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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褚时健真的离开了，一段商业传奇，就此落幕。
他早年把云烟做成亚洲最大，被称为“烟王”，晚年创办“褚橙”市值2亿。
从糖厂、红塔集团到褚橙，经商，是一个贯穿褚时健一生的动作。借用褚老自传里的一句话——“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褚时健是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企业发展史始终绕不开的名字，有人说他是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商业的励志教父，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褚时健的一生远比莎士比亚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更加扣人心弦。
40年前，褚时健将烟田作为第一车间，是工业向上游蔓延的经典案例，在他的带领下，“红塔山“成为中国香烟的著名品牌，他自己也成为了财富漩涡中心人物。
但为国家创造利税近千亿的褚时健，十几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退休前因为私分国有资产，获刑入狱……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气的他已是74岁高龄，当所有人包括褚时健的儿孙都觉得“老兵就此凋零”的时候，他拖着多病之躯在一片狼藉的哀牢山上二次创业开垦出了橙园，重新站了起来，并成就了今天知名品牌“褚橙”，被大家称之为“励志橙”。
强人、改革者、高龄创业者……褚时健身上有着诸多标签，但这些形容都太过片面和肤浅，相比之下，他而立之年熬糖、花甲之年制烟、古稀之年种橙，皆能大成，其背后的方法论和其特有的企业家精神品质更值得我们探究。
褚时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商业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企业家。
作为第一代企业家，褚时健见证并参与了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早期实践，他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虽有荣辱变换，但他并未消沉止步，而是坚守企业一线，用暮年创业的方式证明了自身价值。应该说，这种艰苦奋斗、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创新发展的精神，与现在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
改革开放40年，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成为市场活力的主要来源。时至今日，重温和反思褚时健现象，或许有助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更快地向前推进。
褚橙创始人
在崇尚双创、内容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复出的褚时健时时被公众投以全新的目光，大家也常把“超高龄创业者”“工匠”“励志橙王”等词语和他绑定起来。
2002年保外就醫后他来到了哀牢山种植橙子，这一年褚时健74岁，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没人会想到，12年过去，种出了中国最知名的橙子，这种橙子被命名为“褚橙”。
那一年，褚时健已经满头白发，却坚持把当年种植烟草的劲头拿出来。他尝试过以工业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农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哀牢山上，褚时健聘用专业种植人才，在土壤结构、种植周期等环节引入量化和标准化思维。他要求，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为了让每个橙子都甜，他不停地改进种植方法，严格规范到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树合适，每棵树上挂多少果，干旱时期如何浇水等。而这些需要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挨家挨户跟果农沟通，手把手教技术，还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
橙子收获后，有专业的评测机器来给橙子评级，来定果农的收入。而当地的农民原本多是贫困户，后来跟着褚时健种果子的都脱贫了，一年收入能达到十万元左右。
褚时健曾经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行，我不会比他们差。”
当年种烟是这样，后来种橙子还是这样。
橙子诞生后，因“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橙”这句话被人们誉为“励志橙”。
于是，“褚橙”成了众多白领和奋斗人士眼中的“励志橙”，走红网络。当时仅限北京地区供应的电商版“褚橙”被一夜抢空，中国的电商第一次感受到“故事驱动”的力量。
如今，褚时健与“褚橙”的故事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互联网+高原特色农业”的代表案例。这也是褚时健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第二个奇迹。
至于，当年为什么选择种橙？褚时健在自传中这样说：
一是心理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过潦倒。”
二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红火，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有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烟厂交给任何一个会挑扁担的人都能办好。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言论，让更多的人都承认他的能力。
在“褚橙”热销的同时，很多人自发地想要拜会褚时健，亲耳听到其讲述对创业、对人生的看法，更是有人将其看作一场自我升华之旅。
其中不乏当时已经成名的商业大佬，如王石和刘强东。
刘强东评价褚时健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典范。面对挑战和挫折越战越勇，是企业家精神不可磨灭的体现，是褚老对品质的坚持，成就了今天的褚橙。
而柳传志和王健林也在谈到褚时健时，为其遭遇表示感慨，并敬佩其企业家精神。
在众多的评价中，多次拜会过褚时健的王石对褚老的评价最为到位且传播深远。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从红塔时代的“烟王”到褚橙时代的“橙王”，近年来，总有很多人来请教他，要怎么做事业；很多企业家围着他，问他什么叫企业家精神。而他的告诫，听起来却多少有些“过时”。 “我的（企业）平均劳动力形成的价值要比国家的高，我一直就是那个样子要求自己的。所以在做烤烟时要比别人纳的税多，比别人交给国家的好，今天（褚橙）是我们自己的了，也是一样的要求。”
在这个强调规模远胜于利润的互联网年代，褚时健对于利润的执拗，对于“创造高于这个国家平均劳动力形成的財富”的标准多少有点另类。但这也是他被很多人视为“神”一般存在的原因。
一代“糖王”
褚橙的问世，让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耄耋老人进入了世人的眼中。很多人都不曾听过褚时健的大名，但如果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的人生曾经何许辉煌。
在褚时健的自传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十几岁在家乡时就帮着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几十年来，我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
