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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 1939年3月30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他从22岁起就进入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经历之丰富超过了众多同龄人;
作为近20年来我国最出色的新闻发言人之一,他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职务期间,其临危不乱、收放自如的发言风格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便是在以苛刻著称的媒体圈,他也享有“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声誉,其机敏与睿智无不令人称道;
4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他见证了中国外交的起伏跌宕,也让他与中国外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心中,如果还有第二次生命,肯定还会选择外交;
如今,花甲之年的他依然重任在肩,身为培养了无数外交官的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他的目标是培养出中国最好的外交官。
2003年7月,我国著名外交家、时年64岁的吴建民从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卸任后,接过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的重担,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起点上。
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在中国外交学院那间安静、简朴的院长办公室里,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得到了另一种延续,他要为中国外交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从资深外交官到外交学院院长,从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到被毫无悬念地推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从中国到世界,最后又从世界回归中国。这是一种怎样的历程?
2007年7月,《教育与职业》有幸走进了庄严、神秘的外交学院,采访了吴建民。
“嬉笑怒骂”皆外交
在人们印象中,外交官永远儒雅平和、彬彬有礼,他们似乎没有发脾气的权利。不过,在吴建民看来,“嬉笑怒骂皆外交”。
22岁就进入外交领域的他对外交可谓感情深厚。“我喜欢外交,因为每天都可以接触到新鲜的人和事。做外交官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是种很大的奖赏,这样,就不会觉得世界太无聊。” 他向记者直言,如果有第二次生命,他还会选择外交。
1961年,专业为法语的吴院长一毕业就被派到了总部设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任代表翻译,一干就是4年,“我很幸运,一毕业就到了一线,因此得到了很多锻炼机会。那时候参加会议,常常要连续翻译6个小时。”
1965年到1971年,吴院长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翻译。
“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儒雅的吴建民说到这里时颇有几分激动:“到现在,总理的气质依然被外国人津津乐道。我在法国时,法国人对我说过,‘他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971年,吴建民被派到了联合国。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除了外交官,在那里,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
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如果说“嬉笑怒骂皆外交”,那么在吴建民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自然也有愤怒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某国外长点名贬斥中国的人权状况。当时,吴建民听了很生气,于是口授答辩稿,措词非常严厉。
今天,他向记者说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抑扬顿挫、坚定有力:“第二天,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来找我,脸都气红了,指责我说,‘你们怎么敢点我们外长的名?’我说,‘是他先攻击了我们,自卫也是人权。’他们叫嚷着要和我们进行答辩。我就回答,‘那就来吧,我会进行反答辩。’”
“成熟的外交官通常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种平和来自客观,而客观来自自信。”虽然自己有过“发脾气”的经历,但在吴建民看来,外交官是不能乱发脾气的,“大庭广众之下,我没发过脾气,因为我认为,多数人更容易接受娓娓动听地讲道理这种方式。”
与此同时,就外交本身而言,他认为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资源。“外交是一种资源,可以做很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只是可惜,现在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随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自己的观点。2000年,民航总局准备从法国进口3套空中管理设备,但是对方开价高达1.3亿美元,双方谈判形成僵局。民航总局找到了当时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希望他能从中调节一下。“我只和对方谈了半个小时,就把问题就解决了。你说,外交的作用大不大?”
