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人的抗疫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甚至还为天花的防治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那么相应来说，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否也很早呢？
　　在于赓哲教授看来，“卫生”一词虽然早在《庄子》中就已出现，但严格来说，直到1910年以前，中国都不存在公共卫生体系下的卫生防疫概念。“用现代观念来看，古人所做的只是移风易俗，或者说是民间行为的被动避疫，这和当今由国家机器支撑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主动为之、力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防疫概念是有本质差异的。”
　　“古代的‘卫生’是卫护生命，所以生活环境干净与否，都是个人事务。有些地方官可能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习惯，会对所辖地区提出一些能客观上改善卫生状况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以国家机器的执行力为后盾的公共卫生体系。”
　　举例来说，在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地区较北方落后，不少北方士大夫前往南方就任后不适应当地死水过多、气味难闻的环境，于是下令在他管辖的城市内大规模清理死水;再如，当时南方建筑往往使用茅草和竹子搭建房屋，既不利于消防，又易发霉生虫、藏污纳垢，于是北方士大夫就在南方推行北方的大瓦房。
　　“这些举措虽然在客观上减少了疟疾等疾病的发生，也创造了相对干燥舒适的宜居环境，但出发点只是为了移风易俗，称不上是公共卫生。至于我们传统民俗中诸如除夕放爆竹，端午喝雄黄酒、佩香包，重阳登高以祛病的风俗，用现代眼光来看，并不能称之为防疫，只能算作是避疫。”
　　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及假托汉人所写的《神异经》中均提到，除夕放爆竹是为驱赶一种名为山臊的鬼怪，因为山臊致人“寒热”。据考，这个寒热病极有可能指的是疟疾;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雄黄，以及香包中的香草药材等可以辟邪或抑制邪气，因而人们选择在端午喝雄黄酒、佩香包;至于重阳登高的风俗也多少和人们与瘟疫多次交手后的经验有关——一旦发生疫情，躲到人烟稀少的山林中是个降低被感染概率的好办法。
　　于教授提到，在应对疫情的法规或制度上，中国古代并没有完善而有效的做法。从医疗救治方面来说，当发生大规模疫情时，统治者虽会派出御医，但往往只是一种“爱民”的姿态，从动员的医者数量来看，也并不可能对当地疫情和医疗状况起到改善。从防控来说，云梦睡虎地秦简就已记述了先秦时期有关麻风病患者的隔离制度，但这仅仅是地方官员为保证未感染劳动力健康的举措，而不是全国性的防治规范。
　　在無法科学认识疾病（如是否具备传染性、传播渠道）的情况下，古代面对疾病的防控往往陷入两种极端。于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古代有些地方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只要有人得了病，不经判断便会对你进行隔离，不让任何人靠近，每日只用竹竿远远地挑水送饭，这事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十分震怒，认为有违孝道，病人必须由子女或亲眷贴身侍候。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未免不可思议，如果病患得的并非传染病，强制隔离可能令其错失救治机会，如果病患得的是强传染病，那命人必须贴身侍候无异于扩散疫情。”
　　那么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于何时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起自于1910年，清朝末年的东北防治大鼠疫时期，完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10年，在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肺鼠疫疫情，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医学博士伍连德挂帅指挥，扑灭了疫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的大型瘟疫。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设计“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

　　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建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参与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之后，伍连德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1935年，伍连德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他也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到了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口号，这四个字标志着全国化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确立，也是新中国疫情防控体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