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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校园是芬芳的，但芬芳短暂，天气在慢慢变热，空气中湿气弥漫，像有一层雾。泡桐花也开到了最盛的时候了，满树的花有点白，细看却是粉红的颜色，花蕊深处又有点蓝紫;花肉肥厚，落地时总要发出一点响声，不管是在柔软的湿泥里，还是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都能听到它沉重的坠落，仿佛要把花粉震颤着洒落在空中。
那是一节化学课。我在看花，看得入神。喇叭状的花朵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串串花束，一节节长在枝头上，显得十分热闹。宽大的叶子仍是新绿的，春天还没有完全结束，空气里不时飘来植物新发的清香，稀疏而沉重的枝叶随风轻摆，让我的心也随之摇动，感受著虚无的愉悦。越过树梢，灰蒙蒙的天空下是一根废弃的红色烟囱，烟囱顶上有一圈黑色的烟灰，记载着已经消逝的历史。那里临近河边，是我的出租屋所在的位置。
今天是个阴天，窗外的花枝上只有一层微光，我的精神一整天也是懒散的，仿佛生病初愈后的兴致阑珊。操场空空荡荡，灰白的水泥地面显得宽阔而静谧，但不远的地方，另一幢教学楼却透过树枝传来了语文课的朗读声。它的屋顶上覆盖着一层发黑的泥土和落叶，长出了杂乱的青草，青灰色的水泥墙面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仿佛有一股潮湿的铁锈味，我轻轻地嗅着，想起家里的房子也是这样的砖墙，这样被侵蚀的红色墙面。那是一座新起的二层楼房，建造于八十年代末，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七八年。一楼是坚实的红墙，由红色的方砖紧密地叠砌而成;二楼是青色的轻砖，横竖垒成空心的墙面，覆盖着一层更加轻盈的灰黑色的瓦片，总是那么寂静的感觉，仿佛在世界的边缘。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家，他的身体像是康复了，我看见他在前排山上的橘子园里剪梢，轻盈得像在飘荡。我去找他要钱。他戴着箬叶编织的斗笠，披着透明的塑料布做的雨衣，穿梭在橘子园的绿荫中。昨夜下过一场大雨，铮亮的树叶上还挂着残剩的雨珠，树枝弯向地面，像一把撑开的伞盖，和他消瘦的身体相互推搡着，让他手上的动作显得有些迟缓。露珠晶莹地滚落，沾湿了他褪色的绿军装。那天的天气比今天更加阴沉，远山上徘徊着轻柔的云，像一层缠绕的雾气，使山坡上的这片橘子园也沉浸在一片朦胧中。山脚下的水田和池塘连绵在一起，像夹在山谷里的一条河，奔向我们那座小村，水面闪烁着春天特有的柔光，让这欲雨的天气显得无比温柔。一切都是新的，青草是新的，泥土也是，并且散发着新鲜而湿润的气味扑入鼻腔。他的脸上似乎也有了更多的光泽，不再那么苍白了，深陷的眼窝看起来还有点英俊。他的黑色塑胶雨鞋沾满了黄泥，嘴唇紧闭着，仿佛全部精神都沉浸在劳作中。
看见我来了，他好像皱了皱眉，告诉我钱放在衣柜上那架座钟底下，“有一百块钱，你自己去拿吧。”
“米呢？”我问。
“米，你就自己装吧。”他的手揪住了一根新发的树枝，把它往下拉，这根“梢”长得茁壮而突出，高出了整个树冠，但叶子细细的，柔嫩的枝条还是浅绿的颜色。他使了使劲，用力剪了下来，扔在地上。
“你哥在学校帮忙做事，你去那里找他吧。”他说的是村里的小学，意思是让我哥送我回学校，每次都是他骑摩托车载我到镇上，然后我才能再换面包车去县城。
我“哦”了一声下山，小跑着，穿过了这片橘园。湿雾拂过我的脸，我的耳朵里灌满了风。我感到他的目光在我身后看了一眼，也许还叹了口气。
自从离家去县城上高中，一个人在外租住以后，我的青春期好像就过完了。那种激烈的叛逆感消失了，我不再经常和他们做对，不再那么容易激动。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告诉我要懂事起来，要努力像个大人的样子——“毕竟，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母亲曾经把我拦住，郑重地和我说道。她迎风流泪的眼睛让我无法忘记。我变得听话了，从不主动向他们提什么要求，我知道他们现在那么难，就算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挣不了什么钱，他们无可奈何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逼迫他们。
我渐渐能够理解他们，但我还做不到懂事体贴。我隐约感到，他们其实和我一样脆弱，但这并没有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像他们心里的一面水潭，所有的不安都投射到了这里。
山谷中，无尽的绿意里移动的一颗黑点。我在那里跑，仿佛看着自己在跑。
等我感到脱离了父亲的视线，我才开始走。我走过田埂般的泥泞小路，走过幽暗的池塘和闪烁的水田;然后穿过一座栎树林，经过那棵半朽的古樟——它的芳香那么清新，来到了我们的村子。
我家的那座二层楼房就在村子中间。村子在一座低缓的山坡上，整片起伏的山坡都长满了这样的房子，从前面看，是雪白的——涂满了石灰;从后面看，是青红二色，显得黯淡。村子里静悄悄的，虽然是个周末，但大人和小孩都去劳动了，正是春忙的时间。邻居的狗叫了两声，还没有等到狂吠，就“嗷”了一声蹲了下来——它还认得我的样子。打开门，屋子里更静了，光线幽暗，还有点冷，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山洞。
父母的卧房，座钟里，黄铜做的蝴蝶状旋钮下压着一张发黄变脆的说明书，说明书下藏着好几张钱。不多不少，有一百块。我只敢拿七十，也许交完房租，还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不够再说吧，”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又去量米，倒是装得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因为米不值钱。
米缸放在厨房，与我们那座二层楼房隔了一个院子，在屋子的北边，是更晚以后建的。我弯腰伸向米缸，囤了一个冬天的谷子碾出的米有点糠味，被翻起了一阵灰尘，印在脸上像长了白癣。
“银生！银生！”
我听见大门外有人叫父亲的名字，隔了一个院子和大厅，这声音在这么静谧的时刻听起来十分悠远。我被吓了一跳，弯着腰仔细听着，又听见他叫了两声。
是根志叔在叫我父亲。他比父亲小几岁，但比他高大多了，经常去邻省贩谷、贩黄豆。他家的房子比我们家地势还高了一点，和背后山的树林连在一起，我平时很少见到他，寒暑假是他最忙的时候。我盖上米缸的盖子，赶紧跑到大厅里去，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小捆黑乎乎的东西。
“你爸呢？”他问，身体挡住门外的光，像个黑影，我看不清他的脸。 “在排头山上剪橘子梢呢。”
“把这个拿过去放好……放厨房里吧。跟你爸说一下。”他把手里的那一捆东西拎给我，也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
“我等下就要去学校了。”
“你放好就行了。你爸和姆妈会知道的。”他的语气温柔，忽然又问道：“你从学校回来拿米的？”
听到我说“是”，他又用嘱咐的语气说道：“要好好读书喔……你不要怕。”然后才转身离开。
我接过他的东西，提在手里，不重，都是一些晒干了的树根，还挂着些许干燥的泥土，像一捆小小的柴火，但有股浓浓的药味。我知道又是父母托他买的中药，不禁有点厌恶。“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我很想这么说，但忍住了，耐着性子把这捆药材提到厨房里，放在灶台的锅盖上——“这么显眼，他们总会注意到吧”。
父亲只有四十三岁，但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他没有选择住院继续治疗——当然他（或者我们）其实没有能力选择——而是回了家。有时躺在床上，有时在村子周围散步，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会找点事情做做——只要他的身体还能吃得消。他的脸色日渐苍白，身体日渐消瘦，从一个喜欢嬉笑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几个月以后，我们似乎都已经渡过了最难捱的阶段，开始对他身上的所有变化感到习以为常了。
厨房的窗外是条小路，路边有条水沟和一面土墙，刺梨编织的篱笆组成了一片绿荫，洁白的刺梨花漂浮在荆棘丛上，点缀着仲春的优美气息。我一边给米袋打结，一边木讷地望着窗外，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思都是摇荡的，无法合拢到一起。我感觉自己静默的神情也如同父亲在橘子园里紧闭双唇的样子，看起来那么专注，实际上心里满是丧失和游离，被一片沉重的阴影牵扯着，不能自主。
也许一个人所有的懂事、长大，都是源于一种无奈吧。不但要懂事，还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太过敏感，不能過分执着，更不能大惊小怪——那纯属自作多情。在生命的不确定面前，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变得短暂，所有的追求和期望都显得微不足道。当命运变得沉重时，就只能敷衍以对了，就像灶台上的那副中药，明知没有什么用，但还需要去敷衍它。
屋子东边，是一棵祖母在父亲出生前种下的柚子树，已经有五十多年的树龄，树冠巨大、枝叶扶疏，米白色的小花正开到了最热烈的时候，碎花落满地面，散发着芸香科植物浓烈的气味，使屋子四周都充溢着它的芳香。我收拾停当，关上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柚子树的树梢已经升到了屋顶上空，但仍然在努力伸展着，仿佛要把整座房子搂在它的怀里，浓绿的枝叶在风中婆娑起舞，那么静谧、美丽，却有点不祥。
我的老师还在饶有兴致地讲解着。高二下学期，我们已经开始学到了高三的课程，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无尽的模拟考试，我们将进入整整一年的临考阶段。
老师讲到质量守恒定律和电荷守恒定律，仿佛受到了知识的激励，变得兴奋起来。他说整个宇宙都被守恒定律统治着，“它比万有引力更高级。没有消失，没有突现，只有转移、转化。”我看着窗外的泡桐树，想着那风中摇摆的泡桐花也是这样吧，从阳光中汲取了能量，就有了力气从地球上的物质里组织材料，开出花瓣;直到坠落泥土后，又归还了这些能量和原料，催生出新的花木、昆虫和细菌。有守恒就有循环，所以死亡只是循环中的一个段落吗？我忽然想到，这个世界也许没有死亡这个东西，死亡只是一种飘渺。无尽微小的原子，无边浩瀚的宇宙，都是飘渺的，飘渺得像那根花枝上的微风。
我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望着窗外。树枝摆动的韵律仿佛一张摇篮，会让人重新回到一种甜蜜的渴望里，然后像个婴儿一样，放下所有紧张的防备，投身于安然的睡眠。
“武振祥。”我的同桌用胳膊顶了我一下，“武振祥！”
是老师在叫我的名字，他的头朝门外晃了晃，示意我离开教室。我看见那里有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
是我的父亲。他站得离门口有点远的位置，靠在走廊边的栏杆上，像怕被太多人看到的样子，处于一个倾斜的视野中，我只能看到他半个身影。他也许已经在门外张望许久了，脚边有一根新鲜的被踩扁了的烟蒂。他的手里提着一只蛇皮袋，宽大的军绿色的裤子已经变色，白色的衬衫却依然是雪白的，松松软软地扎在裤子里。那条棕色的宽皮带捆在腰上，把宽松的衣裤系出了许多褶皱，使他整个人都显得轻飘飘的，像灌满了空气。
我坐在教室前排的左边，教室门在右边，走出教室必须经过讲台。我于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教室。
父亲脸色苍白，比任何人的脸色都要苍白，并且瘦骨嶙峋。虽然他躲着身子，但我知道每个人都看见他了，他们都在课堂突然降临的暂停中发现了他，然后用目光紧紧盯住了我。他们都是诧异的，或许心里还有一丝恐惧，因为父亲的脸上有着比疾病更可怕的讯息。只有老师依然面无表情，继续讲解他的定律，仿佛用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给了我颜面，也给了我父亲一点尊严，让他不必继续退缩到更加隐蔽的地方去。
下课的铃声响了，也到了我们中午放学的时间。尖锐的铃声在空气里突然炸开，静谧的泡桐树，高大的杨树，矮小的苦楝树仿佛都在铃声里剧烈颤抖起来。朗读的声音骤然停止，两秒钟寂静之后，教室门口涌出了无数个黑色的脑袋，像鱼群顺着水流混入河湾，填满了教学楼外面的空地。空气沸腾起来，一张张年轻的脸都那么生动，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我们靠着走廊的栏杆让我的同学通过。然后他看见我的化学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扒开人群挤到他身边。
