中园林（EnglishChineseGarden）逐渐变成英国园林（EnglishGarden），最后变为英国的“自然”；中式建筑让位于哥特式城堡；中国的茶树幼苗被偷运到印度，培育出大吉岭红茶；中国的瓷器被来自乌斯特和斯塔福郡的工厂成功仿制，等等。这种替换策略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至于马嘎尔尼1793年访华时，发现英中两国园林惊人的相似，殊不知50年前英国人还在学习中国的造园术。
除了“替换”政策，为了确保英国在文化、美学、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中国必须变为一个反面的“他者”，被丑化成发展停滞、邪恶狡诈、落后残暴的专制国家。雪莱在《暴政的面具》《希腊》序言中将“磕头”视为中国专制、野蛮的象征。[1]159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沉默、排斥、鄙夷与英国社会对中国器物的推崇备至形成一冷一热的鲜明反差，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影响力之巨大———它已经危及英国对自身的民族认同，他们需要用文化上的“冷”来为物质上的“热”降温，需要在自我主体与被征服的对象之间画上一条清晰的界线，使自身免受中国文化的“污染”，在由帝国的对外扩张而对内形成的消费社会中，保持住自身的“英国性”和优越感。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英国对中国文化了解得越是深入、越是认同，就越急于否认这一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对中国形象的避而不谈或刻意贬低，也存在于中英比较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对英国现代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日不落帝国的形成所做的贡献成为研究领域的“空白”：以前不知“茶”为何物的英国人为何会变得“嗜茶如命”？作为“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品的鸦片为何无法进入英国的历史写作中？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社会对“中国风”的痴迷仅仅归结于“异国情调”这一论断是否过于简单？是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行一种反思———我们是不是也受到了赛义德所谓的“东方学”的影响，受西方中心论无意识地操纵？
幸运的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历史转向”重估了边缘对中心的作用。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体系中日益凸显的地位存在关联，也促成了对17、18世纪东方文明与早期现代欧洲之间的关联的重新研究。与传统的“世界史”研究方法不同，“全球史”观打破了“中心—边缘”的研究框架，否认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认为西方文明的产生源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而不是过去通常认为的是西方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带来的“异军突起”———这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编造的一个美丽的神话。一批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试图给之前被低估的中国一个更为公允的评价，让被遮蔽的中国重见天日。 大卫·波特（DavidPorter）的《十八世纪英格兰的中国品位》（The ChineseTastein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关注英国文学、园林和装饰艺术对中国审美品位的吸收；欧根尼娅·祖罗斯基·詹金斯（Eugenia ZuroskiJenkins）在《品味中国：英国的主体性和东方主义的史前史》中（ATasteforChina：EnglishSubjectivityandthePrehistoryofOrientalism）指出英国现代主体身份的形成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持明杨（ChimingYang）的《展演中国：美德、商业和18世纪英格兰的东方主义，1660—1750》（PerformingChina：Virtue，Commerce，andOrientalismin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660—1760）强调了中国文化改变了英国人对勇敢、真诚、孝道、谦逊、同情、爱国等美德的认识；埃里克·海特（EricHayot）的《虚拟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人的疼痛》（TheHypothetical Mandarin：Sympathy，Modernity，and ChinesePain）将西方人对中国酷刑的想象与西方现代思想体系构建的“东方野蛮———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张（ElizabethChang）的《不列颠的中国眼：十九世纪的文学、帝国与审美》（Britain’sChineseEye：Literature，EmpireandAestheticsintheNineteenth Century）追溯了中国的建筑样式、瓷器传入英国的历史，19世纪的博览会、文学作品和照片等艺术形式又通过再现这些器物的方式构建了英国人对中国的想象。杰臣的这本书，与众位学者一道，在新的全球史的视野下从事18、19世纪中英文化、器物交流的跨文化研究。
三
英国人用鸦片来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征服，虽然英国官方自己也承认鸦片为非法贸易，但早在1773年英国就垄断了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种植。产自巴特那的鸦片被卖给走私商人，偷运到珠三角地区，所获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茶叶，到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由出超转为入超，白银从此由中国流向英国，进而维护和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79在文化上，英国也试图对中国进行“美的征服”，但历史证明，打开中国大门的，是鸦片和坚船利炮，而并不是英国的文化。中国人从未对英国商品产生像英国人对中国器物那样的痴迷和狂热，中国商品对英国人来说，反倒具有类似“鸦片”的性质。但对中国形象的贬低和丑化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这项工程，成为浪漫主义汉学家们的主要任务，也成为杰臣在《制造浪漫的中国：中英文化交流1760—1840》一书着重考察的内容。
