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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唐开元礼》撰写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到开元二十年（732年），大射礼已经被废除，然而《开元礼》还是将其纳入。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对于古礼的因袭，更体现了《开元礼》试图以保存古礼的形式继承《礼记》的思想，反映了‘爱礼存羊’的撰写原则
关键词：礼记；开元礼；射礼；爱礼存羊
开元年间决定修撰礼典的时候，改撰《礼记》的建议被率先提出。虽然这一提议由于执行上的困难而没有被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记》仍然是重要的参酌对象，王谔先生就鲜明的指出：“《礼记》是重要的参考书乃是不争的事实”[1]，一方面这是礼制的因袭所造成的必然，而另一方面，某种显见的有意为之也使《开元礼》与《礼记》在内容上产生近乎必然的联系，吴丽娱先生的《改撰礼记：大唐开元礼的创作更新》[2]便从修撰体例的角度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本文拟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通过考察唐代礼乐修撰者的学术背景，并以《开元礼》中所保存的大射礼为中心，继续探讨《礼记》与《开元礼》之间的联系。
一、唐代射礼的兴废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和与乡射，此礼之大体”[3]，这句话提纲挈领地勾勒了冠礼、昏礼、射礼等礼仪各自的作用和地位，而部分的古礼在唐代已经有所式微。柳宗元便感叹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4]，似乎在在唐代甚至唐代之前，冠礼已经废止不见了。虽然果然根据皇太子加冠、加元服的事实，证明柳宗元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皇子以下各位臣子是否举行冠礼，则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明。笔者认为虽然柳宗元的说法略显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它至少反映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礼之始，具有“将责以成人礼焉”[5]的重要作用的冠礼是不常见的，这是社会的整体风气。
而射礼的兴废则更为显著。《礼记·射义》中的射礼所介绍的是上古射礼中的大射礼，大射礼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和武德八年（625年）各举行一次，并在唐太宗时期达到高潮，总共举行6次，并一度常态化，自贞观五年（631年）至六年（632年）于每年的三月举行射礼，贞观七年（633年）之后暂时停滞，后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六年（642年）分别举行了射礼。唐高宗举行射礼三次，分别在永徽三年（652年）、五年（654年）以及麟德元年（664年）。从此，长期不举行大射礼，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源乾曜提议恢复大射礼的上疏证明了大射礼长期罢废的事实。由于这篇疏奏，大射礼在唐玄宗时期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随即在开元四年许景先的反对正式罢废。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宣布在本年九月举行射礼。从此之后大射礼再未举行。
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射礼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了。“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6]，体现了大射礼承担着选拔人才的作用，这已经被历代的选官制度所替代，其必要性远不如前。而其步骤复杂，花费甚巨的缺点反而突显出来，先秦射礼便号称“非强有力这弗能行也”[7]，极度耗费体力与时间，而根据《开元禮》的记载，唐代射礼需要经过十三个流程才能最终完成，攻击大射礼的论者也往往认为大射礼“耗国损人”[8]。诸如此类必要功能的消失，也许解释了为何大射礼即使一度恢复，最终也避免不了再一次被废止的命运。
二、爱礼存羊——《开元礼》的撰写原则
《开元礼》不顾大射礼是否在开元中使用，依旧纳入其中，表面上来看是因袭《礼记》的一个体现，笔者认为在这不仅体现了在篇目上的继承，这或许也体现了思想层面的继承。
《礼记》关于各种礼仪，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用一种道德教化的视角各种礼仪，由此赋予礼仪一种教化作用。《礼记·射义》也是如此，他指出“故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审固，持弓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9]将射中与否与人的道德品格联系在一起，只有心质纯正才能射中，因此射箭具有展现道德品行的作用，是对孔子“其争也君子”[10]，即认为射箭可以作为一种君子之争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由此射礼除了作为先秦古礼选拔人才等作用之外，还被赋予了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教化作用。笔者认为，这一作用可能是《开元礼》仍然保留射礼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开元礼》撰写前后几条疏奏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结语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弘扬民族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当下，礼乐文化的复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礼制早已不复存在的现在，如何去继承礼乐文化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开元礼》对于《礼记》的继承则提供了一种答案，在大射礼的功能已经消失的唐代，《开元礼》以保存射礼的教化思想为宗旨将已经废弃的射礼纳入其中，也告诉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礼仪制度，而是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上海师范大学校级教改项目“古典文明礼仪与本科生人文素养的提升”（项目编号：B-9145-18-005006）专项经费资助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谔：《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吴丽娱：《改撰礼记：大唐开元礼的创作更新》，浙江大学古籍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页。
[3]《礼记正义》卷60《昏义第四十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1页上栏。
[4]《柳宗元集》卷34《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3册，第872页。
[5]《礼记正义》卷61《冠义第四十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0页上栏。
[6]《礼记正义》卷62《射义第四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7页上栏。
[7]《礼记》卷63《聘义第四十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92页下栏。
[8]《唐会要》卷26《大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标点本，第583页。
[9]《礼记正义》卷62《射义第四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6页下栏。
[10]《论语注疏》卷3《八佾第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6页中栏。
作者简介：