“张老师！张老师！”他喊道，仰着头，努力想让对方看见自己，那样子仿佛溺水的人担心自己被激流冲走。
“你是武振祥的爸爸？”老师问，露出关切的神情，“来帮他送东西吗？”
“是的呢，”父亲轻轻搭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栏杆边上，像上了岸，来到安全地带。
“谢谢你对他的照应哟，”他说着，努力用一种社交式的语言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同时把脚下的那个蛇皮袋提了起来，交到我的老师手里——样子却有点畏畏缩缩，“这都是我自己家种的橘子。去年留下来的。是我专门捡出来的。一点小意思，不值几个钱。”他匆忙地说着，声音有点抖。 老师极力推辞，解释说自己老家也种了很多橘子，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一直都没有吃完，但父亲还是硬塞着，说着这是他专门挑选出来的，“很甜很甜”，“又不值几个钱”，等等。
父亲叫我帮老师提着那只蛇皮袋，让我到一边等着，他要和老师说几句话。
学生们很快就散尽了，二楼教室的走廊上空空荡荡。我听见老师在和父亲介绍我的成绩，“马马虎虎吧，要说好也不算好，说差也不太差……我觉得他还可以再认真点……玩？倒是没怎么见过，他好像和其他同学没有太多来往……不过我发现他这一年有点心不在焉……他化学课挺好的，说不定真的可以去学医呢……当老师？也是可以的……还有一年时间，你莫着急……”父亲站在那里不停地点着头，好像在说我以前初中的成绩还不错之类的话，但我的老师似乎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
“您说的是，他还不够努力……我会多说他……”他附和着老师的话，“我也不指望他考取什么好的大学，不要做田就够了。”
他耐心地听着，有时候又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在权衡利弊，也仿佛在等待时机。我猜到他想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他终于没有说，这让我松了口气，好像也让他松了口气。他有点低声下气，但还没有乞求于人——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该来，手里的这只蛇皮袋已经让我感到窘迫了。
正午的太阳透过阴天微薄的云层，在走廊上洒落一层微弱的柔光，照着他们的身影。我看见这层光也落在父亲的额头上，让他的额头轻轻发亮。这个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皮肤紧绷在上面，显得十分光洁——是有一层细汗吗？但他的脸颊凹陷下去，眉骨前突，让双眼看起来十分幽暗。他的脸在努力做出一副认真倾听的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无力的神色。
我们送别老师，走出校门时，学校对面的纺织厂也到了下班时间，自行车鱼贯而出，驶出那扇巨大的铁门，冲进两个单位相夹而成的那条狭窄的路。铃声相互冲撞着，叫声和笑声在空气里回荡，然后在不到五分钟的時间里就全部消失了，只有车间里的噪音仍在轰鸣。软绵的阴天之光覆盖着厂区里的水泥空地、积满灰尘的侧柏和凌乱的冬青树丛，让这个被巨大的噪音填充的空间显得如此孤寂。工厂大门前的水槽里，流淌着车间里涌出的污水，在这样暖和的天气里被蒸出了一丝丝的臭味，散发着空虚而无聊的气息。
出校门往左走，学校外围，一排低矮的房子都被改造成了饭馆，专门为学生提供蒸饭和炒菜的服务。这个县级中学的高中生大多数来自县城所属的各个乡镇，学生规模早就超越了原来的设计，后勤设施于是跟不上来，学校有宿舍，但只有最先报到的几个学生住得上，且只能住一年;学校也有食堂，但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一律不予供应。所以，学校附近的居民都做起了学生的生意，两公里范围内的民房大多数改造为学生的出租屋，两条长凳支起一扇门板就是张床;一公里范围内的民房，一楼不是学生饭馆，就是杂货店、台球室和更加隐蔽的游戏厅。这个县城的任何一个地方，仿佛都被这种低矮错落的房子覆盖着，没有一个空余的角落。快两年了，我都觉得这个县城如此陌生。
高一开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县城读书，也是父亲陪我来报到的。我们没抢到学校宿舍，只能自己在外面租房，那时没有电话，联系不到邻村来县里读书的熟人，没法和他们商量合租，他只好让我一个人住到学校附近的一幢老屋里，那里还有一间房，是一个独居老太太的屋子。这幢老屋和我们以前住的老房子是一样的，有股阴森的气息。牌坊式的门楣高耸，门槛处红石勒脚、清水外墙，大门早已斑驳破旧，门轴里总是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老屋就在盱江边上，只要屋后的耳门打开，屋子里就灌满江风，吹得呼呼有声。屋后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柚子树。柚子树十分茁壮，雨伞一样的树冠下安了个裂开的酱油缸，便是我们这些小租客的厕所。经过那棵桃树，向下走十几个台阶，便是宽广的盱江。那天江面上秋风生起，天空碧蓝，江水清澈而缓慢，远处的万年桥和聚星塔笼罩在朦胧的光雾中，是有别于家乡丘陵地带的壮美。
父亲和房东谈定了价钱，然后帮我铺好床，放下行李后便带着我去找蒸饭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他又去菜市场买了二两瘦肉，让人剁成肉饼带走，路上还在杂货店买了一支手电筒和几根蜡烛。
回到出租屋，他拜托房东帮我们把肉饼蒸熟，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嘱咐我各种事项：“不要去盱江里游水。盱江那么大，现在看起来浅，很多地方有水潭你都不知道。”
嘱咐我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冷到了。病了要和家里说。”
他把电池装进手电筒，拧开试了试，在房间里照了照，“夜里要去上厕所的话，把手电筒带上。”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和蜡烛放在一起。“不要拿火玩，停了电才能点蜡烛，人不在一定要记得把蜡烛灭了。”
但他没有嘱咐我不要乱花钱，只是告诫我要把钱放好。我的那件行李箱是藤编的，他专门从家里带了把锁。
芳香的肉味，温热的汤汁，吃完时我已经出了一身汗。但房间里却是阴凉的，阴凉而幽暗。这间屋子是由一间厢房隔出来的，房东住在外面与客厅相连的那间，有天井进来的光照，稍微敞亮;我这间房只有外墙上的一个窗洞，小小的，可以看见屋外的树，但也被树叶遮挡着，终日照不进阳光。他坐在床头，目光在屋子里打量着，也从我身上扫过，脸上略有愁容。又交代我要把钱藏好，然后才在不安中离开了。
高中两年来，父亲来学校看过我四五次。也许不能称之为看我，只是来给我送钱、送米、送干菜，每次都是匆匆的，放下东西，交代几句就走。其他的时间，都是我到了米尽钱光的时候自己回家去拿。今天像这样走进学校，爬上教学楼，找到我的教室，等我放学还是第一次。他是特意穿了干净的衣服来的，并且为了见我的班主任在走廊外等候多时。他有话要说，但并没有说出原本想说的话。他想用自己的疾病为我换来一点关照。
所有父母都喜欢在远处偷偷地观察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例外的。他一定已经在走廊上看到我失神的样子了，他应该也在猜测我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年少的儿子，青春期的叛逆已经被离家独自生活的艰苦磨灭了，对未来的希望也被深深的不安取代，剩下的只有青春期的忧郁，以及比同龄人更严重的焦虑。幸好，我还没有萎靡不振，我还没有想要放弃自己。他抽着烟看我的时候也许会同情我被繁重的学习累坏了的样子吧？心酸而甜蜜的滋味。但也许，当他看到我渐渐长出的喉结时，也会想到我正在不断地远离他们，不再依赖他们，他的心里也许会发出一声叹息。是的，所有的儿女都会慢慢挣脱父母的羽翼，寻找自己的未来，但对他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时间等到那个时候了。 他没有责备我在课堂上的走神，也没有说什么鼓励我好好读书的话，他也没有转告班主任对我的评价。我们就这样沉默地走出校门，顺着一条无尽之路，走在春天轻柔的微风中。
我带他去吃饭，来到我每天在那里蒸饭的小店。
午饭时间已经到了尾声，饭桌狼藉，老板娘的儿子拿着一个大铁盆正在收拾碗筷。一个要好的同学看见我，问我怎么才来，“菜都没有喽！”他笑着说，然后看见我父亲，有点诧异地点了下头便走了。我找个位置让父亲坐下，他问我那个是我的同学吗？脸上浮出了短暂的笑意，我说是的。
“他成绩好吗？”他又问我。
“比我差点吧。”我回答。
他“哦”了一声。好像还想问点其他的事情，但没有问，只是张了张嘴，然后在凳子上坐下来。
我在厨房的灶台上找到我的铝饭盒，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落着几粒糠灰。柜台旁的案板上摆着几盆菜，都已经见底了。鸡骨架五毛钱一份，是这家饭馆里最常供应的荤菜，没有多少肉，但做得又咸又辣，很好下饭;油炸的小鱼干还要贵一些，要六毛钱，大概是盱江里的产物，金黄的鱼籽游离在褐色的汤汁里;素菜只有清炒的小白菜了，菜叶已经发黄，冰冷地聚成一团，但价格最便宜，只要三毛钱。
我每样菜都要了一份。老板一边笑嘻嘻地给我打菜，一边说我今天占了便宜，铁勺在盆子里用力刮擦着，发出金属和沙子摩擦的声音。捞到最后，他把菜盆拎起来往碟子里倒，仿佛要把里面的油脂和汤汁一滴不剩地倒给我。他今天的笑意里不复往日的精明，满脸油汗的脸上也没有了凶恶的表情，大概人少的时候，他就不用那么警惕学生们浑水摸鱼揩他的油了。他今天的大发慈悲里充满了真诚，也许是我脸上轻微的愁容让他感到同情，让他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我不再是一个和他讨价还价的顾客，而是一个孩子。
“那个是你爸？”他的眼睛闪着光，问我。他比我父亲还要年长一些，但每天都那么活泼而精明，对生活游刃有余的样子。
“就收你一块钱吧。”他破天荒给我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我也没有推让。
菜碟很小，但堆得高高的，三个菜在桌子上摆成一个三角形，看起来十分丰盛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吃饭，是在下馆子。
“爸，你尝尝这个。”我给他夹了一块鸡骨架，“我们家没有做过这种菜。”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热情，热情而周到，好像他是我的一个客人似地招呼着他。我觉得自己的热情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一种成熟的东西。是的，他很少来县城，更是很少来我的学校，而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快两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他是这个地方的陌生人。他像所有乡下人一样，不适应陌生的事物。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赶走了心里的愁绪，让自己换了一种心情，想让我们面前的这张小桌子也升腾起快乐的气氛。
“嗯！味道还可以。”他故意抬高了声音说道，仿佛要说给饭馆老板听——其实他已经坐到厨房那的耳门边吹风了。但他也是说给我听的，他在配合我的热情。
我把饭盒打开，用筷子划出一半放到翻开的盖子上，然后把还剩下一半米饭的饭盒推到他面前。“你吃这个吧。”我看了他一眼说道。他默默地接过了，也没有推让。忽然间变得如此细心、懂事，把接人待物的礼节做得如此熟练，让我自己也感到了惊讶。我同时感到他的接受里有一种对我的认可，或者……是赞许。一种自我感动默默地在我心里流动着。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不再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我也不再是他未成年的儿子。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在这盘旋的微风中，不冷不热的天气里，吃着这顿午餐。
他会感到慰藉吗？这慰藉能让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变得快乐一些吗？我心里同时闪过一丝痛苦。是的，懂事的痛苦，仿佛我已经能够感受他的全部脆弱，我对他负有责任，而我无能为力。我们之间的角色在这个瞬间发生了逆转，仿佛他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孩子。
饭馆里的人几乎走光了，虚弱的阳光把我们面前的水泥路照得白亮，大门外的压水井旁，兩三个学生在那里擦洗饭盒。春风摇荡，吹拂着压水井的水管里流散的水珠，晶莹地发着光。多么温柔的春天气息，温柔但无能为力。我为他羸弱的身体而痛苦，也为他将要失去的生命而悲哀。