1760—1840年，是英国塑造中国形象的关键时段。一反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对中国赞赏有加，这个阶段英国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重的敌意，而这种敌视来源于英国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即浪漫主义时期“汉学制造的浪漫的中国形象”（RomanticSinology），它不仅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还决定了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评论家对中国的想象。因此，这些生产出来的中国知识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是该书需要关注的问题，它着重考察的是这些中国知识如何通过学术机构和民间文化进行生产、传播和接受。书名中“制造”（Forging）一词，本身就有“伪造、杜撰、建构”的含义，显然，生产中国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这一过程浸透着英国的霸权和殖民意识，但细节却极为复杂，例如，中文著作的翻译是生产中国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参与翻译人员，那些新教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才能使工作得以进行，而这些翻译作品，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像是赛义德所谓的殖民者单方面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却更符合刘禾认为的翻译是源出语与译出语双方的“合著”。
英汉翻译成为英国制造浪漫的中国形象的关键环节，它与东印度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构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翻译是为贸易服务，这决定了翻译内容的选择和译者对中国文化和清廷的态度。曾是马嘎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的斯当东（Staunton）翻译了大清律例和刑罚制度，目的是处理英中贸易中出现的纠纷，说明清廷处罚的残酷性（杖责、凌迟处死），也为鸦片战争后“治外法权”的提出埋下伏笔。投身新教传教事业的翻译家们，他们看待中国儒家文化和对清廷的态度，与之前欧洲大陆派遣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态度截然相反，如将圣经第一次翻译成汉语的马礼逊（Morrison）对清廷非常敌视，他将传教事业视为一场推翻清廷的革命，“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统治者的王朝将会四分五裂，为福音的自由传播开辟道路，为主增添荣耀。”[1]87与耶稣会士对儒家学说痴迷不同，英国的汉学家对高深的哲学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中国的诗歌和戏剧。柏
西翻译了中国的《好逑传》和《汉宫秋》，达维斯（Davis）发现了诗歌中的对仗。
然而在这些译著中，赛义德所谓的“东方学”式的话语生成模式常常受到挑战，虽然英国控制了译本的生产、发行和阐释，但这一过程却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虽然中英在这场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并不平等，但中国微弱的声音依然可以辨识：译者的观点与整个行文的基调不一致，观点之间存在矛盾抵牾、对中国刻意地拔高抑或贬低，译著与其他文本观点的差异。译本成为诸多力量争夺“中国形象”定义权的舞台。斯当东也承认清廷对刑罚的使用非常谨慎，并不会滥杀无辜。马礼逊反对鸦片贸易，坦承“许多中国人不在我们之下，甚至更为优秀”，“不同地区的人们都享受同等的权力，每种制度都有权发声。如果真能实现，那就证明万能的上帝必胜”。[1]90
随着与中国的交往日渐频繁，早期的翻译中心逐渐成為浪漫主义时期“中国学”的研究机构，陆续在东南亚地区扎根，最后才进入英国本土。1814年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并翻译《论语》和《大学》的马士曼（JoshuaMarshman）在加尔各答以北几英里不远处的丹麦殖民地赛兰坡建立第一个研究中心，而马士曼的翻译劲敌、编写第一本华文字典的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设立英中学院。斯当东和达维斯设立了中国学广州学校。马六甲、加尔各答、广州、澳门、香港都先后设有培养翻译人才、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机构。1823年英国成立皇家亚洲学会，1837年伦敦大学、1845年伦敦国王学院相继设立汉语教席。 杰臣的研究主要关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制造中国形象的过程，材料包括中国出口到英国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壁纸、绘画、家具，还包括传教士、外交人员、商人、探险家的书信、日志、游记、历史文献、政治文书、儒家经典和中国的诗歌、戏剧以及关于中国动植物、地形、气候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调查报告。1793年马嘎尔尼率使团访华成为这个时期影响中英关系最为重要的事件。使团中的很多成员，如斯当东、达维斯、曼宁、班克斯、巴罗，都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中国学”中的核心人物，正是他们让东印度公司加强了对翻译人员的培养，设立中国研究中心，筹划了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访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无果而归被视为傲慢自大的清廷对英国的羞辱，中英开始交恶，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更使得“自由贸易”的言论甚嚣尘上，敲响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鼓。而这些历史事件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汉学”的形成存在密切的关联。
