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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平先生是一位用绘画和作为感动济源、感动河南，最终也会感动中国的人。
公元前3000年，所罗门国王曾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站在济源太行蟒河口玉皇岭上刘石平老人的“家”，猛然想起这句话，细细地品味着，在此之前，谁的境遇和他一样呢?以前千百年里，有过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事吗?陶渊明?髡残?八大?曹雪芹?都像又都不像!这些都是名留青史的人，是伟大的。而刘石平一点也不伟大，普普通通的平凡再平凡不过了。除了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更早些时甚至一文不名，年近九十隐居深山，过着基本上原始的生活。
这是怎样一位神秘人物。
刘石平是幸运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年纪轻轻就考进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重庆国立艺专”，受教于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倪贻德、傅抱石、关良诸先生，与李可染、席德进、吴冠中，苏天赐等师出同门。在今天看来，这一串令人高山仰止，光芒四射的名字汇成的灿烂星河，当年的刘石平则沐浴其中。名师高徒，字列孙山，为他一生的挚爱做了最雄厚的铺垫。
刘石平是不幸的。五十年代后期，正值如日中天，大好年华之时，他被错划右派，从天堂跌进地狱，遭受了许多年不公正的待遇。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的名字彻底在人们生活中消失了。我翻看了最近大部分有关刘石平的报刊报道，都尽量不提这一段生活，或者蜻蜒点水一笔带过，然后用一些美丽的词藻：淡泊名利、甘受清贫、潜心教育，桃李天下等等轻轻掩饰。其实，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刘石平遭遇了许多难以言云的屈辱与坎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无可避免的命运，刘石平也不例外。也正是那艰难困苦的年月，刘石平被打翻在地并让人踏上一只脚，尽管没有永世不得翻身，但当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时候，早已是“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物是人非了!
三十年前在济源，我曾见过刘先生两次，其中一次是在一个展览中，挂有他的作品，混列在市县级作品之中，既不突出也不醒目，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既不多言也不多语。大家见个面，点点头，握下手而已，一切都是淡淡的。那时我就闻听刘先生的背景，当时来济源也有不少“名家”，个别的趾高气扬，招摇过市，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刘先生面前称大。其实按学历资历，大多该是儿子辈或孙子辈的。刘石平少言寡语，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中，真个的“沉默是金”了!
我没见过年轻时的刘石平，但我想那时的他一定不是我见过时的样子。是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变得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终生孤苦一人。面对大千世界，他几近销声匿迹。美术批评家范洪在推荐张伏山的文章中一开头便写道：“画家张伏山先生的艺术，被社会湮没多年，直到今天才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张朋、陈子庄、黄秋园，梁崎相继被发现的今天，仍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大画家，默默无闻，遗贤乡里，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也充分暴露了以前的文化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这里所指的“默默无闻、遗贤乡里的大画家”，刘石平就是一个!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受尽人间凄苦的他，从不对人讲诉他的过去，这也是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们没有记录下他那段生活的根本原因。我与他匆匆见过几面，亦不愿刻意触碰他那不曾示人的痛处，这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不必再提。近二十年来，这方面的描述太多，于事无补，不如放下，按一句时髦话讲叫“向前看”。好在刘石平先生比陈子庄、黄秋园、张伏山幸运的多，直至今日还健健康康的活着，直至今日还挥毫不止，这就足够了!谁说老人没有爱?绘画就是老人一生一世的挚爱，大爱无疆。他除去生病卧床之外，几十年没有离开过画。有一个记者曾写道：“刘石平又回到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开始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每天早晨或课余都要到大街或集市上画速写，凡走卒、乞丐、老人、小孩，都是他画的对象……”这一段描述是真实贴切的!但这时的刘石平只是为了爱去画，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或其他，他从苦难中走来，把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在始自童年就酷嗜的绘画上了。