空荡荡的饭馆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在那里吃饭。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父亲也没有出声，我们就在那静默地吃着，沉默中我们都有各自的心事，但并不觉得尴尬。我突然感到他的到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
以前几次，父亲来找我，给我送东西，都是顺路来的，他必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但这一次他好像是专门来给我送东西，还给我的班主任带了点礼物，又和他说了那么久的话。他可能不是仅仅想为我乞求一点额外的关照。
我们吃得很慢，半个饭盒、三碟小菜，每一口都要咀嚼许久。仿佛彼此都在等待对方开口，在沉默的细嚼慢咽中猜测对方会和自己说些什么。
“菜其实挺贵的，”他轻声地说，“不过看起来挺多。平时应该没这么多吧？”
“都是这个价钱，还好了，也不算很贵……反正是剩菜，也不好卖……”我回答，像个成年人一样解释着、分析着，好像是用我自己挣的钱请他吃的这餐饭，然后又给他夹了几条小鱼。
“钱够用吗？”他问我，没有继续纠缠贵还是便宜的话题。“够用。”我说。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钱，但读书、吃饭的钱还是帮你留好了的。”他努力像让我感到安心。
三个碟子上曾经高耸的食物渐渐塌了下来，像一堆根基空虚的土墙。但我们仍是那么细致地吃着，小心翼翼地，变得斯文起来。我们用“吃”这个动作在逃避，让我们看起来都显得很忙的样子。我对他说了句“知道”以后，两个人又变得无话可说了。
我们吃得越细致，反而显得越寒酸，那种贫寒之家的缓慢和珍惜让我感到了一点刺痛。我们都在努力地照顾彼此，用客气、礼貌和小心翼翼表达着对对方的体贴。但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始终在我们的饭桌上飘荡，我们都在极力避免触碰到它，怕它一碰就爆炸。 他忽然抬起头，环绕着饭馆四周张望了一番，仿佛心里做了一番研究。
“盖这个房子也不会花太多钱，”他说着，“但真是太好挣钱了，学生的生意稳定，没有一点亏本的风险……毛利最少有50%，一餐一百多个学生吃饭，不包括早餐，一天就有两百多次，一次两块钱就有……”
他说着说着就不说了，眼睛回到饭桌上，目光黯淡下来。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之前可能还有，但现在没有了，将来更没有。是的，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资格谈论未来的人了，只是在尽最后一份父亲的责任而和我坐在了一起。这个瞬间他似乎承受不住了。我看见他脸色萎谢下去了，变得更加苍白，低下头，仿佛要缩起身体，把自己藏起来。我知道他今天的到来也是鼓足了勇气的，他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当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依然掩饰不了他的满脸病容，他风吹就倒的身板。
癌症。胃癌。我读初一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不好了。初三的时候，他去南昌的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去年夏天便确诊是胃癌了。
暑假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在家里，姑妈和姑父也来了。他在卧房里发脾气，母亲做了一碗肉饼给他吃，他推开了;过了半个小时，母亲又热了端过来，他又推开了，火气变得更大。我对他频繁发脾气感到了厌恶，也对母亲这样不断讨好他感到不解，“不吃就不吃！干吗要老端给他？”
“现在不吃，以后就没命吃了。”母亲也和我一起坐在耳门边的那条长凳上，我看见她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但她没有哭，她的声音也是平静，没有发抖。
我顿时沉默了。一片巨大的阴影袭来，我忽然体会到了绝望的感觉，感到透不过气来。是啊，人生第一次知道，在抑郁、厌倦和惶恐之外，还有这样黑暗的感情，像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没命吃”，我的脑袋里缠绕着母亲的话，知道了死亡。
耳门外吹来了夏天的凉风，外边的院子里有一口我们家挖的水井，有一间厨房和柴房，房子后面，也有三棵长了十多年的泡桐树，稀疏宽大的枝叶，在屋顶上洒落了斑斑树影。姑父和姑妈在房间里陪他，我听见他用一种压抑住吼叫的声音逼问他们，他得的是不是癌症。他变得那么狂躁。姑父说：“不管是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希望你会好起来，包括振祥也一定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姑父为什么要提到我。我觉得这样的安慰对他是没有用的，但是却听到了我的耳朵里，也许他们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多年后我才明白，姑父的话并不是安慰，而是一个寄托，是叫我快点懂事起来，趁着我还有点读书的天赋，努力考取大学，给父亲的余生更多一些希望。对于罹患绝症的人而言，除了死亡的恐惧，最大的折磨就是失去了憧憬未来的资格，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配拥有未来。
在确认自己患上癌症以后，父亲有好多天都躺在床上，对于那些前来探望他的亲友，他都是淡淡地应付着。疾病还没有把他侵蚀得形销骨立，但他的目光已经失去了神采。他有点封闭自己，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冷淡的，既表现不出特别的兴趣，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发怒。也许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多余的人，所有的慰问、关心和照顾都是不值得的。
今天我是多么理解他，他的淡漠不是在拒绝，而是用这种方式维系内心迅速流失的尊严，他害怕被人看破内心的虚无、虚无过后的自卑。是呀，如果人类全部的自尊都来自于对生命的热爱，那么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就不再拥有自尊。他也许认为自己在即将成年的孩子面前，也会渐渐失去父亲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脆弱的病人被另眼相待。
他一边吃饭，一边计算着饭馆的收益，忽然间欲言又止了。是呀，这是别人家的生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生活那么长远，足够一家人慢慢筹划，即使是我们自己家的，也和他这个重病在身的人没有关系。我仿佛看穿了他的卑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不配拥有憧憬、好奇，甚至热爱，而他苍白羸弱的外表已经向人说明了他重病在身的事实，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患上了绝症，都会对他这样热心于将来的期待感到可笑。
就像他羞于询问那个和我友好地打过招呼的同学一样，他也不再越厨代庖給饭馆老板策划生意了。“那是因为别人有这个命，只有生在这里才做得了这样的生意。”他淡淡地给自己的话收尾，仿佛在回应周围的人无声的嘲笑，尽管没有人在关注他。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单独坐在一起吃饭。他像所有农村里的父亲一样，没有读过多少书，一生在泥土之间纠缠，和自己的子女向来都不亲近，他们对孩子最温柔的时候是打骂后的抚慰。我们这样在一起吃饭是奇怪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别扭。我们就这样缓缓地吃着，有时候说一两句话，敏感而真诚，仿佛彼此心里都藏着对对方的温柔。
时间在寂静中流逝，冷却后的饭菜给人一种荒芜的感觉。我们坐在门口的方桌边，他的脸朝向屋内，处于逆光的位置。光从屋外进来，让他整个人沉浸在淡淡的阴影中。他瘦削的脸由苍白变得暗淡，散发着幽幽的阴冷气息，仿佛缠绕着无边无际的丝线。
身材发福的老板娘蹲在压水井旁，她脚边的塑料盆像个巨大的洗澡盆，泡满了碗筷、菜盆和碟子。她叹了口气，朝盆子里挤了一堆洗洁精，叮叮当当里清洗起来。渐渐浑浊的水面上堆起了洁白的泡沫，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彩虹色的微光。几片泡沫被风吹起，飘飞在空中，荡漾着，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她的目光偶尔向我们望了过来，那目光如此复杂，有点锋利，又有点忧郁的同情。
“你觉得自己能考取大学吗？”父亲忽然这样问我。
“考个差一点的学校应该可以吧。”我有点敷衍地说。我想起班主任和他的对话，“马马虎虎，不太好也不太差”，我同意他对我成绩的判断，这是一个平庸的前途，我其实并不甘心，我也害怕自己的人生被注定的想法。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不要看不起差学校，只要自己坚持努力，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那时的我并不是很懂他的意思。机会是什么？将来有多远？年轻的我没法想象这些。实际上我对一年以后的高考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感到大学像个美好的梦，它代表了一种值得骄傲的东西，能够改变我的卑微处境。我于是“哦”了一声，显得有点不耐烦。 “读书会累人么？”父亲又问我，他没有因为我的敷衍而气恼，反而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耐心。
他的体贴让我感到惭愧。可是，我真的累吗？和夏天干农活相比，这当然是不累。我每天和所有同学一样，在教室里听课、考试、上晚自习、早自习，回到出租屋后，继续做试卷、做习题，然后睡觉、醒来，重复前一天程序，我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生活算不算累。
“我觉得还好。”我诚实地说道：“和其他同学一样。上课。复习。做作业。”
“如果觉得累到了，要去买点吃的。”父亲好像是在劝导我，“家里没有给你买过牛奶那些营养品，你可以自己去买，不要担心钱的事情。”听起来又像是和我表示歉意。也许这歉意里还有一层更微妙的情绪——觉得我很懂事，他是欣慰的，但也为自己不能给我更多的东西而感到伤心。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在低头夹菜的那刻忽然说出了这句话。
杨花飘荡，中午的街道寂静无比，即使偶尔驶过一辆自行车，也像是虚构的。从饭馆里出来时，我的思想始终飘忽着，想要抓住任何坚实的东西都不能够，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走，全部的心神都不能回归现实。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想着父亲最后说的这句话，他看起来轻描淡写，实际上是闪避的，直到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他的眼神都在躲着我，仿佛害怕我会追问这句话的背后意思。
我们向南走，走在校园的高墙下，经过早已破产倒闭的酱油厂，从街角那个臭气熏天的公厕，走进了一条煤渣铺成的小路，听见盱江上的风声越过屋顶吹到我们耳朵里，吹到我们的眼睛上。那根废弃的烟囱比我在教室里看到的更加高大，棕红色的砖石布满了细小的黑点，底下还被人挖出了几个破洞，仿佛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厂区外，破烂的、长满了苔藓的青色围墙上，攀援着金黄色、长满绒毛的南瓜花。墙角的半分地里，柴灰在石头上堆积出来一畦菜地，腐烂的报纸挂在韭菜的绿叶上，是粪水浇灌的痕迹。走了一百来米，再向右拐去，便走进一条窄窄的深街。坚硬的、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低矮的老屋，发黑的木柱向这条深街倾斜，像要将它埋葬。黢黑屋顶上的蓝色轻烟，连烟囱也是弯曲的。我们仿佛走在梦境中，眼前的房子好像是尘埃建成，在我们身后不断散落成了灰烬。
终于到了我租住的那幢老屋。大门洞开，但屋子里静静的，租客们都在睡觉，大厅里显得空空荡荡。跨过天井，到了正厅，父亲往房东的卧室里探了探。
“婶”——他这么称呼她——“我们回来了。”
房间门开着，但没有人，屋子里收拾得十分整洁，高高的案几上，滴水观音旁边放着一台金灿灿的座钟。
“在这里的，等你好久。”房东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厨房在屋后的位置，隔得有点远，“你们过来吧，汤太滚了，我就不端过去了。”