英国人对中国了解越深，就越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影响力。[1]153在他们的书写中，中国成为一个隐身人，只能偶尔露出一鳞半爪。骚赛、拜伦、雪莱、兰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德·昆西等，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急切地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东印度公司生产的中国知识，然而，在他们充满想象力的诗篇中，中国却消失不见了。文學上对中国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与社会生活中“中国器物文化”的庞大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杰臣将这种不协调与英国的民族性建构联系起来。他点出了问题所在，同时拓宽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即如何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物质交往的全球史框架下研究英国文学———中国文化、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产生的“汉学”以及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们与东方的个人关联，这三种因素如何交织叠加在一起，并通过文学文本呈现出来，中国文化和器物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究竟有何贡献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中英文化交流、中国海外形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西方在相互接触时所产生的误读、争执和妥协，即翻译如何在双方接触中产生，但这只涉及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杰臣的研究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在于他不仅追踪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汉学”生产中国知识的过程（翻译的过程），还增加了一个环节，考察了它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英国浪漫主义文人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形象的创造要借助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汉学”。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需要翻译家和作者分步骤合力完成。
杰臣考察了英国生产中国知识的谱系，但他没有提到在此之前启蒙时代的法国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如果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汉学”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它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学的逆流或是反动。在启蒙主义时期，耶稣会士为了在华传播天主教，试图将中国历史整合到圣经编年史中，却发现中国历史过于悠久，“撑破”了圣经编年史的书写框架，甚至得出了中国是伊甸园、中国人是亚当的子孙、汉语是巴别塔前尚未分裂的原初语言的结论。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显而易见：东方文化照亮、启蒙了欧洲，而欧洲人正是借助东方文化才形成了自己的现代自我，产生了所谓的“欧洲中心意识”，开始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掠夺。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主义时期，中国文化依然对英国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此时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却认为中国的文化优势已经对其自身的主体性构成威胁，中国因素不再作为欧洲现代自我中“他性”的一部分，而是转变成欧洲现代自我的对立物，一个充满异质性的“他者”，一个亟待征服的对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浪漫主义时期的“汉学”于1760—1840年间产生了，这是英国第一次直接通过英语与中国发生关联，采取忽视、贬低、丑化中国的策略来确立自己的民族优越感。然而，启蒙时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记载和翻译著作，加上进口到英国的中国的瓷器、家具、漆器、茶叶、绘画、壁纸、丝绸所传达的美学信息，形成了一股与浪漫主义时期“汉学”截然对立的浪潮，两股浪潮在1760年至1840年之间发生碰撞和交汇，形成了中国影响处处隐身却又无处不在的局面。
此外，杰臣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参与到18、19世纪之交即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整个社会“反法、反启蒙”的“保守主义”转向以及英国国内剧烈的社会阶层变动引发的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国文化不仅对英国建构自身的民族特征以及身份认同息息相关（用中国文化来对抗法国的启蒙概念和无政府状态），也与土地贵族确立乡村的美学和道德的霸权、用“有机社会”对抗城市工商业社会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国形象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来自中国的器物和文化构成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被传统的土地贵族拿来与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进行阶级区分。坐在乡间的中式茶亭内，用中国瓷器悠闲地品茗下午茶，成为最高雅的生活趣味，它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成为土地贵族打击资产阶级“庸俗品位”的利器，而安静闲适的乡村生活又代表了英国传统的宪政自由，无声地消解了海峡对岸大革命后的无政府状态对英国的冲击。
注释
[1]PeterJ.Kiston，Forging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CulturalExchange 1760—184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3.