刘石平先生自己讲述：他从小爱画京剧人物，正因为爱京剧，他的幼年，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京剧鼎盛时期，那时在济源也有京剧，叫做“黄戏”。但县里没有剧院，有的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剧团，每逢节日庙会时常演唱，只要有机会，他总跑去看，从不轻易放过。
其实那时他只有几岁，哪里懂得什么叫戏，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被那些悦耳的唱腔，华丽的服装以及火爆的武打深深吸引着，乃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正因为戏看多了，又听大人们不时地讲解，慢慢对戏里的故事也有所了解，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寒窑受苦的王宝钏、还有赵子龙、穆桂英、黄天霸等等，舞台上英俊的形象和优美的动作，深深刻进了他幼小的心灵里，每次看戏回来，就情不自禁拿出笔来画，凭着记忆和想象去画，据刘石平讲画着画着就觉得心里美滋滋的，简直是一种绝美的享受，于是画京剧人物成了刘石平学画的开始。
那时候京剧盛行，京剧人物印刷品应运而生，特别是年画，无论书店市场都有销售。他的父亲经常买一些张贴在屋子里，给他的印象很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有一种名叫“哈德门”的香烟，烟盒里装有京剧小画片，彩色精印，十分美观。他积攒了许多这样的小画片，时常拿出来把玩，爱不释手，那是他学画京剧人物的最好范画。直至今日他还念念不忘“长板坡”里赵子龙一手举枪，一手拿马鞭的英武形象。那马鞭和枪什么样，盔甲和靠旗怎么扎，靴子是怎样穿，诸如此类，他早在孩提时代已是捻熟在心了。
随着年龄增长，由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功课忙了，画画的时间少了，中学虽有美术课，画的都是静物、风景之类。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在外，看戏的机会少了，在学校里无论课内课外，搞宣传，出墙报，刘石平的兴趣自然也转到这一方面来，那时候他画出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
在我国绘画领域里，历代画家所画的题材大都是山水、花鸟，即使是画人物，也都是高人雅士或仕女之类，似乎这才是传承的正统。即使有画戏曲人物的，如清代苏州的胡三桥，也只是偶尔为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即便如此，刘石平对京剧的爱好却始终没有变，非但不变，且与日俱增，他不但学唱，而且学拉。在学校里，他与爱好京剧的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京剧社，演唱传统京剧。
济源市委书记段喜中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就几次和现常委副市长薛玉森到玉皇岭刘石平的家去看望他，并明确的说：“刘石平老人是济源的财富，我们一定想方设法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画册，让老人的画走出济源，叫响全国。”
我第一次和济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军星在“刘石平艺术研讨会”上畅谈时，就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老一辈艺术家关爱的决心和力度，晚宴时政协主席任传国又反复询问了刘石平老人的各方面情况，时隔一周，在济源龙头企业“豫光”的支持下，“豫光杯刘石平艺术作品展”在济源大会堂举行。济源市国画院 同时成立，刘石平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我与市委宣传部李军星部长，河南书画院院长谢冰毅一同为展览剪彩，为画院挂牌，感慨万千。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听到市委市政府的介绍汇报后也专门来济源看望并慰问了刘石平，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尽管是迟来的爱，但它宣告了刘石平先生新的生命周期，在和谐的时代将迈出隆重的一步!
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都有他的标志、象征和品牌。譬如国徽、天安门、华表是中国的标志，二七塔为河南的象征，那么刘石平就完全可以打造成一张济源市的名片。以他的年龄、资历和艺术上的成就，仅存于世的老一辈艺术家能与之匹敌的已寥寥无几，在济源市委市政府的全力举荐下，在广大拥戴者众星捧月的摇旗呐喊中，刘石平先生苦尽甘来，必将为自己奏出最华丽的一章，刘石平这一生也不枉此行了。
有人是因为一幅画、一支歌、一首诗而一举成名，譬如罗中立画“父亲”；德德玛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未央写“祖国，我来了!”。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譬如赵本山。刘石平不是，刘石平是一生砥砺、一生磨练、一生修行、一生积累，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一种矢志不渝的兴趣与爱好。我想起了诸葛亮，如果没有“三顾茅庐”的故事，他只能是躬耕南阳，历史上也就没有了这个人物，诸葛亮的出山，其实是一种偶然。刘石平的出现，也是一种偶然，但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历史，常常偶然中带有必然，刘石平重返画坛，获得他理应得到的了解与尊崇也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不妨再回放一下刘石平心中早年的镜头：