这幢老屋比我们家的那幢大了很多，走过神龛旁的耳门，屋子两侧还有两间厢房，然后又有一道窄长的天井——也许不能算天井，只是屋顶上凿开的采光天窗——才到了房东家的厨房。
厨房里有点黑，我是第一次到她这里来。老太太刚洗完碗，正在用抹布擦干灶台，然后把灶台上的兩个碗放进她的雕花橱柜里。
“我以为会早点来呢，怎么这么晚？”她对父亲说道：“蒸的肉放在井锅里，你自己来拿吧。”
老太太快七十岁了，她和儿媳妇划不来，一个人独居在这里，靠出租老屋剩下的几个房间生活。我有好几个晚上听见她在卧房里嘤嘤地哭，边哭边骂“狐狸精”、“讨债鬼”，哭了又喘，喘了再骂。
她把抹布拧干，递给父亲，“你自己端吧。”又从筷子筒里抽出双筷子给了我。
我们在厨房里的方桌边坐下。肉饼的芳香充溢着整个厨房，微弱的天空透过屋顶上的一片琉璃瓦，照射出一道更加微弱的光柱。笔直的光柱里灰尘游动，不时消失在黯淡中。
肉吃了一半，汤喝了两口，我就把碗筷推给父亲，“叔——我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你吃吧。”
老太太笑了，“哎哟，这么懂事！”她把锅盖擦了擦，支在灶台的墙边，腾出的两只手叉在腰间，看着父亲说道，“你的仔还很乖嘛。”忽然又对我说：“要认真读书，对得起你爷娘哟！”
“读书怎么样呀？”这次他问的是父亲。“还马马虎虎，”他重复着老师对我的评价。
父亲吃完，起身要去洗碗，似乎也不想和她继续谈论关于我的话题。
“不用，不用！放这。放这。”房东拦住了他，她的身体微胖，用胳膊支开父亲的时候，好像比他还有力气。
父亲讪讪地退了回来，“那真麻烦您了，婶。”
“这算些？”老太太咬着纯正的县城口音说道，“根本就是小意思。”忽然又说：“你身体不好吧？要注意养哦。我这里前年住了一个万坊的男孩，他爸当年就走了。那个男孩比你仔学习还认真，生得高高瘦瘦的，后来书都没读了。哎哟，可怜呀。”
父亲沉默了，他不想接她的话，但又不能不应付她，于是“嗯”了两声。想重新坐下似乎又不情愿，站在灶台边显得进退失据。我感到了老太太的骄傲，也许她的话并不是故意的攻击，但那种城里人对待农村人的傲慢态度却很真实。她对我们的同情也是真实的，其中包含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幸运和自得。
“爸，你到房间里睡一下吧。”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父亲和房东告辞，回到我那间更加幽暗的小屋里。
他似乎遭到了打击，精神更加萎靡。但他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打击，告辞时仍然不失礼貌，边走边说着感谢的话。
房间门口放着他带给我的东西。一袋米，一小袋红薯，都用蛇皮袋装着。还有一罐霉豆腐、一罐腌菜，用报纸和塑料袋包着，藏在了大米里。还有十几个鸡蛋，塞在一个大玻璃罐中。一只牛仔布做的旅行袋，里面装了几件夏天要穿的衣服，放在这两个蛇皮袋上。
我打开门锁，让他去床上躺着，自己把他带来的这些东西一件件取出来，摆在门板做的矮桌上。房间里有股阴冷的霉味，窗洞外的树叶静静的，传来邻居驱赶猫狗的声音。我从天井的压水井那里打了一桶水，坐到房门外那扇已经被锁死的老屋侧门边——那里有个排水沟，在那里洗衣服。屋顶漏下了一点天光，门缝里吹来一丝丝暖风，尼龙裤子在肥皂水里被搓得发出了轻响，一切是那么温柔平和。我沉浸在自己的劳作里，感觉微凉的水、涌起的泡沫，都是一种宁静的享受，仿佛一点心事也没有。 离下午上课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老屋里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脚步声和咳痰声。天井里飘过了两个女孩的窃窃私语。哗啦一声，大概是手里的书本掉了——她可能正在锁门，书本从胸前滑落。我正在拧干衣物。倒水的声音，排水沟里汹涌的浪花和泡沫。我加快速度，把滴滴答答的湿衣服重新装进了水桶，回到天井那里用清水再次冲洗了一遍，然后提着桶把衣服晾在大门外的空地上。
干燥开裂的竹竿是浅灰色的，湿漉漉的衣服是黑色的，一阵肥皂的清香抖动开来，一点钟的天光变得更亮了一些。是的，多么平和的一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湿衣服滴着水珠，鸭子蹒跚着在屋檐下的水沟里啄食，那条狗如此安然地蜷缩在门口，轻轻地翻着身，仿佛在做着梦。
回到房间，父亲像是睡着了，他合衣躺着，掀了一角被子盖在胸口。他从没有在我这里睡过，今天是第一次。我收拾课本装进书包里，轻手轻脚怕吵醒他。但他其实并没有睡着——“现在要去学校了吗？”他忽然问道。
“嗯。”
他从床头支起身体，靠在墙上，“我跟你一起去。”
“你还要去我们学校呀？”我以为他想继续找我的班主任，把上午想说但没有说的话说完——那该多讨厌，我有点不耐烦。
“我不去学校，跟你一起出去，送你到学校我就要回去了。”
“你要么在我这里睡一觉再走，我留把钥匙给你，学校里我还放了一把。你帮我锁门就是了。”
他没有答话，窸窸窣窣地摸着裤子内侧的口袋，掏了几张钱出来，然后留了一张，把剩下的都递给我。“以后会多给你一点，还以为这里吃饭比较便宜呢。”
我打开箱子，把钱放在衣服底下。他看着，问我这样放钱会不会被偷走。我说不会，把箱子重新锁上，“房东每天都在家里，很少出门。隔壁那幢房子的房东也是两个老人家，都是天天在家的。”我尽量把话说得很温和，怕他察觉到我刚才的厌烦。
“好。”他也温和地应答了我，然后从床头坐到了床沿上。竹床发出了一阵叽叽嘎嘎的声音，仿佛忍耐着不可承受之重。“你也过来坐，我有事给你讲。”
刚才我一直站着，这回也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并排坐在床边上，垂着头，像田间劳作后的短暂休憩。我想起那年夏天，他从医院回来后，我和母亲也是这样并排坐在家里的长凳上，一样地垂着头。我不敢回头看他，把眼睛盯着窗外的树，树叶时动时静;窗玻璃的边缘结满了蛛网，蹲着一只壁虎，耐心得一动不动，像死了似的。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
他掏出衣服口袋里的烟和火柴，划了两根才点着。火柴棍落在房间湿冷的泥地上，一寸寸燃烧、熄灭，最后变成一条蜷缩着的灰烬。幽暗的屋子里，一点红光闪烁着，烟味很快弥漫了整个房间，烟雾遮住了他的脸。他的头朝我微微侧了一下，仿佛要认真观察我的表情，但马上转了回去，隐藏在更深的角落。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他重复了饭馆里的那句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晓得了。”
他舒了一口气，像在整理自己的情绪，也许在考虑接下来还能说些什么。沉默是不應该的，但是，更不应该流泪，不能哭！哭应该交给母亲和姐姐。我们都达成了这个默契。
“我们家不能和别人家比的。”我好像听见了他的叹息，若有若无的，也许是我的幻觉。
“晓得了。”我平静地应答，仿佛冷淡地接受了他的歉意。
“你也懂事，学习也努力。今天上午我见到张老师，他跟我说，你能考取大学的。”
“好学校难说，但差一点的学校一定考得取。”我仿佛在向他保证，双腿在床沿下轻轻晃动，遮掩着身体的颤抖。
“万一没考取，我跟你妈也说过，要让你再复读一年，千万不要做田了。你吃不了这个苦。”
“会考取的。”我轻轻地重复着自己的承诺，“我也吃得了苦。”
“一家人总要出个读书的。”他像在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又说道：“你哥哥和两个姐姐以后都会出去打工的，现在是没办法，要照顾我。以后就好了，他们会挣钱帮你，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我知道他说的“以后”是什么意思。在那个“以后”，他会死。
“晓得了。我也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自己的话里有一种辩解和期待。
“考取大学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要努力。你哥和姐都不会读书，那是他们的命。”父亲的话让我感到迷茫，但我尝到了话里苦涩的味道。
如丝如缕的烟雾在屋子里扩散，终于变成了一片迷蒙。从窗洞倾泻进房间里的天光也变得更加模糊了，仿佛在某种机器的震颤下，变成了十分细小的微粒，混淆了明亮和幽暗之间的边界。一种“幽冥”似的东西在我们之间飘荡。
母亲也喜欢说“命”。但她更常说的是：“你没有这个命。”大姐初三想复读一年再考时，她说：“我问过老师，你真的没有读书的命”;哥哥想当兵，体检时被刷了下来，她也说“你没有这个命”。我还是第一次听见父亲对我说“命”这个词，说得如此缓慢，如此郑重，如此残酷，使我不得不相信他说出了一种真相式的东西。他说我的“命”是好的，比他们都要好，似乎也说出了我本性中的冷淡，以及和他们的疏离。也许他更是说给自己听的，当他判了自己是条苦命时，在无奈中反而成了一种慰藉——成了一个苦命人这不是他的责任，是命。
“命都是说不准的。”我忽然说道，像是在反驳他，也像是在安慰他。是的，当他说我有一副好命的时候，可能是他不得不坚持的信念，也可能是他沉重无比的失落。我只有告诉他任何人都是命运难料的事实，才能让他在命运不公的自我处境中稍感轻松。
我们准备出门前，父亲又朝房东的卧房那里望了望。房门开着，天井的微光中，座钟在案几上滴滴答答地摆动，老太太坐在一条竹椅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样子。父亲仿佛如释重负，也许他和我一样，庆幸不用再去和房东敷衍辞行的礼节。
屋外吹着微风，空气里飘着花粉味，温软得让人犯困。虽然还是阴天，但天空比上午我们回来的时候更亮了一点。盱江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挖沙船的马达声，声音翻过老屋的马头墙和屋顶在空中飘荡，有时近有时远，虚幻似的。老屋对面的院墙内是个木板厂，传来了阵阵电锯的噪音，撕扯着耳膜，尖锐而清晰。 一排老屋，一条巷子，然后便回到了学校围墙下的那条水泥路上。急匆匆年轻人的步伐，紧张的自行车骑手，背着书包正在赶往校园。但我们却走得很慢，像房东家座钟里的那根时针，仿佛每走一格，生命就消失了十二分之一。
我们的缓慢有一种彼此关照的情愫，我在照顾他的疾病，而他在向我告别。
是的，他今天是来和我告别的。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趁他尚能自己走动的时候，趁他还能在陌生人面前维持一个父亲的体面形象的时候，他来和我告别了。等到他形容枯槁的那天，即使他还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我，他也会卑微如尘埃了。他仿佛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白衬衣雪白，领口和袖子已经磨花了，翻出了纤细的绒毛，散发着朦胧的毫光，轻盈地包裹着他的肉身。今天他收拾一新，刮了胡子，穿上了一套出门见客的衣裤，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病容，却没有逃过任何人的眼睛。
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上课铃骤然响起，他于是转身对我说：“你快去上课吧，我一个人慢慢走过去就是了。又不是很远。”
我也跟着停了下来，说道：“那你路上小心点。”
我本来想说“我送送你”，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是的，我还没有学会如何面对告别的深情，但更真实的也许是，我还没有力量回应这场告别——和永别相近的告别。再过些日子他就要卧床不起了，我们都在预感中等待这个日子的到来。“我送送你”这句话也许还不属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我因此就在“未成年”的这个字眼里逃避过去了。是的，我感到了害怕。但如果是现在，我多么希望说了这句话，做了这件事情，让他在痛苦的告别中感到一丝来自年少儿子的温柔和依恋。
我于是站在原地目送他转过身去，他要向西走，走到盱江河畔。
他似乎感觉到我没有走，走了十几步回头看我，朝我摇了摇手，又向前推了推，仿佛说着“别怕”，“去吧”，仿佛告诉我他一个人能行。
是的，他能行，他能一个人走到河畔的临时车站，然后一个人坐上一辆中巴，到了镇上，再走十几里路回到我们的家。他还有这个体力。但他终究是要一个人走了，我们都将慢慢离开他。
来看我的时候他背了三个蛇皮袋和一袋衣服，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着。学校里传来了上课的朗读声，校门口的这条路变得空阔而宁静了，他就这样在静谧的路上慢慢走，松软的白衬衣包裹着他消瘦的肉身，让他迎风飘荡着，终于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是啊，我觉得他不是回家，而是在走向死亡，而最残酷的事情是，我們都知道了这次告别的真相。当病痛不断深入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要在生死之间划上一条界线，但那天并不是生命终结的时刻，而是生命完全失去力量的时刻。他害怕自己被疾病摧毁之后，无法再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了。