戈德史密斯、简·奥斯丁、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拜伦、德·昆西、查尔斯·兰姆、夏洛蒂·勃朗特、雪莱……乍眼看去，这一连串在英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似乎很难与中国扯上什么关系，然而，其间的关联却可以参照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描述：伯特兰姆家族与他们在安提瓜的种植园关系密切，但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这种关系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美学上的沉默和谨慎成为英帝国攫取海外经济利益的同谋。作为撑起帝国大厦支柱的海外殖民地，在宗主国的小说中却鲜能得到表述，这本身就表明了帝国话语政治对文本的操控。虽然关于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对同时期英国对外扩张的殖民事业推波助澜的专著不胜枚举，但与中英贸易往来相伴随的中英文化交流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关联，却鲜有论及，而这恰恰成为杰臣《制造浪漫的中国：中英文化交流1760—1840》一书的着眼点。
杰臣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教授，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中英关系见长，在书中，他列举了该时段内英国众多文学家受益于英中贸易往来。德·昆西的母族彭森斯家族（ThePensons）从事鸦片贸易，他的舅舅托马斯在东印度公司所辖军队服役，而对华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亨利·华生与他们家族人员往来密切。在《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中，德·昆西将对人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并具有成瘾性的鸦片粉饰成能缓解疼痛、让人进入幻想世界的“神药”，从而为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摇旗呐喊。
奥斯丁的两位兄弟，弗朗西斯和查尔斯，都在皇家海军供职，其中弗朗西斯曾担任圣艾本斯号（St.Albans）的船长。他于1809—1810年来到广州，奉命绘制中国华南地区的海岸线地图。此外，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代理人，曾与清朝政府官员打过交道，处理过英国人杀害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补偿。弗朗西斯从他私下进行的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极大地缓解了奥斯丁一家的经济压力，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他成为范妮的哥哥威廉的原型，而范妮正在阅读的恰恰是《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至于华兹华斯一家，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紧密。华兹华斯的父亲是北方大贵族詹姆斯·劳瑟（JamesLowther）的土地代理人，而劳瑟的岳父布特（LordBute）曾担任英国首相，并举荐钱伯斯为乔治三世的老师，他赞同钱伯斯对皇家园林———邱园的设计方案，要在园中修建一座中国塔和孔子之屋。劳瑟的连襟，即布特的另一个女婿，就是赫赫有名的率领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马嘎尔尼。马嘎尔尼看到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秀丽风景时，不由联想到自己岳父家的卢顿胡（LutonHoo）和连襟的劳瑟庄园（LowtherHall），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华兹华斯的父亲生前不仅为劳瑟从事土地房产交易，更重要的是帮助他获取议会选票。从1775年到1880年，劳瑟家族牢牢掌握着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的国会席位，詹姆斯更是将这种控制权推向顶峰，他掌握了该地在议会10个席位中的8个，并帮助小皮特当选英国首相，执政近20年。华兹华斯父母的突然离世，带来了与东家威廉斯·劳瑟的经济纠纷———据说是华兹华斯的父亲为了帮助劳瑟和马嘎尔尼获取议会席位，进行贿选而欠下债务，虽然多年之后该事得以解决，而在此之前，为改善经济条件，华兹华斯的弟弟约翰进入东印度公司从事对华贸易。当时，對华贩卖鸦片的利润最为丰厚，将孟加拉出产的鸦片贩卖到中国，并转手购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一趟下来，利润一般在4000到12000英镑之间，有时甚至会达到3万英镑。[1]189约翰因担任船长职务，还可以随船运载两吨私人货物。毫不夸张地说，对华走私鸦片，让无数希望一夜暴富的英国人美梦成真。当时手头并不宽裕的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也为弟弟的贸易事业投资了350镑，1803年，劳瑟家族偿还华兹华斯家的3000英镑也立即投入约翰的航海事业中。不幸的是，在前两次贸易中因时机不对而损失惨重的约翰，信心十足地要在第三次远洋贸易中一举翻身，却不料商船撞上礁石，人死船沉。家族与中国的关联使得华兹华斯在《序曲》将故乡湖区的风景与中国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进行比较，认为“远胜过那个万树名园———热河的无与伦比的山庄”。
华兹华斯兄妹因弟弟之缘故，时刻关注着中国、印度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好友、瘾君子柯勒律治还曾有到广州进行疗养的打算，并认真征求过约翰的意见；对柯勒律治崇拜有加的查尔斯·兰姆在东印度公司勤勤恳恳工作了30多年；德·昆西更是积极鼓吹鸦片贸易和对华开战，他22岁的儿子贺拉斯在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死于一场热病，埋葬在香港；夏洛蒂·勃朗特曾一度心仪的男子———詹姆斯·泰勒最后也去了印度。骚塞更是对东方兴趣浓厚，他与当时的汉学家珀西、巴罗关系密切。英国浪漫派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如此密切，不难想象，遥远、“神秘”而又古老的中国可以激发他们无尽的幻想和文学灵感，幻化成不朽的诗章，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二
