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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富人506位，年龄从24岁到82岁，财富从3.5亿元到150亿元，人均财富达11.9亿元。这些枯燥乏味的数字背后，展示的将是富人们曲折坚忍的人生历炼和精准果敢的商业智慧。
在各式富人榜迭出的今天，《新财富》研究团队穷尽近一年的时间追寻富人的踪迹并制作这个榜单，自然不是只想感慨于其中的创富故事。2003年以来，我们把上榜富人的行业分布细分至22个，我们把上榜富人的样本空间从400个扩大至500个。三年来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终于可以为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参照。
三年“《新财富》富人榜”的上榜富人，除列入“综合”行业的外，人数和财富多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矿业、金属和木材”等行业（图1、2）。如果说在人数和财富分布上还存在第二梯队，那么，在我们的样本中它们是：“化工”、“医药”、“通信”……而这一切，都和传统印象中的民营经济有所不同。
民营企业惯于被描述成为一个高度“逐利”和注重效率的群体。“《新财富》富人榜”上榜富人的简历为我们勾画出众多富人个案的先前图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一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还执着于在贸易或轻工业等部门谋划“快进快出”的投资。在许多富人成长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然后，他们因循着在这些部门积累的商业经验，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有资本的有力竞争者。民营资本对于利益的敏感并不难理解，观察三年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我们惊奇的是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各支柱产业中的能量和活力。除了房地产业，上榜富人最多的人数、最多的财富都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在重化工业投资的趋势逐年增加。
我们试图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为这种变化寻求解释的理据。然而我们发现，民营经济在商业实践之外，在官方统计中并没有获得与其实践能力相对等的关注。
首先，如何定义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有的版本中，它们是指非国有（包括集体）非外资企业，在有的版本中它们又仅指私营企业。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关于民营企业数量、产值以及占GDP比例的公开数据。
然而即使这样，也并不妨碍我们从各种版本的统计中为近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CEIC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同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民营（私营）企业在“国退民进”中壮大的现状。
1999年，私营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比例还不到10%，至2003年，这个比例超过了34%（图3）；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期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的数据变化是从57.54%到23.29%。另外一个可以让人对民营经济实力刮目相看的数据是：1999年，民营企业在国内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达51%，而至2003年，这个比例又上升为62%（图4）。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逐步渗透和其庞大体量已远不是过去“船小好掉头”的景象。
虽然遗憾的是，我们没能为这两组数据添加上它们在2004年的最新变化。然而过去一年，民营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载浮载沉”（见后文），为我们旁证了民营经济在宏观经济中融入加深的程度。
回溯这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路径，我们看到：1988年，修宪为“私营经济”正名；1993年，“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9年，宪法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004年，“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民营经济正是在这种逐渐明确和强大的保障下复苏和成长。三年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显示，目前民营资本只是在竞争性领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在非竞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部门力量仍显薄弱（图1、2）。随着今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发，民营资本在法律、法规未限制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力量必然会有更多“厚积薄发”的案例。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说“民营即宏观”的机会，但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民营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谈论宏观，已不能不谈民营经济。这对富人们和其他民营企业家来说，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关注，在2004年以后，同样迫切。
笃信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崇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近年来，质疑自由市场的一种声音是，“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民营经济效率论者看重的自然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回到“《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本身，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另一些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从2003年第一次上榜、2004年再次入选、2005年双双出局的两位曾经的“《新财富》富人榜”榜上富人：唐万里和郑建源身上，我们可以体会，这些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附表）。
2004年，唐万里家族庞大的德隆集团因“短融长投”等问题，在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人们发现，“在德隆危机的深处，不仅仅是一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公司，它还是一个庞大复杂、充斥违规交易的黑洞”。德隆问题在2004年甚至还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对同类企业的信任危机。与唐万里相比，同样有名有姓有出身的富人郑建源也许只是一个“虚拟人”。从2003年第一次上榜，到2005年因“平安上市”而淡出本榜，我们一直无法从现实中发掘出郑建源的真实存在。谁？何路资本？在郑建源的面具下演绎资本故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注意到，接替郑建源在今年上榜的是一些新面孔。“虚拟人”的故事是否在富人榜重演？我们将继续关注。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这些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负面影响的程度有多深，但是我们确信，任何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领域，都必须依托着一个健全、正常的肌体，而秩序和透明的规则就犹如这个肌体的筋脉。当前民营经济的某些领域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筋脉。