在那拐角的地方，如果他再回头看我，也许会看见我脸上的泪痕。
春风吹着空荡荡的校园，春风在我眼前是白色的。
那是一节化学课。我在看花，看得入神。喇叭状的花朵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串串花束，一节节长在枝头上，显得十分热闹。宽大的叶子仍是新绿的，春天还没有完全结束，空气里不时飘来植物新发的清香，稀疏而沉重的枝叶随风轻摆，让我的心也随之摇动，感受著虚无的愉悦。越过树梢，灰蒙蒙的天空下是一根废弃的红色烟囱，烟囱顶上有一圈黑色的烟灰，记载着已经消逝的历史。那里临近河边，是我的出租屋所在的位置。
今天是个阴天，窗外的花枝上只有一层微光，我的精神一整天也是懒散的，仿佛生病初愈后的兴致阑珊。操场空空荡荡，灰白的水泥地面显得宽阔而静谧，但不远的地方，另一幢教学楼却透过树枝传来了语文课的朗读声。它的屋顶上覆盖着一层发黑的泥土和落叶，长出了杂乱的青草，青灰色的水泥墙面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仿佛有一股潮湿的铁锈味，我轻轻地嗅着，想起家里的房子也是这样的砖墙，这样被侵蚀的红色墙面。那是一座新起的二层楼房，建造于八十年代末，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七八年。一楼是坚实的红墙，由红色的方砖紧密地叠砌而成;二楼是青色的轻砖，横竖垒成空心的墙面，覆盖着一层更加轻盈的灰黑色的瓦片，总是那么寂静的感觉，仿佛在世界的边缘。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家，他的身体像是康复了，我看见他在前排山上的橘子园里剪梢，轻盈得像在飘荡。我去找他要钱。他戴着箬叶编织的斗笠，披着透明的塑料布做的雨衣，穿梭在橘子园的绿荫中。昨夜下过一场大雨，铮亮的树叶上还挂着残剩的雨珠，树枝弯向地面，像一把撑开的伞盖，和他消瘦的身体相互推搡着，让他手上的动作显得有些迟缓。露珠晶莹地滚落，沾湿了他褪色的绿军装。那天的天气比今天更加阴沉，远山上徘徊着轻柔的云，像一层缠绕的雾气，使山坡上的这片橘子园也沉浸在一片朦胧中。山脚下的水田和池塘连绵在一起，像夹在山谷里的一条河，奔向我们那座小村，水面闪烁着春天特有的柔光，让这欲雨的天气显得无比温柔。一切都是新的，青草是新的，泥土也是，并且散发着新鲜而湿润的气味扑入鼻腔。他的脸上似乎也有了更多的光泽，不再那么苍白了，深陷的眼窝看起来还有点英俊。他的黑色塑胶雨鞋沾满了黄泥，嘴唇紧闭着，仿佛全部精神都沉浸在劳作中。
看见我来了，他好像皱了皱眉，告诉我钱放在衣柜上那架座钟底下，“有一百块钱，你自己去拿吧。”
“米呢？”我问。
“米，你就自己装吧。”他的手揪住了一根新发的树枝，把它往下拉，这根“梢”长得茁壮而突出，高出了整个树冠，但叶子细细的，柔嫩的枝条还是浅绿的颜色。他使了使劲，用力剪了下来，扔在地上。
“你哥在学校帮忙做事，你去那里找他吧。”他说的是村里的小学，意思是让我哥送我回学校，每次都是他骑摩托车载我到镇上，然后我才能再换面包车去县城。
我“哦”了一声下山，小跑着，穿过了这片橘园。湿雾拂过我的脸，我的耳朵里灌满了风。我感到他的目光在我身后看了一眼，也许还叹了口气。
自从离家去县城上高中，一个人在外租住以后，我的青春期好像就过完了。那种激烈的叛逆感消失了，我不再经常和他们做对，不再那么容易激动。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告诉我要懂事起来，要努力像个大人的样子——“毕竟，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母亲曾经把我拦住，郑重地和我说道。她迎风流泪的眼睛让我无法忘记。我变得听话了，从不主动向他们提什么要求，我知道他们现在那么难，就算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挣不了什么钱，他们无可奈何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逼迫他们。
我渐渐能够理解他们，但我还做不到懂事体贴。我隐约感到，他们其实和我一样脆弱，但这并没有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像他们心里的一面水潭，所有的不安都投射到了这里。
山谷中，无尽的绿意里移动的一颗黑点。我在那里跑，仿佛看着自己在跑。
等我感到脱离了父亲的视线，我才开始走。我走过田埂般的泥泞小路，走过幽暗的池塘和闪烁的水田;然后穿过一座栎树林，经过那棵半朽的古樟——它的芳香那么清新，来到了我们的村子。
我家的那座二层楼房就在村子中间。村子在一座低缓的山坡上，整片起伏的山坡都长满了这样的房子，从前面看，是雪白的——涂满了石灰;从后面看，是青红二色，显得黯淡。村子里静悄悄的，虽然是个周末，但大人和小孩都去劳动了，正是春忙的时间。邻居的狗叫了两声，还没有等到狂吠，就“嗷”了一声蹲了下来——它还认得我的样子。打开门，屋子里更静了，光线幽暗，还有点冷，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山洞。
父母的卧房，座钟里，黄铜做的蝴蝶状旋钮下压着一张发黄变脆的说明书，说明书下藏着好几张钱。不多不少，有一百块。我只敢拿七十，也许交完房租，还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不够再说吧，”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又去量米，倒是装得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因为米不值钱。
米缸放在厨房，与我们那座二层楼房隔了一个院子，在屋子的北边，是更晚以后建的。我弯腰伸向米缸，囤了一个冬天的谷子碾出的米有点糠味，被翻起了一阵灰尘，印在脸上像长了白癣。
“银生！银生！”
我听见大门外有人叫父亲的名字，隔了一个院子和大厅，这声音在这么静谧的时刻听起来十分悠远。我被吓了一跳，弯着腰仔细听着，又听见他叫了两声。
是根志叔在叫我父亲。他比父亲小几岁，但比他高大多了，经常去邻省贩谷、贩黄豆。他家的房子比我们家地势还高了一点，和背后山的树林连在一起，我平时很少见到他，寒暑假是他最忙的时候。我盖上米缸的盖子，赶紧跑到大厅里去，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小捆黑乎乎的东西。
“你爸呢？”他问，身体挡住门外的光，像个黑影，我看不清他的脸。 “在排头山上剪橘子梢呢。”
“把这个拿过去放好……放厨房里吧。跟你爸说一下。”他把手里的那一捆东西拎给我，也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
“我等下就要去学校了。”
“你放好就行了。你爸和姆妈会知道的。”他的语气温柔，忽然又问道：“你从学校回来拿米的？”
听到我说“是”，他又用嘱咐的语气说道：“要好好读书喔……你不要怕。”然后才转身离开。
我接过他的东西，提在手里，不重，都是一些晒干了的树根，还挂着些许干燥的泥土，像一捆小小的柴火，但有股浓浓的药味。我知道又是父母托他买的中药，不禁有点厌恶。“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我很想这么说，但忍住了，耐着性子把这捆药材提到厨房里，放在灶台的锅盖上——“这么显眼，他们总会注意到吧”。
父亲只有四十三岁，但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他没有选择住院继续治疗——当然他（或者我们）其实没有能力选择——而是回了家。有时躺在床上，有时在村子周围散步，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会找点事情做做——只要他的身体还能吃得消。他的脸色日渐苍白，身体日渐消瘦，从一个喜欢嬉笑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几个月以后，我们似乎都已经渡过了最难捱的阶段，开始对他身上的所有变化感到习以为常了。
厨房的窗外是条小路，路边有条水沟和一面土墙，刺梨编织的篱笆组成了一片绿荫，洁白的刺梨花漂浮在荆棘丛上，点缀着仲春的优美气息。我一边给米袋打结，一边木讷地望着窗外，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思都是摇荡的，无法合拢到一起。我感觉自己静默的神情也如同父亲在橘子园里紧闭双唇的样子，看起来那么专注，实际上心里满是丧失和游离，被一片沉重的阴影牵扯着，不能自主。
也许一个人所有的懂事、长大，都是源于一种无奈吧。不但要懂事，还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太过敏感，不能過分执着，更不能大惊小怪——那纯属自作多情。在生命的不确定面前，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变得短暂，所有的追求和期望都显得微不足道。当命运变得沉重时，就只能敷衍以对了，就像灶台上的那副中药，明知没有什么用，但还需要去敷衍它。
屋子东边，是一棵祖母在父亲出生前种下的柚子树，已经有五十多年的树龄，树冠巨大、枝叶扶疏，米白色的小花正开到了最热烈的时候，碎花落满地面，散发着芸香科植物浓烈的气味，使屋子四周都充溢着它的芳香。我收拾停当，关上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柚子树的树梢已经升到了屋顶上空，但仍然在努力伸展着，仿佛要把整座房子搂在它的怀里，浓绿的枝叶在风中婆娑起舞，那么静谧、美丽，却有点不祥。
我的老师还在饶有兴致地讲解着。高二下学期，我们已经开始学到了高三的课程，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无尽的模拟考试，我们将进入整整一年的临考阶段。
老师讲到质量守恒定律和电荷守恒定律，仿佛受到了知识的激励，变得兴奋起来。他说整个宇宙都被守恒定律统治着，“它比万有引力更高级。没有消失，没有突现，只有转移、转化。”我看着窗外的泡桐树，想着那风中摇摆的泡桐花也是这样吧，从阳光中汲取了能量，就有了力气从地球上的物质里组织材料，开出花瓣;直到坠落泥土后，又归还了这些能量和原料，催生出新的花木、昆虫和细菌。有守恒就有循环，所以死亡只是循环中的一个段落吗？我忽然想到，这个世界也许没有死亡这个东西，死亡只是一种飘渺。无尽微小的原子，无边浩瀚的宇宙，都是飘渺的，飘渺得像那根花枝上的微风。
我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望着窗外。树枝摆动的韵律仿佛一张摇篮，会让人重新回到一种甜蜜的渴望里，然后像个婴儿一样，放下所有紧张的防备，投身于安然的睡眠。
“武振祥。”我的同桌用胳膊顶了我一下，“武振祥！”
是老师在叫我的名字，他的头朝门外晃了晃，示意我离开教室。我看见那里有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
是我的父亲。他站得离门口有点远的位置，靠在走廊边的栏杆上，像怕被太多人看到的样子，处于一个倾斜的视野中，我只能看到他半个身影。他也许已经在门外张望许久了，脚边有一根新鲜的被踩扁了的烟蒂。他的手里提着一只蛇皮袋，宽大的军绿色的裤子已经变色，白色的衬衫却依然是雪白的，松松软软地扎在裤子里。那条棕色的宽皮带捆在腰上，把宽松的衣裤系出了许多褶皱，使他整个人都显得轻飘飘的，像灌满了空气。
我坐在教室前排的左边，教室门在右边，走出教室必须经过讲台。我于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教室。
父亲脸色苍白，比任何人的脸色都要苍白，并且瘦骨嶙峋。虽然他躲着身子，但我知道每个人都看见他了，他们都在课堂突然降临的暂停中发现了他，然后用目光紧紧盯住了我。他们都是诧异的，或许心里还有一丝恐惧，因为父亲的脸上有着比疾病更可怕的讯息。只有老师依然面无表情，继续讲解他的定律，仿佛用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给了我颜面，也给了我父亲一点尊严，让他不必继续退缩到更加隐蔽的地方去。
下课的铃声响了，也到了我们中午放学的时间。尖锐的铃声在空气里突然炸开，静谧的泡桐树，高大的杨树，矮小的苦楝树仿佛都在铃声里剧烈颤抖起来。朗读的声音骤然停止，两秒钟寂静之后，教室门口涌出了无数个黑色的脑袋，像鱼群顺着水流混入河湾，填满了教学楼外面的空地。空气沸腾起来，一张张年轻的脸都那么生动，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我们靠着走廊的栏杆让我的同学通过。然后他看见我的化学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扒开人群挤到他身边。
“张老师！张老师！”他喊道，仰着头，努力想让对方看见自己，那样子仿佛溺水的人担心自己被激流冲走。
“你是武振祥的爸爸？”老师问，露出关切的神情，“来帮他送东西吗？”
“是的呢，”父亲轻轻搭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栏杆边上，像上了岸，来到安全地带。