如前所述，虽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事实上与中国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华兹华斯一家、德·昆西、兰姆、简·奥斯丁甚至直接受益于对华贸易———但在他们笔下，中国却鲜被提及，除了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能够与中国产生关联，整个浪漫主义文学，甚至包括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内，都很难找到中国的身影，而关于印度、阿拉伯的题材却随处可见。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戈德斯密斯曾写过《中国信札》，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人围绕中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启蒙运动时期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对中国题材的沉默所形成的反差显得尤为强烈。浪漫派诗人从《一千零一夜》中汲取了更多的灵感，而鲜有一部中国著作能激发英国作家的诗情———这并不是指中、印文化影响力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英国作家对中、印两大东方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文化策略：对中国话题的刻意回避可能恰恰是另一种关注的方式，就像对时政异常关注的夏洛蒂·勃朗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创作的《简·爱》和《维莱特》中，对给世界格局带来重要影响的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战争竟然能够按下不提。对中国话题的避而不谈，成为英帝国统治术的一部分。 中国对英国的影响在整个浪漫主义文学时期遭受了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匹配的“贬低”和“遮蔽”，而这种贬低与遮蔽曾被归结为英中交流中的“间接性”：第一，语言交流的困难。英国人最早是借助欧洲大陆耶稣会士的译著来学习中文，即他们是通过被翻译成拉丁语或者法语的材料来了解中国，而信奉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描述在信奉新教的英国人看来，其真实可靠性值得怀疑，如汉学家斯彭思（JosephSpence）在翻译王致诚对圆明园的描绘时，就将其中对东方园林的赞美之词一律删去，认为是浮夸、不实之词。第二，中国与英国并未产生直接的对等联系，马嘎尔尼访华的失败使得中英要通过印度对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印度成为中英交流的中转站，孟加拉地区成为英国生产中国知识的学术中心。传入英国的中国文化常常与印度—阿拉伯的文化掺杂在一起，打上“印度”的标签，如“IndiaInk”指的是“中国墨”，“India器物”指的是“中国器物”，“Indian风格”指的是“中国风格”。在《破坏者萨拉巴》这部描述印度—阿拉伯风情的诗作中，竟出现了“黄河”一词，而当英国人在谈论印度时，他可能指向的是隐藏于其中的中国，或者说，借用印度来达到“遮蔽”中国的目的。第三，清廷出于自身安全、避免纠纷、便于管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禁止西方人未经批准自由出入中国内地。西方人除了在开市期间准许与广州公行进行贸易往来，其他时间只能暂居澳门、香港等地，加之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样，使得他们很难对中国进行整体的把握。
然而，交流的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法交流，早期翻译的困难随着马士曼（Marshman）的中国语法书、莫里森的华英字典的出版得到解决，大批翻译人才也陆续培养出来。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们只能凭借耶稣会士留下的庞大的书稿和通过其他渠道传入欧洲的二手资料以及中国器物来了解中国，而英国则将研究的前沿阵地推进到南亚次大陆以及海峡殖民地，借助印度和海峡殖民地来对中国进行近距离观察。商贸的频繁交流也加速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取代了启蒙时期的法国，成为生产中国知识、表征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于对中国各地的了解，马嘎尔尼率领的访华使团更像是一个出色的间谍团伙，在华期间，他们绘制、记录、搜集、窃取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水文地理、文化风俗、物种资源等诸多情报。1811年，曼宁就乔装进入拉萨，拜见九世达赖喇嘛，而乔装深入内地的做法，到鸦片战争时期更是屡见不鲜，如福钧（Robert Fortune）1842、1843年两次深入中国内地，疯狂盗取茶种、茶树苗和制茶技术。除了来华的英国人，从1750年开始，不少中国商人和学者的身影出现在伦敦的上流社会中。因此，“间接性”无法说明中、英两国间文化、器物往来的密切程度，也并不能解释英国文坛为何会对中国文化刻意地避而不谈。
杰臣借用波特的提法，将“忽视中国”的现象称为“有益的健忘症”（instrumentalamnesia），认为这是英国为捍卫自身民族性、打击中国这一劲敌而采用的策略。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三分之一、历史悠久的庞然大物，英国从自身的体量上———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制度上———就已相形见绌，而中国货的流入更让英国人陷入对“中国风”的狂热追求之中：戏院里上演着中国的元曲，园林设计追随中国的自然观念，糊着中国壁纸的房间里摆放着中式家具和瓷器，甚至连整日离不开的茶叶、茶壶都来自中国。当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到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商品成为日用品变得不可或缺，当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中国化时，他们对自身的身份產生了极大的焦虑：中国文化正在消解英国的民族性，危及他们的民族认同，于是，“恐华、排华”的心态开始滋生，抵制中国的行为也接踵而来———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跪拜”，表明了英国人拒绝向中国臣服的姿态；莎士比亚被重新发现，成为最伟大的剧作家；英—中园林（EnglishChineseGarden）逐渐变成英国园林（EnglishGarden），最后变为英国的“自然”；中式建筑让位于哥特式城堡；中国的茶树幼苗被偷运到印度，培育出大吉岭红茶；中国的瓷器被来自乌斯特和斯塔福郡的工厂成功仿制，等等。这种替换策略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至于马嘎尔尼1793年访华时，发现英中两国园林惊人的相似，殊不知50年前英国人还在学习中国的造园术。