在各式富人榜迭出的今天，《新财富》研究团队穷尽近一年的时间追寻富人的踪迹并制作这个榜单，自然不是只想感慨于其中的创富故事。2003年以来，我们把上榜富人的行业分布细分至22个，我们把上榜富人的样本空间从400个扩大至500个。三年来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终于可以为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参照。
三年“《新财富》富人榜”的上榜富人，除列入“综合”行业的外，人数和财富多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矿业、金属和木材”等行业（图1、2）。如果说在人数和财富分布上还存在第二梯队，那么，在我们的样本中它们是：“化工”、“医药”、“通信”……而这一切，都和传统印象中的民营经济有所不同。
民营企业惯于被描述成为一个高度“逐利”和注重效率的群体。“《新财富》富人榜”上榜富人的简历为我们勾画出众多富人个案的先前图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一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还执着于在贸易或轻工业等部门谋划“快进快出”的投资。在许多富人成长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然后，他们因循着在这些部门积累的商业经验，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有资本的有力竞争者。民营资本对于利益的敏感并不难理解，观察三年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我们惊奇的是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各支柱产业中的能量和活力。除了房地产业，上榜富人最多的人数、最多的财富都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在重化工业投资的趋势逐年增加。
我们试图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为这种变化寻求解释的理据。然而我们发现，民营经济在商业实践之外，在官方统计中并没有获得与其实践能力相对等的关注。
首先，如何定义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有的版本中，它们是指非国有（包括集体）非外资企业，在有的版本中它们又仅指私营企业。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关于民营企业数量、产值以及占GDP比例的公开数据。
然而即使这样，也并不妨碍我们从各种版本的统计中为近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CEIC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同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民营（私营）企业在“国退民进”中壮大的现状。
1999年，私营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比例还不到10%，至2003年，这个比例超过了34%（图3）；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期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的数据变化是从57.54%到23.29%。另外一个可以让人对民营经济实力刮目相看的数据是：1999年，民营企业在国内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达51%，而至2003年，这个比例又上升为62%（图4）。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逐步渗透和其庞大体量已远不是过去“船小好掉头”的景象。
虽然遗憾的是，我们没能为这两组数据添加上它们在2004年的最新变化。然而过去一年，民营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载浮载沉”（见后文），为我们旁证了民营经济在宏观经济中融入加深的程度。
回溯这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路径，我们看到：1988年，修宪为“私营经济”正名；1993年，“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9年，宪法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004年，“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民营经济正是在这种逐渐明确和强大的保障下复苏和成长。三年的“《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显示，目前民营资本只是在竞争性领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在非竞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部门力量仍显薄弱（图1、2）。随着今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发，民营资本在法律、法规未限制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力量必然会有更多“厚积薄发”的案例。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说“民营即宏观”的机会，但至少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民营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谈论宏观，已不能不谈民营经济。这对富人们和其他民营企业家来说，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关注，在2004年以后，同样迫切。
笃信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崇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近年来，质疑自由市场的一种声音是，“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民营经济效率论者看重的自然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回到“《新财富》富人榜”样本本身，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另一些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从2003年第一次上榜、2004年再次入选、2005年双双出局的两位曾经的“《新财富》富人榜”榜上富人：唐万里和郑建源身上，我们可以体会，这些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附表）。
2004年，唐万里家族庞大的德隆集团因“短融长投”等问题，在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人们发现，“在德隆危机的深处，不仅仅是一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公司，它还是一个庞大复杂、充斥违规交易的黑洞”。德隆问题在2004年甚至还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对同类企业的信任危机。与唐万里相比，同样有名有姓有出身的富人郑建源也许只是一个“虚拟人”。从2003年第一次上榜，到2005年因“平安上市”而淡出本榜，我们一直无法从现实中发掘出郑建源的真实存在。谁？何路资本？在郑建源的面具下演绎资本故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注意到，接替郑建源在今年上榜的是一些新面孔。“虚拟人”的故事是否在富人榜重演？我们将继续关注。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这些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负面影响的程度有多深，但是我们确信，任何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领域，都必须依托着一个健全、正常的肌体，而秩序和透明的规则就犹如这个肌体的筋脉。当前民营经济的某些领域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筋脉。