采访中,面对自己那段辉煌的外交生涯,吴建民一直强调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这么多学习的机会,但在记者看来,他的经历正是“天助自助者”的最好诠释,因为正是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才使他能抓住机会不断充实自己。
培养中国优秀的外交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2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共计培养了各类学生近两万人,其中担任政府部长级职务的三十多人,出任驻外大使的二百五十余人,出任驻外使馆参赞和国内各部门司局级职务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学者等千余人。
可以说,中国外交领域的一大批骨干都是外交学院培养出来的。
今天,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化,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什么样的外交官成为了摆在外交学院面前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以前我做外交官,对象是国外和国内的一些高层官员,现在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服务对象不同了。”伴随着角色的转变,吴建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跟记者笑言,其中最不同的是,自己一辈子都没跟别人要过钱,现在则需要从外面四处“化缘”,“因为学校的经费还是很紧张。现在我们的拨款来自于财政部,这非常有限,在国家政策放开允许学校自筹一部分资金的情况下,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为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要求。吴建民在多方筹集经费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四处“要人”——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课,以期给学生们打开一扇扇通向世界舞台的窗口。
自他上任以来,外交学院先后聘请了数十位包括外籍教师在内的知名人士来校授课,其中不乏钱其琛、丁肇中、赵启正等政界要人和世界著名科学家。
在这一点上,四十多年外交生涯积累下的丰厚人脉关系给吴建民打造强势师资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现在越发感受到,作为一名校长,其人脉资源十分重要,“我现在把这些人请到外交学院来讲座,对于推动外交学院的教学是非常有利的。有一次去丁肇中家里做客,我请他来外交学院讲座,他说,有很多学校请他过去,他都没有时间,但我请他,他一定抽空过来。实际上都是老朋友嘛。”
相对于其他名人授课,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授课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经常用自身经历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很受学子们欢迎。
而这,正是吴建民担任院长以来力推的案例式教学,“像这种案例式或者体验式的教学在国外大学中很常见,但在我们国家却不多。我们很多老师也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尝试,但一些外交大事的实例非常少,原因就在于一直以来外交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去。”
为此,他向《教育与职业》表示,中国外交部现在提倡“公众外交”很明智。外交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保密,但一旦过了保密期,就应向老百姓公开;即使在尚未解密的时期,也应把事情本身向公众介绍。
吴建民进一步强调,现在的外交人才培养有点脱离实际,只有把外交案例引进课堂,才能使学生与现实接近。因此,他上任后极力主张引进了“外交案例学”,并得到了前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支持与关注。
在谈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时,曾担任驻外大使多年的吴建民首先谈了中国与西方外交官在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方面的差异,“大体上来讲,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就要讲具体,最好有具体的事例来支撑说明。如此以来,对外交官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
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至少要具备四种条件:第一要爱国。爱国并不是只放在嘴上,而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第二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要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同时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一个好的外交官不仅要了解世界的局部,也要对全局有总体的认知,懂得某个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第三要懂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名优秀的外交官要能把中国的事情对外界讲清楚;第四要会交流。一个外交官的职责说到底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如果交流能力不行,就不能胜任。
奥运情缘
在吴建民42年的外交生涯里,他与北京两次申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9月,北京申奥代表团乘坐一架波音747专机飞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吴建民“临危受命”,从宣布他出任申奥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到出征蒙特卡洛,只有大概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吴建民发动一切资源搜集和北京申奥相关的信息,以便展开新闻攻势。吴建民说:“当时某些西方国家用‘人权问题’打压中国,对于北京申奥,那确实是一场恶仗。”
当时有国外媒体质疑:中国人的外语不行,能办好奥运会吗?9月20日,刚到蒙特卡洛的吴建民便用英语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阐述中国尊重人权。发布会结束后,一位美国老人主动拥抱了吴建民,夸他讲得好。
到达蒙特卡洛后,北京申奥代表团平均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为此,吴建民每天要看许多国外报纸,时刻留意电视和广播新闻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问题。“我感觉中国申办奥运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投票前人气一直在上升。”
1993年9月23日,投票日,北京申奥迎来最后的决战。宣布结果时,萨马兰奇轻轻地说出了“Sydney(悉尼)”,北京的梦碎了。代表团里的很多人抑制不住悲伤,失声痛哭。“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但马上要面对记者们的采访,我要冷静,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风度”。在别人可以宣泄的时候,吴建民却必须保持镇定。
43∶45,北京仅输给悉尼两票,这样的结果令每个中国人都心有不甘。第一次申奥失败后,有人希望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吴建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某些西方国家为了攻击北京,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国际奥委会也有压力。我们回去接着好好干,暂时不申办2004年奥运会。”
今天,回想起当年的心情,吴建民郑重地表示,“其实,我对结果相当失望。”
终于,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便战胜其他4个城市,以超过半数的56票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此时,吴建民正在巴黎接受着法国朋友们的祝贺,凑巧的是,巴黎正是北京此次申奥的对手之一。
“那天,我和夫人接受巴黎大区主席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冷餐会。冷餐会上,朋友们一起收看在莫斯科进行的申奥投票直播。”因为北京和巴黎是竞争对手,有法国朋友看到吴建民赶来与他们一起关注直播感到吃惊,吴建民的回答很有风度:“如果你们胜了我来祝贺,北京胜了你们祝贺我。”
那一天,吴建民特地选了一条红色领带,“从投票前的形势看,北京胜率很大。红色代表喜庆,我相信会给北京带来好运。”
巴黎华人的庆祝活动陆续展开,吴建民赶到现场进行了富有激情的演讲,并接受各国记者们的轮番采访。“北京申奥成功是国力提升的体现。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发展,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
如今,2008年的脚步一天天临近,身为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再次与奥运结缘,成为奥运志愿者培训师。