除了“替换”政策，为了确保英国在文化、美学、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中国必须变为一个反面的“他者”，被丑化成发展停滞、邪恶狡诈、落后残暴的专制国家。雪莱在《暴政的面具》《希腊》序言中将“磕头”视为中国专制、野蛮的象征。[1]159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沉默、排斥、鄙夷与英国社会对中国器物的推崇备至形成一冷一热的鲜明反差，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影响力之巨大———它已经危及英国对自身的民族认同，他们需要用文化上的“冷”来为物质上的“热”降温，需要在自我主体与被征服的对象之间画上一条清晰的界线，使自身免受中国文化的“污染”，在由帝国的对外扩张而对内形成的消费社会中，保持住自身的“英国性”和优越感。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英国对中国文化了解得越是深入、越是认同，就越急于否认这一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对中国形象的避而不谈或刻意贬低，也存在于中英比较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对英国现代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日不落帝国的形成所做的贡献成为研究领域的“空白”：以前不知“茶”为何物的英国人为何会变得“嗜茶如命”？作为“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品的鸦片为何无法进入英国的历史写作中？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社会对“中国风”的痴迷仅仅归结于“异国情调”这一论断是否过于简单？是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行一种反思———我们是不是也受到了赛义德所谓的“东方学”的影响，受西方中心论无意识地操纵？
幸运的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历史转向”重估了边缘对中心的作用。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体系中日益凸显的地位存在关联，也促成了对17、18世纪东方文明与早期现代欧洲之间的关联的重新研究。与传统的“世界史”研究方法不同，“全球史”观打破了“中心—边缘”的研究框架，否认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认为西方文明的产生源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而不是过去通常认为的是西方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带来的“异军突起”———这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编造的一个美丽的神话。一批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试图给之前被低估的中国一个更为公允的评价，让被遮蔽的中国重见天日。 大卫·波特（DavidPorter）的《十八世纪英格兰的中国品位》（The ChineseTastein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关注英国文学、园林和装饰艺术对中国审美品位的吸收；欧根尼娅·祖罗斯基·詹金斯（Eugenia ZuroskiJenkins）在《品味中国：英国的主体性和东方主义的史前史》中（ATasteforChina：EnglishSubjectivityandthePrehistoryofOrientalism）指出英国现代主体身份的形成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持明杨（ChimingYang）的《展演中国：美德、商业和18世纪英格兰的东方主义，1660—1750》（PerformingChina：Virtue，Commerce，andOrientalismin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660—1760）强调了中国文化改变了英国人对勇敢、真诚、孝道、谦逊、同情、爱国等美德的认识；埃里克·海特（EricHayot）的《虚拟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人的疼痛》（TheHypothetical Mandarin：Sympathy，Modernity，and ChinesePain）将西方人对中国酷刑的想象与西方现代思想体系构建的“东方野蛮———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张（ElizabethChang）的《不列颠的中国眼：十九世纪的文学、帝国与审美》（Britain’sChineseEye：Literature，EmpireandAestheticsintheNineteenth Century）追溯了中国的建筑样式、瓷器传入英国的历史，19世纪的博览会、文学作品和照片等艺术形式又通过再现这些器物的方式构建了英国人对中国的想象。杰臣的这本书，与众位学者一道，在新的全球史的视野下从事18、19世纪中英文化、器物交流的跨文化研究。
三
英国人用鸦片来实现对中国的经济征服，虽然英国官方自己也承认鸦片为非法贸易，但早在1773年英国就垄断了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种植。产自巴特那的鸦片被卖给走私商人，偷运到珠三角地区，所获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茶叶，到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由出超转为入超，白银从此由中国流向英国，进而维护和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79在文化上，英国也试图对中国进行“美的征服”，但历史证明，打开中国大门的，是鸦片和坚船利炮，而并不是英国的文化。中国人从未对英国商品产生像英国人对中国器物那样的痴迷和狂热，中国商品对英国人来说，反倒具有类似“鸦片”的性质。但对中国形象的贬低和丑化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这项工程，成为浪漫主义汉学家们的主要任务，也成为杰臣在《制造浪漫的中国：中英文化交流1760—1840》一书着重考察的内容。