1949年，褚时健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
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边纵队进行了就地整编，很多队员被整编进地方政府工作。褚时健，则由连队指导员身份转变成为宜良县南羊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随后担任盘西区区长、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等职务。
1958年底，31岁的褚时健被打成了右派。1959年1月，32岁的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县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1961年，褚时健第一次受命成为商业与生产的负责人，那是在一个畜牧场，他成为了副场长。两年后，褚时健获得了当右派以来首次真正的任命：任新平县漠沙曼蚌糖厂副厂长。
这是他商业传奇的开始，这长达16年的经营县级小糖厂的生涯，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重大转折点，无意中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
这家糖厂有100多名职工，但经济效益却很差。一直延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制糖工艺，耗能大，产量低，两三百员工苦干一年，到头还要亏损20万元。
新平县是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特困县。县里也没有钱补贴，都是靠省财政负责平衡。
这对于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的云南省财政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走进工厂，褚时健看到的是：全厂就靠土灶上从大到小的八口铁锅熬糖，烧锅用的是木柴，水磨碾过的甘蔗汁直接倒进锅里熬。
怕熬煳了，工人们边烧火边搅锅，劳动强度和木柴消耗非常大，产量却很低。
因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多年下来，厂区附近靠江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但仍旧满足不了制糖的需求。
面对19公斤甘蔗熬制1公斤红糖要消耗36公斤木柴的低效率，褚时健扼腕感叹：“压缩消耗，减少浪费，就是在变相创造利润。”
这可愁坏了褚时健。
他开始带着大家改进设备，敲锅、改燃料、改灶。常年亏损的糖厂当年盈利8万元。很快，糖厂扭亏为盈，成为一方明星企业。褚时健发现，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大胆地使用甘蔗渣替换煤，直接让燃料成本降低了85%。改进了生产技术之后，甘蔗出糖率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下，曼蚌糖厂在当年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了8万元的利润。
因为杰出的管理能力和一贯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他 把连年亏损、年年需要财政补贴的糖厂只用一年时间就扭亏为赢。
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从工人到县领导都非常高兴。时任新平县县委书记普朝柱直称褚时健是曼蚌糖厂的福将，让他介绍分享扭亏为盈的经验。褚时健质朴地说：“省下的就是挣下的。企业要讲效益，就要精打细算搞生产。”
多年后，万科创始人王石笑称褚时健是一名企业精算师。
后来，新平县委把曼蚌厂迁到戛洒镇，与当地一家造纸厂合并，成立了戛洒糖厂。新厂成立后，褚时健仍然着手于技术改造，戛洒糖厂利润连年翻番。
正值全国经济凋敝的文革时期，褚时健在戛洒糖厂的事业却风生水起，把一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厂，发展成了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领导着一家糖厂，每年可以获得30余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大时代中，他也被认定是异类的天才。
回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烟王”浮沉
褚时健曾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亚洲烟王”。1979年，褚时健接手了奄奄一息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在他之后管理的20年里，玉溪卷烟厂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曾超过大庆油田，一度成为全国工业企业税利第一名，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被视为民族工业的旗帜。
而他在玉溪卷烟厂经历了人生的高光点，也经历了人生的灰暗、惨淡。
40年前，作为红塔集团前身的玉溪卷烟厂曾一度濒临倒闭。表面风光的厂子，背后却是隐忧重重。
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香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五”“万宝路”这样高质量的香烟，但褚时健不信这个邪。
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管理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为了获得优质的烟叶，褚时健大胆改造技术，从国外引进一流设备，建立“第一车间”，直接控制烟叶的种植和质量。他还把烟农当做职工，手把手教授农民种植烟草的知识，规范种烟方式，对烟叶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技术改造。
“第一车间“的实施使烟厂开始飞速发展，短短几年就把同行甩出去好远。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仅是闻也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健曾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了1986年，玉溪卷烟厂推行了“三合一制度”——将烟厂和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合为一体，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打通，使得云烟迅速畅销中国。
在帮助玉溪卷烟厂起死复生的过程中，褚时健表现出了卓越的企業家战略眼光。一方面，他大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改革管理制度，尤其难得的是，在巅峰时期，褚时健预判到，烟草行业未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于是开始在金融、地产、医药、能源等领域大力布局。
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投资布局，使得企业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可以坐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
玉溪烟厂也由此很快崛起，生产的红塔山、云烟、玉溪、红梅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1987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带到了中国同行业第一的位置。1988年红塔山成为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品牌，产量首次突破百万箱，固定资产达70亿元，年创利税200亿元，在烟草企业中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五。·