“谢谢你对他的照应哟，”他说着，努力用一种社交式的语言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同时把脚下的那个蛇皮袋提了起来，交到我的老师手里——样子却有点畏畏缩缩，“这都是我自己家种的橘子。去年留下来的。是我专门捡出来的。一点小意思，不值几个钱。”他匆忙地说着，声音有点抖。 老师极力推辞，解释说自己老家也种了很多橘子，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一直都没有吃完，但父亲还是硬塞着，说着这是他专门挑选出来的，“很甜很甜”，“又不值几个钱”，等等。
父亲叫我帮老师提着那只蛇皮袋，让我到一边等着，他要和老师说几句话。
学生们很快就散尽了，二楼教室的走廊上空空荡荡。我听见老师在和父亲介绍我的成绩，“马马虎虎吧，要说好也不算好，说差也不太差……我觉得他还可以再认真点……玩？倒是没怎么见过，他好像和其他同学没有太多来往……不过我发现他这一年有点心不在焉……他化学课挺好的，说不定真的可以去学医呢……当老师？也是可以的……还有一年时间，你莫着急……”父亲站在那里不停地点着头，好像在说我以前初中的成绩还不错之类的话，但我的老师似乎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
“您说的是，他还不够努力……我会多说他……”他附和着老师的话，“我也不指望他考取什么好的大学，不要做田就够了。”
他耐心地听着，有时候又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在权衡利弊，也仿佛在等待时机。我猜到他想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他终于没有说，这让我松了口气，好像也让他松了口气。他有点低声下气，但还没有乞求于人——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该来，手里的这只蛇皮袋已经让我感到窘迫了。
正午的太阳透过阴天微薄的云层，在走廊上洒落一层微弱的柔光，照着他们的身影。我看见这层光也落在父亲的额头上，让他的额头轻轻发亮。这个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皮肤紧绷在上面，显得十分光洁——是有一层细汗吗？但他的脸颊凹陷下去，眉骨前突，让双眼看起来十分幽暗。他的脸在努力做出一副认真倾听的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无力的神色。
我们送别老师，走出校门时，学校对面的纺织厂也到了下班时间，自行车鱼贯而出，驶出那扇巨大的铁门，冲进两个单位相夹而成的那条狭窄的路。铃声相互冲撞着，叫声和笑声在空气里回荡，然后在不到五分钟的時间里就全部消失了，只有车间里的噪音仍在轰鸣。软绵的阴天之光覆盖着厂区里的水泥空地、积满灰尘的侧柏和凌乱的冬青树丛，让这个被巨大的噪音填充的空间显得如此孤寂。工厂大门前的水槽里，流淌着车间里涌出的污水，在这样暖和的天气里被蒸出了一丝丝的臭味，散发着空虚而无聊的气息。
出校门往左走，学校外围，一排低矮的房子都被改造成了饭馆，专门为学生提供蒸饭和炒菜的服务。这个县级中学的高中生大多数来自县城所属的各个乡镇，学生规模早就超越了原来的设计，后勤设施于是跟不上来，学校有宿舍，但只有最先报到的几个学生住得上，且只能住一年;学校也有食堂，但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一律不予供应。所以，学校附近的居民都做起了学生的生意，两公里范围内的民房大多数改造为学生的出租屋，两条长凳支起一扇门板就是张床;一公里范围内的民房，一楼不是学生饭馆，就是杂货店、台球室和更加隐蔽的游戏厅。这个县城的任何一个地方，仿佛都被这种低矮错落的房子覆盖着，没有一个空余的角落。快两年了，我都觉得这个县城如此陌生。
高一开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县城读书，也是父亲陪我来报到的。我们没抢到学校宿舍，只能自己在外面租房，那时没有电话，联系不到邻村来县里读书的熟人，没法和他们商量合租，他只好让我一个人住到学校附近的一幢老屋里，那里还有一间房，是一个独居老太太的屋子。这幢老屋和我们以前住的老房子是一样的，有股阴森的气息。牌坊式的门楣高耸，门槛处红石勒脚、清水外墙，大门早已斑驳破旧，门轴里总是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老屋就在盱江边上，只要屋后的耳门打开，屋子里就灌满江风，吹得呼呼有声。屋后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柚子树。柚子树十分茁壮，雨伞一样的树冠下安了个裂开的酱油缸，便是我们这些小租客的厕所。经过那棵桃树，向下走十几个台阶，便是宽广的盱江。那天江面上秋风生起，天空碧蓝，江水清澈而缓慢，远处的万年桥和聚星塔笼罩在朦胧的光雾中，是有别于家乡丘陵地带的壮美。
父亲和房东谈定了价钱，然后帮我铺好床，放下行李后便带着我去找蒸饭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他又去菜市场买了二两瘦肉，让人剁成肉饼带走，路上还在杂货店买了一支手电筒和几根蜡烛。
回到出租屋，他拜托房东帮我们把肉饼蒸熟，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嘱咐我各种事项：“不要去盱江里游水。盱江那么大，现在看起来浅，很多地方有水潭你都不知道。”
嘱咐我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冷到了。病了要和家里说。”
他把电池装进手电筒，拧开试了试，在房间里照了照，“夜里要去上厕所的话，把手电筒带上。”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和蜡烛放在一起。“不要拿火玩，停了电才能点蜡烛，人不在一定要记得把蜡烛灭了。”
但他没有嘱咐我不要乱花钱，只是告诫我要把钱放好。我的那件行李箱是藤编的，他专门从家里带了把锁。
芳香的肉味，温热的汤汁，吃完时我已经出了一身汗。但房间里却是阴凉的，阴凉而幽暗。这间屋子是由一间厢房隔出来的，房东住在外面与客厅相连的那间，有天井进来的光照，稍微敞亮;我这间房只有外墙上的一个窗洞，小小的，可以看见屋外的树，但也被树叶遮挡着，终日照不进阳光。他坐在床头，目光在屋子里打量着，也从我身上扫过，脸上略有愁容。又交代我要把钱藏好，然后才在不安中离开了。
高中两年来，父亲来学校看过我四五次。也许不能称之为看我，只是来给我送钱、送米、送干菜，每次都是匆匆的，放下东西，交代几句就走。其他的时间，都是我到了米尽钱光的时候自己回家去拿。今天像这样走进学校，爬上教学楼，找到我的教室，等我放学还是第一次。他是特意穿了干净的衣服来的，并且为了见我的班主任在走廊外等候多时。他有话要说，但并没有说出原本想说的话。他想用自己的疾病为我换来一点关照。
所有父母都喜欢在远处偷偷地观察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例外的。他一定已经在走廊上看到我失神的样子了，他应该也在猜测我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年少的儿子，青春期的叛逆已经被离家独自生活的艰苦磨灭了，对未来的希望也被深深的不安取代，剩下的只有青春期的忧郁，以及比同龄人更严重的焦虑。幸好，我还没有萎靡不振，我还没有想要放弃自己。他抽着烟看我的时候也许会同情我被繁重的学习累坏了的样子吧？心酸而甜蜜的滋味。但也许，当他看到我渐渐长出的喉结时，也会想到我正在不断地远离他们，不再依赖他们，他的心里也许会发出一声叹息。是的，所有的儿女都会慢慢挣脱父母的羽翼，寻找自己的未来，但对他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时间等到那个时候了。 他没有责备我在课堂上的走神，也没有说什么鼓励我好好读书的话，他也没有转告班主任对我的评价。我们就这样沉默地走出校门，顺着一条无尽之路，走在春天轻柔的微风中。
我带他去吃饭，来到我每天在那里蒸饭的小店。
午饭时间已经到了尾声，饭桌狼藉，老板娘的儿子拿着一个大铁盆正在收拾碗筷。一个要好的同学看见我，问我怎么才来，“菜都没有喽！”他笑着说，然后看见我父亲，有点诧异地点了下头便走了。我找个位置让父亲坐下，他问我那个是我的同学吗？脸上浮出了短暂的笑意，我说是的。
“他成绩好吗？”他又问我。
“比我差点吧。”我回答。
他“哦”了一声。好像还想问点其他的事情，但没有问，只是张了张嘴，然后在凳子上坐下来。
我在厨房的灶台上找到我的铝饭盒，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落着几粒糠灰。柜台旁的案板上摆着几盆菜，都已经见底了。鸡骨架五毛钱一份，是这家饭馆里最常供应的荤菜，没有多少肉，但做得又咸又辣，很好下饭;油炸的小鱼干还要贵一些，要六毛钱，大概是盱江里的产物，金黄的鱼籽游离在褐色的汤汁里;素菜只有清炒的小白菜了，菜叶已经发黄，冰冷地聚成一团，但价格最便宜，只要三毛钱。
我每样菜都要了一份。老板一边笑嘻嘻地给我打菜，一边说我今天占了便宜，铁勺在盆子里用力刮擦着，发出金属和沙子摩擦的声音。捞到最后，他把菜盆拎起来往碟子里倒，仿佛要把里面的油脂和汤汁一滴不剩地倒给我。他今天的笑意里不复往日的精明，满脸油汗的脸上也没有了凶恶的表情，大概人少的时候，他就不用那么警惕学生们浑水摸鱼揩他的油了。他今天的大发慈悲里充满了真诚，也许是我脸上轻微的愁容让他感到同情，让他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我不再是一个和他讨价还价的顾客，而是一个孩子。
“那个是你爸？”他的眼睛闪着光，问我。他比我父亲还要年长一些，但每天都那么活泼而精明，对生活游刃有余的样子。
“就收你一块钱吧。”他破天荒给我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我也没有推让。
菜碟很小，但堆得高高的，三个菜在桌子上摆成一个三角形，看起来十分丰盛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吃饭，是在下馆子。
“爸，你尝尝这个。”我给他夹了一块鸡骨架，“我们家没有做过这种菜。”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热情，热情而周到，好像他是我的一个客人似地招呼着他。我觉得自己的热情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一种成熟的东西。是的，他很少来县城，更是很少来我的学校，而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快两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他是这个地方的陌生人。他像所有乡下人一样，不适应陌生的事物。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赶走了心里的愁绪，让自己换了一种心情，想让我们面前的这张小桌子也升腾起快乐的气氛。
“嗯！味道还可以。”他故意抬高了声音说道，仿佛要说给饭馆老板听——其实他已经坐到厨房那的耳门边吹风了。但他也是说给我听的，他在配合我的热情。
我把饭盒打开，用筷子划出一半放到翻开的盖子上，然后把还剩下一半米饭的饭盒推到他面前。“你吃这个吧。”我看了他一眼说道。他默默地接过了，也没有推让。忽然间变得如此细心、懂事，把接人待物的礼节做得如此熟练，让我自己也感到了惊讶。我同时感到他的接受里有一种对我的认可，或者……是赞许。一种自我感动默默地在我心里流动着。眼前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不再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我也不再是他未成年的儿子。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在这盘旋的微风中，不冷不热的天气里，吃着这顿午餐。
他会感到慰藉吗？这慰藉能让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变得快乐一些吗？我心里同时闪过一丝痛苦。是的，懂事的痛苦，仿佛我已经能够感受他的全部脆弱，我对他负有责任，而我无能为力。我们之间的角色在这个瞬间发生了逆转，仿佛他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孩子。
饭馆里的人几乎走光了，虚弱的阳光把我们面前的水泥路照得白亮，大门外的压水井旁，兩三个学生在那里擦洗饭盒。春风摇荡，吹拂着压水井的水管里流散的水珠，晶莹地发着光。多么温柔的春天气息，温柔但无能为力。我为他羸弱的身体而痛苦，也为他将要失去的生命而悲哀。
空荡荡的饭馆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在那里吃饭。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父亲也没有出声，我们就在那静默地吃着，沉默中我们都有各自的心事，但并不觉得尴尬。我突然感到他的到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