从重庆沙坪坝穿过两旁低矮的破旧民房，顺着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不久就到了嘉陵江边，渡过江，沿着山路再往前走，大概七八里路，迎面山坡上竖立着两座高大的石坊，上面刻着斗大的黑色行书字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走上山坡，穿过这个大门，只见前面不远处绿荫掩映下，一片黑色的瓦房，渐渐走近，还隐约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弹奏声，这里就是抗战时期由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成立的国立艺专。
1943年秋，22岁的刘石平千里迢迢从河南家乡来报考这个学校，有幸被录取，当时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困难也接踵而来了，他带的路费早巳花完，家乡沦陷，信息不通，没有钱，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怎能入学呢?连续几天都是向亲朋借款度日，但终究不是常事。记得有一次一位好心朋友写了封信让他给一个人送去，意思是向那人借钱。刘石平跑了好远的山路，却被婉言谢绝了，害得他整整一天水米未进，深秋时节，又冷又累又饿，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本来按国家规定，凡沦陷区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但要等领导批下来才能付诸实施，为解燃眉之急，刘石平只得暂时放弃学业，谋了一份香国寺小学教师的职位，以图暂时糊口。不久国立艺专举办了一次师生作品展，琳琅满目的书画布满展室。参展作品有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的山水及关良的戏曲人物等，刘石平赶去参观，看后兴奋不已，他心想不能再等，毅然辞去教师职位，前往艺专报到，恰好公费很快批了下来，尽管仅能解决吃饭问题，但已是让他喜出望外了。
刘石平在艺专是学习西画的，同窗如苏天赐、刘颐勇、陈泽浦、谭训鹄、李宣、何正慈、李承仙、梅先芬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其中几位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人物。
当时的教室就设在山坡前一片开阔地带，房屋都很简陋，是用竹子和泥灰做的墙壁，一排一排的。当时教素描的老师是广东籍的胡善余先生，胡先生平时为人和善，但教学时却很严肃，如果你画得不好，他会严厉批评，然后再给你讲技巧。
画素描用的是木炭条，用木炭条画画是可以打掉的。刘石平买不起好的素描纸，只能用本地生产的土纸。为了省钱，他每次画完以后就打掉再重新利用，或把纸翻过来再画，如此这般一张纸就可画三四次。开始画石膏像，后来转入画人体，这对同学们来说非常新鲜，模特儿们男女老少都有，每当上课铃一响，他(她)们就到教室把衣服脱光，在指定位置上摆个姿势，冬天也一样，那时没有暖气，只是在模特儿两边放上火炉，这样要坚持一个课时。西画主要科目是油画，刘石平根本买不起油画用具，只好暂时借用同学们的。说实话，刘石平当时除了吃饭是公费外，平时连一文钱也没有，冬天里也常常穿着草鞋，多亏一位贵阳的亲戚和朋友们接济，才勉强可以度日。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在来信中鼓励他：“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学宋士杰告状，走着说着!”这句话让刘石平铭刻在心，一次次刻苦振奋，度过了难关。
学校的寝室是在离教学区不远的一个大院里，他住的那座房间横七竖八放了许多双人木板床，他睡上铺，上下很不方便，同室都是外班同学，陌生孤独的刘石平常常趴在铺上想家。
院子后面是厨房，紧接着是一个大饭厅，所谓饭厅无非是一个竹子加茅草盖的大棚，每到开饭，用许多大木桶盛满了饭，需要自己去舀。平日多是大米饭，饭里有很多草籽，每周改善两次伙食，四川人叫“打牙祭”，这时可以吃到肉，面条、馒头什么的，这也是刘石平最高兴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紧张的学习，也有娱乐。那就是演唱京剧和歌曲，演话剧或跳舞。他们演过曹禺的名剧《日出》，导演是李朴园先生，当时在重庆的次坪坝连演十余场，场场爆满，轰动一时。
人生是那样的微妙神奇与不可捉摸。当年在这块圣土上的艺术家，经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变幻，有的成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举足轻重的大师泰斗；有的流走海外成为某国某地区的一代宗师，有的改弦更张去做了别的，林林总总但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至今健在如刘石平者形单影支，隐居深山，远离世俗，无名无利，仍在拉着京胡，唱着京剧，画着自己的挚爱。
2000年刚过，刘石平得了一场大病，在恢复期，老人由侄儿刘鸿喜陪同到城外山里走走。走到蟒河口玉皇岭上，忽听有人唱京剧《霸王别姬》，对于酷爱京剧大病初愈的老人来说，这唱腔犹如天籁之音，他愣住了，大山里怎会有人唱京剧?循声而下，竟发现原来是一位老农在放录音，这老农叫宗福元，是一位经历过上百场战役的老战士，解甲归田，隐居山林。宗福元子孙满堂，却喜欢独自居住，自食其力，每天在山上山下忙碌，鸡鸣即起，日落而息。老人乐呵呵的说：“一年打的粮食三年也吃不完，还是劳动最幸福，最愉快!”老人种树成瘾，二十多年来，他把玉皇岭上下整整披上了一层绿装。宗福元也喜爱京剧，刘石平大他五岁，两位老人攀谈之下，发觉相见恨晚，瞬间成了知己。宗福元邀刘石平来山上住，刘石平也正有此意。宗福元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刘的画室，很快刘石平就搬进山中。说来也怪，原先刘石平睡前总要吃几片安眠药，然而自从进到山里之后，每天都睡得非常安稳，身体也日益健壮起来。