褚时健也一手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印钞工厂”，在褚时健担任厂长的20年时间里，玉溪卷烟厂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其中仅“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企业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地财政也跟着受益。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言之，玉溪卷烟厂上交的利润曾经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1993年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5年褚时健正式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此，玉溪卷烟厂从一个街道小厂逐渐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 “红塔帝国”逐渐成型。
当然，褚时健开创了红塔集团的神话，也被称为“烟草大王”，烟草行业的“教父”。
荣誉随之而来。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此时，褚时健和卷烟厂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天有不测风云，在红塔集团如日中天时，掌门人褚时健却跌到了人生的谷底。
1995年，一封来自河南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当时官方媒体报道，褚时健被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
一代烟草大王，就此谢幕。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当时，正值国企改革，各方人士为褚时健奔呼。《激荡30年》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打抱不平。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据说是十易其稿，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按当时我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
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他18年来的总收入却不到60万。他的落马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等制度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
曾经的代理律师马军说，“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褚时健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马军说，“判决书十易其稿，谨慎可见一斑。”
尽管褚时健被判刑关押，但熟悉他的人并没有因此否定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看望他。
从高处落下，身陷牢狱、疾病缠身，褚时健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
褚时健曾在自传里这样评价自己：
“曾有人评价我是这个国家里最具有争议的人之一，我的人生的确起起落落，不过，活到今天，我觉得一切都是经历，都是财富，没有那些得到，没有那些打击，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我人生里没有服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从烟草大王到阶下囚，74岁再从零开始，建果园，种橙子，91岁孑然一身而去，功过留给后世。
他早年把云烟做成亚洲最大，被称为“烟王”，晚年创办“褚橙”市值2亿。
从糖厂、红塔集团到褚橙，经商，是一个贯穿褚时健一生的动作。借用褚老自传里的一句话——“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褚时健是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企业发展史始终绕不开的名字，有人说他是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商业的励志教父，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褚时健的一生远比莎士比亚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更加扣人心弦。
40年前，褚时健将烟田作为第一车间，是工业向上游蔓延的经典案例，在他的带领下，“红塔山“成为中国香烟的著名品牌，他自己也成为了财富漩涡中心人物。
但为国家创造利税近千亿的褚时健，十几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退休前因为私分国有资产，获刑入狱……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气的他已是74岁高龄，当所有人包括褚时健的儿孙都觉得“老兵就此凋零”的时候，他拖着多病之躯在一片狼藉的哀牢山上二次创业开垦出了橙园，重新站了起来，并成就了今天知名品牌“褚橙”，被大家称之为“励志橙”。
强人、改革者、高龄创业者……褚时健身上有着诸多标签，但这些形容都太过片面和肤浅，相比之下，他而立之年熬糖、花甲之年制烟、古稀之年种橙，皆能大成，其背后的方法论和其特有的企业家精神品质更值得我们探究。
褚时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商业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企业家。
作为第一代企业家，褚时健见证并参与了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早期实践，他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虽有荣辱变换，但他并未消沉止步，而是坚守企业一线，用暮年创业的方式证明了自身价值。应该说，这种艰苦奋斗、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创新发展的精神，与现在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
改革开放40年，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成为市场活力的主要来源。时至今日，重温和反思褚时健现象，或许有助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更快地向前推进。
褚橙创始人
在崇尚双创、内容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复出的褚时健时时被公众投以全新的目光，大家也常把“超高龄创业者”“工匠”“励志橙王”等词语和他绑定起来。
2002年保外就醫后他来到了哀牢山种植橙子，这一年褚时健74岁，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没人会想到，12年过去，种出了中国最知名的橙子，这种橙子被命名为“褚橙”。
那一年，褚时健已经满头白发，却坚持把当年种植烟草的劲头拿出来。他尝试过以工业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农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哀牢山上，褚时健聘用专业种植人才，在土壤结构、种植周期等环节引入量化和标准化思维。他要求，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为了让每个橙子都甜，他不停地改进种植方法，严格规范到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树合适，每棵树上挂多少果，干旱时期如何浇水等。而这些需要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挨家挨户跟果农沟通，手把手教技术，还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