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不光要努力夺取金牌,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讲文明、讲礼仪的国家。”
他进而指出,礼仪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要发自内心。志愿者应该真诚地服务每一个人,不能服务金牌选手或体育明星时一个态度,面对成绩差的运动员就冷漠不理。这和搞外交是一样的,无论大国或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不能搞区别对待。
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是和平、友谊、进步,同时又存在竞争。因此,在吴建民的心目中,奥运会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机遇,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努力。
和谐世界的中国责任
近两年来,吴建民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不论这些国际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显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实际是逐渐化解各种国际冲突、推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
对此,经历了中国外交风云跌宕起伏的吴建民有着很深的感触,“在过去的20世纪里,大、小国不平等,大国欺负小国、富国欺负穷国、强国欺负弱国,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上述状况依然存在,这显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希望逐渐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时间中,吴建民曾一直担任着中国出席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给他感受最深的是,每当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连续提出了反华提案,中国都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反华提案,这其中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
因此,当谈到2006年11月初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时,吴建民告诉记者,中国应当而且能对非洲提供更多的帮助,中非合作的深入必将给合作的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共同发展。
他进而指出,在文化方面,中国履行自己国际责任的必要性也在上升。过去几个世纪中,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对人类贡献较大。可是,文明总是相互影响的。在21世纪里,亚洲文明应当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崛起、整个亚洲的崛起,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兴趣正在上升。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向西方学习很多,但对我们自己文明的了解慢慢少了,我们的文明到底有哪些精华值得世界借鉴,我们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多种文明虽然有很多交流与合作,也存在着对抗、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对抗与冲突的现象在亚洲就少得多。”
面对2008年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作为中国人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通过行动向世界表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
他从22岁起就进入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经历之丰富超过了众多同龄人;
作为近20年来我国最出色的新闻发言人之一,他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职务期间,其临危不乱、收放自如的发言风格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便是在以苛刻著称的媒体圈,他也享有“批评了对方,还能让人家给他鼓掌”的声誉,其机敏与睿智无不令人称道;
4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他见证了中国外交的起伏跌宕,也让他与中国外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心中,如果还有第二次生命,肯定还会选择外交;
如今,花甲之年的他依然重任在肩,身为培养了无数外交官的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他的目标是培养出中国最好的外交官。
2003年7月,我国著名外交家、时年64岁的吴建民从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卸任后,接过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的重担,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起点上。
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在中国外交学院那间安静、简朴的院长办公室里,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得到了另一种延续,他要为中国外交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从资深外交官到外交学院院长,从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到被毫无悬念地推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从中国到世界,最后又从世界回归中国。这是一种怎样的历程?
2007年7月,《教育与职业》有幸走进了庄严、神秘的外交学院,采访了吴建民。
“嬉笑怒骂”皆外交
在人们印象中,外交官永远儒雅平和、彬彬有礼,他们似乎没有发脾气的权利。不过,在吴建民看来,“嬉笑怒骂皆外交”。
22岁就进入外交领域的他对外交可谓感情深厚。“我喜欢外交,因为每天都可以接触到新鲜的人和事。做外交官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是种很大的奖赏,这样,就不会觉得世界太无聊。” 他向记者直言,如果有第二次生命,他还会选择外交。
1961年,专业为法语的吴院长一毕业就被派到了总部设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任代表翻译,一干就是4年,“我很幸运,一毕业就到了一线,因此得到了很多锻炼机会。那时候参加会议,常常要连续翻译6个小时。”
1965年到1971年,吴院长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翻译。
“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儒雅的吴建民说到这里时颇有几分激动:“到现在,总理的气质依然被外国人津津乐道。我在法国时,法国人对我说过,‘他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971年,吴建民被派到了联合国。用他的话来讲,那里“是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除了外交官,在那里,每天都能见到几十个国家元首,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
这个“见识”的过程也让他获益匪浅。
如果说“嬉笑怒骂皆外交”,那么在吴建民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自然也有愤怒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某国外长点名贬斥中国的人权状况。当时,吴建民听了很生气,于是口授答辩稿,措词非常严厉。
今天,他向记者说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抑扬顿挫、坚定有力:“第二天,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来找我,脸都气红了,指责我说,‘你们怎么敢点我们外长的名?’我说,‘是他先攻击了我们,自卫也是人权。’他们叫嚷着要和我们进行答辩。我就回答,‘那就来吧,我会进行反答辩。’”
“成熟的外交官通常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种平和来自客观,而客观来自自信。”虽然自己有过“发脾气”的经历,但在吴建民看来,外交官是不能乱发脾气的,“大庭广众之下,我没发过脾气,因为我认为,多数人更容易接受娓娓动听地讲道理这种方式。”
与此同时,就外交本身而言,他认为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资源。“外交是一种资源,可以做很多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只是可惜,现在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随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自己的观点。2000年,民航总局准备从法国进口3套空中管理设备,但是对方开价高达1.3亿美元,双方谈判形成僵局。民航总局找到了当时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希望他能从中调节一下。“我只和对方谈了半个小时,就把问题就解决了。你说,外交的作用大不大?”