原先宗福元买不来京剧磁带，刘石平那里却很多，都随他带上了山，济源常 委副市长薛玉森听说刘石平住进了山里，马上赶去看望，并专门派人为他修缮了房屋，两位老人说山里不通有线电视，薛玉森随即又指示有关部门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接收器，现在两位老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收看戏剧频道了。
此后的岁月里，刘石平与宗福元互相陪伴，相得益彰，生活充满了和谐欢乐。用刘石平的话说：“这里虽然条件很差，但山青水秀，风景优美，他种地我做饭，一个担着挑子能上能下，一个拿起笔来能写能画，他吃了饭去劳动，我上午画画，午休后看书、养花，晚上一起看京剧碟子，生活惬意得很!”有的记者采访时打趣的对一身泥土的宗福元说：“你看刘老师穿的多干净。”宗老汉笑起来：“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人家是画家，性质不一样。”宗老汉最高兴的是自从刘老师搬来后，这里一下子热闹了，每个月都会有一群京剧票友追到这里来，让刘老师拉弦过戏瘾，每到这时候他就不去干活了，跟着刘老师一块过戏瘾。
市委书记段喜中听说刘石平京胡拉的不错，也曾在看望老人时让老人来一段。刘石平转身取下挂在树上的京胡，欢快的曲调瞬间就在大山中飘荡起来，老人的侄儿刘鸿喜脱口随着琴声开唱，随后，刘石平又自拉自唱了一段《红灯记》，赢得了阵阵掌声。余兴未尽，段书记又随老人来到画室，刘石平乘兴挥毫，瞬息之间，一幅“苏三起解”跃然纸上，令大家叹为观止。
这就是老人的晚年生活，一幅欢乐祥和的田园风情画，两位老汉尽可贻养天年了。
然而现实并非到此为止，如若那样也不必我浪费这许多笔墨了。
刘石平是一座艺术金山，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与国家。我们如今开采他挖掘他，决不是要打破老人安详而平静的生活，老人尽可永远在大山里生活下去，但他的艺术经历了一个甲子的锻造、锤炼，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应该让世人知道，让世人了解，不能悄无声息地埋没在大山里。这其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叫任再录，一个叫王锡柱。
任再录是济源当地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喜好京剧，酷爱刘石平的画，多年来在老人生活困苦的时候，经常资助老人，实实在在帮了不少的忙，老人出于感激，也为他画了不少的画，这都符合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在艰难的岁月，老人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秀才人情纸半张，只有送画了。今天人们也许会说：“任再录这家伙太聪明，太有眼了!”我要说聪明也好，有眼也罢，那就是任再录。善恶有报，任再录正应了理所当然的福份!
至于王锡柱，曾是济源三十年前的宣传部长，按说是我的老领导，后调沁阳任常务副市长，人大副主任，今年七十开外，早已退休。前年他带了个叫苗大壮的人找到我，要我收做学生，我说：“济源有个刘石平，那是多大的画家呀!干嘛找我?找刘老师啊!”我这位老领导就认真的把孩子送到了山里，一开始刘老似乎并不愿意，过一段时日，觉得这孩子挺不错，也就留下苗大壮做了关门弟子。王锡柱与刘石平交往越多，就越觉得老先生凤毛麟角，非比寻常，便决心为老人奔走呼告，不能让一位大师级回家就这样被隐埋深山了，任再录和刘鸿喜自然而然充当了王老奔走的左膀右臂。而刘石平老人此时依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三个人的举动不置可否。冬去春来，他们不断地往返于北京和几个城市之间，单是我的家里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跑过多少趟了。一开始我激动着又犹豫着，刘老先生本身是金近足赤，绝对坚挺。问题是天下之大，头绪之多，不是我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可以吹动风的!然而，禁不住王锡柱这位老市长的执著、诚恳、无私无畏，我静下心来想，他图什么呢，图名?没有他的；图利?更谈不上，这正是一个退休老人的博大胸怀。同时，我看到了济源市委市政府的坚定态度，于是义无返顾地和他们融在了一起。刘老先生终也开始配合，回归三界，走进五行中来。
这是一批感动了上帝的人们。首先是刘石平本人；其次是市委和四大班子的领导们；还有广州军区首长李晓刚、安阳市常务副市长陈明、沁阳老市长王锡柱；再有苗哲、李中伟、姚天征、阎雅琴、原聚文、任再录、刘鸿喜、徐卫伟、卢晓更，冯淑娟等等，所有这些为刘石平呐喊并帮助过他的人们，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身后更多的人。我坚信待大山之外的人们都知道刘石平之后，一定会感动整个中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
文字收尾的时候，我想起了百年戏魂翁偶虹先生，翁先生是名票出身的大剧作家，一生写戏无数，如《麟囊》、《红灯记》、《将相和》、《野猪林》、《生死牌》、《李逵探母》、《夜奔梁山》等。在当今中国经常上演的剧目中，他的剧本超过了三分之一。我觉得刘石平与他有点相像，翁先生写过一篇《自志铭》，容我抄录如下：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我写着想着，这铭文不也正是在说刘石平吗?何等近似，何等相像!刘石平老人，好一个泰山北斗，好一个闲中忙叟，好一个今之古人!