橙子收获后，有专业的评测机器来给橙子评级，来定果农的收入。而当地的农民原本多是贫困户，后来跟着褚时健种果子的都脱贫了，一年收入能达到十万元左右。
褚时健曾经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行，我不会比他们差。”
当年种烟是这样，后来种橙子还是这样。
橙子诞生后，因“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橙”这句话被人们誉为“励志橙”。
于是，“褚橙”成了众多白领和奋斗人士眼中的“励志橙”，走红网络。当时仅限北京地区供应的电商版“褚橙”被一夜抢空，中国的电商第一次感受到“故事驱动”的力量。
如今，褚时健与“褚橙”的故事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互联网+高原特色农业”的代表案例。这也是褚时健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第二个奇迹。
至于，当年为什么选择种橙？褚时健在自传中这样说：
一是心理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过潦倒。”
二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红火，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有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烟厂交给任何一个会挑扁担的人都能办好。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言论，让更多的人都承认他的能力。
在“褚橙”热销的同时，很多人自发地想要拜会褚时健，亲耳听到其讲述对创业、对人生的看法，更是有人将其看作一场自我升华之旅。
其中不乏当时已经成名的商业大佬，如王石和刘强东。
刘强东评价褚时健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典范。面对挑战和挫折越战越勇，是企业家精神不可磨灭的体现，是褚老对品质的坚持，成就了今天的褚橙。
而柳传志和王健林也在谈到褚时健时，为其遭遇表示感慨，并敬佩其企业家精神。
在众多的评价中，多次拜会过褚时健的王石对褚老的评价最为到位且传播深远。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从红塔时代的“烟王”到褚橙时代的“橙王”，近年来，总有很多人来请教他，要怎么做事业；很多企业家围着他，问他什么叫企业家精神。而他的告诫，听起来却多少有些“过时”。 “我的（企业）平均劳动力形成的价值要比国家的高，我一直就是那个样子要求自己的。所以在做烤烟时要比别人纳的税多，比别人交给国家的好，今天（褚橙）是我们自己的了，也是一样的要求。”
在这个强调规模远胜于利润的互联网年代，褚时健对于利润的执拗，对于“创造高于这个国家平均劳动力形成的財富”的标准多少有点另类。但这也是他被很多人视为“神”一般存在的原因。
一代“糖王”
褚橙的问世，让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耄耋老人进入了世人的眼中。很多人都不曾听过褚时健的大名，但如果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的人生曾经何许辉煌。
在褚时健的自传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十几岁在家乡时就帮着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几十年来，我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
1949年，褚时健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
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边纵队进行了就地整编，很多队员被整编进地方政府工作。褚时健，则由连队指导员身份转变成为宜良县南羊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随后担任盘西区区长、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等职务。
1958年底，31岁的褚时健被打成了右派。1959年1月，32岁的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县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1961年，褚时健第一次受命成为商业与生产的负责人，那是在一个畜牧场，他成为了副场长。两年后，褚时健获得了当右派以来首次真正的任命：任新平县漠沙曼蚌糖厂副厂长。
这是他商业传奇的开始，这长达16年的经营县级小糖厂的生涯，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重大转折点，无意中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
这家糖厂有100多名职工，但经济效益却很差。一直延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制糖工艺，耗能大，产量低，两三百员工苦干一年，到头还要亏损20万元。
新平县是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特困县。县里也没有钱补贴，都是靠省财政负责平衡。
这对于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的云南省财政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走进工厂，褚时健看到的是：全厂就靠土灶上从大到小的八口铁锅熬糖，烧锅用的是木柴，水磨碾过的甘蔗汁直接倒进锅里熬。
怕熬煳了，工人们边烧火边搅锅，劳动强度和木柴消耗非常大，产量却很低。
因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多年下来，厂区附近靠江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但仍旧满足不了制糖的需求。
面对19公斤甘蔗熬制1公斤红糖要消耗36公斤木柴的低效率，褚时健扼腕感叹：“压缩消耗，减少浪费，就是在变相创造利润。”
这可愁坏了褚时健。
他开始带着大家改进设备，敲锅、改燃料、改灶。常年亏损的糖厂当年盈利8万元。很快，糖厂扭亏为盈，成为一方明星企业。褚时健发现，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大胆地使用甘蔗渣替换煤，直接让燃料成本降低了85%。改进了生产技术之后，甘蔗出糖率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下，曼蚌糖厂在当年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了8万元的利润。
因为杰出的管理能力和一贯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他 把连年亏损、年年需要财政补贴的糖厂只用一年时间就扭亏为赢。
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从工人到县领导都非常高兴。时任新平县县委书记普朝柱直称褚时健是曼蚌糖厂的福将，让他介绍分享扭亏为盈的经验。褚时健质朴地说：“省下的就是挣下的。企业要讲效益，就要精打细算搞生产。”
多年后，万科创始人王石笑称褚时健是一名企业精算师。
后来，新平县委把曼蚌厂迁到戛洒镇，与当地一家造纸厂合并，成立了戛洒糖厂。新厂成立后，褚时健仍然着手于技术改造，戛洒糖厂利润连年翻番。
正值全国经济凋敝的文革时期，褚时健在戛洒糖厂的事业却风生水起，把一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厂，发展成了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领导着一家糖厂，每年可以获得30余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大时代中，他也被认定是异类的天才。
