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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代的中原私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开始步入快速恢复和发展阶段。经过西汉的恢复期和东汉的大发展期，中原汉代的私学教育，无论是从规模、范围上，还是从教育质量、效果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 汉代 私学 中原
中图分类号：G5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106(2007)06-001-02
我国的私学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但在秦统治时期，废百家而独重法，以强力禁学，私学发展受挫。有幸的是，秦的速亡和汉初统治当局政策的调整，使私学得以迅速恢复。特别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朝廷重视发展经学，录用经术之士为官，大大激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尤以东汉私学更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则避世隐居，收徒讲学。
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中原私学也同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开始步入快速恢复和发展阶段。
一、中原私学的恢复
中原的私学教育，最早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带动并发展起来的。《汉书·儒林传》载:“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耗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门，为王者师”。不仅是子张、子夏，且老子、庄子、墨子、李斯等人也都在中原从事私学教育。以致战国时中原私学林立，培养了许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才。如《吕氏春秋·当染》所言：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为加强中央集权，钳制思想文化，采取了禁私学、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但私学并未被禁绝，一批儒者隐匿民间，以私学的形式继续传授其学说。秦末陈涉起义，不少儒生纷往投奔，“秦始皇兼天下，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矣。陈涉(今河南方城东人)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表明在秦末战乱之际，中原一带私人讲学之风仍然在继续。
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代“禁私学”的教训，认识到社会政治生活，包括民间的学术活动在内，是不可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是要注重实质内容，而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因此，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所以西汉初年的私人教学不仅有黄老派，还有儒、法、刑名、律历等私人传授。中原作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许多人在私学教育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如文帝时的著名教育家贾谊(河南洛阳人)就受业于河南太守、上蔡的吴公，十八岁能诵《诗》、《书》，即“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后被吴公推荐给文帝，文帝召为博士，是西汉前期儒术私学的典型代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据《汉书?爰盎晁错传》所载，颖川(今河南禹州)学者晁错随伏生受《尚书》，而后又随轵(今河南济源东南轵城镇)人张恢生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有轵张恢生,为晁错师”。可见，晁错在精通儒学的同时，又是刑名之学的代表。(《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成安(今河南临汝境内)人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于驺田生所”。可见他不但刑名之学闻名于世，而且受益多家私学，这较之官学就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了。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少学律令。阳武(今河南原阳)学者张苍，精通律历，“明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
西汉初年中原私学的发展，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承战国百家争鸣之遗续,显示出各学派之间相互吸收与融合的趋势。诸如黄老之学“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二是汉初的私家经学传授发端于齐鲁和赵燕两个地区，又以齐鲁最为集中和发达，作为经学教育向外扩散的主要辐射点，这显然是该地作为周、孔故里、礼乐之邦的文化背景所致。而后学术才逐渐传播到中原、关中及江淮、蜀地。
二、中原私学的大发展时期
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猛烈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再次出现了“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局面。更始三年(公元25年6月)，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在鄗(今河北省柏乡县)称帝。同年十月定都河南洛阳。东汉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统治，鼓励私学发展。
随着东汉社会日趋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加上官方的不断地鼓励，经学开始快速繁衍滋盛。博士之学也发生分化，“在野”的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学派之争渐趋激化。各派经师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而经学影响的日益扩大，有志向学的人日益增多，再加上造纸术的运用大大改善了学习条件，这些都为中原私学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到东汉时，私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班固《两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主要是指当时的私学。《后汉书·儒林传》中概括道：“自光武中年以后，于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舍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可见，当时的私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规模也很大，求学于著名大师的门徒往往成千上万。而地处文化中心区域的中原地区，私学发展尤其兴旺，培育出大批人才。如《三国志·郭嘉传》说东汉“汝、颖固多奇士”。《晋书·陈颧传》说，东汉时“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当时，中原一带弟子超过万人的学者有很多。如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今河南项城西南)，“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又如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今河南许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牟长，习《欧阳尚书》，建武初拜为博士，迁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另开业授徒，仅受业听“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徒众达万人。”等等。
弟子超千人的大师也比比皆是。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东郡(今河南濮阳东)人索卢放，建武间征为洛阳令，徙谏议大夫，以《尚书》教授千余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其死后“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曹祉，东汉时官居河南尹，“传父业教授”，授徒上千人。