1760—1840年，是英国塑造中国形象的关键时段。一反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对中国赞赏有加，这个阶段英国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重的敌意，而这种敌视来源于英国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即浪漫主义时期“汉学制造的浪漫的中国形象”（RomanticSinology），它不仅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还决定了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评论家对中国的想象。因此，这些生产出来的中国知识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是该书需要关注的问题，它着重考察的是这些中国知识如何通过学术机构和民间文化进行生产、传播和接受。书名中“制造”（Forging）一词，本身就有“伪造、杜撰、建构”的含义，显然，生产中国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这一过程浸透着英国的霸权和殖民意识，但细节却极为复杂，例如，中文著作的翻译是生产中国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参与翻译人员，那些新教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才能使工作得以进行，而这些翻译作品，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像是赛义德所谓的殖民者单方面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却更符合刘禾认为的翻译是源出语与译出语双方的“合著”。
英汉翻译成为英国制造浪漫的中国形象的关键环节，它与东印度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构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翻译是为贸易服务，这决定了翻译内容的选择和译者对中国文化和清廷的态度。曾是马嘎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的斯当东（Staunton）翻译了大清律例和刑罚制度，目的是处理英中贸易中出现的纠纷，说明清廷处罚的残酷性（杖责、凌迟处死），也为鸦片战争后“治外法权”的提出埋下伏笔。投身新教传教事业的翻译家们，他们看待中国儒家文化和对清廷的态度，与之前欧洲大陆派遣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态度截然相反，如将圣经第一次翻译成汉语的马礼逊（Morrison）对清廷非常敌视，他将传教事业视为一场推翻清廷的革命，“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统治者的王朝将会四分五裂，为福音的自由传播开辟道路，为主增添荣耀。”[1]87与耶稣会士对儒家学说痴迷不同，英国的汉学家对高深的哲学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中国的诗歌和戏剧。柏
西翻译了中国的《好逑传》和《汉宫秋》，达维斯（Davis）发现了诗歌中的对仗。
然而在这些译著中，赛义德所谓的“东方学”式的话语生成模式常常受到挑战，虽然英国控制了译本的生产、发行和阐释，但这一过程却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虽然中英在这场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并不平等，但中国微弱的声音依然可以辨识：译者的观点与整个行文的基调不一致，观点之间存在矛盾抵牾、对中国刻意地拔高抑或贬低，译著与其他文本观点的差异。译本成为诸多力量争夺“中国形象”定义权的舞台。斯当东也承认清廷对刑罚的使用非常谨慎，并不会滥杀无辜。马礼逊反对鸦片贸易，坦承“许多中国人不在我们之下，甚至更为优秀”，“不同地区的人们都享受同等的权力，每种制度都有权发声。如果真能实现，那就证明万能的上帝必胜”。[1]90
随着与中国的交往日渐频繁，早期的翻译中心逐渐成為浪漫主义时期“中国学”的研究机构，陆续在东南亚地区扎根，最后才进入英国本土。1814年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并翻译《论语》和《大学》的马士曼（JoshuaMarshman）在加尔各答以北几英里不远处的丹麦殖民地赛兰坡建立第一个研究中心，而马士曼的翻译劲敌、编写第一本华文字典的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设立英中学院。斯当东和达维斯设立了中国学广州学校。马六甲、加尔各答、广州、澳门、香港都先后设有培养翻译人才、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机构。1823年英国成立皇家亚洲学会，1837年伦敦大学、1845年伦敦国王学院相继设立汉语教席。 杰臣的研究主要关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制造中国形象的过程，材料包括中国出口到英国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壁纸、绘画、家具，还包括传教士、外交人员、商人、探险家的书信、日志、游记、历史文献、政治文书、儒家经典和中国的诗歌、戏剧以及关于中国动植物、地形、气候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调查报告。1793年马嘎尔尼率使团访华成为这个时期影响中英关系最为重要的事件。使团中的很多成员，如斯当东、达维斯、曼宁、班克斯、巴罗，都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中国学”中的核心人物，正是他们让东印度公司加强了对翻译人员的培养，设立中国研究中心，筹划了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访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无果而归被视为傲慢自大的清廷对英国的羞辱，中英开始交恶，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更使得“自由贸易”的言论甚嚣尘上，敲响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鼓。而这些历史事件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汉学”的形成存在密切的关联。