回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烟王”浮沉
褚时健曾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亚洲烟王”。1979年，褚时健接手了奄奄一息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在他之后管理的20年里，玉溪卷烟厂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曾超过大庆油田，一度成为全国工业企业税利第一名，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被视为民族工业的旗帜。
而他在玉溪卷烟厂经历了人生的高光点，也经历了人生的灰暗、惨淡。
40年前，作为红塔集团前身的玉溪卷烟厂曾一度濒临倒闭。表面风光的厂子，背后却是隐忧重重。
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香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五”“万宝路”这样高质量的香烟，但褚时健不信这个邪。
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管理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为了获得优质的烟叶，褚时健大胆改造技术，从国外引进一流设备，建立“第一车间”，直接控制烟叶的种植和质量。他还把烟农当做职工，手把手教授农民种植烟草的知识，规范种烟方式，对烟叶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技术改造。
“第一车间“的实施使烟厂开始飞速发展，短短几年就把同行甩出去好远。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仅是闻也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健曾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了1986年，玉溪卷烟厂推行了“三合一制度”——将烟厂和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合为一体，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打通，使得云烟迅速畅销中国。
在帮助玉溪卷烟厂起死复生的过程中，褚时健表现出了卓越的企業家战略眼光。一方面，他大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改革管理制度，尤其难得的是，在巅峰时期，褚时健预判到，烟草行业未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于是开始在金融、地产、医药、能源等领域大力布局。
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投资布局，使得企业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可以坐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
玉溪烟厂也由此很快崛起，生产的红塔山、云烟、玉溪、红梅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1987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带到了中国同行业第一的位置。1988年红塔山成为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品牌，产量首次突破百万箱，固定资产达70亿元，年创利税200亿元，在烟草企业中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五。·
褚时健也一手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印钞工厂”，在褚时健担任厂长的20年时间里，玉溪卷烟厂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其中仅“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企业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地财政也跟着受益。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言之，玉溪卷烟厂上交的利润曾经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1993年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5年褚时健正式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此，玉溪卷烟厂从一个街道小厂逐渐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 “红塔帝国”逐渐成型。
当然，褚时健开创了红塔集团的神话，也被称为“烟草大王”，烟草行业的“教父”。
荣誉随之而来。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此时，褚时健和卷烟厂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天有不测风云，在红塔集团如日中天时，掌门人褚时健却跌到了人生的谷底。
1995年，一封来自河南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当时官方媒体报道，褚时健被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
一代烟草大王，就此谢幕。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当时，正值国企改革，各方人士为褚时健奔呼。《激荡30年》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打抱不平。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据说是十易其稿，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按当时我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
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他18年来的总收入却不到60万。他的落马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等制度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
曾经的代理律师马军说，“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褚时健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马军说，“判决书十易其稿，谨慎可见一斑。”
尽管褚时健被判刑关押，但熟悉他的人并没有因此否定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看望他。
从高处落下，身陷牢狱、疾病缠身，褚时健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
褚时健曾在自传里这样评价自己：
“曾有人评价我是这个国家里最具有争议的人之一，我的人生的确起起落落，不过，活到今天，我觉得一切都是经历，都是财富，没有那些得到，没有那些打击，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我人生里没有服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从烟草大王到阶下囚，74岁再从零开始，建果园，种橙子，91岁孑然一身而去，功过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