弟子超过百人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后汉书·儒林列传》多有记载。边韶，陈留浚仪人，字孝先。“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又如陈留东昏人(今河南开封县)刘昆字桓公，“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可以想见刘昆教育弟子时可谓热闹非凡，教育效果显著，甚至因为聚徒众多而为当局所嫉恨。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桓荣之子桓郁，敦厚笃学，能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后来桓郁以经授二帝，恩崇甚笃，赏赐前后达数百千万，显于当世。桓郁之子桓焉，能世传其家学。桓焉之孙桓典，复传其家学，曾“以《尚书》教授颍川(今河南许昌)，门徒数百人”。淮阳人(河南周口)薛汉，世习韩诗，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之术。建武初为博士，当时言《诗》者，惟薛汉著称，私人教授常数百人。武阳人杜抚不远千里赴洛阳受教于薛汉。欧阳歙，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欧阳歙已历八世皆为博士，光武时拜汝南太守(今河南信阳)，他“在郡教授数百人，并推用贤俊，政称异迹，征为大司徒”等等。
三、日趋成熟的蒙养教育
汉代启蒙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书馆,教师称书师。一般来说，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家或另辟一场所，坐馆施教，此类书馆人数少则数十名,多则百名。如史载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另一种贵门富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也称“家馆”。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和安帝元初六年(103年)设置的贵胄学馆也属此类。据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这几部蒙书中，《急就》篇影响最大,此书为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内容包括姓字、衣著、农艺、饮食、器用、飞禽、走兽、人事、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字,全文叶韵,无复字,有七言、三言、四言。另外，除识字与习字外,书馆对数学知识也十分重视，认为“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兼数万物，顺性命之理也。”于是就把《九章算术》为通用教材，“汉时小学,兼重书算”。
总之，汉代中原私学续先秦私学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初成体系,实际成为汉代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对两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第一,官学制度未建立以前,中原私学作为汉初文化教育的主体,在搜集、整理和传播古代文化典籍方面颇有建树,并为汉初统治集团输送了大量人才；官学建立以后,又与官学相互补充,在社会伦理教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第二，促进了汉代的文化发展与学术繁荣，汉初中原私学承续战国时“百家争鸣”遗风，促进各家学说相互融合；后来又发扬古文经学名物训诂的优良学风,并最终促进与实现了今、古文经学的统一。第三，私学教育形成体系,书馆—乡塾—精舍上下相互衔接,打破官学中师法与家法的界限与束缚,教学上受业弟子转相传授,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把学术文化推向社会,为后世学术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第四,经学大家,精深钻研,博通古今,开一代学风。另外，在中原私人讲学昌盛、生徒日增以及一些隐士避乱世的社会风尚中，逐渐出现了一些随师所在之地而立的“精舍”、“精庐”等较固定的讲学、治学和学习的场所。这可以说是私学书院制度的前兆，一是它已不像以往的私学教学需要随师迁徙，而是较固定的能够容纳一定生徒居住读书、聆听大师教诲的“讲读之舍”，二亦有杂役人员为生徒“拾薪”服务，让其专心学习。可以认为汉代中原私学的精舍已具有以后书院教学一些基本特点。
关键词 汉代 私学 中原
中图分类号：G5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106(2007)06-001-02
我国的私学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但在秦统治时期，废百家而独重法，以强力禁学，私学发展受挫。有幸的是，秦的速亡和汉初统治当局政策的调整，使私学得以迅速恢复。特别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朝廷重视发展经学，录用经术之士为官，大大激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尤以东汉私学更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则避世隐居，收徒讲学。
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中原私学也同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开始步入快速恢复和发展阶段。
一、中原私学的恢复
中原的私学教育，最早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带动并发展起来的。《汉书·儒林传》载:“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耗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门，为王者师”。不仅是子张、子夏，且老子、庄子、墨子、李斯等人也都在中原从事私学教育。以致战国时中原私学林立，培养了许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才。如《吕氏春秋·当染》所言：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为加强中央集权，钳制思想文化，采取了禁私学、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但私学并未被禁绝，一批儒者隐匿民间，以私学的形式继续传授其学说。秦末陈涉起义，不少儒生纷往投奔，“秦始皇兼天下，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矣。陈涉(今河南方城东人)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表明在秦末战乱之际，中原一带私人讲学之风仍然在继续。
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代“禁私学”的教训，认识到社会政治生活，包括民间的学术活动在内，是不可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是要注重实质内容，而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因此，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所以西汉初年的私人教学不仅有黄老派，还有儒、法、刑名、律历等私人传授。中原作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许多人在私学教育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如文帝时的著名教育家贾谊(河南洛阳人)就受业于河南太守、上蔡的吴公，十八岁能诵《诗》、《书》，即“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后被吴公推荐给文帝，文帝召为博士，是西汉前期儒术私学的典型代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据《汉书?爰盎晁错传》所载，颖川(今河南禹州)学者晁错随伏生受《尚书》，而后又随轵(今河南济源东南轵城镇)人张恢生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有轵张恢生,为晁错师”。可见，晁错在精通儒学的同时，又是刑名之学的代表。(《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成安(今河南临汝境内)人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于驺田生所”。可见他不但刑名之学闻名于世，而且受益多家私学，这较之官学就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了。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少学律令。阳武(今河南原阳)学者张苍，精通律历，“明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