公元前3000年，所罗门国王曾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站在济源太行蟒河口玉皇岭上刘石平老人的“家”，猛然想起这句话，细细地品味着，在此之前，谁的境遇和他一样呢?以前千百年里，有过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事吗?陶渊明?髡残?八大?曹雪芹?都像又都不像!这些都是名留青史的人，是伟大的。而刘石平一点也不伟大，普普通通的平凡再平凡不过了。除了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更早些时甚至一文不名，年近九十隐居深山，过着基本上原始的生活。
这是怎样一位神秘人物。
刘石平是幸运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年纪轻轻就考进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重庆国立艺专”，受教于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倪贻德、傅抱石、关良诸先生，与李可染、席德进、吴冠中，苏天赐等师出同门。在今天看来，这一串令人高山仰止，光芒四射的名字汇成的灿烂星河，当年的刘石平则沐浴其中。名师高徒，字列孙山，为他一生的挚爱做了最雄厚的铺垫。
刘石平是不幸的。五十年代后期，正值如日中天，大好年华之时，他被错划右派，从天堂跌进地狱，遭受了许多年不公正的待遇。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的名字彻底在人们生活中消失了。我翻看了最近大部分有关刘石平的报刊报道，都尽量不提这一段生活，或者蜻蜒点水一笔带过，然后用一些美丽的词藻：淡泊名利、甘受清贫、潜心教育，桃李天下等等轻轻掩饰。其实，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刘石平遭遇了许多难以言云的屈辱与坎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无可避免的命运，刘石平也不例外。也正是那艰难困苦的年月，刘石平被打翻在地并让人踏上一只脚，尽管没有永世不得翻身，但当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时候，早已是“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物是人非了!
三十年前在济源，我曾见过刘先生两次，其中一次是在一个展览中，挂有他的作品，混列在市县级作品之中，既不突出也不醒目，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既不多言也不多语。大家见个面，点点头，握下手而已，一切都是淡淡的。那时我就闻听刘先生的背景，当时来济源也有不少“名家”，个别的趾高气扬，招摇过市，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刘先生面前称大。其实按学历资历，大多该是儿子辈或孙子辈的。刘石平少言寡语，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中，真个的“沉默是金”了!
我没见过年轻时的刘石平，但我想那时的他一定不是我见过时的样子。是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变得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终生孤苦一人。面对大千世界，他几近销声匿迹。美术批评家范洪在推荐张伏山的文章中一开头便写道：“画家张伏山先生的艺术，被社会湮没多年，直到今天才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张朋、陈子庄、黄秋园，梁崎相继被发现的今天，仍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大画家，默默无闻，遗贤乡里，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也充分暴露了以前的文化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这里所指的“默默无闻、遗贤乡里的大画家”，刘石平就是一个!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受尽人间凄苦的他，从不对人讲诉他的过去，这也是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们没有记录下他那段生活的根本原因。我与他匆匆见过几面，亦不愿刻意触碰他那不曾示人的痛处，这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不必再提。近二十年来，这方面的描述太多，于事无补，不如放下，按一句时髦话讲叫“向前看”。好在刘石平先生比陈子庄、黄秋园、张伏山幸运的多，直至今日还健健康康的活着，直至今日还挥毫不止，这就足够了!谁说老人没有爱?绘画就是老人一生一世的挚爱，大爱无疆。他除去生病卧床之外，几十年没有离开过画。有一个记者曾写道：“刘石平又回到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开始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每天早晨或课余都要到大街或集市上画速写，凡走卒、乞丐、老人、小孩，都是他画的对象……”这一段描述是真实贴切的!但这时的刘石平只是为了爱去画，决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或其他，他从苦难中走来，把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在始自童年就酷嗜的绘画上了。