姓名：周其力，出生年月：1995年9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江苏盐城，学历：本科，职称：硕士研究生在读，毕业院校：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专业：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email：[email protected]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关键词：礼记；开元礼；射礼；爱礼存羊
开元年间决定修撰礼典的时候，改撰《礼记》的建议被率先提出。虽然这一提议由于执行上的困难而没有被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记》仍然是重要的参酌对象，王谔先生就鲜明的指出：“《礼记》是重要的参考书乃是不争的事实”[1]，一方面这是礼制的因袭所造成的必然，而另一方面，某种显见的有意为之也使《开元礼》与《礼记》在内容上产生近乎必然的联系，吴丽娱先生的《改撰礼记：大唐开元礼的创作更新》[2]便从修撰体例的角度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本文拟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通过考察唐代礼乐修撰者的学术背景，并以《开元礼》中所保存的大射礼为中心，继续探讨《礼记》与《开元礼》之间的联系。
一、唐代射礼的兴废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和与乡射，此礼之大体”[3]，这句话提纲挈领地勾勒了冠礼、昏礼、射礼等礼仪各自的作用和地位，而部分的古礼在唐代已经有所式微。柳宗元便感叹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4]，似乎在在唐代甚至唐代之前，冠礼已经废止不见了。虽然果然根据皇太子加冠、加元服的事实，证明柳宗元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皇子以下各位臣子是否举行冠礼，则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明。笔者认为虽然柳宗元的说法略显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它至少反映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礼之始，具有“将责以成人礼焉”[5]的重要作用的冠礼是不常见的，这是社会的整体风气。
而射礼的兴废则更为显著。《礼记·射义》中的射礼所介绍的是上古射礼中的大射礼，大射礼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和武德八年（625年）各举行一次，并在唐太宗时期达到高潮，总共举行6次，并一度常态化，自贞观五年（631年）至六年（632年）于每年的三月举行射礼，贞观七年（633年）之后暂时停滞，后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六年（642年）分别举行了射礼。唐高宗举行射礼三次，分别在永徽三年（652年）、五年（654年）以及麟德元年（664年）。从此，长期不举行大射礼，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源乾曜提议恢复大射礼的上疏证明了大射礼长期罢废的事实。由于这篇疏奏，大射礼在唐玄宗时期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随即在开元四年许景先的反对正式罢废。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宣布在本年九月举行射礼。从此之后大射礼再未举行。
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射礼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了。“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6]，体现了大射礼承担着选拔人才的作用，这已经被历代的选官制度所替代，其必要性远不如前。而其步骤复杂，花费甚巨的缺点反而突显出来，先秦射礼便号称“非强有力这弗能行也”[7]，极度耗费体力与时间，而根据《开元禮》的记载，唐代射礼需要经过十三个流程才能最终完成，攻击大射礼的论者也往往认为大射礼“耗国损人”[8]。诸如此类必要功能的消失，也许解释了为何大射礼即使一度恢复，最终也避免不了再一次被废止的命运。
二、爱礼存羊——《开元礼》的撰写原则
《开元礼》不顾大射礼是否在开元中使用，依旧纳入其中，表面上来看是因袭《礼记》的一个体现，笔者认为在这不仅体现了在篇目上的继承，这或许也体现了思想层面的继承。
《礼记》关于各种礼仪，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用一种道德教化的视角各种礼仪，由此赋予礼仪一种教化作用。《礼记·射义》也是如此，他指出“故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审固，持弓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9]将射中与否与人的道德品格联系在一起，只有心质纯正才能射中，因此射箭具有展现道德品行的作用，是对孔子“其争也君子”[10]，即认为射箭可以作为一种君子之争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由此射礼除了作为先秦古礼选拔人才等作用之外，还被赋予了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教化作用。笔者认为，这一作用可能是《开元礼》仍然保留射礼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开元礼》撰写前后几条疏奏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结语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弘扬民族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当下，礼乐文化的复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礼制早已不复存在的现在，如何去继承礼乐文化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开元礼》对于《礼记》的继承则提供了一种答案，在大射礼的功能已经消失的唐代，《开元礼》以保存射礼的教化思想为宗旨将已经废弃的射礼纳入其中，也告诉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礼仪制度，而是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上海师范大学校级教改项目“古典文明礼仪与本科生人文素养的提升”（项目编号：B-9145-18-005006）专项经费资助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谔：《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吴丽娱：《改撰礼记：大唐开元礼的创作更新》，浙江大学古籍所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页。
[3]《礼记正义》卷60《昏义第四十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1页上栏。
[4]《柳宗元集》卷34《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3册，第872页。
[5]《礼记正义》卷61《冠义第四十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0页上栏。
[6]《礼记正义》卷62《射义第四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7页上栏。
[7]《礼记》卷63《聘义第四十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92页下栏。
[8]《唐会要》卷26《大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标点本，第583页。
[9]《礼记正义》卷62《射义第四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6页下栏。
[10]《论语注疏》卷3《八佾第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6页中栏。
作者简介：
姓名：周其力，出生年月：1995年9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江苏盐城，学历：本科，职称：硕士研究生在读，毕业院校：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专业：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email：[email protected]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