西汉初年中原私学的发展，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承战国百家争鸣之遗续,显示出各学派之间相互吸收与融合的趋势。诸如黄老之学“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二是汉初的私家经学传授发端于齐鲁和赵燕两个地区，又以齐鲁最为集中和发达，作为经学教育向外扩散的主要辐射点，这显然是该地作为周、孔故里、礼乐之邦的文化背景所致。而后学术才逐渐传播到中原、关中及江淮、蜀地。
二、中原私学的大发展时期
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猛烈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再次出现了“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局面。更始三年(公元25年6月)，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在鄗(今河北省柏乡县)称帝。同年十月定都河南洛阳。东汉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统治，鼓励私学发展。
随着东汉社会日趋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加上官方的不断地鼓励，经学开始快速繁衍滋盛。博士之学也发生分化，“在野”的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学派之争渐趋激化。各派经师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而经学影响的日益扩大，有志向学的人日益增多，再加上造纸术的运用大大改善了学习条件，这些都为中原私学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到东汉时，私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班固《两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主要是指当时的私学。《后汉书·儒林传》中概括道：“自光武中年以后，于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舍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可见，当时的私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规模也很大，求学于著名大师的门徒往往成千上万。而地处文化中心区域的中原地区，私学发展尤其兴旺，培育出大批人才。如《三国志·郭嘉传》说东汉“汝、颖固多奇士”。《晋书·陈颧传》说，东汉时“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当时，中原一带弟子超过万人的学者有很多。如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今河南项城西南)，“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又如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今河南许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牟长，习《欧阳尚书》，建武初拜为博士，迁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另开业授徒，仅受业听“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徒众达万人。”等等。
弟子超千人的大师也比比皆是。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东郡(今河南濮阳东)人索卢放，建武间征为洛阳令，徙谏议大夫，以《尚书》教授千余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其死后“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曹祉，东汉时官居河南尹，“传父业教授”，授徒上千人。
弟子超过百人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后汉书·儒林列传》多有记载。边韶，陈留浚仪人，字孝先。“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又如陈留东昏人(今河南开封县)刘昆字桓公，“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可以想见刘昆教育弟子时可谓热闹非凡，教育效果显著，甚至因为聚徒众多而为当局所嫉恨。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桓荣之子桓郁，敦厚笃学，能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后来桓郁以经授二帝，恩崇甚笃，赏赐前后达数百千万，显于当世。桓郁之子桓焉，能世传其家学。桓焉之孙桓典，复传其家学，曾“以《尚书》教授颍川(今河南许昌)，门徒数百人”。淮阳人(河南周口)薛汉，世习韩诗，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之术。建武初为博士，当时言《诗》者，惟薛汉著称，私人教授常数百人。武阳人杜抚不远千里赴洛阳受教于薛汉。欧阳歙，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欧阳歙已历八世皆为博士，光武时拜汝南太守(今河南信阳)，他“在郡教授数百人，并推用贤俊，政称异迹，征为大司徒”等等。
三、日趋成熟的蒙养教育
汉代启蒙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书馆,教师称书师。一般来说，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家或另辟一场所，坐馆施教，此类书馆人数少则数十名,多则百名。如史载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另一种贵门富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也称“家馆”。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和安帝元初六年(103年)设置的贵胄学馆也属此类。据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这几部蒙书中，《急就》篇影响最大,此书为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内容包括姓字、衣著、农艺、饮食、器用、飞禽、走兽、人事、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字,全文叶韵,无复字,有七言、三言、四言。另外，除识字与习字外,书馆对数学知识也十分重视，认为“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兼数万物，顺性命之理也。”于是就把《九章算术》为通用教材，“汉时小学,兼重书算”。
总之，汉代中原私学续先秦私学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初成体系,实际成为汉代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对两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第一,官学制度未建立以前,中原私学作为汉初文化教育的主体,在搜集、整理和传播古代文化典籍方面颇有建树,并为汉初统治集团输送了大量人才；官学建立以后,又与官学相互补充,在社会伦理教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第二，促进了汉代的文化发展与学术繁荣，汉初中原私学承续战国时“百家争鸣”遗风，促进各家学说相互融合；后来又发扬古文经学名物训诂的优良学风,并最终促进与实现了今、古文经学的统一。第三，私学教育形成体系,书馆—乡塾—精舍上下相互衔接,打破官学中师法与家法的界限与束缚,教学上受业弟子转相传授,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把学术文化推向社会,为后世学术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第四,经学大家,精深钻研,博通古今,开一代学风。另外，在中原私人讲学昌盛、生徒日增以及一些隐士避乱世的社会风尚中，逐渐出现了一些随师所在之地而立的“精舍”、“精庐”等较固定的讲学、治学和学习的场所。这可以说是私学书院制度的前兆，一是它已不像以往的私学教学需要随师迁徙，而是较固定的能够容纳一定生徒居住读书、聆听大师教诲的“讲读之舍”，二亦有杂役人员为生徒“拾薪”服务，让其专心学习。可以认为汉代中原私学的精舍已具有以后书院教学一些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