刘石平先生自己讲述：他从小爱画京剧人物，正因为爱京剧，他的幼年，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京剧鼎盛时期，那时在济源也有京剧，叫做“黄戏”。但县里没有剧院，有的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剧团，每逢节日庙会时常演唱，只要有机会，他总跑去看，从不轻易放过。
其实那时他只有几岁，哪里懂得什么叫戏，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被那些悦耳的唱腔，华丽的服装以及火爆的武打深深吸引着，乃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正因为戏看多了，又听大人们不时地讲解，慢慢对戏里的故事也有所了解，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寒窑受苦的王宝钏、还有赵子龙、穆桂英、黄天霸等等，舞台上英俊的形象和优美的动作，深深刻进了他幼小的心灵里，每次看戏回来，就情不自禁拿出笔来画，凭着记忆和想象去画，据刘石平讲画着画着就觉得心里美滋滋的，简直是一种绝美的享受，于是画京剧人物成了刘石平学画的开始。
那时候京剧盛行，京剧人物印刷品应运而生，特别是年画，无论书店市场都有销售。他的父亲经常买一些张贴在屋子里，给他的印象很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有一种名叫“哈德门”的香烟，烟盒里装有京剧小画片，彩色精印，十分美观。他积攒了许多这样的小画片，时常拿出来把玩，爱不释手，那是他学画京剧人物的最好范画。直至今日他还念念不忘“长板坡”里赵子龙一手举枪，一手拿马鞭的英武形象。那马鞭和枪什么样，盔甲和靠旗怎么扎，靴子是怎样穿，诸如此类，他早在孩提时代已是捻熟在心了。
随着年龄增长，由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功课忙了，画画的时间少了，中学虽有美术课，画的都是静物、风景之类。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在外，看戏的机会少了，在学校里无论课内课外，搞宣传，出墙报，刘石平的兴趣自然也转到这一方面来，那时候他画出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
在我国绘画领域里，历代画家所画的题材大都是山水、花鸟，即使是画人物，也都是高人雅士或仕女之类，似乎这才是传承的正统。即使有画戏曲人物的，如清代苏州的胡三桥，也只是偶尔为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即便如此，刘石平对京剧的爱好却始终没有变，非但不变，且与日俱增，他不但学唱，而且学拉。在学校里，他与爱好京剧的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京剧社，演唱传统京剧。
济源市委书记段喜中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就几次和现常委副市长薛玉森到玉皇岭刘石平的家去看望他，并明确的说：“刘石平老人是济源的财富，我们一定想方设法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画册，让老人的画走出济源，叫响全国。”
我第一次和济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军星在“刘石平艺术研讨会”上畅谈时，就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老一辈艺术家关爱的决心和力度，晚宴时政协主席任传国又反复询问了刘石平老人的各方面情况，时隔一周，在济源龙头企业“豫光”的支持下，“豫光杯刘石平艺术作品展”在济源大会堂举行。济源市国画院 同时成立，刘石平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我与市委宣传部李军星部长，河南书画院院长谢冰毅一同为展览剪彩，为画院挂牌，感慨万千。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听到市委市政府的介绍汇报后也专门来济源看望并慰问了刘石平，给老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尽管是迟来的爱，但它宣告了刘石平先生新的生命周期，在和谐的时代将迈出隆重的一步!
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都有他的标志、象征和品牌。譬如国徽、天安门、华表是中国的标志，二七塔为河南的象征，那么刘石平就完全可以打造成一张济源市的名片。以他的年龄、资历和艺术上的成就，仅存于世的老一辈艺术家能与之匹敌的已寥寥无几，在济源市委市政府的全力举荐下，在广大拥戴者众星捧月的摇旗呐喊中，刘石平先生苦尽甘来，必将为自己奏出最华丽的一章，刘石平这一生也不枉此行了。
有人是因为一幅画、一支歌、一首诗而一举成名，譬如罗中立画“父亲”；德德玛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未央写“祖国，我来了!”。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譬如赵本山。刘石平不是，刘石平是一生砥砺、一生磨练、一生修行、一生积累，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一种矢志不渝的兴趣与爱好。我想起了诸葛亮，如果没有“三顾茅庐”的故事，他只能是躬耕南阳，历史上也就没有了这个人物，诸葛亮的出山，其实是一种偶然。刘石平的出现，也是一种偶然，但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历史，常常偶然中带有必然，刘石平重返画坛，获得他理应得到的了解与尊崇也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不妨再回放一下刘石平心中早年的镜头：