采访中,面对自己那段辉煌的外交生涯,吴建民一直强调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这么多学习的机会,但在记者看来,他的经历正是“天助自助者”的最好诠释,因为正是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才使他能抓住机会不断充实自己。
培养中国优秀的外交官
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2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共计培养了各类学生近两万人,其中担任政府部长级职务的三十多人,出任驻外大使的二百五十余人,出任驻外使馆参赞和国内各部门司局级职务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学者等千余人。
可以说,中国外交领域的一大批骨干都是外交学院培养出来的。
今天,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化,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什么样的外交官成为了摆在外交学院面前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以前我做外交官,对象是国外和国内的一些高层官员,现在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服务对象不同了。”伴随着角色的转变,吴建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跟记者笑言,其中最不同的是,自己一辈子都没跟别人要过钱,现在则需要从外面四处“化缘”,“因为学校的经费还是很紧张。现在我们的拨款来自于财政部,这非常有限,在国家政策放开允许学校自筹一部分资金的情况下,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为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要求。吴建民在多方筹集经费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四处“要人”——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课,以期给学生们打开一扇扇通向世界舞台的窗口。
自他上任以来,外交学院先后聘请了数十位包括外籍教师在内的知名人士来校授课,其中不乏钱其琛、丁肇中、赵启正等政界要人和世界著名科学家。
在这一点上,四十多年外交生涯积累下的丰厚人脉关系给吴建民打造强势师资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现在越发感受到,作为一名校长,其人脉资源十分重要,“我现在把这些人请到外交学院来讲座,对于推动外交学院的教学是非常有利的。有一次去丁肇中家里做客,我请他来外交学院讲座,他说,有很多学校请他过去,他都没有时间,但我请他,他一定抽空过来。实际上都是老朋友嘛。”
相对于其他名人授课,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授课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经常用自身经历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很受学子们欢迎。
而这,正是吴建民担任院长以来力推的案例式教学,“像这种案例式或者体验式的教学在国外大学中很常见,但在我们国家却不多。我们很多老师也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尝试,但一些外交大事的实例非常少,原因就在于一直以来外交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去。”
为此,他向《教育与职业》表示,中国外交部现在提倡“公众外交”很明智。外交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保密,但一旦过了保密期,就应向老百姓公开;即使在尚未解密的时期,也应把事情本身向公众介绍。
吴建民进一步强调,现在的外交人才培养有点脱离实际,只有把外交案例引进课堂,才能使学生与现实接近。因此,他上任后极力主张引进了“外交案例学”,并得到了前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支持与关注。
在谈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时,曾担任驻外大使多年的吴建民首先谈了中国与西方外交官在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方面的差异,“大体上来讲,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就要讲具体,最好有具体的事例来支撑说明。如此以来,对外交官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
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至少要具备四种条件:第一要爱国。爱国并不是只放在嘴上,而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第二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要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同时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一个好的外交官不仅要了解世界的局部,也要对全局有总体的认知,懂得某个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第三要懂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名优秀的外交官要能把中国的事情对外界讲清楚;第四要会交流。一个外交官的职责说到底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如果交流能力不行,就不能胜任。
奥运情缘
在吴建民42年的外交生涯里,他与北京两次申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9月,北京申奥代表团乘坐一架波音747专机飞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吴建民“临危受命”,从宣布他出任申奥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到出征蒙特卡洛,只有大概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吴建民发动一切资源搜集和北京申奥相关的信息,以便展开新闻攻势。吴建民说:“当时某些西方国家用‘人权问题’打压中国,对于北京申奥,那确实是一场恶仗。”
当时有国外媒体质疑:中国人的外语不行,能办好奥运会吗?9月20日,刚到蒙特卡洛的吴建民便用英语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阐述中国尊重人权。发布会结束后,一位美国老人主动拥抱了吴建民,夸他讲得好。