以前几次，父亲来找我，给我送东西，都是顺路来的，他必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但这一次他好像是专门来给我送东西，还给我的班主任带了点礼物，又和他说了那么久的话。他可能不是仅仅想为我乞求一点额外的关照。
我们吃得很慢，半个饭盒、三碟小菜，每一口都要咀嚼许久。仿佛彼此都在等待对方开口，在沉默的细嚼慢咽中猜测对方会和自己说些什么。
“菜其实挺贵的，”他轻声地说，“不过看起来挺多。平时应该没这么多吧？”
“都是这个价钱，还好了，也不算很贵……反正是剩菜，也不好卖……”我回答，像个成年人一样解释着、分析着，好像是用我自己挣的钱请他吃的这餐饭，然后又给他夹了几条小鱼。
“钱够用吗？”他问我，没有继续纠缠贵还是便宜的话题。“够用。”我说。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钱，但读书、吃饭的钱还是帮你留好了的。”他努力像让我感到安心。
三个碟子上曾经高耸的食物渐渐塌了下来，像一堆根基空虚的土墙。但我们仍是那么细致地吃着，小心翼翼地，变得斯文起来。我们用“吃”这个动作在逃避，让我们看起来都显得很忙的样子。我对他说了句“知道”以后，两个人又变得无话可说了。
我们吃得越细致，反而显得越寒酸，那种贫寒之家的缓慢和珍惜让我感到了一点刺痛。我们都在努力地照顾彼此，用客气、礼貌和小心翼翼表达着对对方的体贴。但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始终在我们的饭桌上飘荡，我们都在极力避免触碰到它，怕它一碰就爆炸。 他忽然抬起头，环绕着饭馆四周张望了一番，仿佛心里做了一番研究。
“盖这个房子也不会花太多钱，”他说着，“但真是太好挣钱了，学生的生意稳定，没有一点亏本的风险……毛利最少有50%，一餐一百多个学生吃饭，不包括早餐，一天就有两百多次，一次两块钱就有……”
他说着说着就不说了，眼睛回到饭桌上，目光黯淡下来。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之前可能还有，但现在没有了，将来更没有。是的，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资格谈论未来的人了，只是在尽最后一份父亲的责任而和我坐在了一起。这个瞬间他似乎承受不住了。我看见他脸色萎谢下去了，变得更加苍白，低下头，仿佛要缩起身体，把自己藏起来。我知道他今天的到来也是鼓足了勇气的，他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当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依然掩饰不了他的满脸病容，他风吹就倒的身板。
癌症。胃癌。我读初一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不好了。初三的时候，他去南昌的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去年夏天便确诊是胃癌了。
暑假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在家里，姑妈和姑父也来了。他在卧房里发脾气，母亲做了一碗肉饼给他吃，他推开了;过了半个小时，母亲又热了端过来，他又推开了，火气变得更大。我对他频繁发脾气感到了厌恶，也对母亲这样不断讨好他感到不解，“不吃就不吃！干吗要老端给他？”
“现在不吃，以后就没命吃了。”母亲也和我一起坐在耳门边的那条长凳上，我看见她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但她没有哭，她的声音也是平静，没有发抖。
我顿时沉默了。一片巨大的阴影袭来，我忽然体会到了绝望的感觉，感到透不过气来。是啊，人生第一次知道，在抑郁、厌倦和惶恐之外，还有这样黑暗的感情，像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没命吃”，我的脑袋里缠绕着母亲的话，知道了死亡。
耳门外吹来了夏天的凉风，外边的院子里有一口我们家挖的水井，有一间厨房和柴房，房子后面，也有三棵长了十多年的泡桐树，稀疏宽大的枝叶，在屋顶上洒落了斑斑树影。姑父和姑妈在房间里陪他，我听见他用一种压抑住吼叫的声音逼问他们，他得的是不是癌症。他变得那么狂躁。姑父说：“不管是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希望你会好起来，包括振祥也一定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姑父为什么要提到我。我觉得这样的安慰对他是没有用的，但是却听到了我的耳朵里，也许他们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多年后我才明白，姑父的话并不是安慰，而是一个寄托，是叫我快点懂事起来，趁着我还有点读书的天赋，努力考取大学，给父亲的余生更多一些希望。对于罹患绝症的人而言，除了死亡的恐惧，最大的折磨就是失去了憧憬未来的资格，是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配拥有未来。
在确认自己患上癌症以后，父亲有好多天都躺在床上，对于那些前来探望他的亲友，他都是淡淡地应付着。疾病还没有把他侵蚀得形销骨立，但他的目光已经失去了神采。他有点封闭自己，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冷淡的，既表现不出特别的兴趣，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发怒。也许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多余的人，所有的慰问、关心和照顾都是不值得的。
今天我是多么理解他，他的淡漠不是在拒绝，而是用这种方式维系内心迅速流失的尊严，他害怕被人看破内心的虚无、虚无过后的自卑。是呀，如果人类全部的自尊都来自于对生命的热爱，那么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就不再拥有自尊。他也许认为自己在即将成年的孩子面前，也会渐渐失去父亲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脆弱的病人被另眼相待。
他一边吃饭，一边计算着饭馆的收益，忽然间欲言又止了。是呀，这是别人家的生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生活那么长远，足够一家人慢慢筹划，即使是我们自己家的，也和他这个重病在身的人没有关系。我仿佛看穿了他的卑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不配拥有憧憬、好奇，甚至热爱，而他苍白羸弱的外表已经向人说明了他重病在身的事实，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患上了绝症，都会对他这样热心于将来的期待感到可笑。
就像他羞于询问那个和我友好地打过招呼的同学一样，他也不再越厨代庖給饭馆老板策划生意了。“那是因为别人有这个命，只有生在这里才做得了这样的生意。”他淡淡地给自己的话收尾，仿佛在回应周围的人无声的嘲笑，尽管没有人在关注他。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单独坐在一起吃饭。他像所有农村里的父亲一样，没有读过多少书，一生在泥土之间纠缠，和自己的子女向来都不亲近，他们对孩子最温柔的时候是打骂后的抚慰。我们这样在一起吃饭是奇怪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别扭。我们就这样缓缓地吃着，有时候说一两句话，敏感而真诚，仿佛彼此心里都藏着对对方的温柔。
时间在寂静中流逝，冷却后的饭菜给人一种荒芜的感觉。我们坐在门口的方桌边，他的脸朝向屋内，处于逆光的位置。光从屋外进来，让他整个人沉浸在淡淡的阴影中。他瘦削的脸由苍白变得暗淡，散发着幽幽的阴冷气息，仿佛缠绕着无边无际的丝线。
身材发福的老板娘蹲在压水井旁，她脚边的塑料盆像个巨大的洗澡盆，泡满了碗筷、菜盆和碟子。她叹了口气，朝盆子里挤了一堆洗洁精，叮叮当当里清洗起来。渐渐浑浊的水面上堆起了洁白的泡沫，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彩虹色的微光。几片泡沫被风吹起，飘飞在空中，荡漾着，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她的目光偶尔向我们望了过来，那目光如此复杂，有点锋利，又有点忧郁的同情。
“你觉得自己能考取大学吗？”父亲忽然这样问我。
“考个差一点的学校应该可以吧。”我有点敷衍地说。我想起班主任和他的对话，“马马虎虎，不太好也不太差”，我同意他对我成绩的判断，这是一个平庸的前途，我其实并不甘心，我也害怕自己的人生被注定的想法。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不要看不起差学校，只要自己坚持努力，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那时的我并不是很懂他的意思。机会是什么？将来有多远？年轻的我没法想象这些。实际上我对一年以后的高考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感到大学像个美好的梦，它代表了一种值得骄傲的东西，能够改变我的卑微处境。我于是“哦”了一声，显得有点不耐烦。 “读书会累人么？”父亲又问我，他没有因为我的敷衍而气恼，反而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耐心。
他的体贴让我感到惭愧。可是，我真的累吗？和夏天干农活相比，这当然是不累。我每天和所有同学一样，在教室里听课、考试、上晚自习、早自习，回到出租屋后，继续做试卷、做习题，然后睡觉、醒来，重复前一天程序，我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生活算不算累。
“我觉得还好。”我诚实地说道：“和其他同学一样。上课。复习。做作业。”
“如果觉得累到了，要去买点吃的。”父亲好像是在劝导我，“家里没有给你买过牛奶那些营养品，你可以自己去买，不要担心钱的事情。”听起来又像是和我表示歉意。也许这歉意里还有一层更微妙的情绪——觉得我很懂事，他是欣慰的，但也为自己不能给我更多的东西而感到伤心。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在低头夹菜的那刻忽然说出了这句话。
杨花飘荡，中午的街道寂静无比，即使偶尔驶过一辆自行车，也像是虚构的。从饭馆里出来时，我的思想始终飘忽着，想要抓住任何坚实的东西都不能够，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走，全部的心神都不能回归现实。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想着父亲最后说的这句话，他看起来轻描淡写，实际上是闪避的，直到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他的眼神都在躲着我，仿佛害怕我会追问这句话的背后意思。
我们向南走，走在校园的高墙下，经过早已破产倒闭的酱油厂，从街角那个臭气熏天的公厕，走进了一条煤渣铺成的小路，听见盱江上的风声越过屋顶吹到我们耳朵里，吹到我们的眼睛上。那根废弃的烟囱比我在教室里看到的更加高大，棕红色的砖石布满了细小的黑点，底下还被人挖出了几个破洞，仿佛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厂区外，破烂的、长满了苔藓的青色围墙上，攀援着金黄色、长满绒毛的南瓜花。墙角的半分地里，柴灰在石头上堆积出来一畦菜地，腐烂的报纸挂在韭菜的绿叶上，是粪水浇灌的痕迹。走了一百来米，再向右拐去，便走进一条窄窄的深街。坚硬的、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低矮的老屋，发黑的木柱向这条深街倾斜，像要将它埋葬。黢黑屋顶上的蓝色轻烟，连烟囱也是弯曲的。我们仿佛走在梦境中，眼前的房子好像是尘埃建成，在我们身后不断散落成了灰烬。
终于到了我租住的那幢老屋。大门洞开，但屋子里静静的，租客们都在睡觉，大厅里显得空空荡荡。跨过天井，到了正厅，父亲往房东的卧室里探了探。
“婶”——他这么称呼她——“我们回来了。”
房间门开着，但没有人，屋子里收拾得十分整洁，高高的案几上，滴水观音旁边放着一台金灿灿的座钟。
“在这里的，等你好久。”房东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厨房在屋后的位置，隔得有点远，“你们过来吧，汤太滚了，我就不端过去了。”
这幢老屋比我们家的那幢大了很多，走过神龛旁的耳门，屋子两侧还有两间厢房，然后又有一道窄长的天井——也许不能算天井，只是屋顶上凿开的采光天窗——才到了房东家的厨房。
厨房里有点黑，我是第一次到她这里来。老太太刚洗完碗，正在用抹布擦干灶台，然后把灶台上的兩个碗放进她的雕花橱柜里。