从重庆沙坪坝穿过两旁低矮的破旧民房，顺着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不久就到了嘉陵江边，渡过江，沿着山路再往前走，大概七八里路，迎面山坡上竖立着两座高大的石坊，上面刻着斗大的黑色行书字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走上山坡，穿过这个大门，只见前面不远处绿荫掩映下，一片黑色的瓦房，渐渐走近，还隐约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弹奏声，这里就是抗战时期由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成立的国立艺专。
1943年秋，22岁的刘石平千里迢迢从河南家乡来报考这个学校，有幸被录取，当时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困难也接踵而来了，他带的路费早巳花完，家乡沦陷，信息不通，没有钱，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怎能入学呢?连续几天都是向亲朋借款度日，但终究不是常事。记得有一次一位好心朋友写了封信让他给一个人送去，意思是向那人借钱。刘石平跑了好远的山路，却被婉言谢绝了，害得他整整一天水米未进，深秋时节，又冷又累又饿，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本来按国家规定，凡沦陷区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但要等领导批下来才能付诸实施，为解燃眉之急，刘石平只得暂时放弃学业，谋了一份香国寺小学教师的职位，以图暂时糊口。不久国立艺专举办了一次师生作品展，琳琅满目的书画布满展室。参展作品有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的山水及关良的戏曲人物等，刘石平赶去参观，看后兴奋不已，他心想不能再等，毅然辞去教师职位，前往艺专报到，恰好公费很快批了下来，尽管仅能解决吃饭问题，但已是让他喜出望外了。
刘石平在艺专是学习西画的，同窗如苏天赐、刘颐勇、陈泽浦、谭训鹄、李宣、何正慈、李承仙、梅先芬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其中几位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人物。
当时的教室就设在山坡前一片开阔地带，房屋都很简陋，是用竹子和泥灰做的墙壁，一排一排的。当时教素描的老师是广东籍的胡善余先生，胡先生平时为人和善，但教学时却很严肃，如果你画得不好，他会严厉批评，然后再给你讲技巧。
画素描用的是木炭条，用木炭条画画是可以打掉的。刘石平买不起好的素描纸，只能用本地生产的土纸。为了省钱，他每次画完以后就打掉再重新利用，或把纸翻过来再画，如此这般一张纸就可画三四次。开始画石膏像，后来转入画人体，这对同学们来说非常新鲜，模特儿们男女老少都有，每当上课铃一响，他(她)们就到教室把衣服脱光，在指定位置上摆个姿势，冬天也一样，那时没有暖气，只是在模特儿两边放上火炉，这样要坚持一个课时。西画主要科目是油画，刘石平根本买不起油画用具，只好暂时借用同学们的。说实话，刘石平当时除了吃饭是公费外，平时连一文钱也没有，冬天里也常常穿着草鞋，多亏一位贵阳的亲戚和朋友们接济，才勉强可以度日。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在来信中鼓励他：“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学宋士杰告状，走着说着!”这句话让刘石平铭刻在心，一次次刻苦振奋，度过了难关。
学校的寝室是在离教学区不远的一个大院里，他住的那座房间横七竖八放了许多双人木板床，他睡上铺，上下很不方便，同室都是外班同学，陌生孤独的刘石平常常趴在铺上想家。
院子后面是厨房，紧接着是一个大饭厅，所谓饭厅无非是一个竹子加茅草盖的大棚，每到开饭，用许多大木桶盛满了饭，需要自己去舀。平日多是大米饭，饭里有很多草籽，每周改善两次伙食，四川人叫“打牙祭”，这时可以吃到肉，面条、馒头什么的，这也是刘石平最高兴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紧张的学习，也有娱乐。那就是演唱京剧和歌曲，演话剧或跳舞。他们演过曹禺的名剧《日出》，导演是李朴园先生，当时在重庆的次坪坝连演十余场，场场爆满，轰动一时。
人生是那样的微妙神奇与不可捉摸。当年在这块圣土上的艺术家，经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变幻，有的成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举足轻重的大师泰斗；有的流走海外成为某国某地区的一代宗师，有的改弦更张去做了别的，林林总总但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至今健在如刘石平者形单影支，隐居深山，远离世俗，无名无利，仍在拉着京胡，唱着京剧，画着自己的挚爱。
2000年刚过，刘石平得了一场大病，在恢复期，老人由侄儿刘鸿喜陪同到城外山里走走。走到蟒河口玉皇岭上，忽听有人唱京剧《霸王别姬》，对于酷爱京剧大病初愈的老人来说，这唱腔犹如天籁之音，他愣住了，大山里怎会有人唱京剧?循声而下，竟发现原来是一位老农在放录音，这老农叫宗福元，是一位经历过上百场战役的老战士，解甲归田，隐居山林。宗福元子孙满堂，却喜欢独自居住，自食其力，每天在山上山下忙碌，鸡鸣即起，日落而息。老人乐呵呵的说：“一年打的粮食三年也吃不完，还是劳动最幸福，最愉快!”老人种树成瘾，二十多年来，他把玉皇岭上下整整披上了一层绿装。宗福元也喜爱京剧，刘石平大他五岁，两位老人攀谈之下，发觉相见恨晚，瞬间成了知己。宗福元邀刘石平来山上住，刘石平也正有此意。宗福元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刘的画室，很快刘石平就搬进山中。说来也怪，原先刘石平睡前总要吃几片安眠药，然而自从进到山里之后，每天都睡得非常安稳，身体也日益健壮起来。