到达蒙特卡洛后,北京申奥代表团平均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为此,吴建民每天要看许多国外报纸,时刻留意电视和广播新闻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问题。“我感觉中国申办奥运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投票前人气一直在上升。”
1993年9月23日,投票日,北京申奥迎来最后的决战。宣布结果时,萨马兰奇轻轻地说出了“Sydney(悉尼)”,北京的梦碎了。代表团里的很多人抑制不住悲伤,失声痛哭。“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但马上要面对记者们的采访,我要冷静,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风度”。在别人可以宣泄的时候,吴建民却必须保持镇定。
43∶45,北京仅输给悉尼两票,这样的结果令每个中国人都心有不甘。第一次申奥失败后,有人希望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吴建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某些西方国家为了攻击北京,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国际奥委会也有压力。我们回去接着好好干,暂时不申办2004年奥运会。”
今天,回想起当年的心情,吴建民郑重地表示,“其实,我对结果相当失望。”
终于,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便战胜其他4个城市,以超过半数的56票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此时,吴建民正在巴黎接受着法国朋友们的祝贺,凑巧的是,巴黎正是北京此次申奥的对手之一。
“那天,我和夫人接受巴黎大区主席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冷餐会。冷餐会上,朋友们一起收看在莫斯科进行的申奥投票直播。”因为北京和巴黎是竞争对手,有法国朋友看到吴建民赶来与他们一起关注直播感到吃惊,吴建民的回答很有风度:“如果你们胜了我来祝贺,北京胜了你们祝贺我。”
那一天,吴建民特地选了一条红色领带,“从投票前的形势看,北京胜率很大。红色代表喜庆,我相信会给北京带来好运。”
巴黎华人的庆祝活动陆续展开,吴建民赶到现场进行了富有激情的演讲,并接受各国记者们的轮番采访。“北京申奥成功是国力提升的体现。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发展,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
如今,2008年的脚步一天天临近,身为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再次与奥运结缘,成为奥运志愿者培训师。
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不光要努力夺取金牌,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讲文明、讲礼仪的国家。”
他进而指出,礼仪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要发自内心。志愿者应该真诚地服务每一个人,不能服务金牌选手或体育明星时一个态度,面对成绩差的运动员就冷漠不理。这和搞外交是一样的,无论大国或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不能搞区别对待。
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是和平、友谊、进步,同时又存在竞争。因此,在吴建民的心目中,奥运会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机遇,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努力。
和谐世界的中国责任
近两年来,吴建民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不论这些国际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显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实际是逐渐化解各种国际冲突、推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
对此,经历了中国外交风云跌宕起伏的吴建民有着很深的感触,“在过去的20世纪里,大、小国不平等,大国欺负小国、富国欺负穷国、强国欺负弱国,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上述状况依然存在,这显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希望逐渐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时间中,吴建民曾一直担任着中国出席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给他感受最深的是,每当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连续提出了反华提案,中国都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反华提案,这其中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
因此,当谈到2006年11月初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时,吴建民告诉记者,中国应当而且能对非洲提供更多的帮助,中非合作的深入必将给合作的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共同发展。
他进而指出,在文化方面,中国履行自己国际责任的必要性也在上升。过去几个世纪中,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对人类贡献较大。可是,文明总是相互影响的。在21世纪里,亚洲文明应当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崛起、整个亚洲的崛起,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兴趣正在上升。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向西方学习很多,但对我们自己文明的了解慢慢少了,我们的文明到底有哪些精华值得世界借鉴,我们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多种文明虽然有很多交流与合作,也存在着对抗、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对抗与冲突的现象在亚洲就少得多。”
面对2008年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吴建民告诉《教育与职业》,作为中国人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通过行动向世界表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