英国人对中国了解越深，就越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影响力。[1]153在他们的书写中，中国成为一个隐身人，只能偶尔露出一鳞半爪。骚赛、拜伦、雪莱、兰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德·昆西等，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急切地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东印度公司生产的中国知识，然而，在他们充满想象力的诗篇中，中国却消失不见了。文學上对中国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与社会生活中“中国器物文化”的庞大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杰臣将这种不协调与英国的民族性建构联系起来。他点出了问题所在，同时拓宽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即如何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物质交往的全球史框架下研究英国文学———中国文化、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产生的“汉学”以及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们与东方的个人关联，这三种因素如何交织叠加在一起，并通过文学文本呈现出来，中国文化和器物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究竟有何贡献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中英文化交流、中国海外形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西方在相互接触时所产生的误读、争执和妥协，即翻译如何在双方接触中产生，但这只涉及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杰臣的研究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在于他不仅追踪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汉学”生产中国知识的过程（翻译的过程），还增加了一个环节，考察了它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英国浪漫主义文人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形象的创造要借助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汉学”。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需要翻译家和作者分步骤合力完成。
杰臣考察了英国生产中国知识的谱系，但他没有提到在此之前启蒙时代的法国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如果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汉学”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它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学的逆流或是反动。在启蒙主义时期，耶稣会士为了在华传播天主教，试图将中国历史整合到圣经编年史中，却发现中国历史过于悠久，“撑破”了圣经编年史的书写框架，甚至得出了中国是伊甸园、中国人是亚当的子孙、汉语是巴别塔前尚未分裂的原初语言的结论。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显而易见：东方文化照亮、启蒙了欧洲，而欧洲人正是借助东方文化才形成了自己的现代自我，产生了所谓的“欧洲中心意识”，开始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掠夺。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主义时期，中国文化依然对英国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此时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却认为中国的文化优势已经对其自身的主体性构成威胁，中国因素不再作为欧洲现代自我中“他性”的一部分，而是转变成欧洲现代自我的对立物，一个充满异质性的“他者”，一个亟待征服的对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浪漫主义时期的“汉学”于1760—1840年间产生了，这是英国第一次直接通过英语与中国发生关联，采取忽视、贬低、丑化中国的策略来确立自己的民族优越感。然而，启蒙时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记载和翻译著作，加上进口到英国的中国的瓷器、家具、漆器、茶叶、绘画、壁纸、丝绸所传达的美学信息，形成了一股与浪漫主义时期“汉学”截然对立的浪潮，两股浪潮在1760年至1840年之间发生碰撞和交汇，形成了中国影响处处隐身却又无处不在的局面。
此外，杰臣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参与到18、19世纪之交即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整个社会“反法、反启蒙”的“保守主义”转向以及英国国内剧烈的社会阶层变动引发的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国文化不仅对英国建构自身的民族特征以及身份认同息息相关（用中国文化来对抗法国的启蒙概念和无政府状态），也与土地贵族确立乡村的美学和道德的霸权、用“有机社会”对抗城市工商业社会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国形象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来自中国的器物和文化构成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被传统的土地贵族拿来与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进行阶级区分。坐在乡间的中式茶亭内，用中国瓷器悠闲地品茗下午茶，成为最高雅的生活趣味，它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成为土地贵族打击资产阶级“庸俗品位”的利器，而安静闲适的乡村生活又代表了英国传统的宪政自由，无声地消解了海峡对岸大革命后的无政府状态对英国的冲击。
注释
[1]PeterJ.Kiston，Forging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CulturalExchange 1760—184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