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意义上的重庆打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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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涉黑被告人担任辩护人的北京律师李庄被捕,成为近期重庆打黑风暴中最为火爆的事件。比李庄被捕更让传媒和法律界关注的,是某青年报对该案的报道。
  媒体和律师关注的,是该报在李庄案报道中极强的倾向性立场和非理性描述。统计了一下,在该文不足数千字的行文中,就出现了258字诸如“贪婪律师”、“李庄之流”、“有恃无恐”的词汇。这个还不算夸张,同日重庆官网华龙网刊登的一篇和该报报道相似的李庄案稿件,类似词汇高达602字。
  对于此事,审视打黑风暴中重庆有关部门对待媒体的做法,其主要基调是保持沉默并谢绝采访,然后主要通过本地媒体和特定的外地媒体来对外释放过滤后的信息。
  这种态度放在司法实践的具体环节和特定社会环境中来考量,或应有其道理,但也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最主要的是,如何保证这种定向报道的公信力?此番前述報道引发争议的核心,无外就是这个问题。
  平心而论,办案机关希望不影响办案,希望媒体不要炒作,出发点自然是好的。我愿意从传播学意义上来分析这个做法的得失。
  媒体的功能之一就是信息加工和再传播,如果再加上网络语境下的信息放大功能,任何新闻,被“炒作”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意识到这点,就会明白信息封锁得越严密,就越刺激受众知情权的阈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此外,定向报道虽然可以左右信息管道和信息内容,却无法影响信息的传播效果。重庆等地的一个补救性做法是,加大网络引导的力度,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做法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基本无法左右作为传播导向核心符号的意见领袖。
  在我看来,司法警务报道中,应该始终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防止反法治倾向,方可实现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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