“我以为会早点来呢，怎么这么晚？”她对父亲说道：“蒸的肉放在井锅里，你自己来拿吧。”
老太太快七十岁了，她和儿媳妇划不来，一个人独居在这里，靠出租老屋剩下的几个房间生活。我有好几个晚上听见她在卧房里嘤嘤地哭，边哭边骂“狐狸精”、“讨债鬼”，哭了又喘，喘了再骂。
她把抹布拧干，递给父亲，“你自己端吧。”又从筷子筒里抽出双筷子给了我。
我们在厨房里的方桌边坐下。肉饼的芳香充溢着整个厨房，微弱的天空透过屋顶上的一片琉璃瓦，照射出一道更加微弱的光柱。笔直的光柱里灰尘游动，不时消失在黯淡中。
肉吃了一半，汤喝了两口，我就把碗筷推给父亲，“叔——我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你吃吧。”
老太太笑了，“哎哟，这么懂事！”她把锅盖擦了擦，支在灶台的墙边，腾出的两只手叉在腰间，看着父亲说道，“你的仔还很乖嘛。”忽然又对我说：“要认真读书，对得起你爷娘哟！”
“读书怎么样呀？”这次他问的是父亲。“还马马虎虎，”他重复着老师对我的评价。
父亲吃完，起身要去洗碗，似乎也不想和她继续谈论关于我的话题。
“不用，不用！放这。放这。”房东拦住了他，她的身体微胖，用胳膊支开父亲的时候，好像比他还有力气。
父亲讪讪地退了回来，“那真麻烦您了，婶。”
“这算些？”老太太咬着纯正的县城口音说道，“根本就是小意思。”忽然又说：“你身体不好吧？要注意养哦。我这里前年住了一个万坊的男孩，他爸当年就走了。那个男孩比你仔学习还认真，生得高高瘦瘦的，后来书都没读了。哎哟，可怜呀。”
父亲沉默了，他不想接她的话，但又不能不应付她，于是“嗯”了两声。想重新坐下似乎又不情愿，站在灶台边显得进退失据。我感到了老太太的骄傲，也许她的话并不是故意的攻击，但那种城里人对待农村人的傲慢态度却很真实。她对我们的同情也是真实的，其中包含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幸运和自得。
“爸，你到房间里睡一下吧。”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父亲和房东告辞，回到我那间更加幽暗的小屋里。
他似乎遭到了打击，精神更加萎靡。但他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打击，告辞时仍然不失礼貌，边走边说着感谢的话。
房间门口放着他带给我的东西。一袋米，一小袋红薯，都用蛇皮袋装着。还有一罐霉豆腐、一罐腌菜，用报纸和塑料袋包着，藏在了大米里。还有十几个鸡蛋，塞在一个大玻璃罐中。一只牛仔布做的旅行袋，里面装了几件夏天要穿的衣服，放在这两个蛇皮袋上。
我打开门锁，让他去床上躺着，自己把他带来的这些东西一件件取出来，摆在门板做的矮桌上。房间里有股阴冷的霉味，窗洞外的树叶静静的，传来邻居驱赶猫狗的声音。我从天井的压水井那里打了一桶水，坐到房门外那扇已经被锁死的老屋侧门边——那里有个排水沟，在那里洗衣服。屋顶漏下了一点天光，门缝里吹来一丝丝暖风，尼龙裤子在肥皂水里被搓得发出了轻响，一切是那么温柔平和。我沉浸在自己的劳作里，感觉微凉的水、涌起的泡沫，都是一种宁静的享受，仿佛一点心事也没有。 离下午上课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老屋里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脚步声和咳痰声。天井里飘过了两个女孩的窃窃私语。哗啦一声，大概是手里的书本掉了——她可能正在锁门，书本从胸前滑落。我正在拧干衣物。倒水的声音，排水沟里汹涌的浪花和泡沫。我加快速度，把滴滴答答的湿衣服重新装进了水桶，回到天井那里用清水再次冲洗了一遍，然后提着桶把衣服晾在大门外的空地上。
干燥开裂的竹竿是浅灰色的，湿漉漉的衣服是黑色的，一阵肥皂的清香抖动开来，一点钟的天光变得更亮了一些。是的，多么平和的一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湿衣服滴着水珠，鸭子蹒跚着在屋檐下的水沟里啄食，那条狗如此安然地蜷缩在门口，轻轻地翻着身，仿佛在做着梦。
回到房间，父亲像是睡着了，他合衣躺着，掀了一角被子盖在胸口。他从没有在我这里睡过，今天是第一次。我收拾课本装进书包里，轻手轻脚怕吵醒他。但他其实并没有睡着——“现在要去学校了吗？”他忽然问道。
“嗯。”
他从床头支起身体，靠在墙上，“我跟你一起去。”
“你还要去我们学校呀？”我以为他想继续找我的班主任，把上午想说但没有说的话说完——那该多讨厌，我有点不耐烦。
“我不去学校，跟你一起出去，送你到学校我就要回去了。”
“你要么在我这里睡一觉再走，我留把钥匙给你，学校里我还放了一把。你帮我锁门就是了。”
他没有答话，窸窸窣窣地摸着裤子内侧的口袋，掏了几张钱出来，然后留了一张，把剩下的都递给我。“以后会多给你一点，还以为这里吃饭比较便宜呢。”
我打开箱子，把钱放在衣服底下。他看着，问我这样放钱会不会被偷走。我说不会，把箱子重新锁上，“房东每天都在家里，很少出门。隔壁那幢房子的房东也是两个老人家，都是天天在家的。”我尽量把话说得很温和，怕他察觉到我刚才的厌烦。
“好。”他也温和地应答了我，然后从床头坐到了床沿上。竹床发出了一阵叽叽嘎嘎的声音，仿佛忍耐着不可承受之重。“你也过来坐，我有事给你讲。”
刚才我一直站着，这回也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并排坐在床边上，垂着头，像田间劳作后的短暂休憩。我想起那年夏天，他从医院回来后，我和母亲也是这样并排坐在家里的长凳上，一样地垂着头。我不敢回头看他，把眼睛盯着窗外的树，树叶时动时静;窗玻璃的边缘结满了蛛网，蹲着一只壁虎，耐心得一动不动，像死了似的。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
他掏出衣服口袋里的烟和火柴，划了两根才点着。火柴棍落在房间湿冷的泥地上，一寸寸燃烧、熄灭，最后变成一条蜷缩着的灰烬。幽暗的屋子里，一点红光闪烁着，烟味很快弥漫了整个房间，烟雾遮住了他的脸。他的头朝我微微侧了一下，仿佛要认真观察我的表情，但马上转了回去，隐藏在更深的角落。
“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他重复了饭馆里的那句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晓得了。”
他舒了一口气，像在整理自己的情绪，也许在考虑接下来还能说些什么。沉默是不應该的，但是，更不应该流泪，不能哭！哭应该交给母亲和姐姐。我们都达成了这个默契。
“我们家不能和别人家比的。”我好像听见了他的叹息，若有若无的，也许是我的幻觉。
“晓得了。”我平静地应答，仿佛冷淡地接受了他的歉意。
“你也懂事，学习也努力。今天上午我见到张老师，他跟我说，你能考取大学的。”
“好学校难说，但差一点的学校一定考得取。”我仿佛在向他保证，双腿在床沿下轻轻晃动，遮掩着身体的颤抖。
“万一没考取，我跟你妈也说过，要让你再复读一年，千万不要做田了。你吃不了这个苦。”
“会考取的。”我轻轻地重复着自己的承诺，“我也吃得了苦。”
“一家人总要出个读书的。”他像在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又说道：“你哥哥和两个姐姐以后都会出去打工的，现在是没办法，要照顾我。以后就好了，他们会挣钱帮你，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我知道他说的“以后”是什么意思。在那个“以后”，他会死。
“晓得了。我也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自己的话里有一种辩解和期待。
“考取大学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要努力。你哥和姐都不会读书，那是他们的命。”父亲的话让我感到迷茫，但我尝到了话里苦涩的味道。
如丝如缕的烟雾在屋子里扩散，终于变成了一片迷蒙。从窗洞倾泻进房间里的天光也变得更加模糊了，仿佛在某种机器的震颤下，变成了十分细小的微粒，混淆了明亮和幽暗之间的边界。一种“幽冥”似的东西在我们之间飘荡。
母亲也喜欢说“命”。但她更常说的是：“你没有这个命。”大姐初三想复读一年再考时，她说：“我问过老师，你真的没有读书的命”;哥哥想当兵，体检时被刷了下来，她也说“你没有这个命”。我还是第一次听见父亲对我说“命”这个词，说得如此缓慢，如此郑重，如此残酷，使我不得不相信他说出了一种真相式的东西。他说我的“命”是好的，比他们都要好，似乎也说出了我本性中的冷淡，以及和他们的疏离。也许他更是说给自己听的，当他判了自己是条苦命时，在无奈中反而成了一种慰藉——成了一个苦命人这不是他的责任，是命。
“命都是说不准的。”我忽然说道，像是在反驳他，也像是在安慰他。是的，当他说我有一副好命的时候，可能是他不得不坚持的信念，也可能是他沉重无比的失落。我只有告诉他任何人都是命运难料的事实，才能让他在命运不公的自我处境中稍感轻松。
我们准备出门前，父亲又朝房东的卧房那里望了望。房门开着，天井的微光中，座钟在案几上滴滴答答地摆动，老太太坐在一条竹椅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样子。父亲仿佛如释重负，也许他和我一样，庆幸不用再去和房东敷衍辞行的礼节。
屋外吹着微风，空气里飘着花粉味，温软得让人犯困。虽然还是阴天，但天空比上午我们回来的时候更亮了一点。盱江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挖沙船的马达声，声音翻过老屋的马头墙和屋顶在空中飘荡，有时近有时远，虚幻似的。老屋对面的院墙内是个木板厂，传来了阵阵电锯的噪音，撕扯着耳膜，尖锐而清晰。 一排老屋，一条巷子，然后便回到了学校围墙下的那条水泥路上。急匆匆年轻人的步伐，紧张的自行车骑手，背着书包正在赶往校园。但我们却走得很慢，像房东家座钟里的那根时针，仿佛每走一格，生命就消失了十二分之一。
我们的缓慢有一种彼此关照的情愫，我在照顾他的疾病，而他在向我告别。
是的，他今天是来和我告别的。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用心。趁他尚能自己走动的时候，趁他还能在陌生人面前维持一个父亲的体面形象的时候，他来和我告别了。等到他形容枯槁的那天，即使他还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我，他也会卑微如尘埃了。他仿佛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白衬衣雪白，领口和袖子已经磨花了，翻出了纤细的绒毛，散发着朦胧的毫光，轻盈地包裹着他的肉身。今天他收拾一新，刮了胡子，穿上了一套出门见客的衣裤，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病容，却没有逃过任何人的眼睛。
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上课铃骤然响起，他于是转身对我说：“你快去上课吧，我一个人慢慢走过去就是了。又不是很远。”
我也跟着停了下来，说道：“那你路上小心点。”
我本来想说“我送送你”，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是的，我还没有学会如何面对告别的深情，但更真实的也许是，我还没有力量回应这场告别——和永别相近的告别。再过些日子他就要卧床不起了，我们都在预感中等待这个日子的到来。“我送送你”这句话也许还不属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我因此就在“未成年”的这个字眼里逃避过去了。是的，我感到了害怕。但如果是现在，我多么希望说了这句话，做了这件事情，让他在痛苦的告别中感到一丝来自年少儿子的温柔和依恋。
我于是站在原地目送他转过身去，他要向西走，走到盱江河畔。
他似乎感觉到我没有走，走了十几步回头看我，朝我摇了摇手，又向前推了推，仿佛说着“别怕”，“去吧”，仿佛告诉我他一个人能行。
是的，他能行，他能一个人走到河畔的临时车站，然后一个人坐上一辆中巴，到了镇上，再走十几里路回到我们的家。他还有这个体力。但他终究是要一个人走了，我们都将慢慢离开他。
来看我的时候他背了三个蛇皮袋和一袋衣服，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着。学校里传来了上课的朗读声，校门口的这条路变得空阔而宁静了，他就这样在静谧的路上慢慢走，松软的白衬衣包裹着他消瘦的肉身，让他迎风飘荡着，终于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是啊，我觉得他不是回家，而是在走向死亡，而最残酷的事情是，我們都知道了这次告别的真相。当病痛不断深入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要在生死之间划上一条界线，但那天并不是生命终结的时刻，而是生命完全失去力量的时刻。他害怕自己被疾病摧毁之后，无法再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了。
在那拐角的地方，如果他再回头看我，也许会看见我脸上的泪痕。
春风吹着空荡荡的校园，春风在我眼前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