原先宗福元买不来京剧磁带，刘石平那里却很多，都随他带上了山，济源常 委副市长薛玉森听说刘石平住进了山里，马上赶去看望，并专门派人为他修缮了房屋，两位老人说山里不通有线电视，薛玉森随即又指示有关部门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接收器，现在两位老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收看戏剧频道了。
此后的岁月里，刘石平与宗福元互相陪伴，相得益彰，生活充满了和谐欢乐。用刘石平的话说：“这里虽然条件很差，但山青水秀，风景优美，他种地我做饭，一个担着挑子能上能下，一个拿起笔来能写能画，他吃了饭去劳动，我上午画画，午休后看书、养花，晚上一起看京剧碟子，生活惬意得很!”有的记者采访时打趣的对一身泥土的宗福元说：“你看刘老师穿的多干净。”宗老汉笑起来：“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人家是画家，性质不一样。”宗老汉最高兴的是自从刘老师搬来后，这里一下子热闹了，每个月都会有一群京剧票友追到这里来，让刘老师拉弦过戏瘾，每到这时候他就不去干活了，跟着刘老师一块过戏瘾。
市委书记段喜中听说刘石平京胡拉的不错，也曾在看望老人时让老人来一段。刘石平转身取下挂在树上的京胡，欢快的曲调瞬间就在大山中飘荡起来，老人的侄儿刘鸿喜脱口随着琴声开唱，随后，刘石平又自拉自唱了一段《红灯记》，赢得了阵阵掌声。余兴未尽，段书记又随老人来到画室，刘石平乘兴挥毫，瞬息之间，一幅“苏三起解”跃然纸上，令大家叹为观止。
这就是老人的晚年生活，一幅欢乐祥和的田园风情画，两位老汉尽可贻养天年了。
然而现实并非到此为止，如若那样也不必我浪费这许多笔墨了。
刘石平是一座艺术金山，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与国家。我们如今开采他挖掘他，决不是要打破老人安详而平静的生活，老人尽可永远在大山里生活下去，但他的艺术经历了一个甲子的锻造、锤炼，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应该让世人知道，让世人了解，不能悄无声息地埋没在大山里。这其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叫任再录，一个叫王锡柱。
任再录是济源当地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喜好京剧，酷爱刘石平的画，多年来在老人生活困苦的时候，经常资助老人，实实在在帮了不少的忙，老人出于感激，也为他画了不少的画，这都符合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在艰难的岁月，老人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秀才人情纸半张，只有送画了。今天人们也许会说：“任再录这家伙太聪明，太有眼了!”我要说聪明也好，有眼也罢，那就是任再录。善恶有报，任再录正应了理所当然的福份!
至于王锡柱，曾是济源三十年前的宣传部长，按说是我的老领导，后调沁阳任常务副市长，人大副主任，今年七十开外，早已退休。前年他带了个叫苗大壮的人找到我，要我收做学生，我说：“济源有个刘石平，那是多大的画家呀!干嘛找我?找刘老师啊!”我这位老领导就认真的把孩子送到了山里，一开始刘老似乎并不愿意，过一段时日，觉得这孩子挺不错，也就留下苗大壮做了关门弟子。王锡柱与刘石平交往越多，就越觉得老先生凤毛麟角，非比寻常，便决心为老人奔走呼告，不能让一位大师级回家就这样被隐埋深山了，任再录和刘鸿喜自然而然充当了王老奔走的左膀右臂。而刘石平老人此时依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三个人的举动不置可否。冬去春来，他们不断地往返于北京和几个城市之间，单是我的家里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跑过多少趟了。一开始我激动着又犹豫着，刘老先生本身是金近足赤，绝对坚挺。问题是天下之大，头绪之多，不是我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可以吹动风的!然而，禁不住王锡柱这位老市长的执著、诚恳、无私无畏，我静下心来想，他图什么呢，图名?没有他的；图利?更谈不上，这正是一个退休老人的博大胸怀。同时，我看到了济源市委市政府的坚定态度，于是义无返顾地和他们融在了一起。刘老先生终也开始配合，回归三界，走进五行中来。
这是一批感动了上帝的人们。首先是刘石平本人；其次是市委和四大班子的领导们；还有广州军区首长李晓刚、安阳市常务副市长陈明、沁阳老市长王锡柱；再有苗哲、李中伟、姚天征、阎雅琴、原聚文、任再录、刘鸿喜、徐卫伟、卢晓更，冯淑娟等等，所有这些为刘石平呐喊并帮助过他的人们，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身后更多的人。我坚信待大山之外的人们都知道刘石平之后，一定会感动整个中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
文字收尾的时候，我想起了百年戏魂翁偶虹先生，翁先生是名票出身的大剧作家，一生写戏无数，如《麟囊》、《红灯记》、《将相和》、《野猪林》、《生死牌》、《李逵探母》、《夜奔梁山》等。在当今中国经常上演的剧目中，他的剧本超过了三分之一。我觉得刘石平与他有点相像，翁先生写过一篇《自志铭》，容我抄录如下：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为一代今之古人!
我写着想着，这铭文不也正是在说刘石平吗?何等近似，何等相像!刘石平老人，好一个泰山北斗，好一个闲中忙叟，好一个今之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